中小学教师负担的问题表征与纾解之道
The Problem Representation and Solution of Teachers’ Burde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DOI: 10.12677/ve.2024.135205, PDF, HTML, XML,    科研立项经费支持
作者: 张雅芬, 邱小健, 朱咸静:赣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西 赣州
关键词: 中小学教师教师负担教师减负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Teachers Burden Reduce the Burden of Teachers
摘要: 教师负担是指教师在不同的空间内和不同的时间里所承担的工作量和工作内容。其负担具有主客二重性、时空交融性、内容复合性的特点。当今中小学教师负担的问题表征体现为:“双减”背景下的课后服务与作业设计负担;“县管校聘”背景下的教师流动负担;教育数字化背景下的数智教育负担。为纾解教师负担,可从减量、提质、增权三方面着手。
Abstract: Teacher burden refers to the workload and work content undertaken by teachers in different spaces and times. Its burden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uality of subject and object, integration of time and space, and complexity of content. The problems of teachers’ burde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re as follows: the burden of after-school services and homework desig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reduction”; the burden of teacher mobil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unty management and school employment”; and digit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 burde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ducation digitization. In order to relieve the burden of teachers, efforts can be made in three ways: reducing the quantity,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increasing the power.
文章引用:张雅芬, 邱小健, 朱咸静. 中小学教师负担的问题表征与纾解之道[J]. 职业教育发展, 2024, 13(5): 1300-1305. https://doi.org/10.12677/ve.2024.135205

1. 引言

近年来,教师负担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和社会各界的重要议题。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中小学教师存在着过重的工作负担问题,并提出了20条具体的举措来切实减轻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1]。“双减”政策意在减轻学生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而教师作为学校政策的执行者,需要承担起更多的教学和非教学工作。因此,自“双减”政策颁布后,学生的负担在不断减轻,而教师的负担反而呈现出越来越重的趋势。在2022年全国两会上,不少委员呼吁“在推进双减的同时推进教师减负”[2]。2023年10月,一名小学女教师因工作负担过重而自杀身亡的事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教师负担的激烈讨论。教师负担“是什么?从何而来?到何处去?”是值得探寻的问题。

2. 中小学教师负担的特点

() 主客二重性

对教师负担最经典的分析取径就是从负担的“主观–客观”层面[3]来分析。教师负担是由教师主观感知到的负担和客观存在的负担所组成的,教师的客观负担是指教师在工作过程中工作时间的长短、工作量的大小、工作内容的多少等可以用具体数据测量出来的指标,客观负担具有外显性,可以脱离教师个体而进行客观的衡量与分析。由此可见,客观负担是具有共性的,是每一个从事教师行业的人必然会承担的负担。教师主观感知的负担是指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所体验的工作压力、教师之间在交往和竞争中产生的压力、在家师关系中承担的责任以及由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所带来的身体上的不适和精神上的不安。因此教师主观感知到的负担是因人而异,具有个体差异性的。而教师的主观负担是难以通过表面现象而测量的,具有一定的内隐性。教师负担的主客二重性最主要体现在教师的主观负担可能是由客观负担所引起的[4],教师负担会产生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即教师的客观负担一旦超过一定的限度,则会引发教师的主观负担。

() 时空交融性

教育数字化的发展,“互联网 + 教育”深入人心,教育跨越了空间的界限,教学模式实现了线下与线上教育的融合共生,教师工作的物理空间由校内延伸到了校外。教师在校内未能完成的工作带到了校外完成,教师工作的空间边界逐渐模糊,工作空间的延伸倒逼着工作时间的延长,必然来带来了教师负担的持续增加。信息技术的发展,教师能够进行线上和线下的办公,教师的时间也被充分利用起来,教师的碎片化时间被侵占,工作时间不断延长。工作时间的延长侵占了教师的私人时间,从而将工作空间从校内带到校外空间。教育数字化的发展使得教师工作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教师的私人时间和空间被工作所侵占,教师工作从固定时间和固定地点转变成了从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工作的时空边界逐渐模糊,教师的时间负担和空间负担交织、融合在一起,教师负担呈现出时空交融性。

() 内容复合性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教师首先作为人势必和周围的人产生关系和联系,并且任何人不可能只承担一种角色,而是承担着多重角色,而不同的角色又总是和更多的角色所联系[6]。教师在不同的场域中和不同的人产生社会关系,承担多重角色。在学校场域中,教师是教书育人者和行政末梢者,在校外场域中,教师是终身学习者和家庭负责人。教师所拥有的多重角色带来了多重的角色负担。教师承担了较多的非本职性的行政事务,成为“行政末梢承压者”[7]。过重的分外行政事务,给教师增加了工作负担。教师不仅是教育者,也是终身学习者,教师要持续学习,不断提高专业化水平,实现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在有限的时间内,教师所承担的角色越多,各项工作内容就越多,所分配的时间就越少。由于工作内容的复合性,当教师不能平衡好时间的分配和角色的转换时,就容易造成多重角色冲突,给教师带来沉重的负担。

3. 中小学教师负担的问题表征

() 提质负担:“双减”下的课后服务与作业设计负担

教师工作负担的本质是教师时间的分配,主要表现在所分配的时间数量和时间结构上[8]。“双减”是为了教育的提质增效,因此“双减”之后课后服务与作业设计成为了提质增效的重要抓手,而教师是课后服务与作业设计的主要实施者。教师任务的增加也意味着工作时间的延长,教师的教学任务由原来的备课、上课和作业批改增加了课后服务和作业设计。在课后服务中,教师面临着工作时间延长、工作内容增多、工作难度加大、学生安全问题等心理负担。相关研究表明,在课后服务中,平均每位教师需要对接约14名学生,这无疑是教师负担过重的表现之一[9]。课后服务延长了学生在校时间,也延长了教师的工作时间,教师在校内未完成的工作只能带回家中完成,教师的工作地点由学校转移到家中,教师不得不居家办公。有研究发现,大部分教师在家继续工作的时间为1~2小时,教师每天在家继续工作的平均时间达到1.63小时[10]。双减之下,为减轻学生的作业负担,对教师的作业设计提出了要求,作业设计需要做到量的减少和质的提高。以往为了学生成绩的快速提高,教师们一般采用“题海战术”以量取胜,作业量的减少可能达不到知识点巩固的效果,学生的成绩会随之下降,学生的成绩与教师的考评相挂钩,学生成绩的下降会给教师带来心理负担。质的提高则要求教师进行具有个性化、层次性和弹性的作业设计。作业设计增加了教师的工作内容,耗费教师心力,增加了教师的身心负担。

() 流动负担:“县管校聘”背景下的教师流动负担

“县管校聘”是指公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归县级教育部门统一管理,由全县各个学校进行教师的聘任。“县管校聘”是通过教师流动实现教育资源的优质均衡配置。教师流动是指教师和学校双方互选而实现的教师岗位的变动[11]。“县管校聘”下的教师流动属于组织间的流动,即教师在不同学校之间的流动。教师流动不仅是地理上的变化,也带来了社会关系的变化、人际关系的重建。

首先,教师到另一所学校进行交流轮岗时,学校的地理位置发生变化,有些教师的居住地离原来学校较近,而经过轮岗之后学校可能距离居住地较远。教师的通勤时间延长,加之交通不便,可能给教师带来时间负担。

其次,教师交流轮岗到新学校,需要重新和周围的人建立人际关系,包括师生关系、师师关系和家师关系。教师不仅要在适应新环境的同时,进行教育教学的工作,还要处理好新学校的人际关系,这给教师带来了人际交往的负担。教师在新的环境中对于学校文化需要经历“适应–认同–融入”的过程,教师如果不能尽快地融入新环境,会造成教师缺乏归属感,产生孤独感等心理负担。一项调查研究显示,教师在交流轮岗中存在着对学校认同感低、人际关系淡漠和工作责任心弱化等问题[12]

最后,教师在“县管校聘”中除了需要应对教育教学工作和人际交往之外,还需要关注自身的专业发展问题。从时间–社会理论视角来看,教师的社会时间可以分为文化时间、制度时间、互动时间和自我时间,而教师的自我时间服从于更加宏观的文化时间和制度时间[13]。教师的专业发展所需的是教师自我时间,往往被其它宏观时间侵占和挤压。

() 数字负担:教育数字化背景下的数智教育负担

在21世纪的数字时代,教育正逐步实现“电子化、网络化、个人化”,这种改变已使教师工作性质发生了显著改变。然而,教育数字化趋势也加重了教师的工作负担,这主要体现在工作时间和数字素养两个方面。

教育数字化延长了教师的工作时间。教育的数字化使得教师的工作时间几乎没有界限,教师需要全天待命,随时被传呼。传统上教师的工作时间是相对固定的,主要分布在学校的课程时间以及课后的备课和评估时间。然而在教育数字化背景之下,网络教育平台以及各种聊天软件的使用,使得教师的时间界限变得模糊。学生或家长可以通过这些工具随时向教师提问,教师需要及时对信息进行处理和回复。同时,虚拟课堂、在线学习资源的制作也需要教师投入更多的时间。再者,教师还需要花费时间监控学生的在线学习活动,并根据学生的学习数据进行反馈。这无疑极大地延长了教师的工作时间。

教育数字化对教师的数字素养提出了新要求。由于缺乏数字素养,造成了课程设计难、学习评价难、课堂监管难,客观上加重了教师的工作负担[14]。教师不仅需要掌握基本的计算机操作技能,还需要学习如何使用各种教育软件,如在线教育平台、互动学习工具、测评系统等。此外,教师还需掌握如何开展网络教学,包括设计和组织线上活动、制作和编辑数字学习资源、评估和反馈线上学习结果等。这就要求教师具备较高的技术能力。而对于一些中老年教师来说,他们可能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能力去学习这些技术。这种情况下,他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去适应数字化的教学模式,这无疑给他们增加了额外的压力。

4. 中小学教师负担的纾解之道

() 减量:减轻非教学任务

根据CEPS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教师的课堂教学时间仅占总工作时间的1/5 [15],这说明了教师承担了过多的非教学工作量、花费了过多的非必要工作时间,而教师的本职工作是教书育人,因此必须要减轻教师的非教学工作量,合理分配教师的工作时间,并且确保教师的时间和精力主要投入于教学工作。目前,已有部分省份颁布了教师减负清单,列举出来一些条例,但仍没有系统的规定哪些为非教学任务,因此,需要明确非教学任务的类型,从而有针对性的减轻教师的非教学任务。按照不同场域的划分,非教学任务可以分为四个层面,第一是个人发展,包括自主学习、参加培训、科研及论文撰写等,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方面的任务。第二是学生管理,包括班级管理、考勤、纪律管理、各类学生事务处理等。第三是行政管理,包括填写各种表格、报告、统计数据等,参与学校会议和行政工作。第四是家长沟通,包括与家长进行交流、开展家访、回复家长来信等,维护良好的家校合作关系。为减轻教师的非教学负担,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首先学校应鼓励教师进行个人发展,提供培训机会、研究资源,有针对性地开展职业发展规划。其次学校加强学生的管理,配备一名生活老师,明确责任分工,减少教师在学生管理上的负担,推行班主任 + 生活老师分管制度。再次,学校建立健全规范的行政管理体制,减少社会事务进校园,精简文件和会议,减少不必要的行政手续和文件,优化工作流程。最后,鼓励加强家校合作,通过网络平台、家长会等方式进行沟通,提高信息的传递效率。

() 提质:提升教师数字素养

教师负担包括主观感知的负担和客观存在的负担,教师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来提高工作效率,减轻工作负担,这就需要提升教师的数字素养。教师数字素养的提升不仅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还能够提高教师的教学效果和专业水平。

首先,教师要树立数字化意识。教师要认识到数字化给教与学带来的机遇,主动使用数字技术和数字资源提升工作效率,树立使用数字资源迎接挑战的信心。相信数字化教育工具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加个性化、多样化、便捷化、质量化的教育服务。这些服务可以帮助教师更好地解决日常的教学问题,同时也能够提高教师的认可度和可信度,进一步减轻教师因应对学生问题而带来的工作压力。

其次,教师应加强对数字技术的学习与应用。教育技术的日新月异要求教师不断学习新的数字工具和应用,例如在线教学平台、教育软件和学习管理系统等。教师应积极参与培训和学习活动,了解最新的教育技术趋势,并运用于教学实践中。通过掌握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帮助教师更高效地进行课程设计、教学管理和学生评估,并且可以自动生成学生档案和公示信息、提供在线作业/答疑等支持,从而简化了教师的工作流程,节省了时间和资源。

最后,教师应加强专业发展和反思。数字化教育工具可以帮助教师成为更加在线化、社交化、交互化的人,进一步提高了教师的专业素养、自我管理和工作效率。通过参与数字化教育,教师可以与同行交流、分享和学习,分享和学习教学资源,提高教育质量。

() 增权:增加教师专业自主权

教师专业自主权是指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拥有自主权和决策权的能力,能够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合理安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资源,以提高教学效果和教育质量。教师是教学的主体,应该拥有一定的专业自主权。学校管理者应该尊重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创新精神,减少不必要的行政管理压力,鼓励教师在教学中发挥创造力。

首先,专业自主权促进教学创新。给予教师专业自主权,让他们能够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自身的专业知识,灵活地设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这样可以激发教师的创造力和教学激情,提高教学效果,减轻教师因为固定教学模式而产生的工作疲劳。

其次,专业自主权促进专业发展。给予教师专业自主权,可以鼓励教师积极参与专业发展活动。教师可以选择参加教育培训、学习教学研究成果,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这样可以增加教师对自身工作的满意度,减轻工作压力。

最后,专业自主权增强教师的决策权和话语权。给予教师专业自主权,可以让他们参与学校的决策和规划过程。教师了解学校和教育政策的具体情况,可以提供更具体、实用的建议和意见,同时也可为教师提供更多的话语权,使其在学校运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样可以增强教师对自己工作的掌控感,减轻工作负担。

5. 结语

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不仅是国家政策的关注热点,也是社会的重要议题,减轻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已经成为教师的现实诉求。本文通过对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的特点进行总结,分析当前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的问题表征,从减轻非教学任务、提升教师数字素养、增加教师专业自主权三个方面来减轻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期望能够促进学界对于教师减负问题的理论探讨,对我国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该研究的价值在于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文献参考;为教师减轻工作负担,促进专业发展;提高社会各界对于教师的包容和理解。

基金项目

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中小学美育课后服务的实施困境与优化路径研究”(项目编号:YC2023-S84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赣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基于STEAM教育理念的小学红色研学旅行课程设计研究——以赣南苏区为例”(项目编号:YCX23A02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新华社.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EB/OL].
https://www.gov.cn/zhengce/2019-12/15/content_5461432.htm, 2024-06-16.
[2] 人民网. 民进中央: 关于“双减”背景下合理减轻教师负担并提供有效激励与保障的提案[EB/OL].
http://cpc.people.com.cn/n1/2022/0228/c442045-32361827.html, 2024-06-16.
[3] 董辉, 刘许, 张海蓉. 教师的工作负担、角色异化与减负治理[J]. 教师教育研究, 2022, 34(5): 64-70.
[4] 张家军, 韩硕. 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的认知逻辑与优化路径[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3, 43(7): 26-33.
[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56.
[6] 杨秀玉, 孙启林. 教师的角色冲突与职业倦怠研究[J]. 外国教育研究, 2004(9): 10-13.
[7] 方庆圆. 智能时代中小学教师负担的问题表征及纾解[J]. 当代教育科学, 2023(5): 22-30.
[8] 王洁, 宁波. 国际视域下上海教师工作时间与工作负担: 基于TALIS数据的实证研究[J]. 教师教育研究, 2018, 30(6): 81-88.
[9] 于川, 杨丽乐. “双减”政策背景下教师工作负担的风险分析及其化解[J]. 当代教育论坛, 2022(1): 87-96.
[10] 刘乔卉, 裴淼. 中小学教师的时间困境——基于T市中学教师的混合研究[J]. 教育学术月刊, 2021(6): 76-82.
[11] 方征, 谢辰. “县管校聘”教师流动政策的实施困境与改进[J]. 教育发展研究, 2016, 36(8): 72-76.
[12] 李国强, 袁舒雯, 林耀. “县管校聘”跨校交流教师归属感问题研究[J]. 教育发展研究, 2019, 39(2): 78-84.
[13] 张家军, 何心玥. 教师负担的社会时间结构分析及治理路径[J]. 教育学术月刊, 2023(7): 11-18.
[14] 张辉蓉, 等. 重大疫情下中小学网络教学: 机遇、挑战与应对[J]. 课程∙教材∙教法, 2020, 40(5): 58-63.
[15] 李新. 教师的工作负担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4-2015学年)数据的实证分析[J]. 上海教育科研, 2019(3): 5-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