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产教融合作为现代职业教育的基本特征和最大优势，也是改革中的难点与重点。多年来，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处于低效阶段，尚未达到深层次、紧密度高的协同合作状态，“产教脱节”、“校企合作薄弱”、“政校企割裂”等现实困境难以突破。为应对这些挑战，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直面当前产教融合中的难题，把“打造市域产教联合体”明确列为三大战略任务之一[1]。作为深入推进产教融合的新型跨界协作组织，市域产教联合体为促进职业教育提质增效，急需高质量发展。
当前，共生理论普遍应用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领域中，主要探讨地方高校产教融合[2] [3]、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4] [5]、区域人才培养[6] [7]、校企合作治理模式创新的逻辑[8]和高职院校社会服务的逻辑[9]等方面，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相关方面进行研究，剖析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共生系统，提出了相应的推进策略，为职业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建设性的指导和建议。如张元宝等人基于共生理论视角对应用型高校现代产业学院进行研究，构建了现代产业学院共生体系[10]。相对而言，当前研究主题鲜有应用共生理论深入讨论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因此本文将在共生理论框架下，分析市域产教联合体共生系统，旨在推动产教融合组织实践探索和理论建设不断深化，并提出适应新时代，有效促进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实践路径。
2. 市域产教联合体：概念与特征
2.1. 概念界定
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指出：“省级政府以产业园区为基础，打造兼具人才培养、创新创业、促进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功能的市域产教联合体”[1]。目前学界尚未对其释义达成一致理解。唐智彬从公共价值创造的视角认为市域产教联合体具有倡导多元合作、追求共同利益和一体化发展等理念[11]；许本洲认为市域产教联合体作为一种高阶的产教融合形式，拥有跨界性和共生性等特征，温贻芳认为市域产教联合体是重塑价值观念、重新构建主体地位和整合要素资源的新型组织，是联合体向高职院校如何在专业链、人才链和创新链上找寻突破点发出的一张“问卷”[12]。综上，对市域产教联合体做出初步的定义：以地方政府、职业院校、行业企业和科研机构为主体，依托职业教育资源相对富集的产业园区，四元协同配合、共建共管且兼具培养高素质人才、促进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等功能的实体化运行的社会有机体。
2.2. 基本特征
市域产教联合体的构建是我国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和促进产教深度融合的重要战略，其显著特征主要呈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主体多元型。市域产教联合体主要以地方政府、职业院校、行业企业和科研机构四元为主体，多主体之间的密切互动、紧密相连呈现出多元化和组合化的特点。二是政府主导型。市域产教联合体的核心目标是发挥地方政府在其内部的主导作用，以政府为统筹者，推进联合体的实体化运营。三是资源富集型。市域产教联合体以总产值位居全省前列的产业园区为依托，该园区内聚集了丰富的职业教育资源和产业行业资源，并且相对于其他地区，该园区具有更加集中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资源。四是运营实体型。实体化运营是市域产教联合体与其他松散型组织最本质的区别，其核心逻辑在于以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和人力资源开发为基础，与产业园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需求密切结合。五是布局区域性。“市域”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上的概念，更是一个功能性单位，旨在为特定地区提供服务。其定位为地方服务机构，通过各参与主体的协同发展，推动职业教育和产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以满足社会市场需求。
3. 共生理论对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适切性
3.1. 共生理论阐述
共生理论(Symbiosis Theory)最初在生物学领域产生，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Anton de Bary)于1879年提出的[13]，是指在特定的共生环境中，多个不同的共生单元通过形成特定的共生模式来保持彼此依存并相互影响[14]，逐渐形成互惠共生和协同演化的共生关系。其核心观念在于运用相互补充、公平合作和共同成长的基本原则，来达成对称互惠共生和一体化共生的共生模式[15]。共生理论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展，已涉及到社会科学和经济管理等学科领域，这一理论为这些学科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富有价值的思考和方法。共生理论研究聚焦于共生环境、共生单元和共生模式三个方面内容[16]。
共生单元，又称共生主体，是形成共生系统基础能量的产生和交换单位。对于每个共生主体而言，其所投入和产出的信息、能量和物质被统称为质参量。如果共生单元之间存在强烈的资源互补性，则这些质参量可以相互作用和交换，实现资源的流动和转化。也就是说，至少存在一组质参量在共生单元之间是相容的，这种相容性是共生的基础和条件。因此，共生单元的存在不仅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的，更是基于特定的共性实现了相互合作和协同作用的高度发展形态。
共生模式，又称为共生关系，是用于描述共生单元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或结合形式的概念，可以反映共生单元之间作用强度的大小，包括行为共生模式和组织共生模式两种。根据能量产生效果的差异，行为共生模式可以分为寄生共生模式、偏利共生模式、非对称互惠共生模式和对称互惠共生模式四种类型。根据共生主体演化特征的差异，组织共生模式可细分为点共生、间歇性共生、连续性共生以及一体化共生模式四种类型。这些不同的共生模式具有各自独特的特征和行为机制。不同的共生模式通过调整共生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影响着能量在共生系统中的流动和利用方式。高级的共生模式往往表现出更为复杂而有益的互动形式，这种复杂性有助于共生系统的协同进化和持续发展。
共生环境是指超出共生单元范畴的所有因素总和，包括正向环境、中性环境和反向环境。共生环境通过不同类型的物质、信息和能量等资源的相互交流作用，调节和影响共生单元和共生模式的演化和发展。同时，共生单元和共生模式也可能对共生环境进行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和干预。因此，环境和共生单元、共生模式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相对于共生主体和共生模式而言，共生环境是外在的，存在连续的可变性和波动性，并且具有不可反抗性。
3.2. 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共生基础
从共生理论视角来看，市域产教联合体中的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与共生理论所强调的多主体参与、资源互补和协同发展的运行机制相契合。一是市域产教联合体打破了教育系统和产业系统之间的边界，是地方政府、职业院校、行业企业和科研机构等多主体共同合作的社会性工程，旨在实现教育领域与产业领域之间的相互融合与协同发展，是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与教育链四链融合的典型组织载体，完全切合共生理论多元主体的基本特征。其次，市域产教联合体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育人过程与生物学的“共生”特征类似。一方面，虽然各主体的目标存在差异，但他们之间的利益相互关联且高度耦合，形成了“共生”的前提。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以及其知识的创造和传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也需要企业保持健康发展和持续盈利能力；而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的发展也依赖于地方政府所创造和维护的良好政策制度环境；企业依赖学校提供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培养，获取高素质人才；学校依赖企业提供实践机会和行业需求，保持教育质量与时代接轨，提升就业竞争力。另一方面，在市域产教联合体中，地方政府起引领和协调作用，职业院校承担人才培养和技能教育角色，行业企业提供实践基地和就业机会，科研机构支撑创新引领，形成了“共生”的过程。各个主体通过相互协作，在市域产教联合体内各司其职，在信息、物质和能量的生产和交换中相互依存和互惠互利，共同进行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共生界面是共生系统中三要素相互作用的媒介，它在不同类型的物质、信息和能量之间提供了交流和转化的载体[16]，市域产教联合体在共生系统内充当着媒介的角色，形成了系统的共生界面。
4. 共生理论视角下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分析框架
4.1. 市域产教联合体共生系统中的共生单元
以市域产教联合体为共生界面的共生系统主体包括职业院校、行业企业、政府和科研机构，它们在市域产教联合体共生系统中被视为四个主要共生单元。这四个相关主体之间的资源匹配性可以通过彼此的资源互惠性来说明。共生单元特征可以通过质参量来描述[16]。在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共生系统中，职业院校、政府、行业企业和科研机构围绕着市域产教联合体的构建和完善从事一系列基本性活动，这些活动涉及的相关投入和产出要素，被视为共生单元的质参量(见图1)。
首先，地方政府作为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中的战略规划者、产教融合政策制定者和公共资源配置者，可以为市域产教联合体提供资金支持、产业政策支持、土地和场所支持、教育资源支持、政策环境营造支持以及联合推广和宣传等多方面的帮助，推动联合体的发展，促进区域产业技术高质量有效发展和人才培养。地方政府通过资源投入支持市域产教联合体，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产业竞争力提升、人才培养、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社会声誉与可持续发展等多方面的效益。这些效益将推动地区的发展，并使其更具活力和竞争力。第二，职业院校作为人才培养、知识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重要推动力量，其重要价值在于为联合体提供包括人力资源、教育资源、实践基地、教育项目、研究合作和人才培训等基础性资源在内的全方位支持。这将促进联合体的教学、科研、创新和人才培养工作开展，加强学校教育与产业需求的有机衔接。再次，行业企业作为共建主体、技术高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实施机构，在产教融合中的优势在于，可以通过技术资源、人才资源、资金投入、实践场所投入和市场资源投入等方式，推动产业发展和职业教育的协同发展，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提升整体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最后，科研机构与市域产教联合体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推动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促进产学研用的有机结合。科研机构可以通过研究人员和专家投入、实验室设备和研究设施投入、专业知识和技术支持等方式，加强与联合体成员的合作，实现科研成果产业化、学术交流和创新能力的提升。
Figure 1. The quality parameters of symbiotic units
图1. 共生单元的质参量
4.2. 市域产教联合体共生系统中的共生模式
市域产教联合体内职业院校、政府、企业行业和科研机构之间的共生模式不仅揭示了各共生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和强度，同时也反映了这种相互作用对整个系统的影响程度。除此之外，这些共生模式不仅涉及到共生主体之间不同类型的资源、技术和信息等的生成与交流关系，以及能量交换的关系。共生能量是指在共生单元之间进行协作与互动时所产生的全新能量，它代表了系统能量的增加。共生模式具体分两种，分别为行为共生模式和组织共生模式。
4.2.1. 组织共生模式
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组织共生模式包含点共生、间歇性共生、连续性共生以及一体化共生四种组织模式，每一种模式都有独特之处。在市域产教联合体共生系统的点共生模式中，共生单元之间建立一种全新的合作关系，以便实现具体的目标。一般情况下，这种合作发生在执行特定任务的过程中，该任务作为中介，使得合作过程相对简单且具备一次性的特点。合作任务完成时，共生关系也随之结束。举一个例子，职业院校与某企业进行联合研究，主要内容是对某项关键技术进行探索，这种合作模式可以称作点共生模式。市域产教联合体中的间歇共生模式可以被看作是由多个点共生关系组成的集合。也就是说，共生关系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或者说，同共生关系根据任务的不确定性多次建立。该模式中的合作共生关系表现为多次发生的特征，可以通过单一介质连接，也可以通过多个介质连接。此外，与点共生模式相比，市域产教联合体中共生系统中的间歇共生模式更具有稳定的共生关系特征。连续共生模式是指在共生过程中，一组共生单元之间的相互作用持续进行，并保持较长时间的连续性，这种模式具有时间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特点。与此不同，一体化共生是指共生单元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理论上可以无限制地进行，从而使共生单元之间形成长期存在的共生体。这种模式具有时间一体化的特点和相对稳定性。[17] [18]一体化共生被普遍视为共生系统中一种较为理想的模式，而点共生、间歇性共生和连续性共生则可作为有益的补充。
4.2.2. 行为共生模式
行为共生模式是一种基于能量产生效果差异进行分类的概念。根据这个分类，可以将行为共生模式细分为四种类型：寄生共生模式、偏利共生模式、非对称互惠共生模式和对称互惠共生模式。对称互惠共生模式被广泛认为是一种稳定性较高的模式。它通过建立对称性分配机制，实现共生单元(如政府、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等)之间的最优协同状态。在这种模式下，各个单元的优势能够得到充分的互补，彼此之间的利益也得以紧密联系。同时，对称互惠共生模式还能够促进不同类型的资源、信息和能量的产生和互换，从而达到最高效率的状态。然而，根据当前对各种环境因素和共生主体内在特征的观察，对称互惠共生模式仅在产教融合实践中被视为一种理想化模式。这意味着在其他领域或情境中，并不存在绝对的最佳选择。相反，在我国的产教融合实践中，非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更加普遍。这是因为非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具有更强的适用性、可操作性和实施性，更能够满足实际需求和提供实际效果。
4.3. 市域产教联合体共生系统中的共生环境
市域产教联合体共生系统的共生环境被定义为影响该系统的职业院校、行业企业和地方政府以外的各种因素，主要包含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所构成的因素。共生关系的建立、维持与演化依赖于国家政策的支持。政策、法律、产业、市场等因素构成共生系统的外部共生环境，这些外部因素是共生单元生存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对共生单元起重要的支撑作用。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外部环境由经济现状、社会需求、行业发展、政策支持及地域文化等组成。其中，对产教融合共生的支持性政策制度对于引导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方向和进程具有明显的引领作用。对于市域产教联合体共生系统而言，共生理念、参与动力和组织结构等决定了内部共生环境对共生关系的促进或抑制作用。内部共生环境在起促进作用时被视为正向环境，但对共生关系发展起抑制作用属于反向环境。互帮互助的共生理念是产教融合的前提条件，共生共赢的动力是产教融合的基础，完善的组织结构是产教融合的保障。这些由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所构成的要素通过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对市域产教联合体共生系统产生不同的影响。
最佳的产教融合共生环境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外部环境的积极因素，以促进共生主体之间实现双向激励，在实践中可以建立一种相互作用的机制，这种机制具备能够促使各方产生双向激励效应的特性，以促进共生单元之间的积极互动与合作，进一步推动一体化和对称性互惠共生关系的形成。与共生主体和共生模式相比，共生环境作为外部要素对共生系统的影响具有可变性和不可预测性。因此，市域产教联合体旨在充分利用外部环境的激励效应，激发共建主体的内在共生动力，促进人才链、教育链、产业链和创新链的有机整合，实现更紧密的互动与协同，达到理想的共赢环境。
4.4. 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共生形成
地方政府、职业院校、行业企业和科研机构在市域产教联合体这一共生界面，进行信息、技术、人才及资源等要素相互作用，为四个主要参与主体形成潜在共生关系提供了必要条件。然而，仅凭此并不能形成真正而长效的共生关系。形成四个主要参与主体之间的共生关系还需要产生一定的能量盈余，这种能量盈余是共生系统增值能力和互补发展能力的总体反映。在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共生系统中，若地方政府、职业院校、行业企业和科研机构之间的能量生成大于能量损耗，这意味着它们具备了共生条件，并且形成了有效而可持续的共生关系。简言之，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共生系统是在一定的产教融合环境支持下，地方政府、职业院校、合作科研机构和行业企业等共建主体按照特定的共生关系，在市域产教联合体这一共生界面上进行协同合作。通过跨界整合各种异质性资源要素，如人才、技术、资金和社会声誉，实现这些要素的生成与对称分配(见图2)。
Figure 2. The quality parameters of symbiotic units
图2. 共生单元的质参量
5. 打造市域产教联合体所面临的困境
自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中首次引入“产教融合”这个概念[19]，国家对于发展产教融合建立了许多创新型组织，从“职业教育集团”、“产业学院”、“企业学院”到“产教融合型城市、行业、企业建设试点”，再到“校中企(厂)”合作模式，都是职业教育领域深化产教融合改革的重要举措，它们既有相似性，也有不同。在这些组织中，合作主体之间普遍缺乏稳定的动力机制，互利合作的共生关系效率低下，并且区域共生环境的支持不足，从而阻碍了各主体之间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和合作创新的实现。市域产教联合体作为深化产教融合的新载体，其建设目前处于初级阶段，传统产教融合逐步暴露出的问题和矛盾可能是市域产教联合体以后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其面临的问题和矛盾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5.1. 市域产教联合体面临着陷入动力不足的困境，缺乏可持续的动力机制
作为促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有效进行的驱动力量，动力机制是促使其顺利、深入和有效实施的有利因素的机构体系[20]。在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共建过程中，各方的诉求存在差异。地方政府希望集聚产业人才，为促进区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职业院校期望通过引入外部异质性资源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企业则追求通过拥有人才、知识、技术和政策支持来增强其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行业组织希望通过组织会议、商谈和沟通，提高社会声望和行业话语权。然而，现实中存在多种因素，如知识应用的风险性、人才培养的周期性、技术创新的难度性以及声誉构建的长期性等，导致各方的短期利益需求难以平衡，因此出现了观望行为，产生了“造血式”的长效动力机制难以建立的问题。
有学者研究表明，成本与收益在校企合作的可持续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预期获益被认为是促使企业长期投入的关键推动力[21]。政策和法律层面对于行业企业的经济性、商品性和利润性的需求提供的支持和保障存在不足。与此同时，政府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实体化建设的关注大多聚焦于初步的整体规划和参与者动力激发方面，但对后续工作的注意力不足。这种情况对市域产教联合体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为了实现市域产教联合体的持续发展，各主体需要在联合体内实现价值增值和创收，建立长效动力机制，寻找各主体之间互补需求和核心动力要素。
5.2. 市域产教联合体面临共生模式低效，未形成一体化与互惠性共生模式
市域产教联合体是一种新型的产教融合模式，目的是使创新链、人才链、专业链和产业链四链有效结合，实现产业集群与合作主体之间的有机衔接，促成共同合作、互利互惠和资源共享，最终形成产教一体化的发展形态。共生模式作为一种综合体现，反映了市域产教联合体中各合作主体之间的互动和资源交换程度以及资源、信息、资金等要素的交流情况。从合作主体的结合形式来看，当前存在的产教融合组织中，各主体之间倾向于一种分散的、碎片化的合作关系，参与各方“貌合神离”，合作形式倾向于走“拼盘式”、“形式化”的老路，而这种合作关系在合作基础和稳定性方面都相对较为脆弱。从人才培养体系、课程建设和授课教学等方面来看，存在着各自为政的情况。在“3 + 3”项目中，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方案与高职教育的方案之间存在偏离或脱轨的现象；而在“3 + 2”项目中，高职教育的职业性和实践性人才培养方案在本科阶段被本科学科体系的教学计划所替代。尽管多年的实践使得各参与主体间的共生程度逐渐提高，但仍然存在一些过程性教学和管理任务缺失的现象，未能生成完全一体化的共生关系。从共生行为模式来看，各个共生单元主要呈现出非对称的互惠共生模式，其中新增能量的流动在共生单元之间产生的具有单向性和不对称性。同时，在产教融合过程中，存在着主体之间的“搭便车行为”、资源配置“囚徒困境”以及利益相关者长期博弈的困境，这些往往导致难以平衡各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
5.3. 市域产教联合体共生面临环境偏差，不利于各共生主体关系的建立
构建市域产教联合体不仅是职业教育实现优质发展的内Q在需要，也是职业教育类型属性的具体体现。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发展受到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影响。
外部环境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偏差。首先，各级政府部门尚未形成协同治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局面。政府部门的政策协同对于建立产教融合共生关系至关重要。实践证明，虽然自1952年以来关于产教融合的政策文献在不同时间段和不同部门之间有所增加，但各发文部门的协同情况并不理想，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同时，这些政策多数属于宏观层面的纲要文件，缺乏微观层面的详细规定，导致各地在政策实施方面标准不一致，甚至面临多边博弈和抗衡带来的困扰。第二，社会上存在明显的职业教育文化认同偏差现象，严重阻碍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共生关系的构建。当今社会存在“崇尚学历而非技能”的文化认同危机，导致尽管国家对职业教育给予高度重视，但“崇尚技能”的职业教育文化并未在社会中形成普遍风尚。在这种情况下，职业院校的产教融合共生体建设存在较大困难。由于社会存在的职教认同偏差，行业知名企业、大型企业不愿与职业院校建立深层次合作关系，而是与研究型等高校开展校企合作。因此，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的共生只能依托中小微企业进行，这样的共生体具有脆弱性。
在内部环境方面，存在以下偏差。首先，文化认同不统一，不同参与主体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和行为习惯可能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可能导致沟通障碍、理解不同和协作困难，从而影响联合体的共生发展。第二是缺乏信任和合作意识。参与主体之间缺乏相互信任和合作意识，往往很难形成良好的共生文化。这可能会限制联合体的综合发展，而不是各方试图共享资源、信息和机会。最后是文化融合不足。市域产教联合体内的参与主体在文化上可能没有充分融合。在各参与主体之间，缺乏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和缺乏合作创新的思维方式和行动，这将限制联合体共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6. 共生理论视阈下市域产教联合体发展路径
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存在意义在于政府、学校和行业企业等之间的协作互补，具有大于“产教”独自发挥作用的功能。共生理论聚焦于社会组织之间的协作发展和互惠共赢，旨在通过综合分析共生动力因素、环境因素和共生模式，建立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同发展机制。市域产教联合体是指基于资源整合和以共同繁荣为目标的一种协同行为，其本质是教育领域与产业领域之间进行跨界合作，共同促进发展。因此，共生理论中的一些概念，如共生动力、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对于解决我国市域产教联合体目前面临的问题——主体动力不足、共生模式低效以及环境支持缺乏等发展困境，具有很重要的借鉴价值。通过借鉴共生理论的概念，可以为提升市域产教联合体的主体动力、优化共生模式以及增强环境支持提供有效的思路和方法。
6.1. 构建基于资源增值的长效动力机制
市域产教联合体是一种融合不同领域的创新联盟形式，促使在各共建主体之间形成正和博弈关系。其构建是各组织在慎重选择的基础上为了减少挑战和成本而采取的策略，同时追求资源增值也成为驱动联合体成员形成充分合作的内在推动力。资源增值源于流动过程中创新要素的聚集、转化和优化整合。资源融合作为实现资源增值的内在机制，其核心在于有效地连接不同的资源要素，实现资源叠加后的雪球效应和品牌延伸。实现资源融合需要两个基本前提条件：一是拥有优质资源，二是具备“共生点”。只有两组优质资源要素在“共生点”基础上结合起来，才能产生资源增值效果，否则可能出现不适应的情况。市域产教联合体的资源增值主要体现为高质量人才的培养、知识创新、社会声誉提升以及经济利益的产生等。因此，实现市域产教联合体资源增值，需要共建主体在各自领域加强优质资源的培育，积极探索“人才链、教育链、创新链、产业链”四个方面之间的交汇点和共生点。作为资源集合体，市域产教联合体的高质量发展不仅仅取决于资源数量的多少，还取决于资源质量的优劣。因此，各主体应加强各自领域的优质资源培育。
6.2. 构建以“一体化–对称性互惠”为基础的共赢模式
根据共生理论，共生系统的正向演化是由高效共生模式驱动的，而一体化与对称性互惠共生则是形成高效共生模式的必要条件。一体化共生指的是共生主体基于稳定的共生界面和相互依存的介质，建立起具备独立特性和功能的共生系统。在市域产教联合体中，一体化共生是指合作主体之间在政治、产业、研究和应用等方面的形成稳定关系，以及不同类型信息、技术、知识等资源要素的高度结合。这些合作主体通过相互协作和资源共享，实现各自独特的贡献和互补，促进共生系统的有效运行与持续发展。目前，构建市域产教联合体的一体化共生重点在于促使联合体内各主体能够主动参与人才培养，行业企业深度参与到教育教学各个环节之中，中职、高职、本科学校展开合作，实施分段培养或贯通培养方式。在联合体内进行技术技能人才全周期培养，将招生、培养和就业三个环节完全打通，协同打造与市域产业链紧密融合的人才链，促进技术技能人才地域培育、地域就业，增强职业教育区域人才供给的顺应性。做到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同呼吸、共命运，与区域发展一盘棋，确保将职业教育真正融入产业链的土壤之中。
对称性互惠共生是指共生系统内各主体间物质、信息和能量的生产与分配展现出一体化演进的特征。在市域产教联合体中，对称性互惠共生一般表现为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帕累托最优”的趋势。为此，市域产教联合体应建立以契约关系为核心、奖惩机制为补充的管理体系，实现对称性互惠共生。首先，契约建立应基于自愿和平等原则。各方应在自由意志下达成协议，并在契约文件中明确规定各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契约应具备明确的条款和限制，确保各方在关系中保持平等地位和相互信任。其次，契约应确保各方在资源、权力和利益分配上的对称性，以避免明显的优势地位。这要求通过协商和决策基于平等和公正原则进行，以提供公平的机会和条件。进一步，在契约关系中，互惠原则是至关重要的。各方应根据自身能力和资源，为联合提供投入，并获得相应的回报和利益。这可以通过明确约定契约履行期间内的权益分配和收益分享机制来实现。最后，契约关系应注重共生性。各参与方需要考虑彼此的利益，协同合作，达成共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良性循环和共同繁荣。同时，监督和执行机制对于契约关系的有效运行至关重要。通过严格遵守契约原则和机制，市域产教联合能够建立稳定、公正和可持续的合作关系，推动各方共同发展和繁荣。
6.3. 构建多元化的共生环境
环境对组织或个体的行为产生各种影响，包括激励、规制和潜移默化等。在构建市域产教联合体时，需要营造多元、共生性丰富的环境，让各共生主体在该场域中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力。积极的共生环境对共生系统向更高级别的进化起到促进作用，同时，共生系统的正向进化也促进了积极共生环境的形成，实现了环境与共生系统之间的协同演化。在构建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共生系统时，必须改善内外两个环境，促进系统的发展。
就外部环境而言，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着力优化政策环境，因为政策环境直接影响到市域产教联合体共生系统。积极共生环境的形成依赖于各级政府的政策推进和导向。为此，一是加强产教融合政策体系的紧密对接。各级政府在执行产教融合相关政策时，需确保产教融合政策在落地、落实和落细方面能够衔接顺畅和统一标准，以避免政策碎片化对市域产教联合体的人才培养造成不利影响。二是加大对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估，将评估结果与职级晋升等相挂钩，用好用实用足评估结果“晴雨表”，并制定相辅相成的激励政策。共生单元在共生环境中的生存能力取决于现有产教融合相关政策的执行效果。对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估主要依赖于地方相关部门在推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努力程度以及所建立的配套考核机制。激励性政策借助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措施，旨在推动共生单元参与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其中正激励包括建立基于财政分配的奖励机制，通过申请和拨付财政专项资金等方式来鼓励组织或个体的行为，例如对于真抓实干、成效明显的产教融合企业，将给予多重激励，采取多种激励手段，如金融扶持资金、税收优惠政策、土地使用权优先考虑、信用评级提升等方式，形成多重激励的组合，以促进企业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发展和创新。负激励是通过惩罚性措施来规范组织或个体的行为。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作为一项复杂而系统化的工程，涉及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并且任何一方的缺失都可能对人才培养质量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对工作不力的参与成员及时进行问责劝勉。因此，在制定政策类型时，应同时考虑正面激励和负面激励两个方面。这样的政策设计可以有效地推动共生单元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中的积极参与，确保其责任的履行。
就内部环境而言，主动培育共生文化。因为共生文化作为共生环境中的关键构成要素，潜移默化地塑造和影响着各个共生单元的行为方式。在构建市域产教联合体时，涉及到不同利益组织的参与，共生文化的培育需特别关注价值认同精神和合作精神等方面。价值认同精神旨在确保各个共生单元在人才培养方面形成一种共同的价值观认同；而合作精神体现了团队合作的必要性，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中，各个共生单元应以整体的方式合作，只有如此，才能促成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7. 结论
建设市域产教联合体不仅是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全面创新策略，也是加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培育发展新质量生产力的关键途径。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建设有助于促进教育与产业之间的互惠共赢和协调发展，同时提升高职院校的办学水平。为实现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内涵发展，市域产教联合体需要地方政府、行业企业、高等院校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因地制宜地完善多方合作机制和保障体系。通过建立“多中心治理”模式，市域产教联合体能够促进新的生产力形成和发展，进而推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