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乡村振兴重要任务。艺术赋能乡村振兴，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丽乡村建设，是新时代赋予文化艺术的重任与使命。本文以杭州市长埭村为例，分析其早期乡村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主体模糊、人才流失、治理模式单一以及融合困难等问题。进而探寻该村利用其独特地理优势，推出校地合作战略，并在村党支部委员会与村民委员会成员带领下，携手高校驻村艺术家，共同对长埭村进行治理。通过艺术赋能乡村，探寻该村艺术乡建新路径。如今长埭村已正式入选浙江省首批未来乡村试点村之一，并且成为西湖区未来乡村样板典范。基于此，本文聚焦长埭村通过艺术赋能，实现乡村振兴的成功案例，在借鉴新内源发展理论和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分析长埭村如何破解其内在的难题，何以使多主体共同治理乡村，如何在乡建过程中实现艺术与乡村的共生共荣，最终走向共富之路。
Abstract: The No. 1 central document of 2023 further emphasizes the important task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mpowe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art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livable, business friendly, and beautiful countryside is the important task and mission entrusted to culture and art in the new era. This article takes Changdai Village in Hangzhou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problems of vague subject, talent loss, single governance mode, and difficult integration that occurred in its early rural construction process. Furthermore, we will explore how the village utilizes its unique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to launch a school land cooperation strategy, an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village party branch committee and village committee members, work together with resident artists from universities to jointly govern Changdai Village. Through the empowerment of art, new paths for rural development are explored in the village. Nowadays, Changdai Village has been officially selected as one of the first pilot villages for future rural development in Zhejiang Province, and has become a model for future rural development in Xihu District.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successful case of Changdai Village achiev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art empowerment. Drawing on 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eory and multi center governance theory, it analyzes how Changdai Village solves its inherent problems, how it enables multiple entities to jointly govern the countryside, and how it achieves the symbiosis and prosperity of art and rural areas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construction, ultimately leading to the path of shared prosperity.
1. 引言
乡村振兴是近年来一直处于热点的话题，但由于地域、环境、经济等各方原因，乡村呈现出各式形态，艺术介入乡村建设便是其中一种独特形式。一大批艺术家、建筑师通过其专业技能，借鉴当代艺术风潮的审美，以带有强烈社会属性的介入性艺术为媒介，修复乡村景观、重构乡村传统空间功能与形式、激活传统文化、推动文旅产业，走出了一条有别于其他发展模式的乡村振兴之路。
本文聚焦于艺术乡建成功个案长埭村，分析高校与地方在合作过程中，共同参与村庄治理，探寻村庄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共同创造具有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的作品，在合作共创中，不仅给艺术家带来无限灵感，同时增强乡村的凝聚力和归属感。艺术主体与乡村自然的融合博弈，促进传统乡村从生产型乡村向艺术美誉村的转变。
2. 理论基础
2.1. 新内源发展理论
现代乡村社会的发展多源于外界，乡村内部发展存在动力不足的问题。乡村内部发展存在两种路径，一是国家政策介入；二是自上而下乡村自主发展[1]。内生发展理念是对外生发展弊端的纠偏，最重要的是使乡村达到自己想要的发展模式，充分利用本土资源并在本地区创造价值，需充分激活乡村能人的内生动力[2]。但是，在实践中出现了众多追求内源式发展的乡村纷纷陷入衰落困境的案例。Ray提出新内源发展理论[3]，周振认为与内源式发展理论相比，新内源发展理论同样关注乡村主体对乡村发展的控制和对发展成果的享有，但认为乡村外部力量是实现乡村内源式发展的前提[4]。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强调立足于本地的发展动力[5]。
在激活内生动力的方式上，国内学者主要提出了外部激活与内部激活两种途径。其中，在外部激活内生动力方面，学者认为，应通过政府、社会和乡村三种主体的共同作用，实现外源动力向内生动力的转换[6]。在内部激活内生动力方面，乡村居民能够通过合作实现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7]。乡村内外部力量互动促进公共事物供给，而公共事物供给进一步促进乡村内生动力激活的机制[8]。综上所述，新内源发展理论明确了乡村应当作为开放系统来接入外部力量，进而实现外源动力向内生动力的转变。
2.2. 多中心治理理论
“多中心”一词最初由英国学者迈克尔·博兰尼(Michael Polanyi)在1951年其发表的《自由的逻辑》中提出，并总结出社会中以多中心为规则的自发秩序体系。他认为，多中心(Polycentrity)是与一元化的单中心相对应的社会治理秩序[9]。与“自发性–社会秩序”的叙述逻辑不同，文森特·奥斯特罗姆(Vincent A. Ostrom)夫妇通过对公共领域治理的研究，发现互动性对多中心治理及社会秩序的构成更加具有现实意义[10]。多中心治理理论主要关注于以下几方面内容：其一，治理主体多元化。多中心理论自建立之初，就摈弃以指挥秩序为主的治理范式，强调除政府外其他治理主体的参与来增加社会治理的灵活性。此外，多中心治理理论认为多元化主体的参与能有效防止治理能力的有效性及治理边界的模糊性问题。其二，治理主体的互动性。多中心治理则强调治理单元的多元互动与沟通，认为只有按此方式才能形成依存关系，才能真正走向自助服务的公共治理体系，减少治理的成本。其三，互动方式的多样化。多中心治理主体可采取认同、合作、融合等方式进行互动，正如詹姆斯·罗西瑙(James N Rosenau)认为的，多中心治理“是一种新的管理过程，或者一种改变了的有序统治状态，或者一种新的管理社会的方式”[11]。总而言之，多中心治理是一种以主体多元为基础、合作共治为手段、互惠互利为目标的治理模式。
3. 乡村振兴工作推进乏力
在已经全体脱贫，实现全面小康的前提下，我国目前仍存在地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东西部发展不平衡、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等方面，相对贫困问题亟待解决。长埭村早期的状况表明，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杭州城区，仍旧存在相对贫困的乡村个体。2015年，长埭村启动美丽乡村、“一村一品”等建设工程，开启其乡建之路，尽管外部动力的注入，但乡村振兴工作推进仍然十分乏力。
3.1. 主体模糊，乡建工作浮于表面
政府长期以来也致力于助力长埭村的发展，但助推机制的失准，错放了干预的着重点，忽视了真正需要干预的部分，导致没有真正接触到乡村振兴的内核，努力事倍功半。在振兴乡村的进程中，基层政府往往过度重视物质基础建设，从而忽视精神文化提升。对于乡村振兴的投入，基层政府往往把重心放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等硬件的提升上，例如，改造乡村道路、增设便民设施，对于村民精神文化的提升则投入极少。此类投入多以公共文化单位送戏下乡、送演出下乡等形式进行。此部分工作仅仅满足村民的部分精神娱乐需求，对于精神文化的真正提升并无实际帮助。而村民精神文化的匮乏，容易导致家庭不和、邻里不睦、赌博滋生等一系列乡村社会问题，成为乡村振兴路上的绊脚石。
因此，在乡建工作落实的过程中，需找准乡村振兴的主体，精准定位，使得乡建工作落到实处，在乡村改造的过程中，不仅是物质基础建设的提升，更需要丰富村民主体的精神文化内核。
3.2. 人才流失，村庄转变为空心村
环境的闭塞将导致就业无望。长埭村虽是城中村，但村庄距离市中心较远，早期村内公共交通十分不便利，虽有原生态的环境，但交通的不便利难以吸引人流，缺乏开发旅游及吸引其他投资的有利条件，因此很难有产业在这里发展。同时村庄内村民世代以种茶为生，早期互联网发展的不发达，无法带动茶产业的发展，产业形式单一，年轻一代对于从事农活的意愿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降低，村内可提供青年的就业岗位寥寥无几，因此多选择外出务工或自行创业，长埭村逐渐成为只剩老弱留守的“空心村”。
封闭的环境和工作岗位的缺失，导致长埭村人才流失现象逐年上升。村庄留不住年轻人，“空心化”现象越来越严重。
3.3. 政府主导，乡村治理模式单一
早期乡村治理主体仅有村党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村内重大决策由两委商讨共同做出。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决策的宽度以及广度会随之受限。因此，仅靠村两委班子对于整个村庄的建设进行商讨，会存在考虑不足之处。同时，早期决策过程中缺乏村民主动参与部分，因此出现决策过程较为简单，治理模式单一现象。
3.4. 融合困难，乡村艺术空间割裂
早期艺术进村，首先对村庄带来的改变必然是房屋建筑上的变动，但要从新的角度、视角去改变乡村的传统居住空间是一大难题。白墙黑瓦在传统农村的背景下显得格格不入，审美的差距随之带来的是村民的质疑与不理解。同时乡村传统建筑的风土特征、故居遗址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乡村地区宝贵的历史资源，承载着乡村的文化内涵。对乡村的现代化艺术改造过程中，需尽最大努力保护传统资源不受破坏。
传统空间、历史资源与现代化艺术的碰撞，使得乡村艺术空间在起步阶段就遇到难题。随着高校艺术家的入驻，传统农村的生产、生活空间与凭空出现的艺术作品和艺术建筑之间产生巨大矛盾。如何在不影响原著村民的居住需求的情况下，将艺术作品融入村庄环境建设，改变乡村艺术空间割裂现象是急需解决的一大问题。
4. 艺术乡建创新路径
艺术是通过文化为切入口对乡村进行改造，那么艺术的介入在乡村建设属于一种精神生活的建设，它不仅可以提高乡村的活力、改善村民的生活观念还能从一定程度上有效传承复兴乡村优秀文化。因此，长埭村充分发挥其地理优势，推动高校与地方进行合作，艺术家老师可获得该村的长久居住资格，同时村庄也可进行艺术改造与丰富村民精神世界。校地合作为长埭村打开双赢局面。
4.1. 找准主体，构造精准助推机制
乡村振兴的主体是村庄，而村民作为村庄的主人是乡村建设中首先需要考虑的部分。首先，村委意识到了村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与高校团队调动村民内生动力的意图不谋而合。村民是乡村振兴过程中最主要的一环，要改变“原乡人”，唤回“归乡人”。其次，从原来的只重视乡村基础建设转向更重视村民的精神文化建设，重视村民的需求与村民进行合作共治，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指挥。
艺术乡建作为一个开放性的活动，需站在地方的角度出发来进行改造，并且要以村民为本，村民在建设活动中是重要的力量，整个改造过程村民必须全程参与，过程中艺术家必须与当地居民合作，建立相互信任的基础，村民和艺术家一同协商讨论来决定选择何种艺术表现方式。通过与村民有效互动，提高艺术乡建效率，减少村民与艺术家之间的纠纷出现，构造精准助推机制，使艺术真正进村。
4.2. 资源内化，激发乡村潜在活力
村庄的发展，需要依靠多方主体共同作用，从而激发乡村潜在活力。以长埭村为例，要积极培育扶持“三乡人”，促进“三乡人”之间互相融合。“三乡人”分别为“原乡人”、“归乡人”和“新乡人”。“原乡人”指村庄原著村民，他们掌握农村生活的基本技能，但却无法与现代化村庄与时俱进；“归乡人”指在外创业的本村人在打拼后选择回乡发展的年轻一代，“归乡人”的回归改变了村庄逐年空心村的趋势；“新乡人”指那部分没有本地户籍，但选择在此地长居的新村民。要让村民做村庄的主人公，实现村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要充分发挥领导班子的作用，要使“原乡人”蜕变、“归乡人”创业、“新乡人”留下。
因长埭村的地理优势，高校与村庄直线距离仅五分钟车程，独特的地理位置，吸引许多艺术家前来并定居于此。通过深化校地合作战略，主动对接辖区内高校资源，高校老师以“新乡人”的角色入驻村庄，同时带动艺术元素开始进入村庄，充分唤醒“原乡人”的艺术细胞。中国美院的艺术家老师在村内创办手作园区，与此同时，村委会希望在园区内为原乡人提供再就业的机会，原乡人李彩玉在村委的帮助下，承担起园区内的保洁工作，在工作之余，受到艺术熏陶，通过废物再利用的形式，将快递袋子、水果包装泡沫、纸箱等物品做成一件件艺术品。随着园区内艺术品的增多，艺术家老师为这位保洁阿姨办了一场属于她个人的艺术展览。艺术作品不再只诞生于高校或高知的艺术家，艺术作品开始诞生于农妇手中。
在“新乡人”将艺术作品带来村内的时候，文旅的发展带动村内客流量的增加，村两委积极召回村内在外创业的年轻人，咖啡店、面馆、农家乐、露营基地等新的业态便被年轻一代的“归乡人”开拓出来。2019年，长埭村党总支书记组织青年回乡创业者、艺术家等进行座谈会，描绘乡村创业平台，分享未来乡村的建设规划、希望年轻人能来到村里带动乡村发展。
结合新内源发展理论，乡村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依赖内外部力量的有效互动。在长埭村案例中，“新乡人”作为外部动力的主要推动者，将艺术元素带进村庄，推动村内环境、硬件设施以及业态的改变。而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强调立足于本地的发展动力，“原乡人”的蜕变，“归乡人”的回乡创业，通过将村庄的内部动力的唤醒，从而带动村内传统人员的再就业，推动村内经济发展以及丰富村内业态。在内部激活内生动力方面，乡村居民能够通过合作实现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4.3. 多方参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
长埭村虽然在过去先天硬件条件不足，但是村干部团队的软件条件较好。村里的干部团队普遍比较年轻，执行力也强，改善乡村面貌、脱离相对贫困的愿望强烈。在过去，自上而下的行政组织架构，出现效率低下、村民能动性降低等问题，村庄治理仅靠基层班子是远远不够的。长埭村在原有村委班子的基础上，通过党建引领，建立了一套共商共创机制，专门选聘从高校引进并驻村五年以上艺术家成立艺术家委员会，共同参与长埭村的治理。2017年，长埭村艺术家委员会正式成立，近30位驻村达5年以上的艺术家们申请加入艺委会。同时，村委会为艺委会成员发放了长埭村新村民证，真正让艺术家们在融入中找到归属感。村内各项实事项目，都通过“五议两公开” + “艺委会”咨询共议形成闭环推进机制。在艺委会以及村两委的带领下，长埭村在近几年内实现质的改变。
2023年以来，长埭村不断探索创新校地合作共建机制，依托“校地大工委”，推出“艺术村长”项目，一对一聘请中国美术学院、浙江音乐学院教授担任“艺术村长”。“艺术村长”在艺委会的基础上，结合乡村实际和自身专业特长与乡村结对，各自领办特色艺术乡建任务书。艺术村长与艺委会携手挖掘美丽资源、进一步激活乡村经济，实现乡村整体性跃升。实现产业带富的同时，更推动了精神共富。
多中心治理理论主要关注于以下几方面内容：其一，治理主体多元化。本案例中，长埭村村庄治理主体不仅是村两委班子，同时通过共商共建，成立了艺术家委员会对村庄进行共同治理，并在近年来推出“艺术村长”一职，推动村内艺术乡建。其二，治理主体的互动性。长埭村的艺委会参与村庄治理中去，并在艺委会的帮助下，村内成立幼少儿艺术培训班，利用艺术家老师的资源，在村内免费为孩子提供学习平台。不仅为村民精神发展提供新的发展机会，同时减少村庄治理成本。其三，互动方式的多样化。多中心治理主体可采取认同、合作、融合等方式进行互动，艺术村长的设立，为不同的村量村定制方案，结合村内特有资源、环境特点、现有产业以及村民互动对乡村进行改造。
4.4. 艺术嵌入，改造乡村传统空间
艺术嵌入乡村发展既要保留传统的产业生计，又要根据专业技能与当地自然风貌，对乡村进行科学与实际的总体规划。通过科学合理地利用“保护复原、传承活化、更新重构”等手段分类、分层、分步开展建设，试点先行，以点成线，以线带面，实现人与自然、艺术与生活、城市与乡村的和谐联结。
美丽乡村建设的基础是生产生活场景的改造，是改变艺术与村民的分裂状态的第一步。在原有村庄地理风貌，合理规划布局，将艺术元素本土性的融入村庄公共空间的改造、生活环境的可持续经营以及村庄内其他业态的有效发展。以长埭村为例，体育文化公园的建造是长埭村艺术乡建迈出的精准第一步。艺术村长在村内打造体育文化公园，通过他们的专业能力，在茶山上建造起一座独有的体育公园，体育公园设施一应俱全，不仅满足不同年龄的人群需要，同时还根据地形，在不破坏原有村庄的面貌的情况下，增强了体育公园的实用性。设计在于让村民参与的场地，从而使村民能够对村内的新面貌适应、融合。从建筑上改变乡村风貌，增加了公共场所的娱乐性。
5. 结语
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是近几年公共管理领域的热点议题，而艺术振兴乡村是一个探索度非常高的新议题。在乡村复杂多变的执行环境中，政府、村委、高校艺术家通过各自的努力形成助推机制，帮助村民重拾失落的技艺和丢失的自我认同。在校地协同推动下，加强村民与艺术家之间的互动，重新建立起乡村与现代社会的连接，走向共同富裕的未来。
本文以长埭村为例，采用“新内源发展理论”和“多中心治理”理论进行分析，结合实地访谈，探寻校地合作视域下艺术乡建的新路径。通过多方共同努力，一起对长埭村进行乡村建设，激发乡村社会的内部活力，从而取得了艺术乡建的阶段性成功。针对个案艺术乡建的过程中，所呈现的问题以及建议，以期进一步完善和推进长埭村艺术乡建经验的复制、推广，为中国其他地区的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提供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