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公平是每一个现代社会孜孜以求的理想和目标，起到维护社会秩序、促进人类合作的作用。公平分配和公平行为是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儿童的社会交往，尤其是合作行为有密切联系。分配公平性(distributive justice)指的是以公平或道德的方式分配资源[1]。资源分配不仅对个人，而且对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来说都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这涉及到公平问题。迄今为止，来自心理学、哲学和经济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一直在努力寻找在分配正义的背景下什么被认为是公平的答案[2]。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问题依然存在，比如：“个人的工作贡献是如何纳入分配框架的？”以及“社会政策和程序如何支持功绩的价值，以确保对每个人的公平？”，这些问题都涉及社会定义的“分配正义”会如何通过社会制度和结构从根本上影响人们的生活。
儿童对资源分配的公平偏好在17个月时就已出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对资源分配的公平性越来越敏感，他们会在资源分配决策中纳入数量平等、接受者贡献、接受者需求等诸多因素，从而做出更多公平的分配行为。儿童对贡献的理解可能会因多种因素而异，如年龄、社会地位和文化[3]。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化的推进，儿童逐渐理解社会规则，他们的社会活动数量增多，方式多变，越来越深刻的受到社会文化规范的影响。儿童对社会地位表现出早期的敏感。社会地位是由不同的维度构成的，主要包括财富、物理或决策关系权力、声望，现有的工作，儿童从很小的时候就能够识别不同维度的人的地位[4]。对于3~8岁的孩子来说，财富和权力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容易接触到的两种身份。财富是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最基本、最普遍的维度，许多作品都表明，孩子从小就对财富敏感。除了财富之外，关系权力也是象征人们地位的一个常见维度，也是幼儿宣布自己优势地位的一种常见方式。在公平问题上，财富和关系权力维度[5]作为考虑社会因素诱导儿童分配公平的两种最优方式在之前的著作中被使用最多。此外，一些专注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也发现了文化在儿童有价值决策中截然不同的作用。例如Anen等人[3]提供的证据表明，来自东非老年游牧社会的4至11岁儿童在分配决策中不考虑生产力，而来自现代西方社会的儿童则相反。在同一项研究中，来自平等主义非洲文化的儿童最关心的是平等分配，生产力仅起次要作用。
尽管对儿童的分配公平的研究成果累累，但还未有文献对儿童公平分配的发展性理解及其社会影响因素进行全面综合。因此，本文对归纳梳理了儿童的公平分配性的相关研究，做了一个系统的总结。
2. 理论解释
2.1. Damon分配公平认知发展理论
在Damon [6]的研究中，他指出儿童在正义公平推理方面的能力与其在数学和物理问题上的推理能力密切相关。大多数儿童在这两个领域，即分配公平和认知发展，表现出同步发展的特征。此外，儿童的公平推理能力呈现出一种渐进的阶段性发展，从较低水平逐步提高到较高水平。
在其论文《与逻辑运算发展有关的早期正公平概念》中，Damon提出了分配公平认知发展的阶段论模型。该模型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4~5岁)，儿童的分配行为未能体现公平原则，资源的分配主要依赖于分配者的主观意愿；第二阶段(5~6岁)，儿童开始理解等分的公平原则，逐渐形成简单的公平观念，包括互惠、贡献和应得的分配思想；第三阶段(7~8岁)，资源的分配开始依据更复杂的公平原则，儿童表现出道德相对主义的倾向，能够根据情境的不同协调多种分配原则，并灵活应用于具体情况。这些阶段分别对应于儿童的直觉思维、前运算和具体运算阶段。
2.2. Hook分配公平行为发展阶段论
根据Hook [7]的研究，贡献分配的公平行为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6岁前儿童的单维分配比较。在这一阶段(3~6岁)，儿童的分配决策与他们的相对贡献没有直接关系。无论是选择自利的分配方式还是进行均等分配，这些行为都反映了学龄前儿童在其逻辑能力范围内的单维分配原则和特征。
第二阶段是13岁前的顺序贡献分配公平理论。在这个阶段(6~12岁)，儿童能够保持贡献等级以进行资源分配。这一阶段的儿童可以在两个维度上进行抽象比较。Hook指出，顺序公平分为两个子阶段。第一个子阶段关注的是比较贡献与分配的顺序，旨在确认其等级的一致性。第二个子阶段，大约从9岁起，标志着即将进入等距贡献分配公平阶段。在这个阶段，即使A的投入明显高于B，结果A的所得超过B，儿童仍可能感到不公平。
第三阶段是青少年的比例贡献分配公平理论。在这一阶段(12岁以后)，儿童能够根据贡献的比例进行资源分配。此时，思维者通常处于青少年阶段或更高年龄，能够进行符合Paulus [8]贡献分配公平理论的比例推理和思考。
3. 儿童对分配公平性理解的发展
以往的很多研究工作都集中在15至20个月大的婴儿身上，以回答公平意识是否在生命早期就开始出现的问题。例如Wang [9]的研究表明17个月大的婴儿期望个体根据每个伙伴为获得资源所贡献的工作量来分配共享资源。12个月大的婴儿可以自发地与成年人分享信息[7]，18个月大的婴儿更倾向于公平分配[8]，虽然这些发现表明，公平思维在个体发育早期就开始发展。然而，充分的证据表明，婴儿还没有能力根据道德标准做出判断，因为婴儿数据只记录了一个人的偏好，而不是一个人对行为的评估[8]。此外，视觉偏好范式仅通过对两个或多个情况进行比较来显示婴儿的相对而非绝对决策，因此未能说明婴儿是喜欢当前的情况，还是相对于另一种情况更喜欢它[9]。之前大量关于道德的文献断言，道德判断来自于通过评估行为本身来决定行为的对的错，而不是通过将行为与另一种行为进行比较来决定行为的对的错，而这种道德判断的能力在生命的第三或第四岁时就出现了[10]。因此，值得注意的是，来自婴儿视觉偏好范式的数据并不能像年龄较大的儿童那样直接反映个人的公平观念[11]。
相比之下，两岁以上儿童的研究采用了资源分配环境，儿童可以自主决定资源的分配。2岁前，婴儿表现出对资源平均分配的偏好[12]。4岁以上的儿童更喜欢平等的结果[13]。研究发现，5岁的儿童能够基于互惠原则精确地进行公平相关行为[5]。6岁的孩子甚至会扔掉物品以避免不平等分配[14]，而7~8岁的孩子更喜欢平等分配而不是不平等分配，无论他们得到的比其他人多还是少[15]。
然而，公平的概念不仅仅是资源的平均分配。随着社会认知技能的发展，儿童逐渐能接受不平等分配，并认为基于贡献、需要的分配比平分更公平[16]。研究发现，五岁和六岁的孩子更有可能给穷人更多的钱[17]。Blake等人[11]发现，4岁和5岁的孩子会把仅有的物品分配给资源较少的接受者，尽管这些孩子对优势接受者的评价更为积极。5岁的儿童在分享过程中表现出一种一致的倾向，即在分配资源时考虑到其他人的需求。
幼儿基于贡献的分配行为发展比较晚，但是儿童对贡献的重视程度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高。在实验中，6岁、9岁和15岁的儿童和青少年对于不同程度的努力和需求的接受者进行糖果的公平分配，6岁的孩子关注接受者的需要，忽视贡献，但9岁和15岁的孩子在分配判断中同时考虑价值和需求，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模式变得更加明显[18]。例如，青少年判断更努力的人应该得到更大的奖励，尽管两者的需求都很低，而年龄较小的孩子则不会区分两者。这些发现表明，即使存在其他显著的道德因素(如需求)，可能会混淆他们的分配决定，孩子们也会从童年中期到晚期开始重视贡献。
综上所述，儿童的公平思维在婴儿时期就开始发展，在幼儿早期，儿童更倾向对资源平等分配，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儿童逐渐将需求纳入资源的公平分配的考量，在童年中期到晚期，贡献成为儿童公平分配的重要因素。
4. 社会权利对儿童资源分配的影响
社会权力被定义为个体在社会交往中对有价值资源(如金钱、地位对象、吸引力、知识)的不对称控制[19]。社会权力差异在成人社会中无处不在，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认知和情感表达[16]。社会权力等级在儿童中也普遍存在，并影响儿童的社会认知和社会行为[4]。
研究表明，年仅3岁的儿童就能理解，拥有更多有价值资源的人比那些没有的人拥有更高的权力[9]。当儿童自己在社会权力情境中分配资源时，他们既可以遵循等级结构(将更多的资源分配给掌权者而不是下级)，也可以遵循公平原则。研究表明，一岁的婴儿期望支配者而不是从属者获得资源[3] [17]。
儿童对权力所有者的态度随着年龄而变化。研究[4]发现，当权力拥有者声称自己是老板，3岁和4岁的儿童随后会将更多的资源分配给支配者，5岁和6岁的儿童不会表现出对任何一方的偏好，8岁的儿童会将更多的资源分配给从属者。事实上，孩子们在5岁左右就开始不断地纠正现有的不平等的资源分配。例如，5岁儿童将更多资源分配给穷人[5]或弱势群体[19]。这些结果表明随着年龄变化，儿童的资源分配方式从支持地位高的人到补偿地位低的人，这表明他们越来越关注社会公平。
5. 跨文化儿童对公平分配的不同理解
文化差异被证明与公平理解有关[20]。不同文化下的儿童的分配公平性发展存在差异。例如，Blake等人[11]的研究表明，在七个不同的社会中，不利不平等厌恶在童年中期表现出一致的出现，而有利不平等厌恶则在发展后期出现，且仅在一部分社会中出现。此外，来自东非老人统治的牧民社会的4~11岁儿童在分配决策时不会考虑先前的生产力(而来自现代西方社会的儿童则会考虑) [17]。在同一项研究中，来自部分狩猎-采集、平等主义的非洲文化的孩子最关心的是平均分配(生产力只发挥了很小的作用)。在肯尼亚、中国和德国三个文化背景的7岁儿童身上发现，友谊作为一种跨文化循环动机具有相当大的持续影响：三种文化中的儿童都更喜欢与朋友分享，而不是与中立的熟悉同伴分享。另一方面，功绩在分配中的作用似乎因文化而异：中国和德国的孩子，而不是肯尼亚的孩子，会有选择地将资源分配给工作更多的人。这些结果证明了不同文化中公平观念的共性和可变性，并说明了跨文化研究在理解人类心智发展方面的重要性[21]-[24]。
如上所述，文化在儿童分配正义中的作用仍然是矛盾的，因此需要更多地关注文化背景下的研究举措。此外，非常需要对文化进行研究，准确地关注文化的特定方面(例如，文化特定的养育方式)，这些方面可能会导致儿童公平思维的差异。
6. 结论
本研究从儿童对资源分配的理解性发展入手，探讨了儿童公平分配的发展轨迹，还梳理了社会权利这个社会因素对儿童资源分配的影响，同时说明了跨文化儿童对公平分配的差异性理解。综合以往的文献，本文首先总结了儿童在婴儿时期就存在对分配公平的偏好，在幼儿早期，儿童更倾向对资源平等分配，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儿童逐渐将需求纳入资源的公平分配的考量，在童年中期到晚期，贡献成为儿童公平分配的重要因素。其次，归纳了社会权利，特别是财富与权力对儿童资源分配的影响，并且讨论了其背后的心理机制。最后，本文通过梳理不同文化下儿童对资源分配公平的理解，肯定了文化差异对公平理解产生的影响。
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儿童早期到成年，我们毕生的社会活动都与资源分配息息相关，它是良好的人际关系、稳定的社会秩序和人类合作的基石。希望未来研究者在现有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巧思妙想，尝试将公平准则与社会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加入到实验设计中来，以增加研究的外部效度，来指导关于公平正义的道德教育，也为减少成人世界中的歧视和不公提供方法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