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在融入全球化浪潮的过程中，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剧烈的现代化进程使得过去的“乡土中国”正逐渐离我们远去，在短短几十年之间，中国社会被置入了西方的现代性理念和行动指向，站在历史时空交错点的转型期中国聚焦了“传统–现代”“西方–东方”的多种矛盾冲突，这种时空压缩的现代化所带来的冲击使得中国人不得不面对前半生深受传统影响，后半生则置身于现代化的洪流中的困境中，新生代的大学生群体身处急剧发展的历史潮流之中，是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成果的受益者，更是现代性问题的承受者，首当其冲地受到了现代性的冲击。
2. 从心理焦虑到社会焦虑：现代性视角的引入
焦虑是个体对即将来临的、可能会造成危险或威胁的情境所产生的紧张、不安、忧虑、烦恼等不愉快的复杂情绪状态[1]。临床心理学上一般将个体焦虑分为现实性焦虑和病理性焦虑两种，现实性焦虑指的是人们对现实问题的担忧，是一种正常的情绪表达，随着现实问题的消失，这种焦虑也会逐渐减弱。但如果现实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这种现实性焦虑很有可能转变成病理性焦虑，成为一种精神疾病，严重影响人的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甚至可能做出一些越轨行为。而由于现实问题逐渐扩大化和普遍化，不确定因素增多，个体焦虑也往往会扩大发展成为社会焦虑[2]。有学者将社会焦虑分为部分焦虑和普遍焦虑两个发展阶段，部分焦虑在任何社会都存在，适当的社会焦虑有助于培育社会成员竞争心理，从而提高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发展[3]。但是，当一个社会中的不确定因素过多，社会成员普遍产生一种对未来担忧的紧张心理，这种普遍社会焦虑便会形成一种“共识”，人们用“共识”来解释自己的焦虑，而“共识”被强化之后，又反作用于焦虑，并在全社会范围内放大了这种焦虑情绪，进而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4]。因此，可以说社会焦虑并不是个体焦虑的简单叠加，而是具有整体效应的一种社会现象。针对这一现象，国内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围绕在社会焦虑的类型、成因以及化解对策等方面：郝宇青等人将当前中国社会焦虑分为了利益性焦虑、价值性焦虑、政治性焦虑和身份认同焦虑四种类型[5]；吴忠民认为社会经济利益结构的急剧变化、社会风险因素激增、社会秩序规则体系和人民信仰缺失是社会焦虑产生的主要原因，并从社会规则体系、民生保障等方面提出了社会焦虑现象的缓解之策[6]。
值得注意的是，在众多以“社会焦虑”为研究主题的论文中，关注到大学生这一具体群体的研究成果却并不算太多，且多数集中在心理学和高等教育学两大学科板块。比如，在心理学领域，汪幼琴将社会焦虑作为一个解释概念来对大学生自杀行为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导致大学生群体社会焦虑的几大因素[7]。在高等教育领域，兰桂萍侧重从大学生自身和高校心理教育两方面化解大学生的焦虑情绪[8]。此外，也有一些学者关注到了具体时代背景下大学生社会焦虑的具体表现和成因，比如，何峰以“涨价”为背景讨论了涨价背后导致大学生社会焦虑的原因以及解决对策[9]；赵小群探讨了转型期大学生社会焦虑的具体表现以及成因[10]；熊少青则认为现代信息技术正在深刻影响和改变者大学生，因此大学生群体的社会焦虑成因也必然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改变[11]。在实证研究方面，陈寒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的方法抽取了厦门大学300名本科生，进行了有关社会焦虑的问卷调查，对当代大学生的社会焦虑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考察[12]。
总体来看，现有的大学生群体社会焦虑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根源性问题在于混淆了“焦虑”与“社会焦虑”的概念。个体焦虑是心理学着重探讨的问题，运用特定量表进行细致的测量并得出的结论是合理的。但具有“放大器”效应的社会焦虑问题则是一种社会性现象，不能仅从心理学角度进行细节化和具体化的讨论，而必须要将这一社会问题与现代社会的发展相结合，在现代性理论的视角下，从现代社会的结构与矛盾等角度去探讨解决问题。此外，大部分研究依然比较侧重对大学生焦虑的测量和描述，而很少见到对当前大学生群体普遍性社会焦虑问题的深入社会学分析。
3. 流动与风险中的现代性因素：社会焦虑的根源
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学家们在对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困境与矛盾进行经验性反思的基础上形成了现代性理论。从古典社会学家齐美尔、韦伯等人对现代性的初探，到胡塞尔的现象学社会学，再到聚焦社会现代性问题的哈贝马斯、吉登斯、鲍曼、贝克等人。一百多年来，社会学家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从未止步，他们从不同的视角、以不同的方式去研究现代性，但其焦点问题都是在关注工业化对社会以及个人的影响。
齐格蒙特·鲍曼作为当代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研究领域重要的社会理论家，被称为是后现代性的预言家，他将现代性分为了三个阶段：现代性、后现代性与流动现代性，并断言当代社会已经进入了现代性历史的新时期即“现代性的流动阶段”[13]，在液态的现代社会中“万物皆流变”，社会成员还没有来得及适应他们进行社会活动的场景时，这些场景就已经变化，所以在现代社会中，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本身，这意味着高度的社会流动将会很大程度上影响现代人的生活[14]。因此，毫无疑问“流动性”将是现代社会最明显也是最不可忽视的特征之一，这种流动性不仅体现在人们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上，更体现在政治、资本和文化等深层次社会结构的变化上。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推进，世界各国联系日益密切，成为了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未来的全球化也将会成为现代性的全球化[15]，而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渠道就会变得更加通畅，这就使得资本更加具有了逃逸性，进而直接威胁到现代政治的生存空间，随着国家权力的消解和对文化管控的放松，文化多元主义成为“流动现代性”的一个产物。这种政治、资本和文化的流动性使得在全球化和后工业化时代中，资源分配不均和文化多元化愈发成为了世界性难题，从而导致人们大量的深层焦虑都无法得到解决。
反身性现代性理论突出强调现代社会的风险性，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在其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中，将现代社会称为“风险社会”。他批判涂尔干、韦伯等人的“历史终结论”[16]。在贝克眼中，现代性不是终结，而是和工业性一样，只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社会依旧在流动，现代性也永远不会终结，风险将以一种抽象的形式无处不在。另外，贝克突出强调了科学技术的反身性特点，指出科技的应用所带来的损害往往大过其功能[17]。在科技发展的初级阶段，人类面临的威胁往往来自于外在的“他者”，而到了现代社会，也就是科技的反身性阶段，人类逐渐克服了外在“他者”的种种威胁，在此阶段人类所面临的最大的风险就是人类自身，随着“他者”威胁的消解，现代性风险被重新构建成一幅崭新的面孔，产生了一系列诸如文化悲剧之类的问题，“飞去来器”效应普遍存在于人类生活中，人类越来越无法理解他们所创造出来的文化，现代化的发展给人类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但其所带来的后果也正在反噬人类自身，社会风险因素的空前增加使得焦虑情绪弥散在了全社会的范围之中，人们逐渐展现出了一种无所适从的状态。
4. 大学生社会焦虑的多重面相：现实、未来与精神世界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中不确定因素激增，社会流动性强，风险性高，社会焦虑普遍存在于社会成员中，与之相对应的就是普遍的不安全感。在社会中，各个群体都有各个群体的焦虑，目前的大学生群体普遍出生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和二十一世纪初，成长于新旧世纪交替、中国社会巨变的时代，见证了社会的剧烈变迁，是中国社会现代性的原住民。同时，大学生群体年纪轻、涉事浅，一方面见证了社会浪潮的巨变，受到了各种多元文化的熏陶；另一方面又尚未形成稳定的价值观念，社会认识能力和适应能力都还不足。此外，作为具有较高文化水平、承载着家庭和社会殷切期望的青年群体，大学生们面对着“万物皆流变”的社会，不确定因素激增更易产生焦虑情绪，具体表现可以总结为三类，即现实生活焦虑、未来发展焦虑以及主体性认知焦虑。
4.1. 现实生活焦虑
大学校园对于大部分大学生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环境，大城市丰腴的物质条件、快速的生活节奏和高度异质性的同学圈子都在冲击着年轻人的眼球。尤其是对于一些来自偏远农村地区的大学生来说，这种冲击感更是前所未有的，涉世未深的他们面对着城市中充满诱惑的物质世界，很容易便掉入了消费主义的陷阱中进行盲目性和跟风性消费。以天猫双十一为例，2009年天猫双十一成交金额0.5亿元人民币，2021年则达到了5403亿元人民币，这种“狂欢式”的消费让很多大学生冲昏了头脑，盲目跟风进行了许多不必要的消费。另外，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在大学的小社会中，过度的社交人情消费以及攀比性消费甚至会导致大学生通过“校园贷”等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这些消费异化的行为导致了大学生经济困难，从而产生了对现实生活的焦虑。
4.2. 未来发展焦虑
大学生群体的焦虑感并不止于对现状的焦虑，更充满着对未来的困惑。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逐年扩招，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数量庞大，但很多大学生的就业现实与就业期望却相差甚远。在大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的今天，身处于人生关键节点的大学生们一面享受着“十年寒窗金榜题名”获得阶层上升机会的喜悦，而另一面却又陷入了“毕业即失业”的个人发展困境。社会流动的加快使得大学生们对阶层晋升的欲望愈发强烈，但在高昂的房价与就业压力面前，大学生们又会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对就业和未来充满了焦虑，认为在自己未来的人生发展中将会很难取得世俗定义下的“成功”。
4.3. 主体性认知焦虑
对于相当多的一部分“小镇做题家们”来说，在进入大学之前，迫于家庭环境与学业压力根本无暇考虑更高级别的精神与生活追求，而大学更加自由开放的环境则会让他们勤于思考并探索自我，在精神追求层面面临着种种矛盾与困境。他们跳脱了应试教育下的高考压力，但过去的价值目标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而新的目标又尚未确立，于是便产生了孤独、迷茫和空虚的感觉。伴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由于长期以来兴趣爱好和价值信仰的缺失，“我是谁”这种自我同一性问题也在大学生群体中普遍出现。这种精神层面的主体性认知焦虑使得大学校园中出现了越来越多沉迷手机的“低头族”，严重的甚至会出现抑郁症等心理健康问题。种种精神追求缺失的问题都会使得大学生们在多元化环境中去寻找自我主体性的路途充满迷茫和焦虑。
5. 承诺与现实的悖论：大学生社会焦虑的多重成因
大学生社会焦虑问题产生的背景是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具有的独特特征，即时空压缩下的现代性所带来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源于现代性的承诺与个体赋能之间的悖离。正如鲍曼所言，随着现代民族国家制度的发展，现代性对国家和公民做出了一种“普遍幸福的诺言”，但事实上，无论工业和科技如何进步，人类的命运总是存在于未来的，因此这种关于幸福的承诺永远只是一个无法兑现的乌托邦[18]。这种现代性承诺与现实之间的悖论使得我们在探析大学生群体的社会焦虑问题时必须在现代性理论的视角下从各个方面来进行多元分析。
5.1. 消费欲望与消费能力相悖
中国从1992年开始建立并逐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现在不断深化改革，社会进入转型期。市场经济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重塑着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资本市场的进入打破了传统的消费观念，琳琅满目的商品和服务不断刺激并扩大着人们的消费需求，但这些需求大部分都是马尔库塞所说的“虚假需求”，其本质而言是被社会历史所建构的需求，而非真正的生物学需求。身处于现代发达工业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几乎都无法逃脱虚假需求的支配，人们向舒适的物质消费妥协，并逐渐丧失了反抗的能力，虚假需求被镌刻在了每一个现代“单面人”的脑海中，并合理化成为了某种自以为的“真实需求”，而事实是“只要他们仍然不能自立，只要他们被灌输，被控制(直达于他们的本能)”[19]他们就不可能辨识出究竟什么是虚假需求什么是真实需求，这种无法辨识的结果就是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为了他们的虚假需求去消费，当消费的目标发生了偏离，消费的原始本意被扭曲，便产生了“消费异化”。当前的大学生群体普遍成长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身处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面对着铺天盖地的物质诱惑，真假难辨的消费需求使他们更易产生盲目消费、超前消费、攀比消费等异化的消费行为。
在鲍曼看来，消费主义之所以兴起，其真正原因就是为了去抵抗当前液态的流动社会中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从固态现代性到流动现代性，消费从一种被迫需要的行为变成了一种主动上瘾的行为，在市场资本的推动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消费神话。这些消费神话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参与，但大部分大学生都没有经济来源，只能依靠家庭生活费来支撑生活，而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所获得的经济支持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很多来自中下层家庭的大学生常常会出现消费欲望与消费能力不匹配的问题。一些学生开始尝试兼职挣钱，但兼职必定会分散学生的时间与精力，甚至出现一些学生为了兼职而逃课的现象，最后出现学业危机焦虑。更多的学生会采用花呗、信用卡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而每当到了偿还时间就会焦头烂额，更有甚者会去采用校园贷、裸贷等方式，一旦资不抵债便会出现焦虑心理。究其本质就是消费主义的盛行激发了大学生们强烈的异化消费欲望，但现实的经济发展不充分以及贫富差距的客观存在却无法充分满足这种消费需求。在旺盛的消费欲望与尚不够发达的经济水平之间，大学生群体中出现了普遍的社会焦虑问题。
5.2. 阶层流动欲望与阶层“内卷化”现状相悖
社会分层是将人类社会复杂的结构用分层的方法剖析[20]，与社会分层相关的另一个概念就是社会流动，这是社会学常用的两个理论分析视角。社会阶层流动的两个模式分别是长距离跨阶层流动和短距离渐进式流动。回顾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过去几十年里出现了许多大规模的长距离跨阶层流动，社会阶层流动呈现出开放自由的状态，加之西方平等自由观念的影响，这就激发了青年群体对阶层流动公平的强烈追求欲望。根据韦伯的观点，只有在技术革命或者制度革命阶段才有可能产生大规模的长距离跨阶层流动，而在财富分配的相对稳定阶段，社会阶层的流动更可能是短距离的渐进式流动。也就是说，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改革开放前期的突变式发展已经成为历史，大规模的长距离跨阶层流动是很难再出现的，而新常态下的渐进式发展之路对于尚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来说仍处于探索阶段，社会的发展停滞在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层面进行着无休止的内旋内耗与自我复制[21]。这种“内卷化”使得社会流动的渠道变得狭窄，处于较低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的人很难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
从社会流动的代际划分来看，社会流动可以被分为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代际流动指的是与父代相比，子代的社会地位所发生的变化；代内流动则是一个人一生中社会地位发生的变化。那么按照韦伯的观点，大学生群体的父辈经历的是中国社会的制度革命阶段，所以往往更容易实现长距离跨阶层流动，而大学生这一代人则已经处于了相对稳定时期，想要实现长距离跨阶层流动的难度是远远超越其父辈的。现代性激发了个体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与阶层流动的欲望，但受制于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规律，目前所处的特殊发展阶段无法提供与之相匹配的阶层晋升渠道。因而，当代大学生群体与其父辈一代人相比将更容易出现焦虑心理。
当前社会中愈发激烈的阶层“内卷化”是大学生们产生焦虑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现在与大学生群体息息相关的教育公平和就业公平两大方面。在教育方面，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差异限制了不同阶层获取教育资源的机会，大城市的学生更容易获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从而进入理想的大学深造；但来自偏远农村地区的学生所得到的教育资源则大大少于大城市的学生，他们想要进入理想大学学习要付出的努力是远远超出大城市学生的，而这类学生由于前期成长阶段中家庭先赋性因素的缺失，在进入大学之后则会表现出综合素质低于大城市学生的倾向，从而陷入“小镇做题家”的自我怀疑中去。另外，从就业公平的角度来看，代际间的“隐性世袭”和“自我复制”也制约了很多来自底层的普通大学生的职业发展。社会资本的代际传递使得“官二代”更容易从政，“富二代”更容易进行财富积累成为了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这种社会阶层“内卷化”的现状让更多底层出身的普通大学生增加了对未来的担忧和对社会的不满，社会焦虑情绪更加普遍的出现在了大学生群体中。
5.3. 多元价值体系与主体性认同相悖
风险社会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文化风险，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到了一种“无所适从的国家”，即这个国家本来有某个单一文明，并占据支配地位，而它的领导人却想要将这个国家的文明转向另外一种文明。俄国、土耳其、墨西哥等就是典型案例，其领导人无视本土文化的力量，试图从根本上重构社会文化，这就会使国家染上一种“文化精神分裂症”，成为一种四不像的“无所适从的国家”[22]。回顾中国，从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大门，各种西方思想涌入中国。再加之改革开放以及全球化趋势，传统的中华文化早已受到了冲击。社会变迁中，多元文化的冲击使得民众的价值观念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主导价值观念缺失使得文化风险因素倍增，引起了整个社会的文化焦虑。由于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且为中国互联网的原住民，大学生群体具有年纪轻，社会阅历浅、文化水平高，价值观尚未稳定等特点，因此更容易受到文化多元主义的影响。鲍曼指出，文化多元主义盛行的原因就在于流动的现代社会中人们普遍面临着价值选择的困扰，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多元主义展现的恰恰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屈服与和解[23]。正如马尔库什所言，现代性自身的固有顽疾使得所谓的“高级文化”在文化工业的冲击下必将成为泡影，而这种现代多元文化主义的重要特征是“质疑的缺失”，它宣称没有一种选择优于其他选择[24]，但这种文化等级观念的崩塌又会进一步强化个体对主体认同的渴望。
在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中，传统价值文化的崩塌，西方文化的冲击以及尚未重建完成的新文化，这三者相互碰撞，全社会的价值体系还处于一个相对无序的状态。无序且多元的价值体系导致了全社会的文化失范，这种文化失范表现在社会行动主体身上就是主体性认同的焦虑。人们难以找到达到预设文化价值目标的合法手段，也难以找到自我的主体性。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在大学生群体中可见一斑，离开家乡外出上学是大学生流动的主要形式，长期在家乡和就读城市之间流动的生活容易让大学生群体产生对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相比于某一地区的常住人口，流动让大学生群体往往更渴望获得自我的主体性认同。此外，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有机会进入大学，大学生已经不再是曾经老一辈人眼中的“天之骄子”，大学生身份也不再是一个为之骄傲的身份名牌。而“985211”“双非”等等诸如此类的标签，把大学分为三六九等，大学生群体间的同辈压力激增。因而，无论是从纵向上还是横向上来看，大学生群体的自我主体性认同焦虑都日益凸显，而这种自我主体性的寻找正是现代社会中大学生群体较高层次的需求。
6. 超越流动与风险：大学生社会焦虑的缓解路径
正如吉登斯所言，焦虑是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个体反思性理解自我的必要经验。现代性的重要特征就是高度的流动性和风险性，因此也必然会引发社会焦虑，这是现代性的必然后果。但是过于普遍的社会焦虑则会严重威胁到社会秩序的稳定，使得社会中危机四伏，并且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冲突。大学生群体是未来社会的中流砥柱，在现代性的背景下处理好大学生群体的社会焦虑是事关社会和谐稳定的大事。
6.1. 反思现代性危机：推进共同富裕，疏通阶层流动
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中，施特劳斯给了我们一条非常有借鉴意义的思路：以回归古典哲学的方式，思考现代性危机。阶层内卷化导致的社会焦虑情绪蔓延是现代性问题的重要体现，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对现代社会中大幅度阶层流动不确定性的恐惧。回顾传统社会可以发现，在安土重迁的传统中国，社会流动速度较慢，阶层内卷化对社会焦虑情绪的影响力相对较弱。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大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愈发强大，一方面是过多的人口竞相向大城市集中，另一方面是城市本身的容纳能力有限，这就使得阶层内卷化的现象对社会焦虑情绪产生放大的作用。因此，在当前发展进入相对稳定期的中国，必须要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充分发展中小城市，增强其对年轻群体、尤其是大学生群体的吸引力，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实现各地区均衡发展，从而缓解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现象以及阶层内卷化对社会焦虑情绪的影响。
此外，公平正义是人类一直以来的诉求和渴望，尤其是在当前高流动性、高风险性的现代社会中，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体系是抵御现代性后果的重大保障，也是全体社会成员获得稳定感、消解焦虑心理的基础。缓解阶层流动减缓和利益固化的藩篱，是维护公平正义，缓解群体性焦虑的应有之义，教育体系改革与社会资源合理配置是关键环节。高等教育机构应当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与市场需求相对接，优化课程设置，强化实践教学，培育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批判性思维。通过跨学科的教育模式，增强学生综合素养，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劳动市场。提升大学生就业竞争力是缓解其阶层流动焦虑的关键。高校需加强职业发展教育，提供职业规划指导和就业技能培训，增强其工作经验和专业技能。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应协同合作，打破就业市场的结构性障碍，建立大学生平等的竞争平台。特别是对于来自弱势群体的学生，应提供更多的就业指导和职业发展支持，以促进社会阶层的合理流动和机会均等。
6.2. 构建本体性安全场域：培育风险思维，营造稳定文化环境
随着现代性风险环境的来临，传统社会中人们对环境存在性的信任感被摧毁，经验性秩序的消失使得传统社会中的本体性安全体系瓦解。现代性作为一种充满流动和风险的文化，其本身就带有着极端的不确定性，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个体都被剥夺了安全感，“并被他无法解决的自我矛盾和含糊不清所折磨”。而当前普遍性的社会焦虑情绪实质上是每一个缺失本体性安全感的社会成员与整体社会结构相互建构的结果，是对当前社会关系的即时体现，说明我国社会文化中存在着过多的不稳定因素，也说明以大学生群体为代表的青年群体尚未完全适应现代社会的风险挑战。
结合吉登斯的观点，既然现代性的风险性是其固有属性，无法规避，那么在当前社会焦虑情绪普遍蔓延的环境下，要超越风险带来的不安全感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构建新的本体性安全场域：一是个体社会成员需要建立风险思维，主动接受风险考验，尽量减少焦虑情绪；二是国家与社会需要从宏观上增强稳定性因素，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在中国这个消费和生产并重的现代社会中，尤其是大学生群体必须要学会与现代性风险环境和谐共生，培养理性的心理预期，主动接受适当的风险，省去一些不必要的焦虑。面对西方种种现代性问题的冲击，需要反思并超越西方的消费主义。鉴于当代大学生群体普遍面临的经济压力及其引发的焦虑现象，应加强金融知识教育，系统性地向学生传授基础金融理论、信贷原则、投资策略与个人理财技能，以培养其对资金管理的深刻认知与负责任的消费行为；倡导理性消费观念，通过教育引导学生识别并抵制消费主义文化中的非理性因素，促使其形成基于自身经济能力的合理消费习惯，减少因经济负担导致的心理压力。此外，提供多样化的兼职机会和创业平台，不仅能够锻炼学生的职业技能和市场适应能力，还能通过实际经济活动的参与，增强其财务管理的实践智慧，提升经济自主性，从而在根本上缓解经济来源单一可能诱发的焦虑情绪。针对学生的主体性焦虑，应该重视校园文化建设，促进学生个体认知的全面发展。通过举办多样化的文化活动和学术讲座，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拓展其知识视野。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如志愿服务、社区参与等，以增强其社会责任感和集体意识。这些措施旨在提升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构建积极的自我认知，减轻由不确定性引发的焦虑情绪，促进其心理健康和个人成长。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阶层流动‘内卷化’与社会焦虑研究”(21ASH004)。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