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马克思科技思想中生态观的形成背景
任何一种理论学说的形成都是建立在时代发展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决定着其理论的主要内容和表现形式，同时，马克思科技思想中生态观的形成，也批判性地吸收和继承了前人的生态和科技思想。
(一) 19世纪科技的迅猛发展
马克思主义与科学技术有着天然的亲近性，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19世纪，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快速扩大期，也是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黄金期。第一次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拉开了近代科技革命的序幕，奠定了马克思科技思想的基础，第二次科技革命更是对马克思科技思想中生态观的形成起到了直接推动的作用。
以纺织机械的发明，以及蒸汽机改进为主要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于16世纪开始，结束于19世纪中叶。三个多世纪科技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长足进步，使得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比过去更加丰富，显示了科学技术的巨大生产变革功能和社会功能。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历史的研究，敏锐地看到了科技革命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巨大作用，促使他思考科学技术对整个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影响。第二次科技革命开始于19世纪，完成于19世纪70年代。相比于第一次科技革命，短短几十年的时间成为近代科学迅猛发展的时期，在力学、生物学、化学、医学等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成就，被人们称为“科学的化纪”。正如恩格斯所说，19世纪的科学是把“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联系的科学”[1]。自然科学的伟大成就，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革命性影响，也极大促进了马克思对科技的关注和思考，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等著名观点。持续深入的思考也让马克思的科学技术思想向更广阔的领域蔓延，这些为马克思科技思想中生态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科技的资本化应用引发生态危机
在农业社会，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能力还不是很强大，大部分自然还处在自在自然的状态，几乎是不存在生态危机这么一说的，“所谓的环境问题，并不是自在自然的变化所引发的问题”[2]，而是在资本主义利用科技不加节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产生的。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大背景下，科技和资本深度融合，一方面极大提高了生产力和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对科技的资本化滥用也造成了一系列比较严重的生态危机，这正是马克思科技思想中生态观形成的现实状况。
工业领域引发的生态危机。以瓦特蒸汽机为代表的能源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的集中化和规模化。城市聚集了大批人口和大量工厂，纺织、矿业、冶金等行业的机器化生产产生了大量的污染，烟雾弥漫空气质量恶化、污水横流河流又臭又黑。恩格斯在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作了这样的描绘：“垃圾和死水洼对公共卫生造成最恶劣的后果。正是这些东西，散发出制造疾病的毒气和令人作呕的臭气”([3]: p. 410)。谈到对河流的污染，恩格斯调侃道，红色的吴培河不是由血流成河的战场造成的，而是土耳其的染坊造成的。在农业领域，科技的资本和滥用同样产生了严重污染。大工业生产以前，鸟粪是英国农业生产最主要的肥料，但大规模的生产使得鸟粪不能满足需求。为此，利欲熏心的资本家们便用硝酸盐等化学肥料，这一方面导致土地的酸碱值遭到破坏，造成土地肥力枯竭，另一方面，通过雨水循环，有污染的化肥元素流入河流，甚至渗透到地下水，成为导致英国多次霍乱爆发的重要原因。资本主义对科技的滥用引发的生态危机，都促使马克思对科技发展和生态保护产生了深入思考，成为马克思科技思想中生态观形成的重要时代背景。
(三) 前人生态和科技先进思想的影响
康德“人为自然立法”的观点。康德是人类主体性思想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4]，即人类拥有主观能动性，人的理性主宰着自然界，规定着自然界的发展。康德将人的地位抬到了空前高度，使人从自然中解放出来，但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模式的发展，强化了人对自然的征服欲，造成了二者对立。马克思肯定了人的地位，同时指出：“人类并不是以不断征服自然的方式从自然必然性中解放出来，而是学会比以往更加强同自然的联系而已”[5]。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自然观。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在本质上是一种观念性的东西。自然不是单纯的自我完成之物，是“绝对精神”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从理念中异化出来的“派生物”，它需要通过精神并且只能通过精神才能破除自身的直接性和感性外壳。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唯心自然观做了批判：“对他来说，整个自然界不过是在感性的、外在的形式下重复逻辑的抽象概念而已”[6]。当然，马克思也吸收了黑格尔“把自然界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7]的正确观点，最终完成了辩证法同唯物主义相结合，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当然，除了对康德和黑格尔思想的批判性继承，思想巨人马克思科技生态观的形成还受到了很多人思想的影响。比如，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德国化学家李比希的“新陈代谢理论”；英国著名生物学达尔文“进化论”；等等。正是对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思想成果的吸收、借鉴和批判，马克思科技思想中生态观的一些核心思想才逐渐形成和完善。
2. 马克思科技思想中生态观的内涵
生态学这一概念直到20世纪才广为流传，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直接提到生态观，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科技思想没有生态维度。首先，马克思从“人–科技–自然”辩证统一的有机系统探讨了三者的关系，阐释了科技在人与自然中的桥梁和中介作用，这也是其科技思想中生态观的核心。同时，马克思敏锐看到了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对环境的破坏，是其科技异化思想在生态领域的体现，针对这一问题，马克思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呼吁科技要促进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这一命题。
(一) 科技是联系人与自然的中介
随着科技革命的飞速发展，人类越来越广泛地运用科技手段对自然按照自己的目的进行能动的改造，马克思正是从“人–科技–自然”这一互动的系统出发，指出科技是联结人与自然的中介，这一观点反映了马克思科技思想中生态观的本质。
对科技中介作用的认识首先要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象性关系。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象性关系既是一种主体能动，又是一种客体受动。一方面，从社会性质的对象性关系来看，人相对于自然是主体。对于人的主体性，马克思是从能动性角度认识，他指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3]: p. 162)。人不同于动物只能被动接受自然规律，人的能动性体现在人具有意识，可以进行自主、自由的活动，这种与生俱来的本质力量促使人去改造外部自然界，以满足自身需求。另一方面，从自然性质的对象性关系来看，自然是“主体”。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人是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人的存在是自然界发展的结果，人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此时自然环境是作为使人受动的外部对象而存在。人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和自然界发生物质交换，离开了自然这个基础，人也就无法存在。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互为对象，互为主体和客体，两者的对象性关系是辩证统一、不可分割的，统一于人与自然互动的实践过程之中，并不断发展和完善。
在人与自然互动的过程中，科技越来越发挥着改造自然以及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作用。科技作为中介既依赖于自然主体，又服务于人类这个主体。依赖于自然主体体现在，人类科技发展的条件、元素和材料归根到底是大自然提供的，更为直接的人类许多科技成果就是直接对大自然的模仿或者是大自然提供的灵感，比如仿生学的发展，比如牛顿对万有引力的发现等等。服务于人类主体则体现在科技发明延展人的肢体和大脑，使得人在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广度和深度都得到了极大拓展。正如恩格斯指出：“蒸汽机的运用使绵延于英国地下 的无穷无尽的煤矿层具有真正的价值”([3]: p. 398)。科技成为人的能力的外在体现，科技越发达，人类的实践活动范围就越大，改造自然界的能力也就越强。此外，马克思也强调科技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介质。科技既然是使得人与自然失去“自我”的因素，又必然是解决这一问题，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手段，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自然的解放与人的解放两者是一致的，从宏观的角度看，人的解放本身就是自然的解放的一部分，是自然解放的题中应有之意”[8]。马克思看到了科学技术对自然环境的改善起着积极的作用。例如，马克思指出，在废物的循环利用中，因为“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9]，充分肯定了科技对提高生产资料利用率的作用。科学能够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根本原因就是科技既是人主体性的外在表现，也依赖于自然这个主体，与人和自然都具有内在一致性。
(二) 科技的滥用将造成对生态的异化
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全面探讨了“人–科技–自然”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科学技术既可以成就人类，也可以毁灭人类和自然。人类本身的价值导向，决定了科学技术在人与自然互动中的作用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马克思首先肯定了科技在拓展改造自然深度和广度上的积极作用。两次科技革命的爆发，极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改善了人类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状况，推动了社会变革，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同时，马克思也敏锐指出科技异化自然导致的生态危机，进而危及到人类的生存，在资本主义大生产中，人性当中贪婪、自私和暴力极大发展，各个领域内一系列严重的生态问题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作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科技异化自然的根源。在阶级社会中，异化是指人创造的科学技术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成为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马克思用锐利的眼光和深邃的思想指出科技异化的深层次原因，那就是“机器本身对于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10]。这一精辟分析阐述了科技异化不是人类社会产生就有的，也不是因为科技本身，归根到底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真理。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就会造成科技对自然的异化呢？马克思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进一步指出，“资本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11]。可见，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资本家对除了金钱之外的事物已经麻木了，攫取剩余价值是成为他们的唯一目的。他们只关心高额利润和经济效益，对于工人则是无所不用其极地压榨，对于自然环境更是贪婪地掠夺，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也漠不关心。今天，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看起来劳资关系的冲突变小了，生态危机似乎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本质上一方面这是资本家为维护自身统治做出的一定让步，另一方面他们利用自身强大的经济、政治，甚至军事实力，把大量高耗能、高污染的工厂转移到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把垃圾和污染留在这些国家。因此，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科技异化自然的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马克思科技思想中的生态观对资本主义导致科技异化自然持严肃的批判态度。“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被马克思确立为人在利用科技改造自然，满足自然需求时要遵守的原则。马克思批判了科学技术的异化控制了人类的思想和行为，把人类变成单向度的片面的人，引起人的价值观和伦理观的变化，制造了社会的剥削和压迫，也破坏了人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的和谐关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12]”。
3. 马克思科技思想中生态观的价值
马克思科技思想中的生态观立足于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始终把“人–科技–自然”三者关系作为其理论的逻辑起点，回答了科技应用于生态的时代课题和实践难题。即使在今天，也是对当今几大流行的科技生态理论的批判性超越，具有穿透历史长河的强大生命力。
(一) 马克思科技思想中生态观的理论价值
1. 实现了对科技决定论和科技的社会建构论的批判性超越
20世纪以来，科技与自然和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科技决定论和科技的社会建构论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科技决定论认为科技凌驾于社会和自然之上，他们认为，“时代的性质、社会的变革、人类的命运都是由科学技术决定的，是整个社会变化发展的根源”[13]。他们强调科技的自主性，认为科技是独立于整个社会，具有强大的内在逻辑，并且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力量。不同于科技决定论，科技的社会建构论则认为科技并不是对自然的正确反映，并不完全具有客观真理性，而是由科学家的经验和逻辑，甚至是利益竞争决定的。同时他们认为科技的发展绝不是科学界独自的事情，而是受到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领域的重要形塑。两个理论都和马克思主义的科技生态思想有一定的相通性，但科技决定论过分夸大了科技对自然和社会的决定作用，忽视了科技来源于自然和社会的本质。反之，科技的社会建构论过分强调社会对科技的决定作用，忽视了科技自身发展的逻辑，弱化了科技的社会功能，陷入了相对主义和非理性的泥潭。马克思科技思想中的生态观既强调了科技在改造自然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认为科技的发展受到自然和社会的制约，科技与人和自然必须实现协调发展，实现了对科技决定论和科技的社会建构论的批判性超越。
2. 实现了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批判性超越
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科技革命使得人类掌握了科学技术这一强大武器，曾错误地让人类陶醉于征服大自然的胜利之中，如同传统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置于整个自然界的最高位置，认为人是改造自然的主体，自然是受人控制的客体，人是目的，自然只是工具，人自身利益的满足是最重要的。这种理论对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但这种主客二元思维，也将自然推到了人类的对立面，造成严重生态危机，难以做到可持续发展。生态中心主义正是基于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企图纠正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的贪婪、狂傲和破坏性。其理论的核心是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高于人类的利益，并强调生物圈平等原则。这一理论看到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也充分肯定了人与自然的内在一致性，对引导人类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它通过解构人的主体性，单纯追求自然的和谐，实际上脱离人的主观能动性谈对自然的保护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现实的。马克思科技思想中的生态观虽然也认为人是生态保护的终极目的，实际上也是“人类中心主义”，但超越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对人需求的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既有物质的需求，又有精神层面的追求，以及对美好环境的需要。
(二) 马克思科技思想中生态观的现实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生态文明建设列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生态领域发生了历史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马克思科技思想中的生态观，科学把握了生态文明建设中科技运用规律，对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1.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马克思科技思想中的生态观揭示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其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固有矛盾，并不能简单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有效解决好生态问题，甚至因为科技滥用导致对自然的过度剥削而加重环境问题。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科技摆脱了资本控制，成为全体人民共有的财富，进而在遵循生态规律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对科技进行合理使用，为自然带来正面效应。这些观点，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道路提供了坚实理论支撑。党的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发展的根本保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道路，就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全面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科技观的基础上，不断推动理论创造，将“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纳入党章，生态文明写入宪法，使得科学理论成为全党全国的广泛共识。伟大实践需要伟大理论的指导。在正确理论指导下，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集中力量解难题，着力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实施蓝天保卫战、碧水保卫战、净土保卫战，推动生态领域取得历史性、全面性转变，并提出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这些生态文明领域战略规划的制定和实施，离开社会主义制度，离开党的领导是不会实现的，这正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2. 坚持全面把握“人–科技–自然”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与人、科技和社会的发展具有密切关系。今天生态文明建设更是与多个领域密切相关，是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大事，在马克思科技生态观的基础上，必须坚持以更全面系统的观念来把握“人–科技–自然”的关系。要坚持科技创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不断推进的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科技的力量，科技创新和应用已经深度介入环境治理、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的各个环节。在今天要更快、更好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借助科技的力量，要更多地依靠科学技术来解决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困难，让科学技术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巨大推动力。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要始终明确科学技术是人的发明创造，是为人的生存和需要服务的，科技本身是不具有价值性的，而是因为人的需要赋予其价值和属性，因此人是科技和自然联系的关键。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以往我国科技的发展主要是面向经济优先，这使我国的经济状况得到了极大提升，但也付出了一定的生态环境代价。今天，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的需求日益强烈，我国进入绿色高质量发展阶段，生态环境效益成为社会经济效益的增长引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需要我们加强科技的生态化发展，以绿色科技推动落实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等新要求，实施生态环境科技创新等战略计划，建设绿色智慧的生态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