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上世纪九十年代，女性主义同后结构主义的结合颠覆了早期女性主义立足于本质主义性别观的理论根基，后结构女性主义将性别视为一种话语的“操演”行为[1]，这种行为受历史条件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并具有多元化、流动性等特点。尽管早期女性主义与后结构女性主义立足于迥然的性别范式，但他们都认同语言表述社会差异、性别差异和历史差异。正因如此，在语言间转换这些差异的翻译便成为女性主义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而译者翻译的过程，也是重塑或打破性别意识形态的过程，因而译文自然体现着译者对某种性别意识形态的践行。吉本芭娜娜的《厨房》中变性人母亲惠理子身上体现着后结构女性主义多元化的性别特质，译者的语言选择影响着译文的“性别践行”。
有关“女性主义翻译”的研究，国内大多数研究以早期女性主义理论或加拿大魁北克学派的翻译实践为中心。有学者指出，“国内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仍停滞于本质主义阶段。”“当前中国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还不够深入，中国具体国情下的女性主义主体意识尚未得到发掘”[2]。同时，国内关注到女性主义新动向的学者认为，用后结构女性主义的视角研究翻译有利于探讨性别的话语建构[3]。但国内学界对后结构女性主义的翻译研究仍局限于理论层面，缺乏基于文本的具体研究。在日本学界，女性研究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发展至今，涌现出井上辉子、上野千鹤子、江原由美子等知名学者。其中，井上辉子在九十年代注意到冲破二元对立性别藩篱的性别研究新动向，并指出，尽管“酷儿理论”等逐渐成为性别研究的热门话题，依然有必要进行女性主义研究[4]。但在日本学界，将女性主义与翻译相结合的研究少之又少。另一方面，欧美学界的“女性主义翻译”相关研究中，弗罗托(Luise von Flotow)指出，自“酷儿理论”出现以来，困扰女性主义的本质主义和身份政治问题得以解决，但女性主义相关研究显著下降，同时新的方法软化并分散了“女性”的概念[5]。因此，有必要利用后结构女性主义的理论特点，深挖单一的性别选择与多元的性别身份之间的矛盾，促使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多元化。
Charteris-Black提出的批评隐喻分析(Critical Metaphor Analysis)将语言分析与认知理解和社会知识结合在一起，揭示文本作者的潜在意图及影响因素[6]。本文拟采用批评隐喻分析的方法，以吉本芭娜娜《厨房》的中译本为例，通过译文中隐喻性的性别语言选择，揭示文本中“性别践行”背后所隐藏的性别意识形态、权力关系，以及特定的历史语境，通过对后结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实践，关注中国语境下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
2. 后结构主义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后结构主义的各派皆认为，在社会组织、社会意义、权力和个人意识的分析中，共同的因素是语言，社会组织的现实和可能的形式、结果，都通过语言得以确立和体验[7]。这种语言观一方面消解了划分行为本身，另一方面将所有的结构与分类视为派生物，强调人们所表达的一切划分原则都是语言的产物。语言本身是人创造的，由人发出的人与人间的沟通途径，既然一切的划分原则都通过语言得以确立，那便说明既有的结构或分类是前人用过去的语言所确定的范畴。后结构主义的这种语言观力图把语言游戏从封闭的二元对立结构中解放出来，从而突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差异性和无所指性，强调语言的动态生产性和意义的不稳定性[8]。
基于这种语言观，后结构主义对“主体”有着明确的认知，他们将主体的形成过程视为一个依情况而异的过程，认为主体是由话语建构而成的。同时，后结构主义还强调“不同的后结构理论都表达了对‘主体’‘结构’‘权力’的理解必须是复杂、多元和历史的”[9]。后结构主义的主体观说明，主体的形成是一种受条件制约、具有多种可能性的动态的话语过程。既然主体是在话语中建构的，那么就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主体。因此，在后结构主义的范畴下，主体的概念并非由差异决定，而是从不同条件下的话语行为中衍生而出。
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结合后，使得早期女性主义忽视的种族、阶层、宗教、地区等要素显现出来。国内有学者指出，“后结构女性主义挑战一切关于理性和解放的宏大叙事以及本质主义生物决定论，探讨个体的、无意识的和下意识的矛盾、反抗和演化，同时也关注语言霸权、前殖民地和第三世界国家等权力结构对于性别关系的影响”[10]。基于此，可以认为后结构女性主义的特点有三个。其一，后结构女性主义认为性别是一个过程，是通过话语、行为表现而生成的过程。其二，根据后结构女性主义理论，性别是个体的多选一的过程。即个体身上存在着众多构成性别的可能性，但其表现或定义却是单一的。其三，后结构女性主义认为性别是在社会或历史等限制下形成的，因此在后结构女性主义的语境中，强调性别话语具有历史多样性。
后结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多元化的，这种立足于“意义是流动的”多元的性别观可以避免各种霸权话语的固定化。但同时，这也促使我们思考何为女性主体的内涵，在特定历史、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女性”身份又是如何形成的。借助文学文本，我们可以基于语言、历史背景等阐明这些问题。
3.《厨房》中惠理子性别身份的流动性
吉本芭娜娜是日本现代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凭借其出道作——短篇小说《厨房》获得“海燕新人文学奖”。随着读者群体的扩大，20世纪90年代日本掀起了一阵“芭娜娜热潮”。随后这一热潮蔓延至更多国家，收获了无数读者。
惠理子这一角色身上体现着性别的多重可能性。从男性变成女性，从父亲变成母亲，从雄司变成惠理子，这一角色有着极其复杂的性别特质。
3.1. 惠理子女性身份的构建
文中惠理子初次登场时，作者借主人公美影的内心独白展开了一系列外貌描写，体现了对惠理子女性身份的构建。在词汇方面，无论是名词“美女”“化妆”“头发”，还是形容词“美丽的”“浓艳的”，都是潜移默化中被社会纳入女性专用的词语，是男权社会话语体系下对女性形象的期待。可以看出作者在此处通过对惠理子女性外形的着墨，强化了惠理子的女性身份特征。其次，在句式和语法层面，初登场时作者以惠理子跑进来的时刻作为主语，将谓语也落在主人公美影与惠理子即将见面的时刻。这种表述突出了与惠理子初见的不同寻常，从而为后文塑造惠理子不同寻常的美丽做铺垫，同时，用短句罗列出对惠理子的头发、眼睛、嘴唇、鼻子等细节描写，增强了惠理子女性身份的可信度。
在语境层面，惠理子在感叹做女人不易之后，作为补充表达了抚养雄一长大的辛劳。换言之，抚育孩子的辛苦是惠理子变性后以女性身份生存于世才体会到的辛苦。考虑到男权社会话语体系下的社会分工以及当时的日本国情，抚育孩子被默认为女性的社会义务和责任。因此，这里通过惠理子对自己以女性身份承担女性被赋予的社会责任这一行为的感叹，表达了惠理子对自己从身到心的女性身份的认同，从而顺利构建了惠理子的女性身份。
3.2. 惠理子男性身份的构建
惠理子意外死亡时，作者描写了惠理子死前的言行以及写给儿子雄一的遗书，体现了其男性身份。从语言来看，无论是流血的形象，还是砸死凶手的狠厉，以及最后一刻也要与凶手拼杀的口气，都与之前的女性特征截然相反。在男权话语体系下中，性别相关的语言存在着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两侧的语言具有互为反义词的特征。借助性别语言的分界线，在女性相关的语言无法匹配惠理子形象的情况下，话语构建的性别分类将惠理子的性别身份推向另一侧，从而使惠理子的男性身份显现出来。另外，女性与男权社会之间存在着对抗冲突，正如在男权话语体系中弱势词语会被用来形容处于权力弱势地位的女性，因而处于权力优势地位的男性自然会对女性身份和女性形象持有弱势的印象。惠理子在信中写到本打算用男性用语写信，却感觉奇怪以至于羞于下笔。这恰好证明惠理子认为男性身份和女性身份具有强弱对比，羞于以男性身份示人则更突出了惠理子隐匿的男性身份。
3.3. 惠理子双性同体身份的构建
文中惠理子的最后登场以美影回忆的方式出现，在回忆中惠理子给美影讲述了妻子离世前的故事，其中的描写表现出惠理子双性同体的性别身份。通过自述可知，惠理子表示已经想不起来自己变性前的模样，即说明惠理子已经完全习惯了自己的女性形象，这种习惯可以视为对自己女性身份的认同。其次，惠理子既认为男性落泪是件羞耻的事，又萌生了想成为女性的想法。结合起来思考可以说明，认为落泪是处于权力弱势地位的女性所为之事的男性特征与最终选择变性并从身到心都具备的女性特征同时存在与惠理子身上。以上两点足以看出作者通过惠理子在作品中的最后一幕构建了惠理子双性同体的性别身份。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明确，惠理子这一角色的性别身份是复杂多变的，既具有女性身份，也具有男性身份。并且，从后结构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随着剧情的发展惠理子的性别身份也在不断变化，具有流动性。作者通过对词语、句式及语境的操控，能够限定具体语境中惠理子的性别身份。换言之，作者通过对文本的操控，能够使流动变化着的性别身份具有稳定性，从而确立具体语境下惠理子的性别身份。因而作者对惠理子这一角色的性别建构能够体现出性别身份的流动性。
4. 李译本中“性别践行”的批评隐喻分析
批评隐喻分析是批评话语分析的一种方法，正如批评话语分析的主要目的是彰显隐藏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动机，批评隐喻分析旨在揭示语篇中的隐喻所表达的价值判断和隐喻使用者的潜在意图，以文本为基础将隐喻的语言与社会科学其它领域的研究结合起来，从而理解语言、人的思维和情感、社会文化三者间的复杂关联。
批评隐喻分析方法中存在着不同的切入点，这里将运用批评隐喻分析的修辞学解读方法。修辞学考察人们为了达到某种效果而建构话语的方式，将话语实践作为权力形态加以把握[11]。作为修辞方式之一的隐喻自然也是权力的特殊表现形式，同时隐喻还具有间接表达态度和立场的作用，翻译中的任何隐喻行为都体现着译者对原文特定对象的评价以及译者的价值判断。因此从批评隐喻分析的修辞学解读方法探讨李译本中的隐喻行为对惠理子这一角色的“性别践行”，能够明确译文是否符合后结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视角下性别身份具有流动性的这一特点，进而探究译者使用隐喻背后潜藏的性别意识形态。
4.1. 隐喻突显的性别意识形态
这一小节将列出含有隐喻的译文，并以隐喻识别、隐喻阐释、隐喻解释这样的顺序分析隐喻中突显或掩盖的惠理子的性别特质。
(1) “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她身上也有常人的缺憾。比如脸上与年龄相称的皱纹，牙齿也有些参差不齐。尽管如此，她还是魅力四射。”
基于第二章的分析，这一阶段作者突出描写了惠理子的女性外形，体现了对惠理子的女性身份的建构。在译文中，日语中的「部分」一词被翻译成了“缺憾”。单纯比较这两个词语可以发现，前者一般用于说明客观事物，后者一般用于表达主观情感。从客观到主观，从事物到情感，可以确定“遗憾”一词是翻译中的隐喻行为，包含了译者的潜在意图。原文这一细节出现的作用在于弱化前文惠理子的女性外形之美。而译者用“遗憾”这种带有感情色彩的隐喻，引导读者将皱纹、牙齿不齐视为一种遗憾。暗含了人们对女性的主观评价，即社会对女性的外形美存在评价体系。
(2) “她微微一笑，笑容里洋溢着母性的光辉。”
基于第二章的分析，原文中这句话从母性的层面巩固了惠理子的女性身份。译文中出现的“光辉”一词在原文中并不存在，译者将其与“母性”相结合构成了“母性的光辉”这一短语。“光辉”是译者增译的部分，词语本身具有正面积极的感情色彩，因此可以识别“光辉”一词是翻译中的隐喻行为，体现了译者的潜在目的。将“光辉”作为关键词在CCL语料库(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上检索后，前四个词条中与“光辉”搭配的分别是“里程碑”、“革命家”、“范例”“典范”等受高度赞扬的词语。这里译者将“光辉”与“母性”搭配起来，用“光辉”一词包含的感情色彩隐喻母性，引导读者将母性视为一种崇高且伟大的特质。译者使用“光辉”这一隐喻，即通过赞扬母性遮蔽了社会分工下性别的权力本质，因此这里的隐喻突显了男性决定女性的社会分工的性别意识形态。
(3) “当了这么长时间女人，本来还一直以为在身体的某处还有那个男性的自己、真正的自己存在，女人皮相只是我的任务。现在看来，身心都变成女人了，是名副其实的母亲啊。”
基于第二章的分析，在惠理子离世之前，原文已经体现从身到心对惠理子女性身份的构建。而比对这里的译文会发现“皮相”一词是增译的部分，是翻译中的隐喻，表达了译者的价值倾向。将“皮相”作为关键词在CCL语料库上检索后，出现的搭配有“浮于皮相的平庸之作”、“形而上学的皮相之论”、“皮相之谈”等带有负面色彩的词语，即“皮相”本身就带有表层、浅薄的含义。译者使用“女人皮相”的搭配是借“皮相”隐喻女性，将女性身份置于表层、浅薄的语境中，从而相应地将与女性相对的男性，以及与表层、浅薄相对的里层、深入两者联系起来，引导读者对男性和女性两种性别身份产生有表里、深浅之分的印象。这种隐喻突出了女性身份“浅”的一面，暗含了男性身份“深”的一面。
4.2. 隐喻试图构建的性别现实
隐喻绝非仅是用来美化语言的词语手段，更是制约和影响人们思维和行为的因素[12]。隐喻能够改变人的思维，进而引发期望的行动。因此译者对惠理子的“性别践行”中使用隐喻，不仅是再现惠理子性别身份的过程，也是通过译文传达性别意识形态，影响现实中性别的权力结构的过程。
在李译本中，译者在重塑惠理子的形象时选择用隐喻进行表达，且使用的三处隐喻有两个共同点，一是都带有正面或负面的感情色彩，二是都与女性身份相关。第一处隐喻“遗憾”具有负面色彩，同女性的外貌、外形关联。第二处隐喻具有正面色彩，同母性特质及女性的社会分工相关。第三处隐喻具有负面色彩，同女性的社会身份相关。在这三个隐喻中，一个正面色彩的隐喻为认可女性的社会分工(哺育后代)而服务，其余两个负面色彩的隐喻则为评价女性外形，否定女性的社会身份而服务。即译者用隐喻试图构建的性别现实中，女性哺育后代的社会分工被认同，并被赋予积极意义。但女性的社会身份却不被认同，且被蒙上消极意义。而女性的外形成为存在优劣标准，能够被评价的对象。如果说译者在隐喻中体现的性别意识形态是长期受社会权力引导和制约的结果，那就说明于这种影响又促使译者反作用于现实，再次引导读者群体形成符合原有社会权力关系的性别意识形态，进一步巩固原有的性别权力关系。
5. 李译本的性别颠覆
《厨房》中惠理子这一角色身上体现了性别身份的流动性，因此符合后结构女性主义翻译的译文也应从性别意识形态和性别的现实建构两方面再现这一点。但李译本中使用的隐喻仅体现出受男权社会影响的性别意识形态，突显了女性身份受压迫、被评价、处于弱势的一面。换言之，译者在性别意识形态层面仍受男性主导的权力关系的影响，未意识到惠理子性别身份的流动性，而这也影响着译者向读者表达的性别认知。因此，笔者认为李译本是对原文的一种性别颠覆，从性别意识形态层面颠覆了原文惠理子性别身份的流动性。
厨房的李译本从2004年版至2022年的最新版历经18年。这18年间中国社会的女性意识发生了巨大变化，女性主义的中国化也不断深入。因此，这一译本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也在发生变化。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持续转型，部分改写了女性写作的文化语境和男权中心的文化结构[13]。进入21世纪后，随着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不同领域的结合，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范围持续扩大，国内的相关研究也日渐充实。同时，近年国内许多社会热点新闻、法律政策都与性别问题息息相关，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关联的话题也在互联网上展开了激烈讨论，可见如今无论在学术研究方面还是社会意识层面，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程度都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李译本在塑造惠理子形象时使用的隐喻忽略了学术界和社会对原有性别身份的意义的反抗，也忽视了文学对女性形象新的诠释与追求。
文学文本是固定的语言范本，有着不同的历史、民族、宗教等文化背景，因此文学文本中的性别构建受多重因素影响。后结构女性主义翻译将语言视为意义产生的唯一方式，借助语言构建性别概念新的意义。换言之，后结构女性主义翻译能够通过改变性别并非一成不变这一事实，使男性或女性不应是由概念决定的群体印象，而是在语言的使用中不断变化的一种性别身份。运用后结构女性主义理论对更多译本和译本所在的文化背景进行研究，通过语言选择和语境表达能够进一步印证性别是从语言中产生的、具有流动性的身份，为译者的翻译实践提出可供思考的角度，从而打破本质主义性别观，影响现实中性别的权力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