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提出
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中国的人口结构和居民生活方式经历了显著的变化。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从2010年的8.87%增长至13.5%，标志着中国正面临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然而，当前许多老年人面临着经济、健康和社会支持等多方面的困境[1]。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科技的进步，使得城市生活节奏加快，传统家庭结构和生活习惯逐渐被打破。年轻一代更加注重个性化、自由和生活品质，家庭规模缩小，传统的大家庭模式逐渐被核心家庭所取代。许多家庭面临着“四二一”模式下的赡养压力，即一对年轻的夫妻要抚养一个或多个子女，赡养四位老人[2] [3]。但中国的养老金制度与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许多老年人，尤其是“村改居”社区和原先从事农耕工作的老年人，往往具有年龄大、经济收入较少、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较差、文化知识水平薄弱、耕地等自然资本缺失、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难以融入城市等特点[4]-[6]。而在心理健康方面，随着可能发生的子女外出打工、亲友离世、丧偶等情况带来的社交网络的缩小与孤独感，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也在老年人中愈发凸显[7] [8]。早在1995年，就有学者针对我国老年人社会支持需求进行研究，指出在老年人口中，经济困难最为突出，其次是生活照料，最后是精神慰藉[9]。至今，“老有所养”的难以实现使得这类群体不得不选择延续经济角色，通过继续工作或从事兼职来应对日益增强的心理压力和经济压力。在面对因年龄和身体情况带来的劳动市场排斥等再就业困境，流动摊贩作为一种流动性强、技术要求低、成本低、变现快、包容性强、几乎没有年龄限制的非正式就业形式，成为了上述老年人的首要选择之一。这种情况下，城市老年流动摊贩应运而生。城市老年流动摊贩主要通过贩卖居住地旁闲置土地的种植蔬菜，或收购来的瓜果、书籍、玩具等，与售卖食品、冷饮和烧烤的青壮年一起构成了城市“地摊经济”的特殊景观[10] [11]。老年流动摊贩群体以其独特的社会经济地位，展示了在快速城市化和人口老龄化的双重压力下，老年人如何通过自身的努力和社会环境的互动来寻求生存和发展。老年流动摊贩作为城市社会结构中的独特群体，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经营策略能揭示城市化背景下老年人群体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近年来，中国许多学者从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角度对老年流动摊贩的成因做出了细致的解释和提出了多种分析框架。经济学学者认为，老年流动摊贩现象的产生主要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驱动。一是退休金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是促使老年人选择成为流动摊贩的重要原因。许多老年人的退休金不足以支撑日常生活开支，他们需要通过额外的收入来源来补贴家用[12]。二是劳动力市场的排斥性也是老年人选择成为流动摊贩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正式劳动力市场中，老年人由于年龄和体力限制，往往难以找到适合的工作岗位[13]。相比之下，流动摊贩不受年龄和学历的限制，更适合老年人自我就业和灵活工作。而社会互动和心理需求也是老年人重要参与动机。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流动摊贩不仅是一个经济活动，更是一个社会交往的平台。他们通过与顾客和其他摊贩的互动，获得了情感上的支持和认同，减少了孤独感，增强了生活的满足感和幸福感[14]。同时，老年流动摊贩的生活质量和面临的挑战也吸引了一批其他国家学者的关注。Francine Kate R. Tipon从通过海德格尔现象学和解释现象学分析(IPA)方法，从黄金岁月、社会链接和未知旅程三个角度分析了疫情冲击下菲律宾布拉干省的老年流动摊贩[15]。其中指出，许多老年人退休后选择通过从事流动摊贩的工作来寻找生活的意义和目的，而在街头贩卖商品的过程中，老年流动摊贩能够建立并维持社交网络，减轻压力、提升心理健康。Villar指出老年人仍有继续发展的能力和机会，同时强调他们在家庭、社区和社会中的参与和贡献[16]。Adelaida Caballero的研究表明，在赤道几内亚马拉博的老年女性因与男性伴侣的分离、男性和青年的高失业率，以及社会经济条件恶劣而成为流动摊贩[17]。在马拉博，这些老年女性流动摊贩往往是多代家庭生活保障的唯一提供者，并在工作中面临骚扰、歧视和暴力，但仍通过各种方式争取自主性和生活尊严。Gita Ramadhani等研究了印尼武吉丁宜市Jam Gadang旅游区的老年流动摊贩现象，认为老年人成为流动摊贩的因素有三个，即经济获取因素、社会交往因素和心理健康因素[18]。概而论之，世界各地均存在老年流动摊贩现象，老年流动摊贩的动机主要是经济[19]获取、社会交往和心理健康。但如何治理老年流动摊贩，以及他们如何在城市中生存和延续的研究较少。可见，老年流动摊贩现象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老年人选择从事这一行业的动机主要包括经济需求、社会交往和心理健康。尽管各地情况有所不同，但老年流动摊贩在维持生活、增强社会参与感和提升心理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回顾中国流动摊贩的研究，整体上多关注基层执法[20] [21]、区域选择与生存策略[22]-[24]、现有治理模式及更新路径上[25] [26]。但老年流动摊贩与其他年龄的流动摊贩不同。对青壮年流动摊贩具有一定成效的“疏堵结合”治理模式，并不适用于老年流动摊贩[27]。原因是青壮年流动摊贩的形成原因与老年流动摊贩并不完全相同。青壮年流动摊贩一般为满足经济获取和家庭照料的双重需求而从事占道经营。当政府和城管将疏导区调整至离家近又不影响交通的地方，合理设定租金，并根据早晚高峰的时间规定经营时间，青壮年流动摊贩就不会重返马路。但老年流动摊贩的需求不仅是经济获取，还有着社会交往和自我实现等需求，同时还受人口结构、政策环境的影响。他们面对街头执法的响应策略也与青壮年流动摊贩不同。这些方面都决定着老年流动摊贩产生和持续街头流动。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较为丰富，从多角度分析了老年流动摊贩的具体成因、生活质量和面临的挑战，但在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政策背景，以及现有的“疏堵结合”流动摊贩治理模式下，老年流动摊贩面临的挑战具有独特性。他们为何出现，以何种方式对抗生活中的困境和挑战，又为何难以治理，以及他们内部有何种差异性，都还未能从学术角度具体回应。吉登斯曾说：“社会科学或历史领域的每一次研究调查都将行动与结构相联系……结构与行动到底是谁决定了谁，是没有意义的”[28]。故老年流动摊贩的形成并非是结构或能动者单一方面的因素，而是他们在当下结构中不断递归实践结果的整合。故本研究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老年流动摊贩是如何产生的？
2. 研究设计
本研究主要围绕中国中部大城市Z市X区的城市老年流动摊贩形成机制开展研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流动摊贩现象在中国各大城市普遍存在，老年流动摊贩作为其中一个特殊群体，却少有学者直接从老年流动弹出发直接讨论其成因。本研究旨在通过系统的调研和分析，探讨老年流动摊贩这一群体在城市环境中的形成机制。
2.1. 研究方法
Robert K. Yin指出，案例研究相较于实验法、档案分析法、历史分析法而言，更适合回答“怎么样”和“为什么”的问题[29]。本研究选择Z市X区作为调查点，一方面是因为笔者曾长期在Z市学习和生活，同时与Z市流动摊贩从业者与城管接触较多；另一方面，考虑到目前学者们已经对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一线特大城市的城市流动摊贩治理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而像Z市这样的内陆特大城市、人口特大城市、新一线城市的城市流动摊贩治理问题还未能得到充分关注和解决措施。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Z市城市老年流动摊贩的形成机制的研究可以有效地丰富我国城市流动摊贩研究的成果。罗伯特指出，案例研究的数量选择主要取决于案例的机制和饱和度，同时，也应尽量使用多种证据来源。基于此，笔者选择了Z市X区具有典型意义的城市老年流动摊贩作为研究案例，并从城管、流动摊贩、社区居民等多个角度来收集意见，从而尽可能地保证了研究证据的可信度。从饱和度角度来看，Z市X区各社区之间的发展水平和治理方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有利于保证研究案例之间的异质性并提升研究的信息饱和度。
在资料收集方法上，笔者基于质性研究的优势和特点选取了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以全面深入地了解Z市X区老年流动摊贩的生活和工作状况。观察法是质性研究中一种直接获取数据的方法，通过亲身观察、记录和分析研究对象的行为和环境，获取第一手资料。笔者在X区的多个流动摊贩聚集地进行了长期的现场观察，详细记录了老年流动摊贩的日常活动、摊位设置、商品种类、客户互动、交易过程等情况。同时，通过观察他们的工作时间、休息时间、与其他摊贩和顾客的交流方式，以及他们在城市公共空间中的适应策略，笔者能够直观地了解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和面临的具体挑战。在观察过程中，笔者尽量保持非介入性，以减少对研究对象日常活动的干扰。通过多次、多地点、多时段的观察，笔者收集到了丰富的现场数据，这些数据为后续的分析和解释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深度访谈法是质性研究中另一种重要的资料收集方法，通过与研究对象的深入交流，获取他们的个人经历、观点和感受。笔者在X区选取了在售卖商品、家庭困难等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老年流动摊贩进行一对一的深度访谈。访谈内容主要包括个人背景、职业选择动机、工作经历、社会网络以及对相关政策的看法。通过这些深度访谈，笔者不仅获取了丰富的质性数据，还能够深入理解老年流动摊贩的内心世界和生活经历。这些访谈内容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情感和心理层面的资料，使得对老年流动摊贩的分析更加全面和立体。
2.2. 案例概况
Z市X区为笔者主要收集研究资料的地点。Z市X区，1988年启动筹建，是河南省第一个开发区、是1991年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国家级高新区、是2016年国务院批准建设的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区域管辖面积99平方公里，下辖5个办事处，总人口35万，拥有各类市场主体4万余家。据初步统计，2018年实现GDP 350亿元，同比增长10.3%；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88.6亿元，同比增长14%；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1.1亿元，同比增长12.5%。X区的城市化进程伴随着“村改居”小区的大量涌现，这一居住环境的改变促使许多居民的身份发生了转变，从传统的农民职业转向其他职业。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经济发展和居住环境的双重变化，推动一部分老年人重新进入劳动市场，成为城市老年流动摊贩。疫情的冲击使得这些老年人面临更大的生计压力，他们通过摆摊等方式补充家庭收入，寻找生活的经济支撑点。这一群体在城市中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是经济和社会变迁的结果，也反映了老年人在后疫情时代的生存策略和适应方式。X区的经济发展、居住环境的变化，以及老年人群体职业转变的过程，为研究老年流动摊贩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
在调研期间，笔者共搜集了Z市W街道流动摊贩治理的现场观察记录、访谈资料、文献和政策文件、空间分析数据以及图片和视频资料等方方面面的电子资料与纸质材料。其中，访谈资料来源主要包括城管、流动摊贩和社区居民，这些不同身份的访谈对象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丰富和充实的研究资料，大大拓展了笔者对该研究领域和该研究问题的认知和理解。为保护受访者隐私，笔者对全部人物的编码进行匿名化处理。其中，以A开代表政男性老年流动摊贩；B开头代表女性老年流动摊贩；C开头代表城管；D开头代表社区居民。X区城管、流动摊贩的某些敏感信息，以及某些新闻媒体报道的网址等涉及保密性的内容，文中均不再列出。为方便后文的叙述，访谈资料均遵循“记录日期–人物编码”的编码格式。例如，“20231109A1”代表访谈日期是2023年11月9日，访谈对象是男性老年流动摊贩。出于对相关人员的隐私保护、部分研究资料的保密要求以及研究伦理的考虑，本研究对部分相关人员信息、研究案例的背景以及部分研究资料进行了加密和灵活调整，但都不影响一手研究资料的真实性。访谈对象基本信息见下表1，由于城管与社区居民基本信息并不影响访谈内容，故不一一列出。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form for interviewees
表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表
| 访谈对象 |
性别 |
年龄 |
家庭情况 |
教育背景 |
| A1 |
男 |
70 |
有配偶，2子女在外地工作 |
高中 |
| A2 |
男 |
72 |
有配偶，3子女在本地工作 |
中专 |
| A3 |
男 |
65 |
丧偶，1子女，独自生活 |
小学 |
| A4 |
男 |
78 |
丧偶，1子女外，独自生活 |
小学 |
| A5 |
男 |
75 |
有配偶，子女在外地工作 |
小学 |
| B1 |
女 |
68 |
有配偶，1子女，孙子同住 |
小学 |
| B2 |
女 |
69 |
有配偶，2子女在外地工作 |
小学 |
| B3 |
女 |
67 |
有配偶，1子女在外地工作 |
初中 |
| B4 |
女 |
62 |
丧偶，1子女，独自生活 |
高中 |
| B5 |
女 |
76 |
丧偶，1子女在外地工作 |
小学 |
3. 能动–结构整合理论与分析框架
在美国社会学理论界对微观–宏观议题产生日渐增长的兴趣的同时，欧洲的理论学者越来越着重于能动–结构的关系。美国的微观–宏观议题关注的是如何将个人行为和社会结构联系起来。理论家们试图解答微观层面的个体行动如何聚合成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以及宏观结构又如何影响个体行为。相较之下，欧洲的能动–结构关系关注的是个体或集体能动性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结构功能主义和社会系统理论等宏观理论在这一讨论中起到重要作用。同时，结构化理论的提出者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以及后结构主义的代表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强调能动者如何在社会结构中进行实践并同时再生产和变革这些结构。而借助能动–结构整合理论的分析，可以判断城市老年流动摊贩的形成机制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结构方面的制约和推动，也有街头执法博弈中的生存策略和空间利用，更有个人动机和需求的驱动。
3.1. 能动–结构整合理论
在社会学的研究中，存在着两种主要的分析取向：微观社会学和宏观社会学。微观社会学关注个体和小群体的互动及其社会行为，而宏观社会学则关注社会结构、制度和整体社会的运行。这两种分析取向长期以来被视为对立的研究范式。能动–结构整合理论的提出正是为了弥合这一对立，提供一个综合的整合分析框架。而这一个整合分析框架中有两个重要概念。一个是“能动性”(Agency)，指的是个体或集体在行动过程中所展现的自主性和主动性，体现了个体的自由意志、选择能力和创造性。另一个相对的是“结构”(Structure)，指的是社会中的各种制度、规则、规范和关系网络，这些要素对个体和集体的行为具有约束和影响作用。而能动–结构整合理论的核心在于解释能动性和结构之间的双向关系。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能动者与结构并不是两套各自独立的现象，不是所谓的二元论，而是表现出二重性……社会系统的结构属性既是媒介，又是它们递归组织实践的结果”，还可以说“行动的生产过程同时也是在社会生活日常实践背景下的再生产过程”[30]。在他看来，结构和能动性是不可分割的，结构既是能动行为的结果，也是能动行为的前提。这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被称为结构的“双重性”。“根据结构化理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领域既不是个体行动者的经验，也不是任何形式社会整体的存在，而是时空中有序的社会实践”[30]。且社会实践中，个体可以发挥能动性，通过行动再生产和变革社会结构。在吉登斯的研究视野中，能动者始终在检测自身的思想和行为以及所处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并在寻求安全感的同时，通过理性化，有动机地采取行动。不过，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赋予了行动者影响和改变情境的能力，而“结构只能存在于人类能动者的互动中或通过这种活动才能存在”，结构“总是既限制又授权”[30]。换句话说，结构并不直接存在或外在于能动者的行动，而是要通过能动者在行动中面临的规则和资源的限制间接体现和描述。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实践既不是被客观决定的，也绝非自由意志的产物。他的实践理论通过惯习和场域的概念，提供了理解个体行为模式如何在社会结构中形成和再生产的框架，同时展示了个体在特定社会空间中如何通过能动性对结构进行调整和变革。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等学者强调权力和知识的关系，探讨个体和社会如何通过权力关系进行互动和变革。在福柯看来，权力不仅是压制性的，而且是生产性的，通过知识体系和话语形成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同时，每个个体作为权力传播网络中的一份子，也能通过知识和话语对结构性力量进行挑战和重新定义。
三位主要学者对能动–整合理论的贡献使得后者能够更加全面地解释个体和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过程，从而为社会现象的分析提供更为丰富和多维的视角。在分析复杂社会现象时，如城市老年流动摊贩的成因，这种多层次分析框架能够揭示现象背后的多重因素和相互关系，即，将个体行为、组织行为和制度结构结合起来，分析不同层次之间的相互影响。同时，探讨个体行动者如何在嵌入于特定社会结构中的同时进行能动行为，以及个体行动者与社会结构和能动性之间的动态互动过程。
3.2. 老年流动摊贩形成机制的分析框架
能动–结构整合理论旨在揭示个体或集体的能动性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个体和集体如何在既定的社会结构中进行能动行为，同时这些行为又如何重塑或维持这些结构。回到城市老年流动摊贩的形成机制分析上，社会结构为他们的占道经营行为提供了资源条件和约束框架，既限制了行为的可能性，也提供了行为的资源和机会；而城市老年流动摊贩的能动行为在不断街头互动中可以维持、改变原先的社会结构，对结构产生反作用。可见，城市老年流动摊贩的形成机制是多维度的，具体来说，既有社会结构方面的制约和推动，也有街头执法博弈中的生存策略和空间利用，更有个人动机和需求的驱动。
社会结构的限制与约束提供了理解城市老年流动摊贩形成的宏观背景，决定了他们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其带来的影响主要从城市化和城市管理政策、经济结构和社会保障体系两方面发生作用。速城市化导致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其中包括许多无法依靠传统农业维持生计的老年人，他们在城市中需要寻找生存空间。而基础养老金和社会福利不足，以及劳动市场的限制迫使老年人寻找非正规经济中的经济获取手段，如成为流动摊贩。
街头的博弈与互动则反映了老年摊贩在微观层面如何在限制条件下寻找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在实际执法过程中，街头执法往往采用一种柔性监管策略，执法者与摊贩之间形成了一种博弈关系。执法者顾及老年人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有时会在执法力度和策略上采取更高的灵活性和柔性，以避免引起冲突。而老年流动摊贩主要采取回避和流动的回应策略。当无法回避时候，他们就会根据自身的年龄与身体特征，进行妥协和求情。这种博弈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为老年流动摊贩提供了一定的生存空间。
个人取向的动机和需求揭示了老年人选择这一职业的内在驱动力和心理需求。许多老年摊贩选择经营流动摊位是为了补贴家用，支持家庭成员的生活和教育开支。同时，他们通过经营流动摊位，能够保持社会联系和互动，避免退休后的孤独感和社会隔离。此外，经营摊位不仅为老年人提供了经济收入，也让他们感受到自我价值和成就感。这种自我价值的实现对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至关重要。
可见，城市老年流动摊贩是社会结构、街头互动与个人动机等多维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研究将基于Z市X区的老年流动摊贩聚集现象，具体分析其形成机制。
4. 社会结构的限制与约束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由于以往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等综合因素所引起人口年龄结构的嬗变，客观上引发了加速的人口老龄化进程。正是在这一宏观背景下，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等一系列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理念。毋庸置疑，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深刻变化，人口老龄化将是21世纪不可逆转的客观现象与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对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服务体系有着巨大的考验。而面对基础养老金与社会福利的不足，以及正规经济部门的排斥，为了获取经济和延续抚养角色，相当一部分老年人选择从事流动摊贩。
4.1. 人口结构与家庭结构的变化
我国的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正在经历显著变化，抚养结构的转型与代际协调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出少子化与老龄化并存的特点。越来越多的家庭形成了“四二一”结构，即一个家庭中有四位老人、两位成年人和一个孩子。在这种结构中，两个成年人需要同时抚养四位老人和一个孩子，家庭负担十分沉重。随着这种家庭结构的变化，中国的孝道文化和“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对老年人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许多老年人选择留在家中，承担起照顾孙辈的责任。当青壮年外出务工时，照顾第三代的责任大部分由老年人承担，这占用了他们大量的生活时间和精力。这种人口与家庭结构的变化，促使老年人不得不延续他们的经济角色和抚养角色。
首先，家庭养老让老年人继续承担“抚养供给者”的角色，使得他们在生理和心理上都难以得到充分的休息和恢复。老年人本应享受安逸的晚年生活，但却被迫继续承担繁重的家务和照顾责任，这对他们的健康和心理状态产生了不利影响。其次，家庭养老缺乏社会养老所能提供的专业服务，如医疗、心理辅导和长期照护等高质量服务。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需求更加复杂，仅靠家庭的力量难以全面满足这些需求。社会养老机构可以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心理辅导和日常照护，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最后，家庭结构的变化也影响了代际之间的关系。老年人在照顾孙辈的过程中，虽然与第三代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也容易因为教育理念的不同而产生矛盾。这种代际冲突不仅影响了家庭和谐，也给老年人的心理带来了额外的压力。为了应对这种情况，许多老年人不得不继续发挥经济角色，通过从事流动摊贩等工作补贴家用。他们不仅要照顾家庭，还要通过劳动维持经济独立。这种双重角色的延续，体现了老年人在家庭结构变化中的重要作用，也反映出他们在社会养老体系不足情况下所面临的挑战。
我之前在工地干活，现在干不动重活了，但是养老金根本不够用，特别是现在物价涨得快，还有老伴的医药费需要支出。儿女都在外地打工，家里就剩我和老伴。我们老两口不仅要照顾自己，还要照顾孙子。虽然有退休金，但根本不够用，我们还要负担孙子的生活和教育费用。我们这年纪找工作也难，只能做点小生意来补贴家用。对我们老年人来说，确实有压力，但也有成就感。我们这一代人习惯了为家庭付出，现在还能继续为家庭出一份力，心里也踏实。对家庭来说，减轻了儿女的负担，他们在外面工作也能更安心。(访谈对象：20231109A1)
我经常去那个老人那里买菜，他每次卖的菜都比较新鲜，而且据说他家庭经济情况不太好，子女在外面打工，他自己身体不好天天吃药，还要带孙子。所以很多时候我都不会跟他讲价，多给点钱，我也不差这点钱，但是他说不定就需要这些钱。(访谈对象：20231021D1)
4.2. 基础养老金与社会福利的不足
尽管我国的基础养老金制度在不断完善，但仍存在覆盖面不广、保障水平偏低、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31]。基础养老金的不足直接影响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特别是在农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老年人的经济压力尤为明显。养老金水平较低，导致许多老年人在退休后仍需依靠子女或继续劳动以维持生计，这进一步加剧了家庭的负担。同时，老年人患病概率高，对医疗服务需求大，但现有的医疗保障体系尚不能完全覆盖他们的医疗需求，导致许多老年人在医疗费用上负担沉重，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压力。
近年来，中国的非营利组织数量迅速增加，涵盖教育、医疗、环保、养老等多个领域。特别是在养老服务领域，非营利组织积极参与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服务，提供日间照料、老年人活动中心、心理辅导等服务，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然而，非营利组织的运营资金主要依靠社会捐赠和政府资助，但由于资金来源不足、专业人才匮乏，这限制了他们提供更多优质服务的能力，无法满足日益增加和多样化的老年人口需求。为了减轻家庭经济压力和负担，一些老年人选择继续工作或抚养家庭，但他们在尝试进入正规经济部门时，往往因年龄和能力受到限制和排斥。这种情况迫使他们寻求其他经济活动，例如成为流动摊贩，以维持生计并减轻家庭负担。
我退休前是一名小学老师，退休后发现退休金不足以应付我的日常开销，尤其是医疗费用。我老伴身体不好，时常需要看病买药，儿女们也有自己的家庭和负担，所以我决定出来找点事做，补贴家用。我试过找其他工作，但大多数正规单位都不愿意雇佣我们这种年纪的人，他们觉得我们学新东西慢，适应不了快节奏的工作。再加上我身体也不如年轻时，不能做太累的活儿。后来想想，还是做个流动摊贩比较适合，卖点小吃，不用太大的体力，而且时间上也比较灵活。(访谈对象：20231030B1)
4.3. 正规经济部门的限制与排斥
新时代“人口又多又老”的国情可能引发新的社会问题，包括延迟退休年龄与中青年就业机会的冲突，以及老年人口增加与劳动力人口减少引发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风险等问题。正规经济部门普遍存在“年龄拒绝”现象，即从年龄上拒绝老年人的再就业选择，认为老年人难以适应快节奏工作环境或新技术，限制了他们的职业机会，影响了自信心和社会价值感。随着年龄增长，身体能力的变化显著影响老年人的工作选择。体力下降、耐力减少以及慢性健康问题，如关节炎、心血管疾病或糖尿病等，限制了他们的工作能力，使他们难以承受高强度体力劳动。这种身体能力的限制导致老年人在职场上被边缘化，失去许多工作机会，从而影响他们的经济状况、自我认同和社会地位。此外，老年人所拥有的技能和经验也不符合现代劳动市场的需求。随着技术快速发展和新兴行业的崛起，老年人过去的技能需要更新以适应新的工作环境。这种技能落后现象使得他们在求职时面临较大困难，难以与年轻求职者竞争，影响了他们的自信心和职业前景。
面对这样的市场环境，老年人常感到被边缘化，他们的经验和技能未能得到应有的认可和利用。这种情况迫使一些老年人转向流动摊贩工作，作为实现经济自立和维护社会联系的方式。流动摊贩工作相对容易进入，允许他们利用现有的技能和经验，如烹饪、手工艺或其他服务。通过在市场、街道或公共场所设立摊位，老年人能够直接与社区成员互动，重新找回社会角色，增强社会参与感。摊贩工作的灵活性使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个人偏好调整工作时间和强度，这是传统职场难以提供的。
我在退休前一直在一家工厂工作，但退休后发现退休金并不足以覆盖日常开销，特别是医疗费用。我有两个孙子，偶尔还需要支持他们的教育费用，所以额外的收入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起初，我也尝试过在正规经济部门找工作，但因为年龄问题，多次被拒绝。他们觉得我年纪大了，学新东西慢，身体也跟不上。而且，我过去的工作技能在现在的劳动市场上不太吃香，很多工作都要求熟悉新技术，我没法跟年轻人竞争。老年人也有很多能力和经验，只要有合适的平台和机会，我们依然能为社会做出贡献。(访谈对象：20231109A2)
5. 街头空间的博弈与互动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地摊经济”和“夜经济”开始作为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兴起。这两种经济形态在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活跃市场交易的同时，也对城市的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梳理城市流动摊贩治理进路可见，以打击取缔措施为主的消极管控手段体现了市政政策设计与流动摊贩生存之间的失耦，导致了流动摊贩治理效能不高，体现为“行政成本过高，治理效果过低”的状态。政府开始实施“疏堵结合”的策略，期望通过创建开放和包容的区域，使流动摊贩能够在接受城市管理、维护城市秩序和遵守相关规定的情况下，维持经营活动，以保证城市管理的有效性与地摊经济的活力并存。
5.1. 监管策略的柔和性
监管策略的柔和性指的是在马路场域的一线执法中，城管基于对当地经济和社会环境的考量，选择在不影响交通安全和公共秩序的前提下，对老年流动摊贩的小规模或临时经营活动采取非强制性的管理方式，包括驱赶至人行道、忽视和不干预、行政执法时间与空间不连续等。具体来说，这种基于自由裁量的柔性监管策略体现在以下几种举措中。一是城管在处理老年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的问题时，通常采取的是将老年流动摊贩驱赶到人行道或其他地方继续经营的策略。二是只要老年流动摊贩不越界，即下马路占道经营，城管就保持旁观态度。三是行政执法在时间与空间上的不连续性如同波纹一般，城管的影响力和控制效果沿距离增加而不断减弱，在越过某一个阈值后，管理效果下降极快，流动摊贩数量激增。例如超过50 m以后，老年流动摊贩逐渐多起来。且城管往往习惯在可视范围内进行执法活动，因此存在一条主干道上老年流动摊贩避开城管而错落分布的情况。
在实际的街头执法中，老年流动摊贩因其年龄和身体等特征，能获取更多的社会同情和执法宽容，获得更多执法中妥协和回避的空间。相比之下，青壮年摊贩则更容易受到严格的监管和处罚。老年摊贩的这一特质使他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执法风险，获得更多的经营时间和空间。
我在这里摆摊已经有2年了。之前在家带孙子，后来他们去上学，我就出来做点小生意，补贴家用。其实城管也很理解我们的难处。他们知道我们老年人出来摆摊不容易，很多时候都会采取劝导而不是直接取缔。有时候他们来检查，我就会暂时收摊，等他们走了再继续经营。他们对我们老年人确实是比较宽容的。(访谈对象：20231109B3)
老人家一把年纪还要顶着大太阳出来卖东西赚钱养家，我们都不忍心赶。而且“疏堵结合”措施对他们也没有很大作用，因为疏导区不仅要租金，还要固定的时间和比较大的经营需求，而这些老年人基本每天就卖一点点自己种的菜或者一些贩来的零碎玩意。但是我们城管也不能看着他们就把马路堵着，只能把他们赶到人行道上售卖。只要他们不把马路堵着，我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访谈对象：20231109C2)
可见，老年流动摊贩因其年龄和身体状况，往往更能激发社会的同情心和怜悯心。而这种柔性监管策略暗示着城市管理者在执行职责时不可避免地需要在公共秩序维护和对弱势群体生计保障之间寻找平衡。对于流动摊贩而言，他们通常会对这种宽容的管理态度表示欣然接受。柔和性的监管策略使得老年流动摊贩能在妥协与周旋中规避执法风险，调整经营策略以提升实际收益。这样的马路秩序与执法无疑为老年流动摊贩提供了一个执法柔性的经营环境。
5.2. 经营策略的灵活性
城市老年流动摊贩的经营策略的灵活性主要体现在时空灵活性和应对执法策略两个方面。具体而言，时空灵活性指的是老年流动摊贩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调整能力，以最大化资源使用和适应环境变化，以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的变动，优化经营策略和提升效率。在经营时间方面，老年流动摊贩展现出来高度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他们通常选择在人流量最大的早晨和傍晚进行经营。这些时段不仅有上班族和学生的集中出行，也有居民的日常购物需求。通过抓住这些高峰时段，摊贩能够获得更多的客户，提升销售额。同时，这样的经营时间选择，能使得老年人避免面对上午、中午和下午的较高气温及带来的不适。在非高峰时期，老年人会选择休息，或去选择其他工作获得更多的收入。在经营空间方面，老年流动摊贩的选址也较为灵活。他们通常选择在商业区、居民区、学校和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的地方进行经营。早市、夜市和节假日的临时市场也是他们常常选择的经营场所。由于具备流动性，老年摊贩可以快速移动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例如，当一个地点的人流量减少或执法力度加大时，摊贩可以迅速转移到另一个更有利的地点。这种快速移动的能力使他们能够及时避开风险，保持经营的连续性。此外，部分老年流动摊贩还会借助经验和社会关系，与正式铺面进行空间共享，即与商铺或超市合作，分时段使用或者合作经营。如在早晨和商务使用店铺前面的空地开展经营活动。
我在这里摆摊已经有6年了。之前退休在家，总觉得闲着没事做，就出来做点小生意，赚点零花钱。我一般都是选择早晨和傍晚出来摆摊。早晨有上班族和学生，傍晚大家下班回家，都有买菜的需求。这两个时段人最多，生意最好。而且，这样还能避开中午和下午的高温，年纪大了，中午晒着不舒服。我们一般都会选择人流量大的地方，比如商业区、居民区、学校和公交站点这些地方。早市和夜市我们也会去，这些地方人多，生意好。而且，如果哪儿人少了或者城管来了，我们就会迅速转移到别的地方。这种灵活性对我们很重要，能及时避开风险。有时候我们会和一些商铺或者超市合作，比如早晨在他们店铺前的空地上摆摊，到了营业时间再撤离。这样既不影响他们的生意，也能让我们找到好位置。(访谈对象：20231109A3)
5.3. 摊贩社群的支持性
城市老年流动摊贩的形成与持续不仅依靠个人的努力和灵活的策略，还受益于摊贩社群内部的互助和支持。这种社群支持体现在信息共享、互助合作以及情感支持等多个方面，使得老年流动摊贩能够共同应对经营中的困难，分享资源和信息，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和应对执法挑战。
这种社群的支持性首先体现在“守门人”规则与信息共享。“守门人”规则指的是，当任一老年流动摊贩察觉城管出现时，会主动进入“守门人”角色，呼喊其他老年流动摊贩收拾摊位进行转移或躲藏[32]。可以说，老年流动摊贩是互为“守门人”的。而摊贩社群内部的信息共享是老年流动摊贩能够顺利经营的重要保障。老年摊贩之间通过长期的相处，形成了紧密的社交网络，他们会互相通报市场动态、执法动向和客户需求。例如，当某个地区的执法力度加大时，摊贩们会及时互相通知，避免大家遭遇不必要的麻烦。同样，当某个地点出现新的人流热点或市场需求变化时，他们也会互通有无，共同调整经营策略。这样的信息共享机制不仅提高了老年摊贩的市场敏锐度，也增强了他们应对风险的能力。其次，互助合作与集体行动是支持性的另一体现。老年人由于体力和精力的限制，在摆摊过程中难免遇到各种困难，这时社群的互助合作便显得尤为重要。例如，在搬运货物、摆设摊位或处理突发情况时，摊贩们会相互帮忙，共同解决问题。此外，老年摊贩在经营过程中也会分享自己的经验和技巧，帮助新加入的成员迅速上手。而通过长期的相处和合作，摊贩社群内部积累了丰富的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本不仅包括经济资源，还包括信任、合作和情感支持。在面临困难时，摊贩们会互相提供经济援助和情感支持，共同度过难关。
我们这些老年人，出来摆摊大多是为了补贴家用，大家互相照顾，互相支持。这些年要不是有其他摊贩的帮忙，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坚持下来。我们每天都会互相通报市场情况和执法动向。如果哪儿城管要来，我们会提前通知大家收摊避开。还有哪儿人多生意好，也会互相推荐。比如，最近这个早市人特别多，大家就都过来了。这种信息共享非常重要，让我们能灵活调整经营地点。有一次，我搬不动货物，隔壁摊的大妈马上过来帮我。我们也会一起进货，成本低些。大家有困难时互相照应，这样心里也踏实。尤其是遇到突发情况，大家一起出力，很快就能解决问题。(访谈对象：20231109A1)
综上所述，街头摊贩作为城市经济和社会的一部分，通过监管策略的柔和性、经营策略的灵活性和摊贩社群的支持性，在城市街头空间中找到了生存和发展的路径。通过合理的政策引导和有效的管理，街头摊贩现象可以得到更好的规范和发展，成为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要补充。
6. 个人取向的动机与需求
在现代社会中，个人的动机与需求是驱动行动的核心动力，直接影响决策和行为方式。这些动机和需求不仅关系到幸福感和生活质量，还在许多情况下决定了职业选择。对于老年人群体而言，经济获取、社会交往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成为促使他们成为城市流动摊贩的重要因素。下面将详细探讨这三类需求如何驱动老年人走上流动摊贩之路。
6.1. 经济获取的需求
经济获取的需求是指个人对物质财富和经济资源的渴望与追求。老年人在进入退休年龄后，虽然有养老金或其他形式的退休收入，但这些收入往往不足以满足他们的全部经济需求。成为流动摊贩不仅是维持生计的一种手段，更是实现经济安全和提升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
首先是满足基本生活保障。很多老年人依靠有限的退休金或社会保障金生活，这些收入可能仅够维持基本生活。通过从事流动摊贩工作，老年人可以获得额外的收入，确保日常开销得到保障。他们出售水果、蔬菜、小吃或手工艺品，以满足自己的基本生活需求其次是经济稳定与安全感。面对生活中的突发事件，如健康问题或家庭紧急开销，额外的经济收入显得尤为重要。流动摊贩的收入虽不稳定，但相对灵活，可以根据市场需求调整经营方式，增加经济安全感。通过积累一定的储蓄，老年人可以应对突发状况，减轻经济压力。最后是财富积累与提升生活质量。老年人不仅追求基本的生活保障，更希望通过额外收入提高生活质量。例如，他们可能希望购买更好的食物、医疗服务，或是支持子孙的教育和生活。成为流动摊贩，让他们有机会通过勤劳工作增加收入，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
我主要是因为经济压力。退休后，我的退休金根本不够用，每个月吃药就要好几百，还不算日常生活开销。为了不拖累家人，我只能出来摆摊。虽然收入不多，但足够支付一些额外的医疗费和日常开销。特别是我在早市和夜市卖些家里种的蔬菜和自制的酱料，收入还算稳定。(访谈对象：20240304A5)
6.2. 社会交往的需求
有学者指出，社会支持、健康状况、自我效能感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着较大影响，其中，社会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大[33]-[35]。社会交往的需求是指人们在生活中与他人建立和维持良好关系的渴望。老年人在退休后，往往面临社交圈缩小和孤独感增加的问题。通过从事流动摊贩工作，他们能够重新融入社会，与他人建立广泛的联系，满足社交需求。
首先是情感支持与归属感。退休后的老年人可能感到孤独，通过在市场上与顾客、其他摊贩互动，他们可以获得情感支持和归属感。还有一些老年人面临因丧偶和子女在外工作带来的强烈孤独感。每天的工作和交流，帮助他们保持精神健康，减轻孤独感，缓解社会撕裂感。其次是社会认同与自我价值。通过经营摊位，老年人获得了社会角色和身份。他们不仅是退休人员，更是市场中的一员，得到顾客和同行的认可和尊重。这种社会认同感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再次是信息交流与学习。流动摊贩的工作环境充满变化和挑战，老年人通过与不同顾客和摊贩的交流，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他们了解市场需求、学习经营技巧，甚至掌握新的社交方式。这种持续的学习和信息交流，使他们感受到充实和进步。最后是合作与互助。在市场环境中，老年摊贩之间往往形成互助合作的关系。他们可能共同进货、分享经营经验，甚至互相帮助照看摊位。这种合作关系不仅增强了经济效益，还加深了人际关系，使他们在晚年生活中感受到集体的温暖。
退休后，我感觉突然失去了很多社交活动，以前的同事和朋友慢慢也都不怎么联系了，我觉得自己突然从社会的中心被推到了边缘。我的孩子们都忙于自己的生活，很多时候，我感到非常孤立和寂寞，就像是被世界遗忘了。我决定不让这种感觉打败我。我开始在街头卖果汁，这样我能每天都见到很多人。虽然只是卖些小东西，但这让我感觉自己还是社会的一部分。和顾客聊天，听他们说说自己的事，我觉得自己又回到了人群中。而且，城管来的时候我也会叫其他人一块跑，及时离开的那些人有些还会来感谢我，这个时候我就很开心。所以情感支持也很重要。我们这些老年人，出来摆摊有时候心里也苦，特别是家里有事或者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大家在一起摆摊，可以聊聊家常，互相倾诉，心里就舒服多了。有时候，老伴儿在家里唠叨，出来和大家聊聊天，感觉压力也小了。(访谈对象：20231210A1)
有些时候我会突然感觉生活空荡荡的，尤其是在我妻子去世，和我儿子去广州打工之后，这种感觉就特别明显了。我儿子会汇钱给我养老，我在家里呆着感觉非常焦虑。我看到隔壁的人用家旁边的地种菜去卖，反正我也没事干，我也种些菜去卖。干摊贩对我来说赚不了几个钱，但是我很喜欢这种热闹的感觉，给我一种我还在社会中生活的感觉。(访谈对象：202311211A4)
6.3. 自我实现的需求
自我实现的需求是指个人在追求自身潜力和理想的过程中，寻求实现自我价值和目标的渴望。这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最高层次需求，老年人通过成为流动摊贩，同样能在这方面获得满足[36]。具体表现在个人潜力发挥、理想与目标实现、创造与创新、社会贡献与影响四个方面。
首先是个人潜力的发挥。退休后的老年人依然渴望发挥自己的能力和潜力。流动摊贩的工作让他们有机会展示自己的经营才能、沟通能力和创造力。通过经营自己的摊位，他们可以感受到自己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贡献，体验到成就感和满足感。其次是理想与目标的实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老年人也不例外。很多老年人希望在退休后继续保持活跃和有意义的生活。经营一个小摊位，成为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他们通过辛勤工作，不仅维持生计，还实现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再次是创造与创新。流动摊贩的工作环境灵活多变，老年人在经营过程中需要不断创新和适应市场变化。他们可能会尝试不同的产品、改进销售技巧，甚至推出新的服务。通过这种创造性活动，他们感受到自己的独特性和价值，增强了自信心和满足感。最后是社会贡献与影响。老年人在经营流动摊位的过程中，不仅满足了自己的经济和社交需求，还对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他们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丰富了城市生活，促进了社区的经济活动。同时，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示了积极老龄化的形象，激励了更多人保持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哎呀，满足感还是挺多的。首先是我觉得自己还能为家里做贡献，这感觉特别好。平时我在早市和夜市卖点小吃，虽然挣的不算多，但足够贴补家用。还有啊，我做的这些小吃还是挺受欢迎的，大家都说我做的好吃，这让我特别有成就感。以前教书的时候学生们爱听我讲课，现在大家爱吃我做的小吃，我觉得自己还是挺有用的。(访谈对象：20231030B1)
总之，老年人群体在选择成为城市流动摊贩时，是由多方面的个人取向动机与需求驱动的。他们通过这一工作，不仅满足了经济、社交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还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理解这些动机和需求，对于社会支持老年人就业和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7. 老年流动摊贩的类型区分
从中国老年流动摊贩的形成机制来看，中国的老年流动摊贩往往因为社会结构的限制与约束等经济压力而选择摆摊，并借助街头空间中的博弈与互动实现存续，进一步实现个人取向的经济获取、社会交往和自我实现动机，以对抗自身随着年龄增长而面临的生存压力和边缘化。这一现象在农村进城人员和低收入城市原住民中尤为突出。在一些发达国家，老年人通常有更完善的社会保障和退休金制度，老年流动摊贩的主要动机可能更多是为了保持社交活动和实现自我价值，而发展中国家则可能与中国类似。此外，中国的老年流动摊贩通常具有较强的家庭观念，他们摆摊不仅是为了个人收入，还可能是为了支持家庭成员。
基于上述老年流动摊贩的产生原因、以及他们对抗生存压力和边缘化的行为的分析，笔者进一步从参与动机、社会背景和经营方式三个角度，分别建构老年流动摊贩的理想类型。以期通过理想类型的建构，更深入地理解这一群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7.1. 根据参与动机区分类型
从参与动机来看，可以区分为经济驱动型、社会参与型、自我实现型三种理想类型。经济驱动型老年流动摊贩的主要动机是补充家庭收入，特别是那些退休金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的老年人。这类摊贩往往有较重的经济压力，可能需要负担医疗费用、子女教育费用或其他家庭开支。对他们而言，摆摊是一种维持生活的必要手段。这类摊贩通常会选择利润较高的商品或服务，如食品、瓜果蔬菜等，并且通常每天都会经营很长时间或直到当天商品售罄，以期获得更多收入。社会参与型老年流动摊贩的动机主要在于保持社交活动，避免孤独和社会隔离。退休后，许多老年人会感到生活节奏变慢，社交圈缩小，这会导致孤独感和无所适从感。通过摆摊，他们可以与顾客、其他摊贩以及社区居民进行互动，保持一定的社会联系。这类摊贩通常对收入要求不高，更多的是享受与人交流的过程，他们的摊位也往往成为社区内的社交场所。自我实现型老年流动摊贩的动机在于通过摆摊体现自我价值，保持工作状态，避免闲置和无聊。这类老年人往往有着较高的自我期望，他们希望通过劳动和创造来实现自我价值，而不仅仅是依赖退休金生活。他们可能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商品或服务来经营，如手工艺品、绘画、书法等，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不仅获得了经济收入，还实现了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7.2. 根据社会背景区分类型
从社会背景来看，可以区分为城市原住民型、农村进城人员型、城市间移民型三种理想类型。城市原住民型老年流动摊贩是指那些长期居住在城市中的本地居民。他们对城市环境和市场需求有较深的了解，通常能够较好地利用本地资源和人际关系网。他们的经营地点往往较为固定，可能在自己居住的社区附近或城市的繁华地段。这类摊贩相对稳定，拥有一定的顾客群体，他们在社区中有较强的社会网络支持。农村进城人员型老年流动摊贩是指从农村地区迁移到城市中生活和工作的老年人。这类摊贩往往缺乏城市户口和社会保障，因此需要通过摆摊来维持生计。他们可能面临语言、文化适应等挑战，需要在城市中重新建立自己的社会网络。这类摊贩的流动性较强，经营地点不固定，通常选择人流量大的地方进行经营。城市间移民型老年流动摊贩是指从一个城市迁移到另一个城市生活和工作的老年人。他们可能是为了和子女团聚、医疗条件、生活环境等原因而搬迁到新的城市。这类摊贩既有一定的城市生活经验，但在新的城市中还需要重新适应环境和建立人际关系网。他们的经营方式和地点可能较为灵活，适应新的市场需求和环境变化。
7.3. 根据经营方式区分类型
从经营方式来看，可以区分为传统型、路边直播型，以及混合型。传统型老年流动摊贩主要以传统的方式经营，他们使用手推车、简易摊位或在固定的地点摆摊，出售水果、蔬菜、熟食、小吃、日用品等商品。这类摊贩通常具有长期的经营经验，依靠口碑和老顾客的支持来维持生意。他们的经营时间较为固定，通常在早晨和傍晚的高峰时段出摊，服务于周边社区居民。路边直播型老年流动摊贩是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移动支付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新型经营模式。他们通过网络平台进行直播销售，展示和销售自己的商品。他们既是流动摊贩也是主播，依赖于实时互动来吸引观众和顾客。路边直播通过直播平台展示各种服务内容，从商品展示到生活场景，从娱乐活动到实际销售，都涉及到与观众的互动交流。路边直播通过直播平台进行内容创作，吸引观众和粉丝，并通过打赏、广告、合作等方式获得收入。路边直播常会用到各种吸引观众的技巧，如现场表演、互动游戏等，来提高直播效果和销售业绩。其与传统线下流动摊贩经营方式不同的一点是，路边直播往往不用过多考虑库存管理、物流配送、售后服务等问题。相对而言，路边直播的核心目标可能更侧重于内容创作和观众互动，通过吸引观众来获取流量和粉丝的支持。混合型老年流动摊贩结合了传统和现代的经营方式，他们既有传统的摆摊经营，也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线上销售和推广。这类摊贩通常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和创新意识，他们能够灵活运用各种资源和手段来扩大自己的业务范围和提升收入。他们的经营范围较广，不仅限于一个固定地点，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和自身情况进行调整和变化。
8. 结语
本文基于能动–结构整合理论，综合分析了城市老年流动摊贩的形成机制，通过对社会结构、街头空间和个人需求的多维度探析，揭示了老年人在城市化进程中选择流动摊贩这一职业的复杂原因。研究发现，快速城市化和人口老龄化使得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进入非正规经济，通过流动摊贩经营方式，既缓解了经济压力，也增强了社会参与感和成就感。在社会结构方面，城市化进程和经济转型导致了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而基础养老金和社会福利的不足，使得老年人不得不继续从事经济活动。街头空间方面，柔性的执法策略和灵活的经营策略为老年流动摊贩提供了一定的生存空间和经济保障。同时，摊贩社群内部的互助和支持，也增强了老年摊贩的生存能力。个人需求方面，经济获取、社会交往和自我实现是老年人选择这一职业的主要驱动力。
同时，本文基于成因探析，进一步从参与动机、社会背景与经营方式三种不同角度对城市老年流动摊贩做出理想类型建构。通过理想类型的建构，可以更清晰地揭示出老年流动摊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而为政策制定和社会干预提供科学依据。首先，建议在城市管理中应考虑老年流动摊贩的特殊需求，制定更为灵活和人性化的管理政策，以平衡城市秩序和老年人生活需求。其次，应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基础养老金和医疗保障水平，减轻老年人的经济压力[37]。最后，鼓励社区建立支持网络，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此外，针对新兴的路边直播型老年流动摊贩，及其可能存在的监管难度大、法律法规滞后、多部门协调难的困境，应着重给予法律教育与培训、加快立法活动、加强多部门协调合作，实现良性治理。
总之，理解城市老年流动摊贩的形成机制，对于制定有效的城市治理政策和改善老年人生活状况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综合考虑社会结构、街头空间和个人需求，可以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和发展机会，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