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研究生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中的金字塔尖，对于推动“双一流”高校建设及国家创新体系的构建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当前，我国研究生培养的核心是导师负责制，导师不仅是学生学术上的指导者，更是他们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影响者。一个充满信任、尊重和理解的关系，能够极大地促进学生的个人成长，帮助他们建立自信，形成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这种关系对于培养社会责任感、团队合作精神和领导能力同样至关重要。从更广泛的社会层面来看，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直接关系到高等教育机构能否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然而，近年来，研究生教育领域内的导生关系问题日益凸显，频频曝光的负面事件不仅在社会上激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更对研究生教育的整体声誉及其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构成了严峻挑战。重新审视并优化研究生教育中的导生关系，成为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促进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迫切需求(赵祥辉，2018)。
在哲学领域，“异化”这一概念最早由黑格尔提出，他认为异化是主体分化的对立面对其自身的压迫。马克思则将其定义为个体在特定条件下，将自己的本质或力量转化为与自己对立、支配自己的存在。哲学家们普遍认为，异化是指主体性在历史进程中的外化、对象化和物化，且其主体通常指向人类。在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中，异化通常被理解为双方交往活动与特定背景的分离。郝广龙(2022)指出，当导学关系异化时，这种关系在特定环境下会转变为物化状态，失去主观性。基于此，导学关系的异化可视为传统教与学关系转变为利益化、简单化、市场化的现象。莫丽荣和谢芷薇(2020)提出，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背景下，部分导师不再坚持导学的本质，对学生责任感降低，放任学生发展，从而导致导学关系的异化。何作井、李林和周震(2007)认为，导学关系的异化是将导师对学生的指导手段转变为控制学生的目的，使得导学关系不再单纯地涉及学术研究，扭曲了双方的关系。房婉萍(2020)认为，导师与研究生作为学术研究的主体，在学术资本主义的影响下，导学关系会发生改变。导生关系的异化是受导师、研究生、学校及外界环境的影响而产生的变化。不同学者对导学关系的异化有不同的定义，综合研究表明，导生关系异化的本质是教与学关系受多种因素影响，导致导师与研究生关系不协调，无法维持双方的持续交往，无法顺利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标。
可见新时代如何重构良好的研究生导生关系以保障研究生教育质量等问题已成为亟待从理论上作出分析、从现实中加以解决的“难题”。
德国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针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道德沦丧和人际疏离等异化现象，提出了交往理性理论。这一理论与当前研究生教育中导生关系异化的根源，存在显著的共鸣之处，两者均反映了在特定社会背景下，理性运用不当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连接的淡漠。具体到导生关系，其交往过程不仅是这一关系形成与深化的基石，也是构建和谐导生关系不可或缺的实践环节。在此背景下，交往理论为我们审视和解决当前研究生教育中导生关系异化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分析框架。
2. 交往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
2.1. 交往的背景——生活世界
哈贝马斯对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哲学概念进行了深化，构建了一个更为完善的理论架构。他主张，交往行为并非孤立存在，其成功与否与生活世界结构的合理性紧密相连。哈贝马斯巧妙地将生活世界拆分为文化、社会和个性这三个核心的结构要素，每个要素都具有独特的角色和功能。
文化，作为生活世界的灵魂，承载着知识的传递、保存与创新，为交往双方提供了相互理解的桥梁，使思想的碰撞与融合成为可能；社会则致力于构建一个和谐共生的环境，促进不同个体间的协调与合作，为共同行动奠定坚实的基础；而个性，则是每个人独特性的展现，它推动着个体自我认同的形成，是个人社会化的关键驱动力。“生活世界”，作为持续存在的交往舞台，为人们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搭建了平台。在此舞台上，交往行为不仅是理论的实践，更是生活的艺术，它要求主体、手段与过程均紧密融入生活世界的脉络之中。交往主体的行为选择、交流方式乃至情感体验，无不受到生活世界潜移默化的影响。只有当生活世界趋于合理化，交往主体方能跨越心墙，实现真正的相互理解和认可，展现出交往行为的理想形态(哈贝马斯，2004)。
进一步而言，生活世界的三大结构要素不仅为交往行为提供了舞台与支撑，更在交往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的价值。交往行为的作用下，文化传承、社会资源的整合以及个体的社会化等职能得以落实。交往行为也通过这些过程不断重塑一个更加成熟、合理的生活世界。由此可见，生活世界与交往行为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二者共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2.2. 交往行为——人的理想化行为
深入理解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观，首先是细致剖析其“交往行为”概念，这一概念源自他对行为主体与主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刻理解。他所定义的“交往行为”是一个涉及主客观世界及社会世界的多层面互动过程，它要求行为主体不仅要具备言语和行动的能力，还要重视语言在沟通中的关键作用。在这一过程中，语言不仅是表达的工具，更是推动相互理解和建立共识的基石。它强调了语言作为交往媒介的不可或缺性，以及通过言语的有效性来奠定交往合理性的基础。哈贝马斯提出的“言语有效性”三原则——真实性(针对客观世界的陈述)、真诚性(在主观世界表达中的体现)、正确性(在构建社会世界人际关系时的要求)——为评估交往质量提供了标尺(哈贝马斯，1994)。这些原则共同确保了交往过程中的信息准确、情感真挚与关系和谐。值得注意的是，交往行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超越了简单的规则遵循，而是通过语言的艺术，实现更深层次的理解与沟通。在这一过程中，交往参与者不仅与外在的客观世界发生联系，更在内心深处与社会规范、个人情感等主观世界元素相互交织，形成了一种全面而深刻的互动关系。
哈贝马斯的观点是，只有在交往行为的过程中，语言的重要性才能得到真正的体现。在交往者进行沟通时，语言起着关键的媒介作用，行为者根据他们自己的生活世界，也就是他们自己对世界的认知，运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经历。
2.3. 交往的状态——建立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作为两个或多个“主体”间交互作用的本质特性，其核心在于主体间的平等与相互尊重。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深刻地反思了资本主义晚期社会中人性的疏离和异化现象。在工具理性泛滥、工具行为主导的社会背景下，个体往往被孤立化，失去了人文关怀的温暖。这种非和谐、扭曲的人际关系模式，无形中加剧了社会合法性的危机边缘。哈贝马斯强调，构建合理的交往模式，关键在于重塑“主体间结构”，这一结构的构建旨在探索多主体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网络。在此框架内，主体间的相互作用不仅是基于共同遵守的规范，更是这些规范内在地塑造了相互间的行为预期。这些规范，作为交往的基石，不仅要求被理解和接受，更需得到至少两个行为主体(即人)的明确认同与遵循。通过这样的机制，主体间能够超越孤立与疏离，建立起基于理解、尊重与合作的新型关系模式(哈贝马斯，2004)。
诚然，哈贝马斯所倡导的“主体间性”，并非对传统主体性的简单否定或摒弃，而是一种在批判性继承基础上的超越与创新。“主体间性”其本质在于主体之间的相互尊重与认同，这种交互主体性在交往互动的每一个环节中都得以生动展现。特别是在教育领域中，它提醒我们不仅要重视教育者的话语权，更应深切关注并尊重受教育者的声音，确保双方能在平等、尊重与理解的氛围中展开对话。
3. 研究生教育中导生关系的沉疴剖析
3.1. 日益强化的工具理性和人情淡漠
功利主义原则导致教育者更注重知识传授，而忽略了教育的核心任务——“育人”，使教育精神变得肤浅和符号化。这种应反映教育者精神实质的责任被扭曲，教育失去了其应有的深度和意义。在教学过程中，导师常常认为自己只需承担学生的学术指导、学术研究的责任，而忽视了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让学生理解生命的本质、塑造学生的个性，更不用提与学生进行情感心灵的交流。导师的传道授业解惑作用和学生的主体性逐渐式微，导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演变为了一种单纯的、单一的以学术传播、知识传授为主要目标的活动，这是一种被异化、淡化了的工具理性活动。教育者的重点放在了培养理性知识与理性能力上，受教育者可能更为简单的知识关注自己的学术成果，能不能毕业，双方都忽视了情感互动的价值(许迈进，郑英蓓，2007)。这主要体现在教育者权力的过度使用、情感的疏远、学术氛围的减弱等方面。教育者的引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性逐渐被削弱，教育者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变成了一种以传递科学知识和技巧为主要目标的工具和方式，被简化为一种纯粹的理性活动，教育者与学生交往的重点放在了培养理性能力和构建理性精神上，而情感交流的价值被忽略。
3.2. 师德问题侵蚀“日常生活世界”
文化、社会和人格是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三大支柱，他指出这三个方面主要通过交流行动的三大要素来实现：促进理解、协调互动和有效的社会化。在导师负责制下，导师个人的行为的道德风范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目前的研究生教育中，导师的权力过大、导师师德问题凸显；学生惧于延毕、学术困难等问题而屈从于导师的权威下，这大大损害了导生关系的健康发展。
可见在当前的教育环境中，导生之间的互动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导师发现，随着教育观念的转变，学生们越来越难以为之所动，他们对导师的信任和满意度也在不断下降。这种转变背后的主要原因是现代研究生教育越来越注重功利和工具性，而忽视了教育的精神层面和道德价值。这种趋势不仅阻碍了教育目标的实现，还加剧了导生之间的紧张关系。为了改善这种状况，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教育的本质，超越现有的教育观念，重塑教育的目标和价值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起一种更加和谐、更加富有成效的导生关系。
3.3. 共同语言情境式微导致的交往阻滞
在探讨导师和学生之间建立共同语言环境的挑战时，主要的问题在于缺乏沟通的基础。根据哈贝马斯的沟通理论，建立这种环境的关键在于共有的语言系统和平等自愿的对话机制。然而，在当前的实际操作中，多种障碍严重阻碍了这一目标的实现。首先源于导师和学生之间深刻的背景差异，包括知识结构、生活经历和时代观念的不同，这些差异构成了所谓的“认知鸿沟”，成为有效交流的主要障碍。此外，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深入发展，信息爆炸性增长虽然扩大了学习视野，但也带来了信息筛选的问题。未经筛选的信息洪流中，负面观念如“学历价值质疑”“学习无用论”和“就业焦虑”等泛滥，深刻影响着学生的心理状态，引发抵制学习和排斥交流的情绪，进一步削弱了共同语言环境的基础。此外，导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场景过于集中在教学和日常互动上，这种局限性不仅限制了对话的范围和深度，还可能导致对话的非自愿性和非真诚性。在相对封闭和单一的交流环境中，对话往往成为一种外在压力下的应对策略，而非基于内在需求的自然流露，加上导师和学生之间地位的不完全平等，更是加剧了对话中的非真诚成分(陈恒敏，2018)。
4. 重构和谐导生关系的现实路径
4.1. 注重主体间性：导生平等对话
在探讨导生交往的独特性时，我们不难发现，它超越了日常人际交往的普遍框架，融入了教育这一深刻而特殊的社会实践之中。教育的本质，作为一种旨在塑造个体、促进全面发展的社会活动，赋予了导生交往以独特的维度。在这一特殊场域内，导师的角色尤为关键，他们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互动生态的构筑师与催化剂，为导生之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使每一次互动都成为双方共同成长的契机。导生交往的动态性在于，其发起点可能源自任何一方，这种灵活性直接影响了双方在交流过程中的主动姿态与影响力。导生双方在交往的本质上应保持人格的平等性，这是一种相互尊重与理解的基石。他们互为镜像，通过深入的对话与交流，不仅探索对方的闪光点，也勇于自我审视，识别并克服自身的局限，从而在相互启迪中实现共同进步。对话，作为导生交往的核心机制，是构建主体间性的关键途径。它鼓励开放思维，倡导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共识，通过思想的碰撞与融合，促进双方认知边界的拓展与深化。在这一过程中，教学相长的理念得以生动体现：导师的引导与启发激发了学生的潜能，而学生的反馈与质疑亦促使导师不断反思与成长，双方携手共进，在知识的探索与人格的完善上均取得长足进步。
在导生间展开的平等对话与深刻理解基础上，主体间性得以孕育而生。这种关系超越了传统的主客体二元对立，构建起一种“主–主”共生的教育模式，其中，导师与学生作为平等的互动主体，相互依存，共同进步。在这一过程中，导师通过深入了解学生，洞察其内心世界，不仅收获了教育的喜悦与成就，还促进了自我认知的深化、专业能力的提升及道德情操的升华(哈贝马斯，1997)。
因此，面对实际教育场景，导师应摒弃权威姿态，主动展现教育自觉、责任感与主体精神，以开放心态倾听并接纳学生的声音；学生则应积极认识自身在教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勇于在温馨的氛围中发声，与导师进行心灵的对话，甚至勇于提出质疑与假设。此种积极而深刻的主体间互动，其深远意义不仅体现在对学生主体性发展的激发与促进上，更对导师自身主体性的构建与完善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它促使教育成为一场双向成长的旅程，导师与学生携手并进，在相互启迪与成就中共同书写教育的新篇章。
4.2. 构建主体间性：与导师真实权威融合
主体间性，作为主体双方“互识”与“共识”，其核心在于通过“互”与“共”的桥梁，达成理解与认识的和谐统一。在构建导生主体间性的征途上，导师的角色尤为关键。首先，导师应主动担当起引领者的角色，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传递导生间平等交往的理念，确保导生在人格与精神层面上的对话是基于相互尊重与平等的。通过营造一种和谐、友善的交往氛围，让学生在学术研究与讨论中感受到自身的主体地位与价值，从而激发其内在潜能。导师需要主动融入学生的生活世界，成为他们心灵的倾听者与观察者。通过多样化的互动方式，如学术交流、团建活动、聚会交流以及一对一的深入对话，导师能够更细致地捕捉学生的情感波动与内心变化，从而建立起更加紧密与真挚的导生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导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学生的“同行者”，共同寻找并搭建起心灵沟通的桥梁。
导师权威的构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权力或威严，而是源自学生内心深处的尊重与敬仰。这种权威，如同荀子所言，是国家兴盛之基，它要求导师不仅具备深厚的学识与高效的管理能力，更需掌握与学生交往的艺术，以爱心培育人才，以德行规范言行。导师的权威，应当是先“敬”后“畏”，即首先赢得学生的尊敬，进而自然形成的一种威望。在这一意义上，导师权威的树立过程，实则是导生主体间性不断融合与回归的生动体现。它强调了导师以人格魅力为基石，以情感纽带为桥梁，与学生共同成长、相互成就的美好愿景。
4.3. 复归生活世界：重塑共同话语情境
构建一个基于自由平等原则的理想交谈环境，是奠定共同语言情境基石的关键。在此环境中，双方需秉持平等参与、理性对话的原则，相互尊重并认可对方的沟通地位。为了塑造一个和谐共生的生活世界，该世界以导生日常话语为鲜活情境，我们可采取以下策略：首要之务，导师应展现主动姿态，深入学生的内心世界，不仅关注其学业进展，更需洞察其生活世界的斑斓色彩。通过多样化的沟通渠道，如线上互动、组会、个别谈话乃至书信往来，导师应敏锐捕捉学生作为独立个体的心理波动与情感变迁。力求在共通的话语框架下，与学生建立真挚而深入的交流，使教育回归人本，贴近生活的真实面貌。其次，倡导民主决策精神，导生之间可携手制定行动契约，以此作为双方交往的规范与指引。契约机制不仅为导生互动提供了明确的边界与依据，更促进了相互间的监督与自我约束，确保了交往活动的自由与有序。这一机制赋予了规范约束以理想化的普遍意义，为导生之间的平等对话与理性交流铺设了坚实的道路。最后，话语情境的构建应追求形式的多样性与空间的开放性。无论是校园之内还是社会之外，都应成为导生沟通交往的广阔舞台。尤其要重视校外情境的补充作用，它们能为导生提供更加自由、多元的独立交流空间。在私人领域的交往中，更能彰显平等与理性的价值，为有效对话营造出更加理想的情境氛围。通过这样的努力，我们不仅能够丰富导生交往的层次与深度，更能促进双方共同成长与和谐发展(李森，兰珍莉，2017)。
4.4. 搭建交往桥梁：提升言语沟通效度
言语沟通的卓越成效，是缓解乃至消除冲突不可或缺的关键策略。在导生交往的每一个环节中，无论是集体协作还是个体间的微妙互动，都需高度重视沟通的有效性，确保沟通的三重维度——真实性、恰当性与教育性得以充分实现。
一方面，强调沟通的真实与真诚，是构建有效对话的基石。面对导生间的冲突，导师应展现出高度的责任感与智慧，避免在公开场合加剧矛盾，而是选择私密、无压力的环境，与学生进行一对一的深入交流。这样的环境能够促使双方放下防备，以真实、准确且充满诚意的语言，坦诚地表达各自的观点与感受，为冲突的和平解决奠定信任的基础。另一方面，导师在与学生沟通时，语言的选择至关重要。作为教育者，导师需时刻铭记自己的角色与使命，以身作则，展现出良好的语言风范。在冲突调解中，导师应积极寻找转机，灵活运用说服技巧，引导矛盾双方转换视角，共同寻求解决之道。同时，在日常教育教学中，导师还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规范他们表达意见与分歧的方式，教会他们如何以恰当、尊重的态度进行沟通，从而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发生。
5. 结语
本研究以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为视角，深入剖析了当前研究生教育中导生关系异化的现象，并探讨了重构和谐导生关系的路径。研究表明，导生关系的异化源于工具理性的过度扩张、师德问题的侵蚀以及共同话语情境的缺失，导致导生交往阻滞、情感淡漠，严重影响了研究生教育质量。为了重构和谐的导生关系，我们需要从重塑教育理念，加强师德建设，构建共同话语情境，提升言语沟通效度这些方面入手。
研究生教育中导生关系的重构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教育者、学生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通过深入剖析导生关系异化的根源，借鉴交往行为理论的分析框架，并结合实际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我们有望在未来构建出更加和谐、富有成效的导生关系，从而推动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