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跨文化翻译交流在各种文化之间日益频繁。中国必须运用所有积极资源来持续增强其国际传播能力，讲好中国的故事，传递中国的声音，从而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讲述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途径，它能激发国际受众对中国精神的文化概念的共鸣，增强他们的心理认同，从而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目前，跨文化翻译研究正在蓬勃发展，而文化差异在语言上主要表现在文化负载词上。在对外宣传文本中，文化负载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译入语读者对宣传文本的理解。因此，讲好中国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译者在翻译文化负载词时能够“共情”并贴近受众。国内学者廖七一认为文化负载词是“标志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这些词反映了某一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积累的独特的活动模式”[1]。由于源语言与目标语言在地理环境、历史脉络、社会习俗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些文化负载词在源语言中的文化意义在目标语言的文化环境中往往难以找到直接的对应表达，由此形成了所谓的“文化空缺”。为了有效填补这一空缺，促进不同文化间的顺畅交流与理解，翻译工作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充分理解并尊重两种文化的差异，需要从各自的文化特色出发，巧妙运用翻译技巧，以确保文化负载词在目标语言中的准确传达，避免由于文化差异而产生的误解、冲突或隔阂。通过这样的翻译过程，为跨文化交际搭建起一座坚实的桥梁，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文化负载词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其正确的翻译对于跨文化读者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至关重要。
鲁迅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民主战士，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彷徨》是鲁迅的一部短篇小说结集，是他创作的一部重要作品，收录了鲁迅在1924~1925年间所写的短篇小说十一篇，后编入《鲁迅全集》[2]。小说集中共收录了《祝福》《在酒楼上》《伤逝》等11篇小说。《彷徨》是鲁迅先生典型的极简约而又极深广的作品，鲁迅先生用简洁的文字写出了各色人物的命运，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黑暗一面。这部小说集以“离奇和苦闷”为创作基调，以农村和城市知识分子的生活为题材，表达了作者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的精神，是中国革命思想的镜子。近年来，对于鲁迅小说英译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热门领域，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鲁迅小说的英译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一些学者关注翻译策略的选择，例如夏梦影(2016) [3]对鲁迅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符合及其翻译策略的研究，任荣、郭薇(2023) [4]借助勒菲弗尔“改写理论”，梳理鲁迅小说百年英译历程，探讨如何让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鲁迅的作品。也有学者对鲁迅小说中的文化负载词进行分析，许薇(2015) [5]分析了文化负载词在鲁迅小说翻译活动中的体现，还有多位学者基于不同理论对鲁迅的小说进行研究分析。但还没有学者基于关联翻译理论对《彷徨》小说集的文化负载词进行跨文化翻译分析，因此本文基于尤金·奈达将文化负载词分为生态文化词、物质文化词、社会文化词、宗教文化词、语言文化词这五类[6]，借助绍兴文理学院所建的平行语料库，研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和美国鲁迅研究专家莱尔三译本，在关联翻译理论的最佳关联角度下探讨译者对《彷徨》中这五类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处理。
2. 关联翻译理论
1986年，丹·斯珀泊( Dan Sperber)和英国迪尔德丽·威尔逊((Deirdre Wilson)出版了《关联性：交际与认知》(Relevance: Communicative and Cognition)一书，提出了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 [7]。关联理论不仅深入探讨了交际本质的哲学层面，更致力于揭示解释过程如何在听者的心智中逐步展开的心理学维度。其核心关注点聚焦于人类的交际行为与认知机制，旨在理解信息如何在不同文化、语言和认知背景下被有效传递和解读。在该理论框架下，话语理解不仅仅是一个机械的解码过程，而是一个涉及推理和想象的语境假设。
1991年，恩斯特·奥古斯特·格特(Ernst-August Gutt)将关联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在其著作《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中提出了著名的关联翻译理论。Gutt认为“翻译是一个推理过程，这种推理实际就是一种认知行为，是交际活动的中心，因此也是阅读或翻译活动的中心所在”[8]。这一特殊的交际形式涉及到原作者、译者和译入语读者三者，因此应遵循交际的一般规律——关联理论，而翻译也是一个明示-推理交际的过程。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国内一些学者开始介绍关联理论及其应用，沈家煊、张亚非、林克难、何自然等人是最早发表该理论相关方面论文的人，关联理论和关联翻译理论分别由沈家煊和林克难引进中国。
关联翻译理论原理关键在于对创造一种对于最佳关联性的企望，即听者企望他试图以最低的加工成本产生准确合适的语境效果。在关联理论的框架下，关联性与听话者在理解话语时所投入的推理努力(即认知努力)以及所获得的语境效果(即认知效果)紧密相连。因此从关联理论的视角，为了保证翻译交际的成功，译者要尽量传达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让译入语读者能够在付出最小的努力就能理解原文读者想要表达的含义，故在翻译时，译者不能拘泥于原文的格式，应根据两种语言的语境，采用适当的翻译策略进行语用调整。
在研究鲁迅的文学作品时，我们发现他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达了最深刻的含义，其作品中经常蕴含着浓厚的传统文化色彩，其中包含着大量的文化负载词。《彷徨》中运用了大量的歇后语、俗语、成语、典故等，充满了中国文化的特色。在翻译这些负载词时，译者需要对其背景内涵有深刻的理解，才能准确翻译并实现成功的跨文化翻译意图。本文以关联翻译理论为指导，对《彷徨》的三个译本——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以及美国鲁迅研究专家莱尔的译本进行分析。按照奈达对文化负载词的分类，探讨了译者在处理源语文本中的文化负载词时，如何充分考虑译入语读者的认知环境。通过意译、省译等翻译技巧，有效地传递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词的内涵与精髓，减少了读者为获得最佳语境效果所需付出的努力。
3. 语言文化负载词
语言文化负载词在语族层面上凸显了不同语言层面之间的差异。根据奈达对文化负载词的研究分类，语言文化负载词应包含修辞、语音和词汇等层面的差异，例如：语音层面的同音异义；修辞层面的比喻、拟人等；词汇层面的成语、俚语等。鲁迅所处的时代，正值汉语文言文与白话文交替之际，这一语言变革的过渡期使得他所运用的语言本身呈现出一种独特的不成熟性。这种不成熟性不仅体现在语言形式的过渡上，更深刻地反映在他作品中所呈现出的“杂糅性”。这些词汇反映了鲁迅所处的历史时期的文化背景和语言特点。这些词汇可能具有特殊的含义和背景，需要结合当时的语境来理解。同时，在《彷徨》的小说集中，有相当多的带有中国特色俗语、典故、成语等，鲁迅在作品中大量使用象征手法，使得作品具有更深的意义。在对该类词进行翻译时，译者首先要对该类文化负载词进行解析，深刻的理解该类词语含有的真实内涵，还需要注意对其真实交际意图的把握，用合适的翻译策略对其进行创造性的翻译，要让译入语读者以最小的努力就能正确把握对原文读者想要表达的含义。
例：他很有些悲伤，似乎也像孝女一样，成了“无告之民”，孤苦零丁了。
莱尔译本：Siming felt more than a little melancholy. Like the filial girl, he too seemed to have become a subject in distress with no place to turn for succor. He was alone and totally forsaken.
杨宪益译本：He felt not a little depressed, as if he, like the filial daughter, was “utterly forlorn and alone. ” 戴乃迭夫妇译本：He felt overwhelmed by sorrow—forsaken, alone, like the virtuous beggar-girl.
文中的“无告之民”是一个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表达，意指那些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无处诉苦的百姓。在本文中是指主人公四铭内心的无助和绝望。在莱尔的译本中，他将“无告之民”意译为“subjects in distress with no place to turn for succor”，这种处理方式既传达了原词的含义，又避免了英语读者的误解，符合关联翻译理论的要求。莱尔的译文通过添加“with no place to turn for succor”进一步解释了“无告之民”的含义，即那些在危难中无处求助的人。这种译法不仅准确传达了原文的含义，而且更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有助于英语读者理解。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的译本则选择将“无告之民”省译，只表达了被遗弃、孤苦伶仃的含义。这种处理方式虽然简洁，但可能会让英语读者对“无告之民”这个具有特定文化背景的词汇感到困惑。不过，这种省译的处理方式也有其优点，它可以使译入语读者免于处理不必要的信息，讲究了译文的“效度”。综合来看，这两种处理方式都符合关联翻译理论的翻译要求：莱尔的意译处理方式更注重译文的“信度”，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含义；而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的省译处理方式则更注重译文的“效度”，使译文更加简洁明了。因此，在翻译具有文化特色的词汇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处理方式，以实现最佳的翻译效果。
4. 生态文化负载词
生态文化负载词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反应某地区的自然地理、生态环境及气候特征的词汇(李卓容，2019) [9]。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有着独特的表达方式，各具地域特色，因此在翻译此类负载词时，应注意地名、气候、建筑类等翻译。由于《彷徨》以农村为背景，小说中的生态文化负载词很多与农村生活有关，小说中有很多涉及一些与农村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态词汇，例如土地、农作物、植物等。这些词汇不仅描述了农村的生活场景，还反映了当时农民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本文选择的例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特殊建筑，这些文化负载词不仅具有特定的含义，还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
例：孩子们都吃惊，立时记起他来，一齐注视西厢房。
莱尔译本：With a start, the children suddenly remember the madman and focus their attention on the west room.
杨宪益译本：With a start the children remembered him and turned together to look at the west room.
戴乃迭夫妇译本：The children jumped then, just as quickly, remembered the village madman. Looking across at the room in the western wing of the temple.
“西厢房”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的一种建筑形式，是指建筑主体为东西走向，厅堂两侧配有一排小房间的建筑形式。西厢房的建筑风格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重视对自然环境的融合、注重对人文情感的表达。本文中的西厢房是寺庙中位于西侧的房间，通常用作僧侣或信徒的住宿或修行场所。从关联翻译理论的角度来看，翻译的目的是在目标语言中传达源语言的最佳关联性。关联性是指信息的相关性和理解该信息的认知努力之间的平衡。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找到能够在目标语言中产生最佳关联性的表达方式，以便读者能够理解并接受该信息。对于“西厢房”的翻译，我们可以将其拆分为两个部分：“西”和“厢房”。在中文中，“西”指的是方位，而“厢房”是指侧面的房间。在英文中，“west”表示方位，“room”表示房间。因此，莱尔和杨宪益将“西厢房”翻译为“the west room”可能会让读者误解为这个房间是在寺庙的西侧，而不是寺庙西侧的房间。相比之下，戴乃迭夫妇的译本“the room in the western wing of the temple”更准确地传达了“西厢房”的含义。这个翻译明确地表达了“西厢房”是寺庙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位于寺庙的西侧。这种翻译方式更符合关联翻译理论的要求，因为它在目标语言中产生了最佳关联性，使读者能够准确地理解“西厢房”的含义。综上所述，从关联翻译理论的角度来看，“the room in the western wing of the temple”是更好的翻译选择。
5. 物质文化负载词
物质文化负载词是指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发明的物质产品和技术。物质文化负载词通常是指以物质形态存在的文化，是日常生活中有形的物质生产活动或具体产品，包括衣、食、住、行，以及生产工具等(张晓梅，2018) [10]。由于译入语和原语的物质文化各具特色，这也导致两种语言中的物质文化负载词无法做到完全的对应。对该类词语翻译时，需要译者对两种语言的物质文化都有深刻的认知，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实现最佳关联。在《彷徨》中，物质类词汇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物质条件，以及社会对于物质生活的态度和追求，因此需要结合小说的整体背景和主题来理解这些词汇。
例：“他的祖父不是捏过印靶子的么？”
莱尔译本：“After all, his granddad used to go around with a seal in his hand, didn’t he?”
杨宪益译本：“Didn’t his grand-father hold an official rank?”
戴乃迭夫妇译本：“Don’t you remember his grandfather had an official rank?”
在周朝时期，印章已广泛使用，代表身份与权力。在历史的长河中，官印制度经历了逐步的完善与细化。这一制度对印文的内容、印章的材质选择、印鼻的样式、尺寸的标准以及印绶的配置，均设立了详尽且严格的规定。为了便于盖章，逐渐出现了“把手”，被称为“印靶子”。盖章后，意味着权力的确认与实施，因此，“印靶子”象征着某一范围内的最高权力和主要负责人。在处理“他的祖父不是捏过印靶子的么？”这一句时，莱尔选择了直译，将“捏过印靶子”译为“go around with a seal in his hand”。这一译法并不能完全传达原文的真实含义，可能会使译入语读者感到困惑，不明白为何祖父需手持印章。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则选择意译为“an official rank”，意指祖父曾担任官职、握有实权。这种翻译方式遵循关联理论指导下的翻译原则，译者在推断出原文作者的隐含意图的同时，充分考虑译入语读者的认知环境，通过明示进一步扩大译入语读者的认知范围，以实现最佳语境效果。
此外，书中还有诸如“二百番”、“仙居术”等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物质文化负载词，以及“雪花膏”、“布马挂底下的袍子的大襟”等当时中国特有的事物。若采用直译方式，不仅无法让译入语读者理解其背后的真实含义与语境，反而会增加他们的理解负担。因此，在处理这些文化负载词时，译者应充分考虑译入语读者的认知环境，采用适当的翻译技巧，如意译、省译等，以有效传递原文的文化内涵与精髓，减少读者为获得最佳语境效果所需付出的努力。
6. 宗教文化负载词
宗教文化词汇反映了不同的民族以特定宗教神话为信仰，而每个国家都有与当地传统文化相关的宗教，与之相对应的是产生了不同的文化负载词。以往对涉及到宗教类的文化词语翻译时，特别是佛教类，以往的译者处于对神佛的虔敬，因此翻译都以直译、异化为主，翻译中经常会出现音译(韦冰霞，2022) [11]。比如，我国佛经译者道安就曾提出“五失本，三不易”这样的翻译策略，但是这样会造成译文格外的晦涩难懂，这样的译法会导致译入语读者无法理解原作关联的意象与情感，无法引起读者共鸣，更也不易于中国文化走出去。在《彷徨》一书中，多次出现民间印象的神祇，这类文化负载词具有非常强的文化内涵，在很多情况下，在英语国家中一般无法对应该类神祇名称及其历史文化，仅仅找到汉语中的等值词汇并不能解答读者心中的疑惑，也无法起到明示、推理的效果，故译者通常使用意译的方式来达到最大关联。
例：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
莱尔译本：And when the end of the year came, she single-handedly cleaned the entire house, straightened up the yard, killed the geese and chickens, and worked straight through the night to prepare the ritual offering that would assure the Lu household of blessings in the year to come. That New Year, Fourth Uncle was actually able to get by without hiring any part-time help at all.
杨宪益译本：At the end of the year, she swept and mopped the floors, killed the chickens and geese, and sat up to boil the sacrificial meat, all single-handed, so that they did not need to hire extra help.
杨宪益译本：Single-handedly she took charge of the New Year’s preparations: dusting, mopping, slaughtering the chickens and the geese, cooking through the night; no extra hired help was required.
此处的福礼与字面上的含义并不相同，国外的福礼通常是在特殊节日或庆祝活动中赠送给家人、朋友或同事的礼物。但是鲁镇的福礼是一种祭祀祖先的仪式，其中包含了许多丰富的菜肴和传统习俗。因此这里的“煮福礼”带有传统的中国文化色彩，译者在翻译时，需要进行合理的处理。戴乃迭夫妇选择不翻译“福礼”，省译了祭品这一含义。关联翻译理论认为，翻译的首要目的是实现读者在付出最小努力下获得最佳语境效果，省译这并不影响译入语读者的理解，但是缺失了原文想要表达的祭品含义，让读者失去了原本应感受到的语境。莱尔和杨宪益是将“福礼”的真实含义意译出来，即“祭品”，让读者能够简单明了地理解原文的含义。
在小说集中，还出现了“喜神”、“福神”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概念，这些神祇通常被认为能够带来吉利、喜悦和好运。三个译本大多采用意译的方式，将此类文化负载词译为“the God of Luck”、“the God of Happiness”、“the gods of good fortune”等，以表达该神的内在含义。此外，小说中还提到了其他中国民间信仰中的神祇，如“社老爷”、“瘟将军”、“王灵官”、“乩仙”等。这些神祇有着不同的职责和象征意义。三个译本均采用意译的方式来解释这些神祇的职责，从而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人民通过祈求这些神祇来为自己祈求好运的文化传统。译者在处理这些文化负载词时，充分考虑了译入语读者的认知环境，通过意译的方式传达了作者要传达的交际意图。这样能够帮助读者以最小的努力理解中国人民想要通过祈求这些神祇来为自己祈求好运的文化内涵。这种翻译方式不仅准确传达了原文的含义，而且扩大了译入语读者的认知环境，使其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
7. 社会文化负载词
社会文化负载词反映的是各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差异，是指在一定阶级或群体中以不同社会经济因素形式存在的文化负载词。《彷徨》中具有相当多的有关社会文化场景、习俗、政治、价值观等细节的描写，这些词汇反映了当时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以及人们对于这些传统和价值观的认同和传承。对于该类需要有社会背景才能理解的文化负载词需要译者在翻译时考虑译入语读者的文化背景，为读者和原作者搭建文化的桥梁，方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社会文化负载词。
例1：我又赶紧的问。“老了。”
莱尔译本：I asked apprehensively. “she’s aged away.”
杨宪益译本：I pressed. “she’s gone.”
戴乃迭夫妇译本：I quickly pressed on. “she’s gone.”
此处是《祝福》一文中，祥林嫂在鲁镇年终的大典时去世，短工用“老了”来代替“死了”回答作者。在中文文化中，对于死亡的表达往往采用更为含蓄、隐晦的方式，以避免直接提及这个敏感的话题。使用“老了”来代替“死”也是这种文化习惯的体现。在一些情况下，直接使用“死”可能会导致某些人的反感或不适，使用“老了”则可以避免这种冲突，使表达更为和谐。鲁镇年终的大典是鲁镇年终的一种祭祀仪式，人们会向神灵祈求来年的好运和幸福。由于“死”字被视为不吉利的话题，因此在此期间，人们通常会避免直接提及这个字眼。莱尔的译本将“老了”直译为“she’s aged away”，这样的翻译并没有传达出原文中“死了”的含义，而是将其解释为“她老了”。这种翻译处理没有保留原文的文化信息，也没有表达出原作者的真实意图。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的译本中，他们将“老了”译为“she’s gone”，从英语来说，“is gone”就是在目前说话的人所处的空间来看，“她”不在那里了，可以是自己主动走的，也可以是被动离开的，比如死了被抬走或被埋了，没有直接说祥林嫂死了，但这可以通过上下文语境来判断祥林嫂是死了。这种译法避免了直接提及死亡这个敏感话题，符合原文中含蓄、隐晦的表达方式，同时也能够让目的语读者理解原作者的真实意图。综上所述，在翻译具有文化特色的词汇时，我们应该注重保留原文的文化信息，并尽可能地传达出原作者的真实意图。莱尔的译本在这方面存在缺陷，而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的译本则更符合关联翻译理论的要求。通过合理的翻译处理，我们可以让目的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感受原文的文化内涵。
例2：中华民国十三年夏历菊月吉旦
莱尔译本：The Republic of China Auspicious Day, Chrysanthemum Month
杨宪益译本：The first of the ninth lunar month, the thirteenth year of the Republic
戴乃迭夫妇译本：On the Felicitous First Day of the Month of the Chrysanthemum. In the Summer of the Thirteenth Yea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菊月”这个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说法，源自中秋节，因为在中秋节所在的农历八月，菊花盛开，故称八月为“菊月”。“吉旦”代表初一，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古人认为初一是一年的开始，象征着新的开始和希望，因此这一天被赋予了吉祥、美好的寓意。这两个文化负载词都属于中国独有的说法，莱尔和戴乃迭夫妇将“菊月”直译为“Chrysanthemum Month”，即“菊花的月份”，虽传达了原文的意境，但并未直接传达原文真实含义，译文读者在理解时可能会因此产生理解困难。杨宪益译本则是将“菊月”翻译为“the ninth lunar month”，以最大限度地帮助译入语读者减少处理努力，促使其更轻松地获得充足的语境效果。在处理“吉旦”这一文化负载词时，莱尔译本选择了直译的方式，翻译为“Auspicious Day”，虽译出了原文“吉”的表面含义，但忽视了其中代表“初一”这一深层含义。而杨宪益译本将其译为“The first of the”，仅译出了“初一”这一含义，忽视了其中“吉祥”这一语境。笔者认为两个译本都未实现最佳关联。戴乃迭夫妇将“吉旦”译为“the Felicitous First Day of the Month”，既点名了吉祥这一语境，又译出了初一的隐含意义，使译文读者以最小的努力，就能够很快地读懂原文，获得原文最佳的语境，这能够增加了译文的可读性，实现最佳关联效果。
8. 结语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华文化要走向世界，汉语文化负载词在传播中国文化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跨文化翻译的视角下，如何准确地英译汉语文化负载词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的关键环节。本文基于关联翻译理论，深入探讨译者如何灵活处理鲁迅的优秀作品《彷徨》中所蕴含的文化负载词，以实现成功的跨文化翻译。关联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明示—推理活动，涉及对源语的语内或语际阐释。在这一过程中，译者需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建立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最佳关联性。对于《彷徨》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意译的方式更能符合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从而实现语境关联效果的最大化。总体而言，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的译本在处理文化负载词时，更注重语境效果和读者期望，使得译文与原文的关联性较强。而莱尔的译本则多采用转化和直译的方法，努力实现关联的最大化，但部分译法可能存在不妥之处，导致歧义或影响译入语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因此，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优秀作品被译成外文，译者应准确理解原语作者的意图，对其进行适当的处理，使读者能够以最小的努力获得与原作的最佳关联性。同时，译者还应不断优化讲好中国故事的方式，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作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