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桐梓方言属于北方方言中西南官话西蜀片岷赤小片，包括桐梓县内的地区及北部的乡镇[1]。桐梓方言丰富的亲属称谓词中，存在将“大姨”称作“大爹”、“大爸”；将“舅父”称作“母儿”的独特现象，根据前人对类似现象的定义，将其称为亲属称谓的缺位现象。“女用男称”亲属称谓缺位现象与社会称谓类似，主要受到“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而“男用女称”的缺位现象则与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语言接触、语言经济性原则以及古汉语亲属称谓的遗留有关。陈建民先生最早提出称谓语“缺位”这一现象，主要是以社会称谓作为研究对象；周振鹤、游汝杰先生曾提到在湖南临湘方言中存在女性亲属称谓缺失的现象，即“女用男称”[2]。从前人的研究成果看，对称谓语缺位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称谓语，从社会外部因素和认知心理角度对其探析。然而对某一具体方言亲属称谓中男性称谓语泛化导致女性称谓缺位以及因语言接触而形成男性称谓缺失现象的研究较少，不利于考察方言间的区别性特征。文章主要研究桐梓话中男性称谓语泛化以致女性称谓缺位、男女同用称谓词和在多因素作用下形成男用女称的现象，探求形成该现象的机制，以期深化对遵义桐梓话独特性的认识。
2. 桐梓方言亲属称谓缺位的类型分类
陈建民在《语言社会文化新探》一文中对“称谓缺位”定义为：“由于社会的进步和人类观念的更新，一些社交场合缺少一些确切、得体的称谓，形成了社交称谓中的缺环现象”[3]。在社会称谓中，这种缺位现象较为普遍存在，如有称“师母”却少有称“师公”，具有不平衡性。在亲属称谓中，对同辈男女或是配偶的称呼一般是呈对称性的，有少部分方言的亲属称谓在某一辈分上呈现出不对称性。遵义桐梓方言的亲属称谓系统就存在这种缺位现象，即男性用女性称谓词或是女性用男性称谓词现象，其中一方的称谓按照原有亲属称谓系统进行称呼，而另一方则借用该性别称谓词，未形成配偶之间的对称称谓；又或是在男性称谓上冠以排行来表示对女性的称呼，借用男性称呼来加以区别。古时称谓系统中，存在将姐姐称为“女兄”，弟弟称为“女弟”的现象，在男性称谓词前冠以性别加以区分。先秦时期的亲属称谓存在男女通用称谓语的现象，比如先秦多用“兄”合称兄与姐，用“弟”合称弟与妹。此外，先秦时期多用“子”合称儿子和女儿，而后世则区分为“子和女”[4]。《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提及湖南亲属称谓缺位中女用男称的现象，如湖南岳阳临湘一带只有男性称谓而没有女性称谓，男女共用男性称谓词；韩少功《马桥词典》中存在将“姐姐”称为“小哥”，妹妹称为“小弟”的现象，也是女性亲属称谓缺位现象在方言中存在的例子[5]。遵义桐梓话亲属称谓中存在两种类型的称谓缺位现象，即女用男称和男用女称，共同使用其中某一性别的称谓来指称对方，或是在同一辈亲属称谓中不区分性别。
2.1. 女用男称
男性亲属和女性亲属使用同一称谓形式，大多表现为女性使用男性称谓词。比如厦门话将姐妹的子女都称为“外甥”，福州话称呼内兄弟的子女都是“外家孙”等[6]。在生产力较落后的时代人们崇尚男性生产力，希望女性能像男性一样能够创造物质财富，因此在称呼上赋予男性特征以期女性在劳动上像男性一样。此外，社会观念中男女不平衡性也导致女性在称谓中也成为男性附属品。
“女用男称”是指人们在交际过程中借用男性称谓语来指称女性的一种言语行为和事实[7]。从历史角度看，古有“老佛爷”、“女兄”等，现有对德高望重的女性称为“先生”等女用男称现象，用男性称谓来表示社会地位。在现代汉语亲属称谓系统中，父亲的姐妹称为“姑母”，在普通话及大部分方言中，对父亲的姊妹多称为“姑姑”“姑妈”等。但在桐梓话中，对父亲的姐妹并非称为“姑姑”，而是称为“X爹”或“X爸”(“X”表示在同辈中的排行)，如“大爹”、“幺爸”等。在一般的亲属称谓认知中，“老子”是指父亲或是男性的自称，但“大老子”在桐梓话中却是指“姑母”，其中的“大”还可替换为表排行的“二……幺”等[8]。在母系称谓层面，母亲的姐妹也有被称作“舅舅”的现象。桐梓话在有些级别的称谓中，女性没有独用的称谓，而是借用父系称谓来代称与父亲或母亲同辈的女性。
桐梓话中对孙子、孙女都以“甥”一言以蔽之，不论性别均称为“甥”，对外孙子、外孙女则统称为“外甥”，但这种现象的存在不具有普遍性，只是在某个方言点或是某个大家族中这样称呼，在普通话中则有明显区分。这种现象大多是源于古汉语亲属称谓的遗留，因为在先秦时期，对外甥、外甥女均指称为“甥”，单指外甥时则用“出”。以上是桐梓话中对女性的称谓用男性称谓词来表示的现象，在男性称呼语前冠以排行等区别特征来表示女性称谓，或是用原表男性的称谓词来表示对男性和女性的统称。
2.2. 男用女称
从社会层面来看，男用女称的现象较为少见，因为该现象不符合一直存在于人们潜意识里男女地位不平衡的宗法观念。但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观念逐渐发生转变，女性也被视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流之一，这映射在一定的称谓系统中，使一些地区的亲属称谓系统产生了一些变化。在桐梓话中，对母系亲属进行称呼时，便存在男用女称的现象，主要体现在对母亲兄弟的称呼。例如母亲的兄弟在现代汉语称谓系统中本称作“舅父”，但是在桐梓方言中，对母亲的兄弟有称作“舅妈”的现象，用女性称谓词来表示。“母儿”在贵州黔北片方言区一般指“母亲”，但桐梓话中这一称谓还可指“舅父”。此外，桐梓话还存在称“伯父”为“伯妈”的现象，一些女性称谓词已经替代了对男性的称呼。经调查发现，从人们对农业社会的认知看，这种男用女称所造成的亲属称谓缺位现象根源于人们对母亲生殖和抚养能力的崇拜。古时因经济条件不足而时常导致孩子夭折，难以培养孩子长大成为家庭的顶梁柱，致使家庭劳动力的不足。而母亲则是人们心中生殖和抚养孩子的神一般的存在，但是在经济落后的时代女性又难以独自抚养自己的孩子，因此将对女性的称呼用在男性身上，希望男性能拥有母亲般的超能力，以此寓意孩子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母爱，祈愿他能够平安成长。由于认知的影响，造成了亲属称谓系统的不平衡。
3. 桐梓方言亲属称谓缺位的能产分析
“能产性是指允许说话人生成新组合的一种语言配置特征，或者是说话人为生成新组合所做的统计学的准备”[9]。遵义桐梓方言中亲属称谓缺位现象存在一定的类推能产性，主要存在父系称谓词中，母系称谓词的类推占少部分。在语言的类推作用下，新的规则不断扩大适用范围，一些现象的产生会在整齐划一的趋势下调整原先不规则的现象，给语言带来更大的条理性，使不规则的现象规则化，从而形成类推的规律性。
3.1. 父系称谓的类推
在桐梓方言的父系称谓中，“爸”和“爹”两个称谓的不对称现象是最为明显的，这种不对称性存在一定的类推作用。“爸”和“爹”都曾广泛应用于南北方对父亲的称呼，在宗族观念的影响下，桐梓方言中对父亲的姐妹也采用“爸”或是“爹”的说法，以此来说明是属于同一个家族的，建立家族权威性。在桐梓话中，父亲的姐姐称为“大爹”或“大爸”，父亲的妹妹则称为“幺爹”或“幺爸”，都是在父系称谓词前加上家里的排行来加以辨别。除了在父系称谓中存在这种情况之外，在其余的亲属称谓中也存在用父系称谓词来称呼女性的现象，是在上述现象的类推作用下形成的，使其扩大该现象的范围，呈现出规则化。如前文所提到的将妹妹称为“弟”、将姐姐称为“哥”的现象，都是在父系称谓词的衍生下形成的。桐梓方言亲属称谓系统中，有将父亲的哥哥称为“伯”、弟弟称为“爷”的现象，将其配偶按照排行而称为“大伯伯”或是“大爷爷”。在类推作用下，使原先的“异类”成为了规则形式，使亲属称谓系统出现了新的条理性。
3.2. 母系称谓的类推
在对母亲一方亲戚的称谓系统中，一些称谓词同样存在类推的现象，主要存在于“舅”这一称呼的类推。在现代汉语亲属称谓系统中，“舅”一般是对母亲兄弟的称呼，而在桐梓方言中，“舅”也可以借用来称呼母亲的姐妹，代替了普通话中“姨”的称呼。例如称母亲的姐姐为“大舅”，称母亲的妹妹为“幺舅”或“小舅”，通过母系家庭中的辈分大小来进行类推。在类推作用下使得处于同一辈分的人称谓相似，在相同的称谓级别中呈现出规则化特征，人们可根据已知的亲属称谓推断出未知的或是新人的称谓。而在这些具有类推性的称谓级别中，所对应的女性称谓大多为空格，都由男性称谓来填补。“舅”的类推代替了“姨”的称呼甚至也部分代替了“舅妈”的称呼。母系一方的称谓中新的规则性称呼代替原来的称谓系统，使整个系统的一个层级中都被类推更新，也会引起系统中其他层级的变化。上述母系称谓的类推中女性被冠以男性称呼，呈现出男性化倾向，展示了男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同时也映射出女性在男权思想下并未完全解放出来。从整个亲属称谓系统来看，男性称谓往往先于女性而出现并且更具有稳定性，而女性称谓则在男性称谓的制约下发生变化。
3.3. 男女同用词的类推
在古代的亲属称谓系统中，“甥”和“孙”的使用不区分男女性别，是男女同用的称谓词。“甥”指称见于《尔雅·释亲》：“姑之子为甥，舅之子为甥。”在先秦文献中尚未发现对姑之女和舅之女的称谓[10]。可见，姑之女和舅之女没有单独的称谓词，同样也称其为“甥”。在桐梓方言中也保留着这种情况，爷爷对孙子和孙女的称呼统称为“孙”，只有在需要特别区分的场合才会在后面增添性别加以注明。除了“甥”和“孙”的同用外，桐梓话里还有“侄子”的同用。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侄子”一般为侄儿和侄女的通称，面称时一般不区别，背称时会加以区分。方言中男女同用称谓语的存在，大多是对古汉语称谓语系统的继承，或者是在历时变化下古汉语称谓系统对方言称谓系统的渗透中，这些通用称谓成为了“底层”，遗留在方言称谓系统中。同用称呼语的类推，主要集中于儿孙辈的称呼，且大都以普通话称谓系统中的男性称谓词来统称男性和女性。
亲属称谓类推现象的存在使得称谓的缺位现象越来越明显，由于当地人受到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大多数都根据亲属关系以男性称谓来填补女性空缺的称谓，这样就造成了男女称谓的不对称。以男性称谓词为标准填补女性空白的称谓，可形成桐梓话称谓系统的区别性特征。
4. 桐梓方言亲属称谓缺位的形成机制
亲属称谓缺位现象的形成不仅有共时和历时的因素，还有语言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其中共时层面上有地域上的民族接触导致语言的接触，周边少数民族的亲属称谓会对汉民族地区的称谓造成影响，汉民族会借用其本民族中没有的称谓表达，形成借用现象；从历史层面来看，古汉语亲属系统中对女性称谓男性化、男女同用称谓词现象的遗留都会造成亲属称谓中的缺位。从语言自身来说，亲属称谓中借用男性称谓词来统称表达所导致的缺位现象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在省时省力的条件下人们会优先选择已有的称谓来代替或区分，不为其另造新称谓；而从影响语言发展的外部因素看，自古的“男尊女卑”观念会渗透到语言的使用中，多表现在造词方面，桐梓话亲属称谓的缺位就受到该观念的影响，使男性称谓词在整个称谓系统中占绝大多数。
4.1. 语言接触的影响
语言的变化是在历时和共时层面共同发生变化的，在共时层面上是不同方言、民族语言之间的渗透或接触影响。人口的迁徙流动、地域的接触等都会引起各地方言的变化，不同方言区的人们在频繁交往中会不自觉地将自身的语言特征带给对方，同时也会使用对方的某些词汇以降低交流理解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就会造成言语系统的变化。现代汉语中广泛用来称呼祖父和父亲的“爹”字，就是有可能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语言[11]。
在遵义市境内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且与毕节、铜仁等有少数民族的地区接壤，因此桐梓话的亲属称谓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少数民族称谓语在语言接触上的影响。在黔东南凯棠乡的苗语中，当两个不同的亲属称谓进行对举时，一般会使用女性在前、男性在后的顺序[12]。可见，苗语中的亲属称谓存在以男性称谓词来称呼女性，只在前加上性别加以区别的缺位现象，如现代汉语称谓系统中的“叔母“在苗语中用[min22ηtʂoŋ212]表示，其中[min22]意为母亲，用于区别女性；苗语中的“二叔母”[ne33ηtʂoŋ212]是由“母亲+仲”构成的；[min22ko22]在苗语中意为“伯母”，[min22]除了区别女性之外，还能区别长辈。地域上的相邻往往会引起双方语言的影响和变化，在桐梓话与其他地区的语言接触过程中，人们在使用中将部分女性称谓以男性称谓词表示，或在男性称谓词前冠以性别，以辈分或排行代替，便形成了女性使用男性称谓的现象，造成亲属称谓的缺位。此外，还存在亲属称谓的借用现象，“X爹”、“X爸”等此类称谓与重庆地区的亲属称谓有类似之处，从出现时间来看，重庆话中的这一现象出现较早，因此桐梓话在重庆亲属称谓系统上有一定的借用。少数民族的称谓系统与汉语称谓系统在称呼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人们在借用少数民族称谓时会采用记音的方式来对应称呼，仅仅只是形成语音上的对应，意义上可能并不完全对应。
4.2. 古汉语的遗留
亲属称谓系统在历时演变过程中不是瞬息万变的，而是在变化过程中保留有其中的稳定性。遵义方言中存在的称谓缺位现象一部分源于古汉语在现代汉语或各方言区亲属称谓中的遗留，符合社会发展和人们认知的便得以留存，至今仍沿用。在亲属称谓形成之初，有些称谓本身就存在空白，或是配偶一方的称谓词为空格。“相公”这一称谓最早见于东汉，是“丞相”的别称，具有辅助皇帝、君主掌管国事的职责[13]。从宋代开始发展出“丈夫”的意思，是妻子对丈夫的敬称。可见，“相公”一词本是男性称谓语，但有用男性称谓“相公”来指称妻子，表示一种尊敬，形成其配偶称谓的空格，造成不对称。在桐梓话中，夫妻之间的面称在古称谓系统的遗留下形成缺位，只有对丈夫的面称，而妻子则一般用“屋头的”来表示。在古汉语称谓系统中，存在着大量的男女同用称呼语，大多是女性使用男性称呼语，如“甥”、“孙”等，这些通用词被继承下来，在桐梓话中仍然使用。
4.3. 语言的经济性原则
在语言交际过程中，人们为求省力，会使用简单话语来传达较为丰富的话语内容，或是用已存在的语言形式来表达不同的内容。马尔丁内对语言经济性原则的解释为：经济原则必须以保证完成语言交际功能为前提，同时人们有意无意地对言语活动中力量的消耗做出合乎经济要求的安排[14]，从这一原则出发能够对言语结构演变的特点和原因做出合理解释。桐梓话亲属称谓语的缺位现象符合语言使用的经济性原则，因为人们在称呼亲人时会优先选择亲属称谓系统中已有的称谓词，用现有的称呼来代替原先没有的称呼，避免再造新称谓语的繁杂。桐梓方言中所存在的将“姑母”、“姨母”等称作“大爸”、“大舅”等的这一现象，用男性称谓中已有的且使用频率较高的称谓词来表示女性，省却了再造新称谓语，既省时省力，也使得亲属称谓系统不至于过于复杂。男女同用称谓词的情况也同样符合语言的经济性原则，人们只需造一个称谓形式便可以表示不同的亲属关系，为人们在语言的记忆上省力。男女性别的区分在亲属称谓上的模糊性顺应了语言的经济性原则，男女共同使用一个称谓，不另造新词加以区别，而只是在必要区分地场合加上性别进行简单的区分，将亲属称谓系统简单化。
4.4. “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
亲属称谓不仅是人们对亲属关系的认识，也是个人家庭地位的表现。在古代家庭宗族关系中，男性是作为一家之主而存在，掌握家庭中的各项大权，家庭地位的高低映射到称谓系统中，因此男性称谓词在整个亲属称谓系统中占据主要地位，有些女性也使用男性称呼来展现自己的家庭地位或是对社会地位的诉求。“男尊女卑”是古代男权社会时代的主流意识，女性只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而存在，而非独立的个体。从实体上对男性的依附隐喻到称谓词中对男性的依附，都源于人类思维中传统宗法观念的遗留，形成了亲属称谓系统中女性称谓词的缺位。女性借用男性称谓词对其进行区别，是男尊女卑意识在称谓系统中的体现。桐梓方言中用“X爹”、“X爸”等来指称女性，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卑微地位，以致在称谓系统中没有独立的称谓词。传统观念在人们意识中的根深蒂固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只表现在称谓语中，但是宗法意识最为明显和直接的便是体现在亲属称谓系统中。
古时的称谓系统也存在不对称现象，要么是只有女性称谓而没有对其配偶的称呼，如在先秦汉语中只有“姑”而没有对应的“姑父”，反之亦然，如称舅父为“舅”，但却没有相应的指称舅妈的称谓，称谓词主要向着男性而倾斜。这些不对称的亲属称谓一是由于婚姻状况的因素而原本就存在空缺，二是由于古时男权意识的压迫使女性在某些亲属关系上没有称呼位置，只好寄居于男性之下，使用男性称谓词来表示。在一些方言地区，人们仍沿用古时的亲属称谓，便形成了女用男称或男用女称的亲属称谓缺位现象。在这一观念影响下对男性称谓的使用频率较高，女性的称谓词较少，部分女性称谓词以男性称谓词来表示，只在必要的场合才加以区分，或是在男性称谓词前加上“大、小”或是冠以男性配偶在宗族中的排行来进行区别。
桐梓话中亲属称谓的缺位现象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历时到共时，从语言本身到文化观念，都是该现象形成的机制。地理位置上的不封闭性使桐梓话吸收民族语言或其他方言区的形式；语言发展的需要则为缺位现象的产生提供内部要素；传统宗法观念为桐梓话亲属称谓缺位现象的产生提供了人们文化认知，古汉语称谓的缺失也与这一古文化观念相关，使他们在意识中自然接受称谓上的缺失。
5. 结语
遵义桐梓话中所存在的男用女称和女用男称两种类型的称谓缺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区别性特征的地域特征词。对于两种相反类型的称谓缺位，女用男称在遵义方言使用的更为普遍，典型的父系称谓“爸”、“爹”等具有较高的能产性，如“大爸”、“幺舅”等的产生，以此来表示对父亲或母亲兄弟姐妹的称呼。亲属称谓缺位在综合因素下形成，从文化层面来看，男尊女卑的宗法观念使得对女性的称呼仅仅只在男性称谓前冠以排行，以表示女性的附属地位；从语言层面来看，话语的经济性原则导致人们不愿另造对女性的亲属称谓语，古汉语中对女性称谓的男性化在遵义地区也部分遗留，形成特殊现象。此外，与毕节、铜仁等有少数民族聚居的城市在地域上的相连更为桐梓亲属称谓女用男称的现象提供了解释，语言的接触造成了桐梓亲属称谓的缺位。对于遵义桐梓话中亲属称谓缺位这一现象的形成机制还能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进行进一步探究，以从不同的方面对其进行全方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