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上市公司逐渐成为各行各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资本市场进行大量融资，以促进企业升级与经济增长。然而长期以来，为了欺骗财务报告的使用者，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现象屡见不鲜，2001年银广夏利润造假、2020年瑞幸咖啡财务造假等案例轰动全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投资信用危机，严重破坏了资本市场的秩序。为了严厉打击财务造假，促进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我国不断出台针对性政策措施与法律法规，以应对新形势下的新问题。2019年12月，我国修订并通过了新《证券法》，对财务舞弊的查处力度显著提升，对于加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推动资本市场健康透明发展提供了指导。在此背景下，凯乐科技仍然铤而走险，虚构业务以确保企业营收和利润的增长，是近年来影响极其恶劣的财务造假案例之一。本文以凯乐科技为研究对象，从GONE理论视角出发分析其财务舞弊的动因，并进一步为新形势下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防治提出建议。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2.1. 财务舞弊相关研究回顾
财务舞弊由于其难以发现和难以证实，一直是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一大棘手问题。即便是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得以公开且获取较为容易，但其高管行为异常、监管问询预警与裁决文书信息等非财务信息来源广泛，且呈现出非结构化特征，导致在海量的信息中识别出日趋隐秘的舞弊信号成为了一大难题。
1977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首次提出了财务舞弊的概念，即公司故意错报或遗漏本应在财务报告中披露的重大事项。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在其所发布的《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8号——错误与舞弊》中，将舞弊定义为“导致会计报表产生不实反映的错误行为”。可以发现，财务舞弊具有以下三点特征：第一，有意性，即区别于无意识的虚假报告，财务舞弊是有计划、有预谋的欺骗行为；第二，目的性，财务舞弊通常是出于虚增企业价值、隐藏亏损或负债、操纵股票价格、规避税收和监管等目的，总体上来说是为了谋取个人或组织的经济利益。第三，严重性，财务舞弊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不仅会损害企业的声誉和信誉，还会对员工、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更为严重的财务舞弊则会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扭曲资源配置，对整个经济造成不良影响。
国内外学界对财务舞弊的研究历经了几十年的历史，取得了丰厚的成果，内容主要涵盖了财务舞弊的原因、财务舞弊的识别与财务舞弊的治理三大方面。首先，国外学术界基于财务舞弊的动因展开了丰富的研究，形成了冰山理论、财务舞弊三角理论、财务舞弊GONE理论和财务舞弊风险因子理论等多个经典理论，有助于从不同视角深入了解和分析企业或公司的财务舞弊成因。除此之外，国内外学术界也在源源不断地对财务舞弊的原因进行拓展，一方面尝试从新兴的理论视角切入理解财务舞弊行为的形成，例如上官鸣和刘瑞娇基于行为经济学的假设证实了管理者的风险偏好与财务舞弊的发生具有相关性[1]；另一方面则试图将更多的因素纳入分析框架之中，例如Dechow等人发现公司操纵收入是出于以低成本吸引外部融资的动机，赵德武与马永强则反思了我国财务舞弊的审计制度基础中存在着忽视管理层蓄意舞弊的漏洞[2]。
其次，财务舞弊的方式纷繁复杂，企业通过各类非法手段操纵财务数据以获取不当利益，但是财务舞弊的隐蔽性高，识别难度较大，因此如何从海量的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中侦测到财务舞弊行为是一大研究热点。黄世忠与黄京菁对财务报表舞弊的特征和信号进行了总结[3]，为我国审计的发展与完善作出了基础性贡献。近年来，随着现代科技发展与舞弊手段迭代，如何实现对财务舞弊的智慧化预警与识别成为了人们所关注的一个问题。Hoberg与Lewis创新性地使用自动语音情感分析软件识别样本中经理对财务舞弊的口头披露。Kopun基于前人的研究总结出110个财务比率和非财务比率，并进一步将其总结为用于监测财务舞弊的八个指标模型[4]，为数据挖掘技术在财务舞弊识别领域的应用提供了借鉴。叶钦华等人则基于会计本身的理论基础提出了五维度识别框架，为大数据技术在舞弊领域的应用提供了理论框架[5]。可以发现，财务舞弊的识别具有智能化的趋势特征，机器学习、数据挖掘和文本分析等技术可以提供更快速、准确和全面的财务舞弊识别能力，帮助企业和监管机构及时发现和应对财务舞弊行为。
最后，学术界对于财务舞弊的治理也进行了长时间的探索，积累了一大批丰厚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公司内部治理的优化与完善有利于减少财务舞弊行为。Beasley，Carcello and Hermanson对科技、保健和金融三个行业的案例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比较，发现出现了财务舞弊的公司通常治理机制较为薄弱，较少存在着独立的审计委员会和董事会，也缺乏足够的内部审计支持[6]。我国学者为了进一步探讨如何治理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舞弊行为，以被处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分析，从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三个维度构建起舞弊参与者“三不”治理模型[7]。可以发现，从舞弊主体内部出发有利于从根源上防范财务舞弊的发生。另一方面，需要借助公司外部力量来实现对财务舞弊的监管和打击，以保护企业和社会的利益。雷光勇从委托代理理论和寻租理论出发，揭露了审计与企业合谋的现象，进而提出从控制审计合谋和改善外部环境等方面着手治理财务舞弊[8]。除了需要制止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合谋行为之外，王玮洁基于博弈论的分析视角，提出充分发挥证券监督委员会的监督职能、完善公司财务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等措施也是有效的防治手段[9]。吴芃等人则特别关注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检验了媒体关注度、媒体报道基调等变量与财务舞弊的关系，从外部监管的角度出发遏制财务舞弊现象[10]。
2.2. GONE理论概述
GONE理论是由Bologna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所提出的关于财务舞弊成因的理论，也被称为四因素理论。GONE理论的四个英文字母分别代表了财务舞弊的四个要素，即贪婪(Greed)、机会(Opportunity)、需求(Need)和暴露(Exposure)，如图1所示。该理论认为，财务舞弊发生的原因可以归结为这四个要素的相互作用[11]。其中，“贪婪”与“需求”与舞弊的行为者有关，而“机会”与“暴露”则立足于舞弊行动者的外部。
第一，贪婪因子(Greed)。在财务舞弊中，贪婪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指的是个体对于物质财富的无限追求和欲望。GONE理论建立在“经济人”的人性假设前提之上，认为人是理性的、自利的和追求最大化效用的，能够根据自己的利益和目标、偏好和需求来权衡利弊，选择能够最大化效用的行为，以获得最大的满足或效用。因此贪婪心理会驱使公司管理层、独立董事等个体不择手段地采取不正当方式获取更多的财富，包括虚报收入、隐瞒负债、操纵财务报表等行为。
第二，机会因子(Opportunity)。在财务舞弊中，机会是发生舞弊行为的关键因素之一。机会是指个体能够利用的有利条件或环境。如果个体面临的环境和条件提供了足够的机会，他们就更容易利用这些机会进行财务舞弊。例如，缺乏有效的内部控制、审计不严格、监管不力等都会为财务舞弊提供机会。机会因子可以细分为内部机会因子和外部机会因子。内部机会因子与企业内部环境息息相关，例如公司治理结构和股权配额等方面，假如一家公司的股权高度集中、缺少内部审计或董事会监管缺位，则更容易滋生舞弊。外部机会因子指的是企业外部生存环境，包括经济、司法等大环境，尤其是指外部审计。如若第三方独立审计机构对公司财务审计不作为，或是证券监管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则会形成舞弊土壤。
第三，需要因子(Need)。需要是指个体或组织对于满足某种需求的迫切性。在财务舞弊中，个体或组织可能因为某种需求而选择从事舞弊行为，这种需求是直接影响行为的动机性因素。从个体层面来讲，需要因子可能推动个体采取财务舞弊行为以满足自身的利益，这种需求可能是经济上的，例如个人财务困难、迫切需要资金等，也可能是心理上的，例如追求权力、地位、名誉等。从组织层面来说，在公司上市前可能会为了达到所规定的上市要求而捏造报表，在公司上市后也可能会为了保持股价、获得资金而虚构数据。
第四，暴露因子(Exposure)。暴露指的是财务舞弊行为被揭露的可能和后果，这意味着暴露因子包含两个维度的内容，一是舞弊被暴露的概率，二是舞弊暴露后的处罚，二者将影响舞弊行动者是否实施财务舞弊行为。一方面，当第三方审计独立性较弱、审计监管技术落后时，财务舞弊被发现的可能性较小，企业财务造假的风险降低；另一方面，当舞弊治理的相关法律制度完善程度较低、对违法行为处罚力度较小的时候，企业所受到的处罚与收益相比不值一提，企业财务造假的成本也大大降低。
Figure 1. Basic framework of GONE theory
图1. GONE理论基本框架
GONE理论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理论框架，将更多影响因素纳入分析框架之中，综合考虑了内部与外部、个体与组织的影响因素，强调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以预防和检测财务舞弊行为。Gone理论是较为全面和完善的财务舞弊成因理论之一，认可度和成熟度较高，应用场景广泛，促进了财务舞弊研究和实践的发展，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因此本文选择将GONE理论作为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案例分析的理论基础。
3. 基于GONE理论的案例分析
3.1. 案例概述
3.1.1. 凯乐科技简介
凯乐科技于1993年成立于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主要进行塑料加工生产，随后逐渐从一个乡镇工厂成长为了我国塑料管材加工的龙头企业之一。2000年凯乐科技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进入国内资本市场。在此之后，随着公司盈利下滑，凯乐科技曾几度调整公司主营业务，先后进军商品房行业、教育行业、白酒行业、传媒行业、智能穿戴等众多领域，但凯乐科技的许多赛道转型尝试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因此也被部分人戏称为“玩概念”的“故事大王”。
2016年，凯乐科技进军量子通信与专网通信业务，其业务涵盖了光纤和光缆制造与销售、量子数据链产品的研发与销售等方面，公司也逐步转型为大通信与互联网行业的高科技企业。其中，专网通信是凯乐科技的重要营业收入业务，在进军第一年就为凯乐科技带来了超过51亿元的营收，此后专网通信业务营收不断增加，占公司总营收的比重也不断上升。据凯乐科技公报显示，2020年公司主营业务总收入为85.00亿元，其中专网通信业务收入为77.78亿元，占比超过90%。
3.1.2. 凯乐科技财务舞弊事件回顾
2021年，电气设备巨头上海电气的专网通信业务突然披露87亿应收账款暴雷，揭开了一场涉及多家上市公司的融资网络骗局。凯乐科技也牵涉其中，上游供应商交付逾期、下游收账和存货变现存在困难，导致大额预付账款存在着损失风险。同年8月，因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凯乐科技被ST。
然而，2022年凯乐科技身为专网通信的“受害者”的谎言被揭穿，“合谋者”的真实身份逐渐浮出水面。首先，凯乐科技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规被立案调查，同年12月，证监会公告了对凯乐科技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揭开了凯乐科技长达5年的财务造假真相。调查结果显示，凯乐科技在2016~2020年期间与隋田力合作开展专网通信业务，然而上游供货商与下游客户与隋田力均存在关联，很大一部分产品既没有实际销售也没有实际使用，而是通过伪造合同的方式虚构业务，从而将凯乐科技的预付货款以销售收入的名义回流。据《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显示，凯乐科技的专网通信业务仅在第一年是少量真实存在的，其他营收与利润等数据均为虚构记载。凯乐科技的重大财务造假行为违反了法律底线，于2023年2月15日正式摘牌退市，成为了2023年A股资本市场上第一家退市股。
3.2. 基于GONE理论的凯乐科技财务舞弊原因分析
3.2.1. 贪婪因子分析
从心理层面和道德层面来看，贪婪和自利是导致凯乐科技财务舞弊的根源性因素。当个人对物质财富或权力不满足，可能会导致个人出现道德脱钩和道德滑坡的行为，忽视或违反社会规范和道德标准，利用不正当的手段进行操纵以获取短期利益。在本案例中，凯乐科技管理层与董事等多主体出于贪欲和私心，悉数勾结并参与财务舞弊行动。例如，董事长朱某作为直接负责管理人员授意并主导虚构的专网通信业务、财务总监参与专网通信业务的财务造假、分管业务的副总经理则负责虚假合同签订、虚构产品生产等。这也意味着凯乐科技从上到下的管理层、从董事长到副总经理再到财务总监，为了虚构业绩和股市套现而故意使用欺诈手段进行财务造假，为了达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而将投资者的利益弃之不顾。同时，通过梳理其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凯乐科技在业务发展过程中多次进行战略调整，但自从凯乐科技进入专网通信这一领域以来，营收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于2018年达到了自身峰值。在这个过程中，凯乐科技的管理层为了个人利益而多次进行财务造假释放虚假信号以吸引投资者。
3.2.2. 机会因子分析
凯乐科技的内部与外部环境存在着巨大漏洞，为有心之人谋不正之事提供了便利，使得财务舞弊产生可能。一方面，公司的治理结构不完善为财务舞弊提供了内部机会。科学规范的公司内部组织架构和决策机制能够确保公司高效、透明运营，并保护股东、员工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然而凯乐科技的决策和经营缺乏透明度，缺乏有效的内部控制和审计机制，意味着舞弊的决策和行为容易被隐藏，管理层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谋取私利。朱弟雄作为凯乐科技的创始人和董事长，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拥有极大的话语权，在他的组织下多位高级管理层管理人员参与舞弊且分工明确。另一方面，外部监督不力也为财务舞弊提供了机会。本案例中所涉及的专网通信指的是在一个封闭的网络环境中进行的通信，这种网络只允许特定的用户或设备接入，并且通信数据在网络中传输时会进行加密和安全控制，以保护敏感信息的传输，因此可以不公开招标和对外披露，为舞弊提供了可乘之机。
3.2.3. 需要因子分析
公司与个人都会具有欲望与需要，而凯乐科技高层的不正当需求激发了其动机，驱动其使用不正当手段以达成目的。一方面，凯乐科技具有虚构业务以获得业绩的需要。回顾凯乐科技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在登陆A股市场之后凯乐科技几经变更业务，但是几乎都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公告显示，凯乐科技自2017年起连年虚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试图将公司业绩维持在较高水平以获得资金支持。但2019年开始凯乐科技的业绩连年下滑，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相比上年同期减少，根据其2021年度报告，公司全年营业收入为9.58亿元，仅仅为2018年所披露的营收169.58亿的零头。在业绩压力与融资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凯乐科技选择美化财务报表以获得投资人的信任。另一方面，凯乐科技大股东试图提升股价以实现个人套现的需求。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凯乐科技在近几年有高达几十次的减持记录，控股股东更是在舞弊事发前持续减持套现以实现个人私利。
3.2.4. 暴露因子分析
企业相关行动人在衡量财务舞弊的行为时，往往会考虑暴露因子，如果舞弊被发现的可能性较低、并且得到的惩罚代价较小，则会更倾向于舞弊。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凯乐科技财务舞弊的原因。一方面，由于专网通信业务具有高度保密性，信息不对称为凯乐科技提供了隐藏其行为的机会，除此之外凯乐科技利用信息披露的时间差来操纵财务数据，当年度报告信息最终公布时，舞弊行为被操作掩盖且难以追踪，增加了监管和审计的难度，从而降低舞弊行为被揭露的概率。另一方面，舞弊暴露后受到的处罚较轻，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实施舞弊的动机。一直以来，我国《证券法》对上市公司舞弊行为的罚款水平较低，即便2020年实施的新证券法加大了对舞弊的惩罚力度，凯乐科技也因此被监管机构处以罚金1000万元，但是与凯乐科技高达512亿的财务舞弊金额相比根本不值一提。舞弊者在进行财务舞弊前往往会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当其发现如果处罚金额远低于通过舞弊所能获得的利益，那么凯乐科技会认为冒险是值得的，而且过低的处罚金额无法形成足够的社会警示效果，对违法行为的威慑效果不足。
4. 基于GONE理论的上市公司财务舞弊防治对策
4.1. 完善公司治理体系
在许多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案例中，公司内部治理失效是导致舞弊行为的重要原因，正如凯乐科技绝大多数的董事长和高级管理人员知悉并参与了业务造假与财务舞弊，人为使用欺诈手段以获取个人不正当利益。因此本文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出发，提出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防治建议。
第一，建立健全内部会计规范，加强预付账款管理。明确规定公司财务管理的基本原则，规定财务流程和操作规范，确保公司采购、付款、验收等活动能够得到责任管理与有效控制，提高财务活动的合法性、规范性和安全性，不仅有助于防止财务风险的发生，保护公司财务资产的安全，而且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财务透明度和可信度，增强投资者、合作伙伴和社会公众对公司的信任和认可。从本案例来看，专网通信业务的上游供货逾期是其引爆点，因此需要加强对预付账款的风险管理，建立供应商评估和监督制度，明确预付款的审批流程、限额和管理责任等，确保预付款的合规性和有效性。
第二，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的作用。在凯乐科技财务舞弊的案例之中，财务总监与分管业务经理各自负责合同签订、伪造账单、虚构报表等，可见凯乐科技的内部控制与审计形同虚设。孟庆斌等人发现，完善的内部控制有利于减少公司的违规行为[12]。上市公司应该建立一套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包括明确的责任分工、流程规范、风险评估和控制措施等，以确保公司的财务活动得到有效管理和监督，并设立独立的审计部门，负责对公司的财务活动进行内部审计，以确保财务数据的准确性和合规性，确保公司的财务活动得到有效监督和管理。
第三，营造诚信公司文化，提升管理团队的道德素质。徐凡卿与章之旺在分析我国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动因时，提出不诚信的工作环境和不正直的高层基调容易导致舞弊发生。有益的企业文化会对员工价值观产生引导作用，通过组织道德教育与培训活动，加强员工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判断能力，从而整体提高公司的社会责任感，以减少财务舞弊。在财务舞弊案例之中，上市公司高管往往是主导者和主要责任人，凯乐科技的财务舞弊也正是由董事长、副总经理与财务总监等高层管理人员联手策划，因此必须引导管理团队提高责任意识和职业道德，在实践中诚实守信，以诚信的价值观经营和管理企业，才能有效防止财务舞弊现象。
4.2. 加大外部监管力度
外部监管的存在和有效运作，对财务舞弊防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起到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秩序的作用。在上市公司外部环境中，存在着两个重要的监督和审查主体，一个是会计师事务所，能够从客观、公正的角度对公司的财务报告、企业资本、持续经营能力等情况进行评估，另一个则是证券监管部门，拥有法律监管的职责和权力，可以依法对财务舞弊行为进行调查和追究责任。因此，加强会计师事务所和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力度，有利于防范和治理财务舞弊行为。
第一，加强外部审计的专业性与独立性。会计师事务所作为第三方，能够验证财务报表的数据与披露准则的合规性，确保财务信息的可靠性和公允性，是保护投资者利益、减少财务舞弊发生、促进资本市场稳定的重要手段。因此，一方面必须加强对注册会计师的职业培养，持续投资于专业水平的培训和发展，并建立有效的质量控制体系，确保审计过程和报告的真实性和标准化。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外部审计的独立性，确保相关审计人员遵守严格的职业操守和道德准则，以保证其独立判断和意见的真实性，以提高外部审计的质量和价值。
第二，加大证券监管与惩处力度。基于暴露因子分析可知，暴露概率较低与惩处力度较小是凯乐科技敢于财务舞弊的重要原因。因此，证券监管部门一方面可以加大对上市公司财务工作的监督和抽查力度，并对第三方审计机构实施定期和不定期的审计质量评估，确保重要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另一方面则可以加强对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的监管法律法规的修订和完善，加大对财务舞弊行为的打击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增强企业对财务舞弊行为的忌惮和警惕。
5. 结语
本文选取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从GONE理论视角出发，分析上市公司虚构业务类的财务舞弊行为的原因。通过案例分析可以发现，贪婪、机会、需要与暴露四个因子分别从个人与组织层面激发财务舞弊的动机，共同作用导致了财务舞弊的产生。由此可见，财务舞弊的原因具有多重性与复杂性，因此在防范与治理策略的选择上也需要从多个方面着手，即注重公司内部治理的完善，又关注公司外部环境的优化，以便有效治理上市公司财务舞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