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研究探讨了语境假设不匹配导致的误解现象，并借助社会–认知语用理论(SCA)分析误解的产生与消解。首先，研究背景指出，误解在言语交际中普遍存在，并总结了误解的类型和定义。接着，SCA理论强调交际中的“说者–听者”双中心和“合作–自我中心”的互补关系，解析了前语境与实际情景语境、核心共知与涌现共知、意向与注意力、凸显义等关键概念。研究梳理误解和SCA理论后，通过文献搜集和综述，发现国内外关于误解产生的研究多集中于社会文化、语境、话语和心理认知根源。误解的消解过程被视为修正语境假设、建立共知的互动过程。研究现状表明，现有研究多基于听者，忽视了“说话人–听话人”的完整互动交际过程，过分强调合作性，忽略自我中心性。最后，研究提出今后的误解研究可从SCA视角，结合语境、凸显、意向和注意力等核心概念，探索含意误解的产生和消解机制，建立相关理论框架，并通过语料库验证理论的适用性，以完善误解机制的研究。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phenomenon of misunderstandings arising from mismatches in contextual assumptions, utilizing the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SCA) to analyze the emergence and resolution of these misunderstandings. Fir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search highlights the prevalence of misunderstandings in verbal communication and summarizes the various types and definitions of misunderstandings. Next, the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SCA) theory emphasizes the dual focus of “speaker-listener” and the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cooperation” and “egocentrism” in communication. It analyzes key concepts such as prior context, actual situational context, core and emergent common ground, intention, attention, and salience. The study reviews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misunderstandings and the SCA theory, finding that research on the origins of misunderstandings,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tends to focus on social culture, context, discourse, and psychological cognitive roots. The process of resolving misunderstandings is viewed as an interactive process of correcting contextual assumptions and establishing common knowledge. The current state of research indicates a tendency to focus primarily on the listener, neglecting the complete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process between “speaker and listener”, and overly emphasizing cooperation while overlooking egocentrism. Finally, it suggests tha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adopt the SCA perspective, integrating context, salience, intention, and attention to explore misunderstanding mechanisms. It proposes creat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validated through a corpus of dialogues containing misunderstandings to understand better and improv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for misunderstanding generation and resolution.
1. 研究背景
语境假设的不匹配可能导致误解[1]。误解广泛存在于言语交际中，难以避免。国内外学者深入研究误解，探究其类型、根源、成因等，研究视角包括哲学、逻辑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多个学科领域。根据宗世海[2]对误解的分类，误解可分为命题、指称、用意、暗含误解。唐耀彩[3]认为：1) 命题意义指的是说者话语所表达的、指称意义之外的明示意义。命题意义的误解是指听者未能正确地理解说者在话语里表达的命题意义。2) 指称意义指的是说者表达的话语里有关词语所指代的明示意义。指称意义的误解是指听者未能正确地理解说者在话语里表达的指称意义。3) 用意指的是说者通过话语表达的言语行为意义如请求、拒绝、讨好、挖苦、赞美和讥讽等。用意的误解是指听者未能正确地理解说者通过话语表达的用意。4) 暗含指的是说者通过话语表达的、用意以外的隐含意义。暗含的误解是指听者未能正确理解说者通过话语所表达的暗含。前两者属于话语意义的误解，是明示意义的误解；后两者归属话语含意的误解，是隐含意义的误解。本研究将研究对象框定为话语含意误解，即上文所指的用意、暗含误解。Yus [4]指出，听话人的语境假设和说话人的语境假设不一致会产生含意误解。因此，本文中的误解可定义为互动交际中的含意误解，即双方共知(common ground)不匹配语境下，听话人推导的话语含意和说话人生成的话语含意不一致。
2. 社会认知语用理论梳理
Kecskes [5]尝试运用“Socio-cognitive Approach”的方法来研究语用学，即在认知语用学的基础上考量社会因素，当为本世纪语用学理论的一个最新发展，将交际过程视为“社会”和“认知”两因素互动的过程[6]。社会–认知语用学可归纳为以下两个主要观点和四个焦点问题。
2.1. 基本观点
2.1.1. 说者–听者
SCA强调，语用理论应该是“说者–听者”双中心，而不应像Grice或新Grice理论那样仅以说者为中心，也不应像“关联论”仅以听者为中心。Kecskes指出，“说者中心”考察说话人意义，强调说者话语真值、前意图等因素的重要性，未注意说者个体前知识、前经验和涌现意图；“听者中心”从听者角度复原(recover)说者的话语意义，忽略交际者在认知本能、前经验、前语境知识方面存在差异(Kecskes, The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to Communication and Pragmatics 26)。SCA综合说者、听者视角，强调交际双方在意义构建和理解过程的共建作用。在交际中，双方都依赖由先验构筑的“前百科知识”和即时互动构筑的“当前知识”。
2.1.2. 合作和自我中心
Grice的语用学理论假定会话双方是合作的，是完全理性的交际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都为了实现有效交流的目标而努力。而关联理论派认为用合作性来解释绘画，理由不够充分。会话本质上是自我中心的(egotistic)，某种程度的合作是说话人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他们强调，跟Grice理论引导人们所期待的相反，从会话行为的规律性中不能总结出任何明确的道义性、社会性原则(Wilson & Sperber 175)。Kecskes认为，Grice的合作原则跟自我中心论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互补的两个侧面。他认为，应该区分两种合作：交际合作(communicatively cooperative)和社会合作(socially cooperative) [7]。Grice提出，人们在交际时假定双方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都愿意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合作，这是交际合作。即使会话人是在吵架，他们也相信对方是在跟自己说话，期待这种对话会有结果。这种合作没有社交顺利或舒适的意思，是关联理论讲的社交合作。其次，Kecskes提出，自我中心是无意识的，不自觉的，或者说本能的。因此，几乎是难以避免的。换言之，“自我中心论”是说，人们总是不自觉地从自己的角度，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去理解别人的话语。“自我中心论”只是一个客观的描述，没有任何只为自己利益打算之类的负面含义[7]。合作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自我中心论，合作与自我中心论是互补的。
2.2. 焦点问题
2.2.1. 前语境和实际情景语境
SCA阐述了动态语境下说话人意义的共建观和认知观，统称为社会–认知交际观[8]。首先，SCA的语境观指出，说话人选择词汇可以创造语境，语境使词汇意义更具体，在话语中出现并体现为一种语言使用。Kecskses提出前语境(prior context)和实际情景语境(actual situational context)。前语境是编码在词语中的语境，分为集体共有前语境和个体单有前语境，前者属于某言语群体所有成员；后者体现私有化特征(privatized)，仅属于个体成员。实际情景语境是交际对话的当前、现实语境。SCA注重前语境和实际情景的互动关系，两者互相作用构成话语意义。
2.2.2. 核心共知和涌现共知
SCA依据交际前语境和实际情景语境的对抗博弈(dueling context) [8]，提出了共知的动态构建观[9]。共知(common ground)是意向和注意力的相互作用下动态构建的社会–文化背景知识。交际双方的共知包括核心共知和涌现共知，前者指相对稳定、静态的普遍性知识，包括百科知识、社会文化知识和语言知识，构成交际起始阶段的前语境知识，有助于说话人形成交际意图，生成话语；后者指相对多变、动态的个体性知识，包括个别共享信息(shared sense)和情境信息(current sense)，是交际过程中说话人为了达成交际目的创建的实际情景语境知识。核心CG和个别共享信息的区别在于共享范畴不同(周红辉和冉永平9)，前者是社会性的，是预先存在的，后者更依赖具体语境，具有涌现性。说话人不但可以选择激活核心共知，还可以搜寻、创造涌现共知，实现交际目的[9]。
2.2.3. 意向和注意力
意向(intention)与注意力(attention)分别是语用学和心理语言学的核心概念，SCA将两概念结合，体现了认知与语用的融合。Kecskes强调交际过程是一个形成、表达、解释意向的过程。交际过程涉及说话人、听话人两个方面，因此，说话人意向能否实现取决于这两方面之间的互动，而不是只取决于说话人[10]。对说话人来说，意向是说话前存在于他脑子里的东西。从听话人角度来看，说话人的意向是他听话时要解读的东西。“特定语境中表达的第一意向发挥指引会话的功能。语言形式所承载的知识和信息，暗含的意义，以及可推断的背景知识，所有这一切都会根据意向这个驱动力的指挥，为实现理解和交际做贡献”[7]。交际过程中不仅有说话人的前意向(prior intention)，而且还有新现意向(emergent intention)，意向具有“涌现性”。这两种意向都是由注意力激发的。注意力是指交际者所拥有的使交际成为有意识行为的认知资源[7]。交际的各个阶段都需要注意力。在形成交际意向时，说话人要注意他想谈论的事物。在表达意向时，说话人也要付出足够的注意力，以便按可理解的方式组织话语。听话人解读意向时，他所需要的注意力资源也要跟形成意向时所需要的资源相匹配。总之，交际是通过意向行为实现的，并且由倾注注意力的处理努力加以保证。在这个过程中，会话人既合作(从意向角度看)，又自我中心(从注意力角度看) [7]。
2.2.4. 凸显义
基于Giora的“等级凸显义假设”(Graded Salience Hypothesis)，SCA提出凸显义是符号(语言／感知)在社会–认知语境中按照凸显层级由高到低排列的一个意义统(continuum) [11]。在交际起始阶段，交际者在意图和注意力的相互关照下，依据符号的个体凸显义、集体凸显义及情境涌现凸显义的相互作用，激活词项最显著的情境凸显义，优先选择其注意力处理范围中最凸显的词汇知识(lexical level)。交际中的自我中心是由于激活了交际者注意力范围中最凸显的信息，即凸显义充当了自我中心的思维解析机制。在交际互动过程中，说话人在涌现意图(emergent intention)的驱动下，默认当前语境知识是词项最凸显的语境知识(contextual level)，或抑制注意力处理范围中最凸显的当前语境知识，激活前语境知识，生成话语并表达意义[7]。凸显义从前语境中找到了其发生的动因与理据。根据SCA，凸显义是一个心理认知概念。然而SCA中的关联是一个抽象语用概念，表示“信息与意图之间的关系”[5]，指语用关联，并非关联理论的认知关联。“关联是合作的尺度，凸显是自我中心的显现”，合作与自我中心的互补关系，体现在关联和凸显的两种机制运作的先后关系，凸显义以其自动性和无意识性总是扮演“先锋”的角色，而关联则起到过滤器的作用。根据SCA，话语的语言形式所产生的联想必然会优先激活前语境中最熟悉的凸显义，之后，注意力介入并帮助选择与意图和当前语境最为适切的意义，并对该意义进行关联性判断[12]。
按照Kecskes观点，交际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同时涉及很多可以归为“个人特色”和“社会特色”的社会、认知、语用因素[7]。交际是社会因素和个体因素互动的结果。个体因素组包括前经验、凸显度、自我中心和注意力，社会因素组包括实际情景经验、关联性、合作和意向。具体内容归纳如下：
| 个人特色(individual traits) |
社会特色(social traits) |
| 前经验(prior experience) |
实际情景经验(actual situational experience) |
| 凸显度(salience) |
关联性(relevance) |
| 自我中心(egocentrism) |
合作(cooperation) |
| 注意力(attention) |
意向(intention) |
Kecskes说，交际过程充满了这两类因素的互相作用。“前经历导致凸显度，凸显度又导致驱动注意力的自我中心论。而表达意向则是合作指导下的实践，它受到关联性的控制，关联性又(部分)取决于实际情景语境”[7]。这些因素互相影响，不可分割。
3. 误解产生和消解的研究内容
3.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梳理了Kecskes社会–认知语用理论观点，然后通过“误解”、“社会–认知语用”等主题词进行文献检索、收集，再对误解产生和消解研究进行综述。误解产生研究，根据误解产生的根源，可从五个视角理解，前期研究集中在社会文化、语境、话语和心理认知；近期研究结合社会–认知语用视角，将误解的根源放在社会、语用、认知及社会、个人等统一、有机的视角下考察。误解消解研究虽从20世纪末就有研究者涉足，但相较于误解产生，仍是个需要丰富成果的领域。
3.2. 误解产生研究
误解的产生根源一直是误解研究中的焦点问题。前期相关研究总共可涵盖四个方面，即社会文化根源、语境根源、话语根源和心理认知根源。1) 社会文化根源：这方面的误解研究往往集中于母语者和非母语者在跨文化交际中产生的误解。Thomas [13]认为语言之间的迁移可能造成语用失误，进一步导致误解出现。Günthner [14]指出，不同文化的情境化语言使用惯例造成了跨文化沟通中的误解。2) 语境根源：Bazzanella和Damiano [15]的研究表明，话轮之间缺乏连贯性，可能造成误解。3) 话语根源：Schegloff [16]探究了误解的一系列话语根源，包括指称错误和序列相关性问题。Vendler [17]提出，说者话语与情景提供的信息对于听者，有多种解释可能，由此，误解在交际中产生。4) 心理根源：Weigand [18]认为，误解源于说者和听者的不同认知处理方式。Sperber和Wilson [19]认为误解是由于听话人的认知语境和说话人的认知语境的不同导致的。宗世海[20]从关联理论出发，将误解归因于听者心理对说者话语的个性化阐释。Keysar [21]的研究发现，听者依赖自我视角理解说者话语，而说者也遵从自我中心性，忽略听者的信息需求，提供自己认为关联的信息。双方认知机制同时作用，造成误解。
吴亚欣[22]试图从语言使用系统内部挖掘误解发生的系统根源，即“以理想交际模型为参照的语用推理过程中的心理倾向的干扰”，并从哲学角度进一步指出，“语言的指示性、反身性和交际者的主体性、心理倾向性这些固有属性使得误解潜在于交际过程中，使误解的潜在性成为一种必然”。下文研究试图从社会–认知语用视角(SCA)挖掘误解发生的根源。周红辉[23]、唐耀彩[3]和彭晶、冉永平[11]的研究表明，SCA适合用于探讨误解现象。周红辉[23]的研究从共知共建失效角度切入，解析误解形成的原因，但未结合凸显差异角度。在此基础上，唐耀彩[3]选择SCA的凸显度差异考察命题意义、指称意义、用意和暗含四个层面的误解形成机制。彭晶和冉永平[11]的研究表明误解是由共知不匹配语境造成的。
3.3. 误解消解研究
误解消解研究发现，交际双方对社会文化语境假设的修正有助于修复误解，促成交际双方建立共知[16]，即共知的积聚可以促使交际双方实现交际目的。误解消解是交际双方达成互解[24]、复原说话人意义的互动交际过程。Bazzanella和Damiano [15]试图详细分析误解的消解循环，以说明误解修复过程是如何推动交际者走向相互理解的。他们指出，说话人或听话人意识到误解后，触发修复过程，且这个过程必须通过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合作才能完成。Chiang [25]发现误解产生后，交际者监控谈话–互动细节，且使用重复、重新组织话语等手段，能实现交际互解。唐耀彩[3]运用SCA的合作和自我中心原则，提出四种误解应对机制。彭晶和冉永平[11]基于SCA的社会–认知交际观，重点探讨含意误解消解中临时性共知信息共建的主要方式及其社会–认知语用理据。
3.4. 研究现状
国内外对误解产生和消解的研究硕果累累，为理解误解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大多基于听者，未能将误解现象存在的言语交际过程视为“说话人–听话人”一体、完整的互动交际过程。二是只强调双方交流的“合作性”，忽视“自我中心性”——和“合作”对立统一、同等重要，共同构成交际的本质特征[23]。三是重视误解的形成机制，而忽略误解的应对机制[3]。四是多开展质性研究，通过几个例子分析误解的产生和消解的过程，语料数量较少，未能提出有效描写误解产生和消解的理论框架模型。
4. 结语
针对研究现状，今后的误解研究可从Kesckes的社会–认知语用视角(SCA)，囊括说者–听者、合作性–自我中心性等统一视角，结合语境、凸显、意向、注意力等SCA核心概念，开展对含意误解根源本质、对应机制的研究，揭示互动交际语境下误解产生和消除的社会–认知机制。后续研究可以搜集包含含意误解的对话，形成小型误解语料库，通过描写互动交际中误解产生和消解的现实背景、心理语境和后续证据性话语等，生成社会–认知语用视角下误解产生、消解的理论框架，后续可进一步扩大语料规模，测试误解产生、消解的理论框架的适用性，修改完善理论框架，为含意误解的产生、消解机制研究作理论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