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任的中西星名对照工作及其学术史意义探究

An Inquiry into Zhao Yuanren’s Comparative Work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tar Names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Academic History

摘要: 赵元任是20世纪初较早注意到中西星名对照工作的中国学者。他于1917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中西星名考》和《中西星名图考》，以图表的形式呈现了1000多颗恒星的中西星名对照结果。赵元任在星表的编排形式上参考了施古德的《星辰考原》，其中中西星名对照数据则几乎全部取自伟烈亚力的《恒星表》。通过对中西星名对照数据的整理，赵元任完成了对中国传统星象知识近代科学化的最初尝试。

Abstract: Zhao Yuanren was one of the early Chinese scholars who noticed the comparison of star nam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n 1917, he published “A Stud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tar Names” and “A Stud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tar Names with Charts” in the magazine “Science”, presenting the comparison result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tar names of more than 1000 stars in the form of charts. Zhao Yuanren referred to Gustaaf Schlegel’s “Uranographie Chinoise” for the arrangement format of the star charts, and the data for the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tar names were almost entirely taken from Alexander Wylie’s “List of Stars”. Through the collation of the comparative data of star nam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Zhao Yuanren completed the initial attempt at modernizing and scientizing traditional Chinese knowledge of celestial phenomena in modern times.

1. 引言

中西方天文学在天区划分和恒星命名上是完全迥异的两套系统。中国古代天文学独立发展，积累了大量丰富、精确且独特的天象记录资料，西方天文学后来逐渐发展成被世界各国都接受的现代天文学。将中国古代星名置于现代天文学系统中，对于挖掘和利用中国古代天象记录资料，促进现代天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赵元任(1892~1982)是20世纪初较早注意到中西星名对照工作的中国学者，他于1917年相继发表《中西星名考》和《中西星名图考》，系统整理了20世纪初首份中文版的中西星名对照星表。

对于赵元任的《中西星名考》和《中西星名图考》，目前尚无专文讨论，但来自不同学术背景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赵元任在中西星名对照方面的工作及意义。陈遵妫在《中国天文学史》中介绍了《图考》中包含的8张星表的内容[1]；潘鼐在《中国恒星观测史》中考察认为赵元任所做的恒星星名对照工作所依据资料是荷兰汉学家施古德(Gustaaf Schlegel, 1840~1903)的《星辰考原》[2]；黄知正在对近现代科学传播的研究中认为赵元任的《图考》将中国天文学成就发扬光大[3]；曾点在对赵元任早年留学经历的研究中提到，赵元任所做工作使得中西天文学的交流更加便利[4]。在有关《科学》杂志和中国科学社的研究中也有学者多次提到《图考》是中国科学社成立初期所出版的重要著作之一，同时也是赵元任早期科学活动的代表作[5]-[8]，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坤的硕士论文《〈科学〉〈科学画报〉与中国近代天文学》，该文介绍了《考》和《图考》的内容，并指出“赵元任先生此篇巨制具有非凡的意义，此前从未有中国学者将中西方星座星名进行对比研究”，认为赵元任的研究“为中西方天文学交流互通提供了桥梁”[9]。

上述研究虽然有提到赵元任的中西星名对照工作，并且注意到赵氏工作的意义，但笔者通过对比18世纪初至20世纪初的中西星名对照工作以及对《中西星名考》和《中西星名图考》两篇论文的详细分析发现，研究仍有进一步推进的空间。本文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对《中西星名考》和《中西星名图考》做出文本分析，并将之置于当时的知识背景下，探究赵元任的中西星名对照工作在其本人的学术思想以及近代学术史上的意义。

2. 中西星名对照工作的学术史背景

赵元任从事此研究的背景，除了他本人对天文学的兴趣外，主要有两条线索：一是赵元任之前西人已经发现了中国星象资料的价值，并相继发表了多种星表和星图；二是中国学者在引进西方科学的过程中对中西名词对应工作的重视。

如前所述，中西方天文学在天区划分和天体命名上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系统，而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星名对照工作开始于18世纪。潘鼐在《中国恒星观测史》中对清初三百多年以来国内外中西星名对照工作做出了梳理[2]，笔者以潘氏的工作为基础，对18世纪初至20世纪初赵元任发表《中西星名图考》之前二百年来的中西星名对照工作做了进一步统计(见表1)。

Table 1.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tar Names before Zhao Yuanren’s work

表1. 赵元任之前的中西星名对照工作

时间	作者	星表名称	星名对译语言	依据资料
				西方星表	中国星表
1710年	卫方济	《中西对照恒星表》	中–拉	《方星图》	《灵台仪象志》
1782年	小德金	《中国星图》	中–法	《中西对照恒星表》	不详
				《方星图》
				《巴蒂神甫星图》
				《拉伊尔星图》
1819年	里弗斯	《中国恒星表》	中–英	巴蒂星图	《灵台仪象志》
1871年	威廉姆斯	《中国的彗星观测》附图	英–中	不详	不详
1875年	施古德	《星辰考原》	法–中	《波恩星图》并以巴黎的迪安天球仪上的南方星座作为补充	《天元历理》
1897年	伟烈亚力	《恒星表》	英–中		《恒星赤道经纬度图》
1914年	土桥八千太	《乾隆星表》	中–法	《布拉德雷星表》	《仪象考成》
				《赫韦吕斯星表》
				《弗兰斯提德星表》

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François NOËL, 1651~1729)于1710年发表的《中西对照恒星表》是第一部系统呈现中西星名对照的星表。《中西对照恒星表》沿用了西方传统星表的形式，以星座为单位介绍恒星，在每一星座内，卫方济分别给出恒星的拉丁语名称以及与之对应的中国星官名，并简单描述恒星在星座内的相对位置。在卫方济之后，中西星名对照工作逐渐完善起来。在星表编排形式上，19世纪四位学者的中西星名对照表均沿续西方传统，以星座为单位，星座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直到20世纪初，来自日本的耶稣会士土桥八千太(ツチハシヤチタ，1866~1965)在编纂《乾隆星表》时，打破了这种星表编排形式。《乾隆星表》延续中国传统，按照十二次的顺序，以降娄宫为起点介绍恒星。在中西星名的对照形式上，英国博物学里弗斯(John Reeves, 1774~1856)和荷兰汉学家施古德以中国星官为单位，统一给出该星群的西方星名对应结果。而英国汉学家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则按照希腊字母顺序将每一颗恒星的对应结果都单独呈现出来，这样就会比之前星表中以星官为单位的星群之间的对比更清晰。土桥八千太的《乾隆星表》同样采取了这种较为简洁和清晰的恒星单独对应的形式。

尽管在星表的编排形式和对照形式等方面存在若干不同，但他们的工作思路相同，即：将中国的星名置入西方天文学的坐标系中，将之与西方星名一一对应。这些工作形成的星表和星图为当时西方天文学界利用中国古代天象记录资料准备了条件。当时正在美国留学的赵元任也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而注意到了这项工作的价值。赵元任在其自传中述及，他在哈佛研究院求学时读到一篇题为《一张200年之前的中国星图》(A Chinese Star Map Two Centuries Old)的文章[10]。该文作者里格(Wm. F. Rigg, 1857~1927)是美国克赖顿大学(Creighton University)天文学教授，其主要学术工作集中在数学和天文学领域，活跃于当时的欧美天文学界[11]。这篇文章是对土桥八千太所著《乾隆星表》的评论。里格在该文中认为，由于中国式的星图“不仅用汉字标注星名及所在的星座，而且使用了完全相同大小的圆点来表示恒星，完全忽视了星等，因此要在这种奇怪的星空布局中辨识我们熟悉的星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2]。但“上述提到的所有困难都被土桥神父的星图解决了”[12]。《乾隆星表》将1750年《仪象考成》中的星表，归算到了1875年的历元，并添加了星等标记，利用西方天文学规范绘制星图，解决了中西星名在天区划分、星等辨认、星名对照方面的困难。里格对这项工作的介绍和评价使赵元任开始关注到中西星名对照研究。赵元任在《中西星名考》中提到，他并没有见到《乾隆星表》原文，但之后在哈佛大学图书馆内偶然找到了施古德的《星辰考原》，立刻意识到这本书是“星名考据之富矿”[13]。

同时，赵元任作为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会员之一，其学术工作深受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学术氛围所影响。当时，在美留学生深受西方先进科学的熏陶，想要通过引进西方科学来促进中国社会的变革。基于此，他们倡导并成立了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社在推动西方科学引进的过程中，尤其重视科学名词的准确翻译与统一。他们认识到，大量的科学名词基本源于西方，汉语中无对应名词，科学术语的精确对应是中西学术交流的基础[14]。1916年，在赵元任等人的倡导下，中国科学社设制了名词讨论会，并将讨论的结果随时发表在《科学》杂志上[8]。

赵元任对中西星名对照工作的介绍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他在《中西星名考》中首先论述了“名”的重要性，他强调“盖物有定名，则人之观念有附丽，而记忆与思想亦有所凭藉矣”[13]。随后赵元任又提出星名对照对于学习西方天文学的重要性：

吾人对于西星名之研究较西人多一问题。盖最近之天文学为西学，故学天文者必识西名。自天文学方面，仅须知西名即是。然自国学方面言，则欲懂吾国古今书籍中所言所指又必明中名之系统方可[13]。

当时中国学术界致力于移植西方科学方法、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以在中国形成科学发展的土壤，而学术名词的规范是促进西方科学在中国传播的语言学基础。在赵元任早年对语言学的研究中同样强调“要运用能够准确描述所命名概念的术语”[15]。他注意到西方天文学界对中西星名对照工作的重视，在这两种因素的影响下，赵元任将中西星名对照工作引进到中国。

3. 赵元任对中西星名对照工作的引进与介绍

1917年，赵元任在《科学》杂志第三卷第一期和第三期上发表了《中西星名考》和《中西星名图考》，首次将西方学者所做的中西星名对照工作引介到国内。《考》一文可视为《图考》的序言，主要介绍了写作缘起、西方星象知识、以及中西方各自的命名系统。在《图考》中，赵元任参考西方学者撰写绘制的中西星名对照星表及星图的内容和形式¹，整理发表了20世纪初首份中文版的中西星名对照星表。因此，《考》和《图考》虽然没有同时发表，但是仍然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

除了知识性的铺垫及拓展等内容之外²，《考》和《图考》的核心内容体现在表三“西中星座详表”、表四“中西对照表”，以及《图考》附录的八张星图中，这是赵元任所做中西星名对照工作的集中成果。潘鼐在《恒星观测史》中指出《中西星名图考》是“依《星辰考原》而绘制”[2]，后世学者在提及《中西星名图考》时，也多采用这种说法。笔者通过比较发现，赵元任在编纂星表时，并非单纯依赖施古德的工作，而是进行了更为广泛的资料整合，这主要体现在星表的编排形式和星表数据来源两个方面。以下分而述之。

在星表的编排形式进上，表三“西中星座详表”和表四“中西对照表”，以“西–中”对照和“中–西”对照两种形式呈现了263个中国星官，56个星座，共1002颗恒星的中西星名对照结果。笔者在对比时发现，《图考》中表三“西中星座详表”和表四“中西对照表”参考了施古德《星辰考原》中表四“中国星官天球所属星座表”和表二“按照字母排序的中国星官法文译名表”的编排形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和创新。“中国星官天球所属星座表”采用西方传统星表形式，以西方星座为单位，在每一星座内分别列出中国星官法文译名、汉语名称和与之对应的西方恒星名。《图考》表三采用了这种星表编排形式，同时，在“西中星座详表”内部，赵元任将属于同一个星座的中国星官按照赤经由小到大的顺序从上到下排列。在具体对照形式上，赵元任先列出中国星宿名，随后分两行列出恒星在西方星座中的星号以及中国星官字号。对于横跨两个或者多个西方星座的中国星官，则在最右侧单独标出。表三中也以中国星官字号加撇的形式，标注了清初以来的增星，并在每一个星座之后都标注了其在星图中的位置，方便读者查阅参考。“按照字母顺序的中国星官法文译名表”给出759个中国星官的法文译名，并列出了对应的汉字名称、星官含义和对应在西方星座中的恒星，《图考》表四与之形式类似。表四“中西对照表”按照中国星官进行分类，将中国星官按照切音字母顺序排列，后一列标出中国星官所对应的西方星座。两表的编排方式使不同知识背景的读者可以方便地查找西方星座中包含的中国星官或按中国星官查找对应的西方星座。

除了对星表编排形式的修改和创新之外，赵元任的工作更关键在于他对星名对照数据的整理。考虑到北天极天区在整个天空中占有重要位置，为了探究赵元任做中西星名对照星表的数据来源，笔者选择了赵元任的《中西星名图考》、伟烈亚力的《恒星表》以及施古德的《星辰考原》关于北天极附近的大熊座和小熊座中的恒星星名对照结果进行了比较(见表2)。

Table 2.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identification of Ursa Major and Ursa Minor stars in the three star catalogues

表2. 三家星表关于大熊座和小熊座恒星的证认比较³

星座	星官	星名	《图考》	“list of star”	Uranographie Chinoise
大熊座	北斗	天枢	α	α	大熊座α，β，γ，δ，ε，ζ，η
		天璇	β	β
		天玑	γ	γ
		天权	δ	δ
		玉衡	ε	ε
		开阳	ζ	ζ
		摇光	η	η
	紫微垣	少辅	d	d	大熊座耳朵附近的d
		三师一	ρ	ρ	大熊座耳朵附近的ρ，σ1，σ2
		三师三	σ1	σ1
		三师一'	σ2	σ2
大熊座	紫微垣	内阶一	0	0	大熊座眼睛和鼻子附近的τ，o，b，c，h
		内阶二	16	16
		内阶三	6	6
		内阶四	h	h
		内阶五	b	b
		内阶六	17	17
		文昌二	υ	υ	大熊座皮亚齐(Piazzi)星表中的θ，υ，φ，e以及Ⅸh 201, 204
		文昌三	φ	φ
		文昌四	θ	θ
		文昌五	f	f
		文昌六	e	e
		轩辕一	10	10	无对应
		上台一	ι	ι	大熊座前腿的ι和χ
		上台二	κ	κ
		中台一	λ	λ	大熊座前一只后腿的λ和μ
		中台二	μ	μ
		下台一	ν	ν	大熊座后一只后腿的ν和ξ
		下台二	ξ	ξ
		太尊	ψ	ψ	北斗七星下面的ψ
		天牢一	ω	ω	皮亚齐(Piazzii)星表中的Xh80，101，133，163，177以及位于大熊座中的166
		天牢二	57	57
		天牢三	47	47
		天牢四	58	58
		天牢五	4	4
		天牢六	56	56
		太阳守	χ	χ	北斗七星下面的χ
		常陈七	67	67	无对应
小熊座	紫微垣	后宫	4	4	小北斗(即勾陈)中的b 3162，译为“后妃”
		庶子	5	5	小北斗(即勾陈)中的a 3233
		太子	γ	γ	小熊座γ
		天帝星	β	β	小熊座β
		天床六	6	6	小熊座6
		天皇大帝	α	天龙座32 (未列入小熊座)	小熊座α，“即我们所认为的极星”
		勾陈一	α	α	波德星表小熊座6号星^4
		勾陈二	δ	δ	δ
		勾陈三	ε	ε	ε
		勾陈四	ζ	ζ	ζ

从表2可见，首先，在对照结果上，《图考》中的对照结果与《恒星表》中的结果严密贴合。其次，《星辰考原》中并没有标记出恒星的具体星号，而是以一个星官为一个整体列表说明该星官所对应的西方恒星；而在《恒星表》中，则详细列出了单颗恒星的星名对照结果。因此，无论是具体的数据对照结果，还是对单颗恒星的处理，《图考》都与《恒星表》更相似。这里可以给出的一个旁证是，赵元任在列出其“本篇取材书目”时，是依据“检用之多少”来排列这些文献的次序[16]。伟烈亚力的《恒星表》被列在第一位，施古德的《星辰考原》被列在第四位上，赵元任将《恒星表》作为《图考》的第一取用资料，更能说明在参考程度上，伟烈亚力的《恒星表》要多于施古德的《星辰考原》。

在对“西中星座详表”中1006颗星的对比过程中发现了共91处差异。其中，除了印刷错误⁵造成的差异之外，尤其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赵表对小熊座α的对应。赵表中出现了两个小熊座α，分别对应了“勾陈一”和“天皇大帝”。由于地球自转轴不断地进动，北天极的位置一直在变化，导致北极星也在不断变化，这就是岁差现象。18世纪时，北极星是西方的小熊座α，伟表将勾陈一对应为小熊座α。而施表将天皇大帝对应为了小熊座α。笔者尚未找到证据表明赵元任对岁差有认识，赵元任在星表中也未能做出说明，但从星表结果上显示，赵元任并不能判断当时具体是勾陈一还是天皇大帝对应的是北极星，所以他在星表中同时保存了伟烈亚力和施古德的结果，由此才出现了这种对照重复的情况，实则是赵元任对分辨不清的对照结果采取了两存的解决办法。这种两存措施同样被用于仙女座δ和波江座ψ的中西对应上。

综上所述，赵元任在编纂星表时，虽然广泛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但并未局限于单一资料来源，而是对多种西文文献做出整合，并且在编排形式和数据内容上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和创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赵元任在处理数据时的两存做法也表明，他的最主要目标是对现有星表的数据进行整合，并将其引介到中国学术界，以期引起中国学者的重视。

4. 影响与意义

赵元任的《中西星名考》在中国科学社第一届年会上首次进行了报告，该演讲总时长为65分钟，是所有演讲中时间最长的[17]。从后来形成的会议记录可知，“第二篇读文为赵元任君之中外星名考，讲演时随讲随与座中讨论，全文颇长，故讲毕已无暇再有讨论”[18]。这表明其报告在会议当天即引起了关注。《中西星名图考》在发表之后也同样受到广泛好评。1917年，为了方便观星者的需要，中国科学社又加印一千册将之作为单行本刊发[19]，这足以证明《图考》在当时的受欢迎程度。然而，这项工作在学术史上的影响和意义更为深远。

作为中国近代学者在中西星名对照领域的最早研究成果，赵元任的《考》和《图考》成为国内学者开展此项研究时可参考的文献之一。例如天文学家、天文学史家高平子在《中西星座对照一斑》中提到当时已有的中西星名对照工作主要有土桥八千太、赵元任和常福元(1874~1939)三家，认为土桥和常福元的工作更胜一筹，而赵元任的工作由于所依据的文献与研究方法略逊，“未必能如上一种之严密。星数亦较少，原有附图亦颇简略”[20]。尽管如此，由于当时无法获取土桥的星表，高平子便以赵元任和常福元的论著为主要参考资料，分析了赵元任和常福元在三垣二十八宿及主要亮星上的星名对应差异，并进一步绘制了新的中西对照星图。此外，陈遵妫[1]、潘鼐[2]、崔石竹[21]等在撰写中国天文学史时也都提到赵元任的工作。

这里需要考虑的是，中西星名对照工作本身就是一项复杂且没有统一标准的工作。首先，随着观测方法的完善和观测工具精度的提高，星表中所记录的恒星的位置逐渐精确，恒星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在对照过程中，选择不同的中西方星表，其结果也会有差异。其次，尽管对于亮星的对照结果较为确定，但在模糊小星的证认上多有争议，因此，前人的中西对照星表也存在许多有争议性的结果，赵元任的星表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疏漏或问题。

尽管如此，赵元任的中西星名对照工作在中国天文学史上依然是不可忽略的，其贡献不仅在于促进了中西方天文学的对接，更在于激发了后续学者对这一领域进行更深入和精确的研究。

5. 结语

本文分析了赵元任在中西星名对照方面的工作。彼时的西方研究者意识到中国的星图辨识之难不仅是因为使用了汉字，还有中国特殊的星空布局、星群划分以及中国星图中没有区分星等。因此，为使中国古代丰富的天象记录能成为西方天文学研究可使用的资料，首先就要对中国星名进行辨识和对照。基于语言学者的学术背景以及对科学研究的学术兴趣，赵元任敏锐地觉察到中西星名对照工作在中西学问接轨上的意义。

作为中国近代早期留学海外的学者之一，赵元任与当时其他的留学知识分子一样，倡导一种“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和科学原理”[22]的综合，希望利用西方科学来改革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屠聪艳的研究注意到自然科学对赵元任早期语言学研究的影响体现在多个层面，包括赵元任强调使用准确的自然科学概念，在语言学的研究上引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技术，并且强调科学精神的移植和培养[15]。以此观照，他的中西星名对照工作也正是这一研究思路与路径的体现：将中国传统星象资料置于西方天文学的框架下，通过将两个体系的星名一一对应，使传统星象资料成为西方天文学可研究的对象。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虽然赵元任的工作并没有达到天文学研究所要求的精确度，但正是通过他对中西星名对照数据的整理，赵元任完成了对中国传统星象知识近代科学化的最初尝试。更进一步地，通过《考》和《图考》的发表，他将中西星名对照研究引入国内，从而为中国天文学家对中西星名对照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积累了相应的研究资料，并在方法上做出了尝试。

NOTES

¹在《图考》开篇，赵元任将其制作图表所使用的十份西文参考资料按照参考程度，悉数整理成“本篇取材书目”表。他在表中清楚地标明了著者、书名，以及参考的章节。这十份资料按照顺序分别是：伟烈亚力的《中国研究》(Chinese Researches)、查尔斯·奥古斯都·杨(Charles·Augustus·Young, 1834~1908)的《星图学》(Uranography)、温斯洛·厄普顿(Winslow·Upton, 1853~1914)的《星图》(Star Altas)、古斯塔夫·施古德的《星辰考原》(Uranographic Chinoise)、弗里德里希·卡尔·金泽尔(Friedrich·Carlvon·Ziz)的《数学和技术年表手册》(Handbuch der Mathematischen und Technischen Chronologie)、威廉·里格的《大众天文学》(Popular Astronmy)、徐家汇天文台年历(1916) (Calendrier-Annuaire, 1916)、赫尔曼·约瑟夫·克莱因(Hermann·Joseph·Klein, 1832~1879)的《星图》(Star Atlas)、福里斯特·雷·莫尔顿(Forest·Ray·Moulton, 1872~1952)的《天文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astronomy)以及查尔斯·奥古斯都·杨的《普通天文学》(General Astronomy)。

²经考证，《图考》中的表一和表二可以视为核心对照表的星座知识铺垫，表五至表八为恒星知识扩展，在此不展开论述。

³只对比大熊座内的恒星，对于在同一星官内，却不属于大熊座的恒星在此暂时不列出对比结果。比如，哪一个星官的第几颗星，对应在另一个星座内某某，在此不列出。

⁴另外，施古德使用了皮亚齐星表的VIh 21和伯德星表323来对应勾陈五和勾陈六。

⁵这类印刷错误包括字母间的混淆、大小写问题以及错别字。例如，伟烈亚力《恒星表》中是希腊字母“ο”，而在《图考》中印刷成阿拉伯数字“0”，伟表中是字母“g”，《图考》中错印刷为希腊字母“ζ”，还有“σ”和“α”的混淆，“η”和“n”的混淆。赵表在对照之间还穿插了一些重要的星象，例如在仙后座中，赵元任单独将nova 1572列出，但在这里，误将“n”印刷成了“η”。另外，有“亢池”打印成“元池”等错别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