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847年，马克思撰写并发表批判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的《哲学的贫困》，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通过这一文本第一次公开问世。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发展是一个过程，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再到《贫困的哲学》，新世界观完成了从“天才萌芽”到被马克思本人基本了解的新的历史观点的转变。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及其重要概念第一次做出了科学的表述，本文将对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发展和《哲学的贫困》中新世界观的内容进行探讨和解读，指出该书不仅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体现，而且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2. 新世界观的起源与发展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此外，恩格斯曾在《致弗•雅•施穆伊洛夫》这一信件中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在我看来，您在我的《费尔巴哈》(《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就可以找到足够的东西——马克思的附录(《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其实就是这一起源！”[1]这说明了，《提纲》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也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萌芽之地，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与历史唯物主义具有紧密联系，那么这个新世界观如何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新”在何处？
首先，马克思对旧哲学本身的缺点进行了揭露。《提纲》揭露了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缺点：“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2]: p. 499)旧唯物主义只看到了客体，忽略了主体的人的活动。而唯心主义看到了旧唯物主义忽视主体的作用，看到了主体的能动性，但唯心主义只是将这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即认为，认识不再是主体对客体能动地反映，而完全就是主体的创造。从前的一切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分别抓住了主体和客体，在不通过人的实践的情况下将主体和客体统一起来。他们不懂“现实的、感性的活动”，不懂“革命的”、“实践的”“批判的”活动，所以费尔巴哈才会将实践仅理解为“卑污的犹太人的活动”。马克思与从前的一切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看到了“革命的”、“实践的”“批判的”活动正是将主客二分统一起来的途径。这一把主客二分统一起来的活动，正是人类生存、创造感性世界的基础。马克思没有把人与现实世界当作既有的、被动接受的东西，而是继承了黑格尔的生成论视角，将人视为在实践中发展的历史性存在。这就是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它表明了我们面对的不是纯粹客观的自然界，而是在实践过程中作为人的认识对象不断发展的“人类学的自然界”。这个世界是历史性的，这个世界历史是由人的实践活动创造的。
其次，马克思对旧哲学的认识论进行批判。旧哲学的认识论往往以直观、静观的方式对待外部世界，例如费尔巴哈认为只有那通过感性直观而确定自身，而修正自身的思维，才是真实的。马克思对这种镜像式的直观进行了批判：“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2]: p. 500)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批判，提出了认识的真理性需要经过实践检验的观点，认为认识的真理性不是来源于自己内心清晰明白的先验观念，也不是来源于感性直观，而是来源于主体对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同时，人不是消极被动地反映客观世界，而是实现着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的统一。正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性才得以创造出来。传统的历史观将人与自然相分离，将主观与客观相分离，认为历史就是研究在自然世界之外的人类社会的历史。但是在《提纲》中，马克思将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的分离以人的实践统一了起来，这使得人与人类社会不再与自然相分离，从而变成了自然的、历史的存在。根据马克思在《提纲》中的“破”与“立”，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就是他的历史观。总之，《提纲》展示了马克思对旧哲学的深刻批判和对新世界观的初步建构，强调了实践在认识论和历史观中的核心地位，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 新世界观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
随着马克思理论学习和实践的深入发展，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更加具有了科学性和系统性，开始了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恩格斯曾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的相反。”([3]: p. 776)恩格斯将马克思誉为成果与达尔文比肩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的发现者，这个规律就是马克思的历史观，集中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与恩格斯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表述，但是首次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了阐释，因此《德意志意识形态》被视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之作。如果一个英国人将人类视为帽子，那么相应地，一个德国人则将这些帽子转化为理念。英国经济学将人类视为经济领域内的一个范畴，而德国哲学则致力于追溯这些范畴至它们在神秘绝对理念的自我演化中的根源。德国哲学家们对社会现实的解读，总是以思想观念为出发点。
由于他们脱离现实的抽象解释，德国哲学的体系里面所表达的人也是抽象的、脱离感性现实的人。马克思从反方向出发，从现实社会的“简单事实”入手，强调现实的人与社会历史的变迁。这个现实的人就是有生命的个人，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首先要吃喝住穿才得以存在的人，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从前的意识形态要么轻视历史，要么曲解历史。亚里士多德曾说：“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丰富性、更严肃的艺术，”[4]诗比历史更真实。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涉及到普遍的人性，而历史不具有这种普遍性，历史是如过眼云烟一般转瞬即逝的，所以诗比历史更加真实、普遍、永恒。可以看出，古希腊存在着反历史的传统，而马克思正是要扭转这种反历史的传统，重视对历史的研究。马克思的历史观之所以被称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因为它一开始就强调了全部人类历史，强调有生命的个人存在。人只有得以存在，才能发展，这样人的生命是感性的、实践的生命，历史首先就是在人的生存实践活动中发展出来的。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2]: p. 544)这种历史观就是唯物史观，它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区别在于，唯物史观用物质实践来解释观念形态，唯心主义历史观用观念来解释物质实践。由此可得，在《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出现的“世界观”就是“历史观”，就是“唯物史观”。但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从未使用过“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概念。1890年8月5日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恩格斯第一次使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但是许许多多年轻的德国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5]从这段话可以推断出，历史唯物主义最开始被当作套语使用，被机械性地当作构造体系的便捷之道使用，而抛弃了它的真实内涵。为了使“历史唯物主义”保持它的科学内涵，恩格斯不得不接受这个概念，并对它进行科学解释。在1890年9月21日《致约瑟夫•布洛赫》中，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6]可以看出，恩格斯强调唯物史观的决定性因素是现实的生活和再生产，但是恩格斯在信的后面接着说，像政治、传统等等这些前提和条件，在我们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也起着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恩格斯还认为，历史总的结果是由无数交错的力量合力产生的，这个总的结果，就是历史事变，它可以被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在这个总的合力中，每一意志都做出了贡献，都被包括进去了。
恩格斯在1892年问世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概念进行了清晰的概念解释：“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7]总之，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已与唯物史观的核心理念相吻合，使得“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等同于唯物史观。尽管如此，由于作为唯物史观的创立标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尚未面世，导致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资料相对匮乏，这可能引发对其原意的误解或曲解。
4. 新世界观的第一次公开问世
《哲学的贫困》是针对蒲鲁东《贫困的哲学》所写的一部论战性著作。马克思与蒲鲁东的交往经历了从基本肯定到否定的过程，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的发表代表着两人友谊的结束。
4.1. 《哲学的贫困》的问世
1846年，蒲鲁东完成了《贫困的哲学》的写作与出版。在这部著作中，蒲鲁东认为他是用哲学框架来解释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人，但正如马克思对此书的论战性著作《哲学的贫困》所明确表现的一样，蒲鲁东的哲学是“贫困”的。蒲鲁东未能真正领会黑格尔辩证法的精髓，以一种刻板的方式应用了正反合的逻辑结构(即肯定、否定以及否定之否定)。蒲鲁东机械地认为，经济范畴中好的和坏的方面相加就形成了固有的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仅仅是保留积极因素，摒弃消极因素。所以蒲鲁东反对革命，认为资本主义也分有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只需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可以看出，蒲鲁东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抽象，这也是对现实历史的抽象。同时，蒲鲁东未能掌握科学的历史观，在《贫困的哲学》一书的开头，蒲鲁东认为：“社会历史无非是一个确定上帝观念的漫长过程，是人类逐渐感知自己命运的过程”。([8]: p. 24)蒲鲁东将社会历史归结为上帝概念，将人的公正归结于与上帝相似的“普遍理性”，这种“普遍理性”就是对社会规律的认识，这是一种黑格尔式的解释路径。除此之外，蒲鲁东认为，经济学是一种富有具体性的形而上学，而“社会经济的全部历史都见诸哲学家的著作”。([8]: p. 184)蒲鲁东的历史观显然是唯心主义的，而这样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在《贫困的哲学》中却是他构建体系的重要部分。
1846年，法国工人运动形势暗流涌动，《贫困的哲学》的出版造成了工人群体中思想的混乱。次年格律恩迅速将《贫困的哲学》翻译为德文，扩大和加剧了这种思想的混乱。马克思面对这种情况，不得不写出一本针对《贫困的哲学》的著作，并以法文写作，以澄清在工人中迅速流行的错误思想。马克思认为，“为了给力求阐明社会生产的真实历史发展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扫清道路，必须断然同唯心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进行决裂”。[9]很显然，这里马克思指的是要与蒲鲁东的错误思想进行决裂。当时《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受到当局和出版社的阻挠，但是由于《哲学的贫困》出版的迫切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如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会阻碍《哲学的贫困》的出版，那么更宁愿先将它“扔掉”，优先保证《哲学的贫困》的出版。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哲学的贫困》对他们的“有决定意义的论点”“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表述”。[10]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第三版序言中指出：“我们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问世。”。([3]: p. 347)恩格斯为《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所作的序言同样指出：“本书是1846年到1847年那个冬天写成的。那时候，马克思已经彻底明确了自己的新的历史观和经济观的基本点。” [11]由此，可以推断出：《哲学的贫困》中的新世界观、新历史观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另外，《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系统阐述了新世界观，是新世界观的创立标志，而《哲学的贫困》则是新世界观的第一次公开问世。
4.2. 新世界观的主要内容
第一，对生产关系范畴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科学表述。生产关系范畴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其他范畴紧密联系，其萌芽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初步形成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生产关系范畴是不完备的，其与所有制是相互独立的两个范畴，且常与“交往关系”等表述混用。
在《哲学的贫困》与当时的马克思书信中，生产关系范畴在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中得到了科学表述。蒲鲁东把所有制范畴同其他经济范畴分离开，使所有制独立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之外，而蒲鲁东这些零散的范畴的总和就是“所有制的社会关系”。而马克思认为所有制是占有的一定社会形式，是社会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的有机构成整体，是“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在1846年12月《致安年柯夫的信》中，马克思指出：分工和蒲鲁东的所有的其他范畴是总和起来构成现在称之为所有制的社会关系。[12]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同样指出：“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2]: p. 638)“硬使所有权的起源神秘化，也就是使生产本身和生产工具的分配之间的关系神秘化”。([2]: p. 639)可以看出，此时的马克思已经确定了所有制就是生产关系，达成了对生产关系概念的明确规定，突破了人的交往关系的界限。
《哲学的贫困》不止科学制定了生产关系范畴，还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做出了科学表述。由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交往关系”不等于“生产关系”，所以虽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具备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思想，但是其关系还不能确定下来，对这一原理的解释还没有形成科学的表述。在《哲学的贫困》中，由于生产关系范畴得到了科学的界定，所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也得到了科学的表述。《哲学的贫困》中指出：“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2]: p. 613)“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2]: p. 602)总之，马克思的生产关系范畴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在《哲学的贫困》中得到了科学表述。
第二，阐明经济范畴的实质，现实决定范畴。经济学家认为范畴是永恒的，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在他们眼中只是和资本主义制度一样永远不变的概念范畴，而蒲鲁东想要把这些范畴编好次序，达成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蒲鲁东认为范畴是不依赖现实关系而自己产生出来的思想，他给每个范畴平等地区分了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好坏两方面的结合就是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要想解决范畴的固有矛盾，只需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并且一个范畴可以成为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消除其缺陷。这样一来，范畴一个接一个地形成了理性中的系列，现实生活的问题因为前一个范畴的缺陷被后一个范畴所消除而解决，这就是范畴决定现实。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2]: p. 602)“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2]: p. 603)这就是说，经济范畴并不是由“无人身的理性”产生出来，而是人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出来的，是对社会关系的抽象。生产力和生产的社会关系和表现它们的范畴一样，都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第三，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分析社会。对于蒲鲁东割裂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把这些环节变成一个接一个的单个社会的错误做法，马克思认为蒲鲁东这种只考虑运动、时间和顺序的逻辑公式是不能解释现实社会的，因为“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每一个社会都是“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机体”。([2]: p604)社会中的关系以及各个阶段的社会都是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而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不能将其割裂开来考察，“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2]: p. 602)什么样的生产工具被运用到实际生产中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社会形态不由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而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社会形态也会相应改变。未来生产力发展达到新高度以后，资产阶级社会也会相应改变，并不具有经济学家所认为的永恒性和天然性。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单是由于后来的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作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的这一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12]: p. 409)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以生产力为基础的。前一代人与后一代人因生产力的继承而形成的历史中的联系就是人类的历史。新的生产力一旦出现，社会就会有新的联系和发展，新的历史由此生成，历史不会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制度的出现而停滞。虽然人不随意创造社会历史，但是在世俗的现实历史中，人既是这一场历史剧的“剧作者”又是“剧中人”。“剧中人”说明，社会历史总的来说以生产力为基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民群众在历史中需要遵循自然规律。但是人可以认识规律，掌握规律，通过实践发挥自己的主动性改变世界，成为“剧作者”。哲学家的任务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而世界历史正是由许许多多的剧作者共同创造的。
第四，对阶级斗争理论进行了阐述。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的特点之一就是把阶级看成是特定历史时期中的现象，认为阶级只存在于一定的历史时期之中，阶级本身是可以被彻底消灭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哲学的贫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中的内容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观点的总结和发展。
首先，一个阶级的存在和处境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马克思指出：“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2]: p. 614)生产力是一个阶级之所以成为这个阶级的关键因素。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的趋势，所有当下的生产关系在未来总会与新生生产力产生矛盾，使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受到阻碍。要想移除生产力发展的阻碍而使其得到解放，就“必须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从此以后，从前的革命阶级将成为保守阶级。”其次，阶级斗争和对抗是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会导致政治斗争。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各个社会的生产方式都以对抗为基础，财富是在对抗中形成的，生产力和阶级对抗同时发展，并且这对立中的始终代表着有害方面的阶级不断成长，直到其要求解放的物质条件趋于成熟。([2]: p. 613)阶级本身是根据生产方式的状况划分的，阶级之间的斗争在根本上取决于经济利益。但是，当统治阶级掌握统治权时，为了维护其阶级利益，经济上占据优势的阶级在政治上也会要求占据优势，原本在经济基础上产生的阶级斗争必然会上升为夺取和维护政权的政治斗争。最后，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是全面的革命。现代资本主义和大工业快速发展的同时，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和近几百年来产生的财富一样迅速增加，资产阶级财富成倍增加的同时，无产阶级的贫困也在成倍增加。建立在阶级对立上的现代社会根基注定难以稳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剧烈矛盾势必导致无产阶级要求解放。“劳动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2]: p. 655)一旦无产阶级吹响了阶级斗争胜利的号角，他们将抛弃旧的市民社会，创造出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抗的联合体。同时，代表着市民社会内部阶级对抗的政权也会被消除，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但是在此之前，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仍然会采取阶级斗争的形式，要使无产阶级得到彻底的解放，这场斗争必然要进行全面的改造和抗争。只有进行全面的革命，才能将联合体的理想现实化。总之，马克思在迅速清除工人中蔓延的蒲鲁东错误思想的迫切需求下发表了《哲学的贫困》，通过对生产关系范畴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的科学表述、范畴之现实基础的强调、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来分析社会的视角和阶级斗争理论创立了自己的新世界观，而这一新世界观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5. 结语
《哲学的贫困》虽然篇幅不长，但是却微言大义，明确地体现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无论是在理论层面上还是历史方位上，《哲学的贫困》都是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在理论层面上，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众多文本中经过了一个发展过程，《哲学的贫困》代表着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过程的结束，代表着这一新世界观形成史的结束。《哲学的贫困》作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接续发展，对新世界观进行了升华，它第一次公开了马克思的新世界观，这个新世界观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贫困》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科学表述，准确地表达了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科学地表达了范畴的实质，用联系和发展的科学辩证法分析社会的发展并科学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所产生问题的解答，只是为了“弄清问题”，但是《哲学的贫困》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表述，至此，历史唯物主义才真正基本形成。
在历史方位上，面对工人中的思想混乱，马克思急需出版《哲学的贫困》对流行于工人中的错误思潮进行澄清，即使放弃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也要出版《哲学的贫困》，体现了这一文本在工人运动中的重要性。此外，《哲学的贫困》对马克思后续的思想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就体现在《共产党宣言》上。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第一个正式纲领的《共产党宣言》首次对《哲学的贫困》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做出了具体运用，论证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必然性，指出共产党人要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建立共产主义新制度。虽然1844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得到了公开发表，并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的伟大思想，但是其中的出发点还是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影响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缺乏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直到《哲学的贫困》的问世，马克思公开树立起了历史唯物主义，将社会发展认定为自然的历史过程，认为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也是历史的“剧中人”。这里的人是实践主体，作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生产力就是人的实践的结果，同时人也受到生产方式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从此，马克思彻底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划清界限，表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宣告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死亡，开启了社会科学的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