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快速社会变迁与城乡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留守儿童作为一个特殊而庞大的社会群体，其家庭教育问题日益凸显，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留守儿童家庭教育不仅关乎儿童的个体成长与发展，也深刻影响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从儿童个体发展的角度来看，家庭教育是儿童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留守儿童因父母长期外出务工，家庭结构不完整，往往面临情感缺失、监护不足及教育支持薄弱的困境，这种缺失可能导致儿童在情感、认知、行为和社会性发展等方面出现偏差，对其身心健康发展及未来社会融入构成了严峻挑战(吴帆，杨伟伟，2011)。从社会整体发展的角度来看，留守儿童问题还涉及到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教育资源配置不均等多个方面。由于家庭经济条件、教育资源等方面的限制，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往往难以获得与城市儿童相同质量的家庭教育，可能会增加他们成为问题少年的风险，进而对社会稳定造成潜在威胁。
计划行为理论(Ajzen, 1985)，作为预测和解释个体行为决策的有效框架，其通过态度、主观规范与知觉行为控制三个核心要素来阐述行为意向的形成过程，为理解并干预留守儿童家庭教育行为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在深入探讨国外计划行为理论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现状时，不难发现该理论被广泛采纳为一种强有力的分析工具，用以预测并剖析教师、学生及家长等特定群体在教育情境下的行为意向及其背后的复杂动因。具体而言，Cheon等学者的研究开创性地揭示了大学生学习信念如何通过计划行为理论的框架，显著影响其在课程学习中采纳移动技术设备的意愿(Cheon et al., 2012)。这一发现不仅丰富了学习行为理论的研究，也为教育技术的推广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类似地，Bracke和Corts (2012)的研究则聚焦于家长群体，运用计划行为理论深入剖析了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行为意向，为家校合作机制的优化提供了实证支持。尽管国外在此领域的研究成果丰硕，但针对家庭教育指导行为的具体应用研究尚显不足，这为未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反观国内，近年来计划行为理论在教育学领域的应用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众多学者纷纷将其引入，旨在精准预测并合理解释教育管理者、教学者及学习者等多元主体的行为动态。这些研究不仅聚焦于行为意向的直接测量，更深入挖掘了影响这些意向形成的多维度因素。例如，吴文胜与梁函(2022)的研究便是在计划行为理论框架下，精心设计调查工具，系统考察了中小学教师在实施教育惩戒时的意图与实际行为之间的关联，为教育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提供了宝贵的参考。魏叶美与范国睿(2021)的研究则进一步拓展了理论的应用边界，他们利用计划行为理论，深入分析了教师参与学校治理的意向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为构建更加民主、高效的教育管理体系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综上所述，随着城乡经济结构的转变和劳动力流动的增加，留守儿童问题日益凸显，其家庭教育的缺失与不足已成为制约儿童全面发展的重要瓶颈。计划行为理论在国内外教育领域的应用研究均取得了显著进展，但针对家庭教育指导行为的深入探讨仍显不足。而留守儿童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其家庭教育质量不仅直接关系到个体的成长与发展，更是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关键因素。因此，研究留守儿童家庭教育不仅是对儿童权益的保障，更是对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促进。故本研究试图通过引入计划行为理论，探索提升留守儿童家庭教育质量的有效途径，为进一步解决留守儿童面临的现实困境、促进其健康成长提供科学依据和实证支持，从而为改善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现状提供新的视角与策略。
2. 计划行为理论概览及其在留守儿童家庭教育中的潜在应用优势
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作为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其背景根植于心理学和社会学对个体行为决策过程的深入探索。该理论最初由Ajzen在1985年提出，其理论基础部分源于Fishbein和Ajzen于1975年所提出的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理性行为理论主要关注个体态度(Attitude)和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对行为意向(Behavioral Intention)及实际行为的影响，假设行为的发生是基于个人的意志控制(Fishbein & Ajzen, 1975)。然而，理性行为理论在解释某些非完全由意志控制的行为时存在局限性。为了克服这一局限，Ajzen在理性行为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引入了知觉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这一概念，从而形成了计划行为理论。计划行为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意向，即个体想要执行某特定行为的行动倾向与程度，是决定个体实际行为的直接前因。而行为意向又受到三个主要因素的影响：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该理论自提出以来，因其对行为决策过程的全面解释和较高的预测能力，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该理论被广泛应用于解释和预测各种人类行为，包括环境保护、健康行为、交通行为、消费行为以及教育行为等。通过计划行为理论，研究者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个体行为背后的动因，为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提供理论支持。
三要素中，态度是指个体对执行某特定行为所持有的正向或负向的持续性评价(Ajzen, 1985)，即“我想不想”。例如由于经济压力和生活环境的限制，部分留守儿童家庭的家长可能持有“读书无用论”的消极态度，认为外出务工是改善家庭经济条件的更好途径，从而忽视了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张显宏，2009；McKenzie & Rapoport, 2006)。当个人对行为的态度越趋于正向，其行为意向将越高，反之则越低。
主观规范则是指个体在决定是否执行某行为时感知到的社会压力，即“别人怎么看”，包括父母、老师、同伴等重要他人对其行为的看法和期望(Ajzen, 1985)。主观规范在留守儿童家庭教育中同样起着关键作用，部分地区由于社会风气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家长可能受到周围人群(如亲戚、邻居)的观念束缚，认为将子女留在农村是理所当然的选择，只要给孩子提供足够的物质条件就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却轻视了父母关爱、精神陪伴等因素对儿童成长发展的重要影响(孟亚男，张璨，2022)。若个体对某特定行为感知到的主观规范越强烈，则越容易促使其产生执行该行为的行为意向。
知觉行为控制则是指个体对执行某特定行为难易程度的感知，即“我做不做得到”，包括个体对所需资源、机会和障碍的评估(Ajzen, 1985)。知觉行为控制在留守儿童家庭教育中尤为重要，许多家长即使想为孩子提供更好家庭教育，但可能由于知识水平有限、经济资源匮乏或缺乏有效的教育方法，而感到无力改善家庭教育状况(殷红霞，2008)。当个体对该行为的行为控制知觉越强时，其执行该行为的意图将随之越高。
总之，计划行为理论的引入为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状况的分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通过解析态度、主观规范及知觉行为控制三个核心要素，使我们能够全面且系统地审视影响家庭教育行为的复杂因素及其相互作用，从而指引我们更精确地识别出影响教育成效的关键因素，如教育资源的分配、社会支持的缺失及个体认知的局限等。
3. 计划行为理论视角下我国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现状及存在的误区
我国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现状呈现出一系列复杂而严峻的问题，其背后隐藏着深刻的误区亟待正视与纠正。当前，留守儿童群体数量依然庞大，主要分布于经济相对滞后的农村地区，他们在生活条件、教育资源及心理健康等多个方面面临显著挑战。就教育现状而言，留守儿童往往因家庭经济条件限制，难以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加之学校设施不足与师资力量薄弱，导致其教育质量参差不齐。同时，长期与父母分离，使得留守儿童在情感交流、心理支持及价值观引导方面存在显著缺失，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周宗奎，孙晓军，刘亚等，2005)。在深入探讨留守家庭教育的误区时，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误区不仅深刻影响着留守儿童的全面发展，还往往源于家庭、社会及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交织。
3.1. 隔代教育的过度溺爱与放任自流
随着社会的快速变迁与“后喻文化”时代的到来，祖辈所持有的传统知识、经验及技能在应对现代儿童成长需求时显得力不从心。在这一背景下，祖辈往往需依赖子代或孙代的“文化反哺”，以弥补自身在信息获取与社会适应上的不足。但在当代农村留守家庭结构中，由于父母长期外出务工，儿童的日常抚养与教育责任自然而然地转移至祖辈肩上，故形成了独特的隔代教育模式(叶敬忠，王伊欢，2006)。这一模式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儿童的基本生活需求，但也深刻影响了其全面发展路径。
在隔代教育情境中，祖辈的态度受到其传统观念、个人经历及当前社会变迁等多重因素影响。一方面，传统“望子成龙”的期望促使祖辈对孙辈寄予厚望，但这种期望往往未能与时俱进，转化为符合现代儿童成长需求的教育理念(杨璐，赵钱森，任凤琴，2024)。另一方面，受限于自身教育水平和对现代儿童心理发展规律的认知不足，祖辈在教育态度上可能表现为矛盾体：既想严格管教，又因力不从心而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这种态度上的模糊与矛盾，直接影响了教育行为的实施，导致对儿童成长的全方位支持不足。
主观规范在隔代教育中体现为祖辈在做出教育决策时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与期望。农村社区中，传统家庭价值观和社会舆论往往强调对孙辈的照顾与呵护，而忽视了对教育质量与方式的深入探讨。这种社会规范促使祖辈倾向于采用更为保守和溺爱的教育方式，以满足社会对其作为“好爷爷/奶奶”的期待(郭冠群，吴昊，2023)。同时，由于子代外出务工，祖辈在教育决策上缺乏即时有效的沟通与支持，进一步强化了主观规范中溺爱倾向的影响。
知觉行为控制反映了祖辈在实施教育行为时对自身能力、资源及外部环境的评估。农村祖辈普遍面临年龄增长、健康状况下降、教育技能不足及外部教育资源匮乏等挑战，这些因素严重限制了其教育行为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沙莎，苗春凤，2023)。在知觉行为控制较低的情况下，祖辈更可能选择简单易行但非最优的教育方式，如过度溺爱或放任自流，以避免因自身能力不足而导致的挫败感。此外，对现代教育资源的陌生与排斥，也限制了他们利用外部资源提升教育质量的能力。
3.2. 家庭教育的责任片面化
在家庭教育的责任分配上，部分留守儿童家长持有的态度是片面且被动的。他们错误地将学校视为教育的唯一责任主体，忽视了家庭教育在子女性格塑造、价值观形成及行为习惯培养中的不可替代作用(张庆守，2006)。这种态度源于对家庭教育重要性认知的缺乏，以及对学校教育过度依赖的误区。这种态度直接影响了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参与度和投入度，导致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缺位，使得留守儿童在情感、心理及价值观等方面得不到应有的关注与引导。
主观规范在家庭教育责任片面化中表现为家长群体内部及外部社会对家庭教育角色的普遍认知与期望。在农村地区，尤其是经济条件相对薄弱、教育资源匮乏的环境下，家长可能受到“自然成长”等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孩子的成长应顺其自然，无需过多干预(贺芬，2012)。
此外，由于经济压力、文化水平有限、时间精力不足等，留守儿童家长可能在家庭教育上感到力不从心，进而采取回避或放任的态度。这种知觉行为控制的局限往往会限制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积极作为，使得他们难以有效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尤其是在祖辈承担隔代教育重任的情况下，由于祖辈自身条件的限制和对现代教育理念的不熟悉，更容易导致留守儿童教育的责任片面化，使得家庭与学校长期处于分离状态。
3.3. 情感交流的匮乏与心理支持的不足
在家庭教育实践中，情感交流不仅是亲子关系的纽带，更是儿童情感发展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基石。然而，在留守儿童家庭中，由于父母长期外出务工或其他原因导致的分离，使得这一基础性的交流机制严重受损(王贞会，2018)。
家长和监护人在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上的态度至关重要。部分家长“身体健康即一切安好”的片面观念，反映了对心理健康重要性的低估，这直接源于对心理健康知识的匮乏和认知不足。这种态度偏差导致情感交流和心理支持被视为非必需品，而非儿童成长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即便在意识到陪伴缺失的情况下，家长也倾向于通过物质满足来替代情感交流，进一步加剧了情感交流的匮乏(段成荣，吕利丹，王宗萍，2014)。这种情感交流的匮乏，不仅可能导致孩子内心世界的孤独与封闭，还可能引发情感表达的障碍，使他们在面对情感问题时显得手足无措，难以有效沟通。
此外，某些特定社会文化和家庭传统中的主观规范可能进一步强化了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忽视。在这些规范中，公开讨论心理问题往往被视为禁忌，阻碍了家长和监护人主动寻求专业帮助或关注孩子心理状态的意愿。同时，社会对成功的片面定义(侧重于学业和物质成就)，进一步削弱了心理健康在家庭教育中的位置，使得家长和监护人在主观上更难以将注意力转向孩子的心理健康需求(刘慧娟，2020)。
在知觉行为控制上，留守儿童的家长和监护人可能面临多重限制，导致他们难以有效提供情感交流和心理支持。一方面，物理距离限制了直接的亲子互动；另一方面，缺乏心理健康知识和专业支持资源，使得他们难以识别孩子的心理问题，并采取适当的干预措施。这种知觉行为控制上的局限，使得即便家长有意改善情感交流和心理支持，也可能因能力所限而难以实现。
3.4. 对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全面发展的忽视
家长在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上的态度，往往受到传统教育观念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呈现出对学业成绩的过度重视，而忽视了儿童全面发展的多维度需求。这种态度上的偏差，源于对教育目标的片面理解，即将教育等同于知识传授和学业成就，而忽视了儿童情感、社交、道德、创造力及身体健康等多方面的发展(朱旭东，薄艳玲，2020)。家长可能认为，通过物质满足可以补偿陪伴的缺失，这种态度反映了他们对儿童成长需求的认知局限，未能充分认识到全面发展的重要性。
在留守儿童家庭教育中，主观规范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农村社区的文化传统、家庭价值观等往往强调学业成绩或物质条件的改善，而忽视了儿童内在发展的需求。
此外，留守儿童的家长往往面临多重限制。例如在经济条件和距离等限制下，家长可能无法为孩子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和多元化的成长环境。或是由于自身教育素养和能力不足，难以提供有效的情感交流、心理支持和价值观引导。部分家长还可能缺乏必要的家庭教育知识和技能，无法有效识别和解决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叶强，2021)。这些知觉行为控制上的局限，使得家长在促进儿童全面发展方面显得力不从心。
4. 启示与对策
留守儿童家庭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视角分析后不难发现，家长在留守儿童家庭教育行为上的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等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为了改善这一现状并促进留守儿童的全面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制定并实施有效的对策措施。
4.1. 改变留守儿童家长对家庭教育的态度
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核心挑战聚焦于家长，尤其是隔代抚养的祖辈监护人，对家庭教育价值的认知缺失。为从根本上扭转这一态势，关键在于重塑家长对家庭教育的积极态度，强化其作为教育主体的责任感与参与动力。
学校，作为教育体系中的关键一环，应主动担当起桥梁角色。通过实施一系列多元化、系统性的家庭教育培训项目，如专题讲座、深度研讨会等，为留守儿童监护人输送先进的教育理念与实操策略，提升其家庭教育认知的深度与广度。通过系统的家庭教育培训，使监护人特别是隔代抚养的祖辈，对家庭教育的价值和重要性有更深刻的认识。掌握了更多科学、有效的家庭教育方法。他们学会了如何与孩子有效沟通、如何设定合理的教育目标、如何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等。这些方法的应用，不仅改善了亲子关系，也促进了孩子的全面发展。此过程中，学校需助力家长明确并内化教育子女的主体责任，同时引导其认识到这一责任的履行需融入国家、学校、社会等多维度的支持体系之中。在明确了教育子女的主体责任后，使家长们更加珍视自己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角色，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如家长会、家校合作项目等。主动与学校、老师保持密切联系，共同探讨孩子的教育问题，形成良好的家校共育氛围，促进家庭教育从单一的家庭内部事务向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化行为转变。
此外，学校还应充分利用成功案例分享这一有效机制，借助家长会、家委会以及各类线上平台(包括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学校电子杂志等)，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宣传网络，广泛传播家庭教育的正面价值，展示科学家庭教育实践对儿童全面发展的深远影响，以此激发家长的正面态度，提升其参与家庭教育的热情与积极性。通过成功案例的分享与传播，使家长们看到科学家庭教育实践带来的积极成果，家庭教育不仅仅是生活的照料，更是孩子情感、品德、能力等多方面发展的关键所在。利用成功案例中的教育方法、经验技巧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激发他们模仿和实践的意愿，促使他们更加主动地参与到孩子的教育过程中来。通过上述综合措施的实施，旨在从根本上改变家长对家庭教育的态度，为留守儿童营造一个更加健康、和谐、支持的家庭成长环境。
4.2. 加强主观规范对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影响
主观规范，作为个体在决策过程中感知到的社会压力或期望，深刻影响着家长对家庭教育的态度与行为。当家长感受到来自社会、社区及学校的广泛支持与期望，即形成积极的主观规范时，他们更可能将家庭教育视为一项重要责任并付诸实践。
为此，首要任务是构建支持网络，通过组织留守儿童父母参与的互助小组，搭建一个共享教育经验、共面挑战的平台。这样的机制不仅促进了信息的流通与资源的共享，还营造了重视家庭教育的积极舆论氛围，增强了家长间的共同责任感与归属感。随着家长对家庭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社会各界也会开始更加关注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动员社区、学校及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形成合力，共同推动社会对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关注与重视。通过广泛宣传与倡导，促进社会共识的形成，使家长深刻认识到家庭教育对于孩子成长的关键作用，从而提升其参与家庭教育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此外，教育、妇联等相关部门需发挥统筹协调作用，整合社会资源，加快构建家庭教育社会支持网络。这一网络将家庭、学校、社区及社会各方面力量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强大合力，共同为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成长创造有利条件。通过这一综合体系的建立与实施，政府、学校、社区、公益组织等多方力量形成合力，共同为留守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更为全面、细致的支持和帮助，这种社会化的支持体系能为留守儿童的成长营造更加有利的环境。
4.3. 提高留守儿童家长开展家庭教育的知觉行为控制感
知觉行为控制同样影响着家长的家庭教育行为。当家长面临家庭教育实施的具体困难，如缺乏必要的工具、资源或清晰的行动计划时，其知觉行为控制感降低，进而削弱其开展家庭教育的意愿与行动。因此，提升家长开展家庭教育的能力成为促进留守儿童家庭教育质量提升的重要途径。
首先，学校可建立教师指导家庭教育的长效机制，协助家长制定具体可行的家庭教育计划，明确日常与周期性的教育活动安排。明确的家庭教育计划使得家长能够有条不紊地开展日常与周期性的教育活动。在实施过程中，随着孩子的成长和变化，家长能够根据计划进行适时调整，确保教育内容与孩子的实际需求相匹配。这种灵活性和适应性增强了家长对家庭教育行为的控制感，也提高了家庭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通过“手把手”的支持让家长们在实际操作中积累经验，逐渐建立教育自信，使留守儿童家长开始相信自己有能力为孩子提供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促进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到家庭教育中来。
其次，社区可以提供定制化的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工具包，内含学习资料、互动游戏及活动指南等，帮助父母更好地进行教育指导，降低其因资源不足而产生的障碍感。通过缓解家长因资源不足而产生的困扰，使其能够轻松获取所需的教育资源，为孩子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学习体验，从而提升家庭教育的整体质量。
再者，教育、妇联等相关部门可通过建立在线辅导平台打破时空限制，为家长提供即时、便捷的教育咨询与指导服务，他们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平台获取专业的教育咨询与指导服务，解决在教育过程中遇到的困惑和问题。这种即时、便捷的支持机制不仅增强了家长面对教育挑战时的应对能力，还促进了家长与专业人士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形成了良好的教育支持网络。
5. 小结
在计划行为理论的深刻洞察下，对留守学生家庭教育的现状分析揭示了家长在教育态度、社会规范认知及行为控制感知方面的多重挑战，这些挑战共同作用于家庭教育质量，导致了教育成效的局限。本文致力于丰富计划行为理论在家庭教育领域的应用，力求为留守学生家庭教育实践提供启发与对策。通过改变留守儿童家长对家庭教育的态度、加强主观规范对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影响、提高留守儿童家长开展家庭教育的知觉行为控制感等方式，系统性地优化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环境。未来研究应进一步聚焦这一领域，通过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探索计划行为理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家庭教育指导行为影响的异同，为提升家庭教育质量、促进家校共育提供更为科学、系统的理论指导和实践路径，从而促进其全面发展与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