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中国的小说发展史上，志怪小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自汉魏六朝到当代这段历史长河中都不缺它的身影，且其也在我们中国的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聊斋志异》更是志怪小说中至关重要的代表之一。不论是从它的题材、内容、思想、还是对后世的影响来看，它都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学作品。《聊斋志异》在中国小说史上因其独特性扬名，它结合了志怪与传奇两类文言小说的传统，还汲取了白话小说的优点，由此形成其独特的简洁而优雅的文言风格，人物语言活泼生动。与此同时，《聊斋志异》还结合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作品特色。因其以文笔上的生动传神、形象上的栩栩如生、情节上的诡异惊奇而脍炙人口。
而随着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例如古代的四大名著、诗词歌赋以及当代散文、现代小说皆为著名译者们所译，译本也比比皆是，这些译本也为海外的研究者以及文学爱好者所知晓。而对于志怪小说的代表——《聊斋志异》，其译本数量相较于更为著名的四大名著要少。在众译本中较早的版本便是英国作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在上世纪所译的节选版，翟译版旨在将《聊斋》中所传的中国古代民间故事传递给英语读者，译本中不乏丰富的注解，体现了翻译上较高的严谨性和规范性，同时也向英语读者解释清楚了原著中难懂之处。而众多译本中，最具影响力的便是杨宪益、戴乃迭版的选译本。二者为了弥补西方对于中国文学了解的空白，主持翻译了《聊斋》的部分故事，使得中国文学重新开始对外沟通。该版则更倾向于用简洁明了的词句来讲述故事，在选择的故事上也更倾向于选择一些更为人所熟知、寓意也更易懂的故事。由于译者所处时代、生活环境、身份、背景均不同。故笔者选择此两版译本作为研究对象。
2. 接受美学理论
接受美学又称接受理论。其源自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联邦德国出现的美学思潮。该理论主要是站在读者的角度去看读者对作品的反作用力，其中接受美学又包括“接受美学”和“审美反应理论”[1]。接受美学源自于1967年姚斯名为《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的演说中，在该演说中，他系统地提出了接受美学的基本思想和理论结构，确立了以读者为中心的接受美学理论[2]。接受美学的内容主要是读者期待视野，它是指读者在阅读之前的一种对作品意义的潜在的期待，能够使读者代入到文本中所描述的环境及氛围之中，从而使读者产生对于之前所读的类似文本的情感，它能够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文本的内容。文本空白则是指，作品本身包括有许多“空白”或“未定点”，并且作品的潜在意义不可能一下子呈现出来[3]。而正因读者对文本进行阅读品鉴，这些意义上的空缺、空白才能得到补充，所以填充意义的空白还需要读者去进一步阅读和琢磨。由于文本中各个意义的空白和不确定的点，才吸引读者听从不确定性意义空白的召唤，积极参与到阅读中去，自发地阐释文本，动用以前的审美经验，充分利用想象力来填补未完成，使得文本形成了“召唤结构”[4]。译者不仅仅要细致地研究原作并翻译，更需要仔细地阅读原作，将原作中所具有“空白”以及“不确定”的内容用恰当的表达来呈现。从以上内容中不难看出接受美学的重点在于读者的主体地位以及文本内容中含义上的不确定性。
3. 典例剖析
《聊斋志异》写于清代，尽管在语言上有参考白话文特点，尽可能让其读起来简洁易懂，但本书仍然是用文言文写成，阅读上还有一定的困难。文言文对于读者来讲较难的问题主要是古文句义的理解，同时《聊斋》中不乏很多具有寓意的故事，要想精准理解其寓意，也需要读者拥有一定的古文功底。在将文言文译成英文之前，译者不仅需要反复研读原作，同时还需要借助一些白话文翻译以及古文字典来精确表达原文的意思。两个译本的译者都对中国文化有较深的了解，同时对中国文化也有一定的认识及研究。笔者在上述内容中提到接受美学理论。在这一部分中，笔者在此选用《聊斋志异•梦狼》作为源文本，选用翟理斯与杨宪益、戴乃迭版译本进行对比，论述如何在接受美学视角下对两译本进行剖析。
3.1. 期待视野以及译本分析
期待视野是指读者在阅读文本之前对作品意义的一种潜在期待。当读者阅读文本时，这种期待视野能唤醒读者对自己曾读过的作品的回忆，同时能把读者带入到一定的感情、氛围之中，与文本中的人物共情，并且随着作品的开端引起对该作品中间情节和结尾的各种期待。姚斯[5]提出，期待视野在具体的阅读过程中，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审美期待。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呈现在读者面前时，都会唤起读者的期待视野，而读者又带着这种期待进入阅读过程，以在阅读过程中改变、修正或者实现这种期待[6]。它既使读者对文本的理解成为可能，又要求作品具备一定的欣赏价值。同时读者的这种期待视野也可以在阅读的过程中进行变化，甚至是直接重塑。接下来笔者会在这部分中对译本从期待视野角度进行分析，分析两版译者如何去贴合读者的期待视野。
例1：
原文：白翁，直隶人。长子甲，筮仕南服，二年无耗。
翟译：Mr. Pai was a native of Chih-li, and his eldest son was called Chia. The latter had been some two years holding an appointment as magistrate in the south; but because of the great distance between them, his family had heard nothing of him.
杨译：Old Mr. Bai of Zhili had an elder son, Jia, who was appointed magistrate of a southern district so far from his home that three years passed without any news of him.
此处为本文的开头，有原文对于白翁的人物和家庭的介绍。对于人名和地名的翻译，翟译版使用了威妥玛拼音，考虑到翟译版翻译的时间段，威妥玛拼音符合西方读者对于中文读音的认知。而杨译版发行的年代已经是新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时代了，中国国力远远大于清末时期的中国，同时中国也已经有了现代汉语拼音体系。而杨译版的现代汉语也符合当时西方对于新中国汉语拼音的认知。在这里，二者都考虑到了英语读者的期待视野。在介绍背景时，两者也有一些差别。杨译版一气呵成，将背景介绍融合于一句话之内，简单明了地展示了人物的背景。翟译版也是在细节之处有所区别，将白翁因相距遥远没听闻过大儿子消息的原因突显出来，给读者突出了这个疑点，能够满足读者对于阅读有关神灵的小说所产生的预期，更能满足读者的期待视野。
例2：
原文：丁素走无常。谈次，翁辄问以冥事，丁对语涉幻；翁不深信，但微哂之。
翟译：Now Ting was one of those persons who are occasionally employed by the Judge of the Infernal Regions to make arrests on the earth; and as they were chatting together, Mr. Pai questioned him about the realms below. Ting told him all kinds of strange things, but Pai did not believe them, answering only by a smile.
杨译：Since this Ding was a necromancer, in the course of conversation Mr. Bai questioned him about his experiences in the nether regions; and Ding related certain fantastic tales at which the old man smiled incredulously.
在此句的翻译上，两版的译者侧重点不同。由于此句对于英文读者来讲，要想理解原文的“无常”，需要译者将这个中华文化中的特有词汇进行解释或转化。首先二者都对其进行了意译，杨译版为“necromancer”，其语言简洁精炼，没有过多解释，而是选用了英国文化中的近义词进行了替代，为译文的流畅做出了一些妥协。而翟译版用大篇幅解释了丁姓远亲为“无常”当差的身份，此处二位译者都将丁姓远亲的“鬼差”这一奇特身份解释清楚，无论是用单词带过还是用句子详细解释，都很好地考虑到了不了解中华文化中这部分内容的英语读者。不过除此之外，翟译版情节性更佳，为故事的诡怪、奇异氛围做了铺垫，为故事的情节性服务，考虑到了英文读者对于该部分内容的理解，贴合了读者们的期待视野。
例3：
原文：司故甲之腹心，助纣为虐者。家人共指之，贼亦杀之。更有蠹役四人，甲聚敛臣也，将携入都。
翟译：They then cut off his head, and the head of his wicked secretary, and the heads of several of his servants who had been foremost in carrying out his shameful order, and were accompanying him to the capital.
杨译：The robbers next asked which of the retainers was Si Daicheng; for Si had been Jia’s right-hand man and abetted him in all his evil courses. When the others pointed him out, the robbers killed him too, and after him four corrupt runners whom Jia had been taking to the capital because of their skill in extorting the last cent from the people.
首先该句中的“助纣为虐”是我国的历史典故，表意为“帮助纣王作恶”深层意义则为“帮助恶人做坏事”。两位译者都用意译将其表现出来。翟译版用简单的“wicked secretary”来表达，而杨译版则用了长段话语来解释这些帮凶究竟如何作恶。这对于西方读者来说，即使对该词的典故并不了解，他们也能很好地理解此词所指代的“帮凶”之意。此处尽管两位译者的表达大不相同，但都考虑到了西方读者的期待视野，并且很好地体现了该词的深层次含义。除此之外，在此句的翻译上两位译者呈现的译文仍然有较大的差别。翟译本对于原文的“家人共指之”这句话直接进行了省略，所呈现出来的译文直接交代了土匪将白甲一行人屠杀报仇这个结果。而杨译版则将故事情节和人物做出行为的动机表现得更为细致，把家人指认司大成、土匪杀白甲一行人和白甲为何带手下去往京城的原因交代得很详细，能够将故事情境尽可能复原，更好地贴合读者的期待视野。
在读者期待视野这个方面，两位译者考虑到了所处的时代，表现出了符合时代背景与读者对中华文化的认识的译文。而同样对于具有典故的词语，两位译者也都采取了意译的形式，将词语的内涵表现得具体形象，使得读者即使不理解原文背后的文化和背景也仍然能够欣赏译文呈现出的美。同时也在不同地方将故事情节进行细致化，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代入到故事当中，使其能够更好地贴合读者的期待视野。
3.2. 文本空白以及译本分析
伊瑟尔[7]提出，文学作品的显著特征在于，作品中所描绘的现象与现实中的客体之间不存在确切的关联作用。一切文学作品都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文本往往会具有一些不确定性与“空白”。所谓“空白”是指文本中并未书写下或并未明确表露出来的部分，或以暗示、铺垫形式来向读者呈现的部分内容。这些空白在原先的作品中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图景片段是作者根据作品中的语句，通过想象活动的作用才产生的[8]。这些未定点和意义空白(即文学的模糊性)是连接作者的创作意识和读者的接受意识的桥梁[9]。文本上的“空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激发读者的想象来让文本内容完整，这也是构成作品的因素之一。但由于源语言与目标语言不同，与此同时，不同文化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译者需要在各种因素的限制之下能动接受开放的原作，每个文学作品对于译者而言都需要填充不少文本上的“空白”。译者需要在翻译原文的过程中不断地填补原作中所留下的一些“空白”，从而构建新的文本而不是对原文本的直接照搬。下面笔者会在这部分中对译本从文本空白的角度进行分析，分析两版译文的不确定性以及如何填补原文的空白。
例4：
原文：弟居数日，见其蠹役满堂，纳贿关说者中夜不绝，流涕谏止之。
翟译：While the younger (brother), observing what harpies Chia’s subordinates were, taking presents from one man and using their influence for another, in one unbroken stream of corruption, sought out his elder brother, and, with tears in his eyes, implored him to put some check upon their rapacity.
杨译：His younger brother stayed with him for a few days, but when he saw the corrupt runners with which the yamen was filled, and the bribe-givers who streamed in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he begged Jia with tears to mend his ways.
此句原文中的“蠹役”一词所指代的是做坏事的吏役，是一种对衙门差役的贬称，“蠹”在此处比喻枉法敛财。该词在翻译上有一定的文本空白需要译者进行填充，而两位译者均用自己的方式将其进行了补充。翟理斯运用了“harpies”一词来填充该词的文本空白，该词原指传说中的女妖，而用此词来指代这些官吏们的残忍贪婪。与此同时，翟译版还呈现了后面官员们贪污受贿的场景，将其展示得形象具体，让不理解中国文化的英语读者能够很好地理解该句的含义。杨宪益则选用“corrupt runners”来精炼地翻译该词，突出了官员们腐败的品行，但相较于翟译版，该词的翻译不太能体现官员们的凶残和邪恶性质。尽管如此，我们不难从该句的翻译中窥见二者在填补文本空白上所下的功夫，杨译版强调了官员的腐败本性，突出该特点；而翟译版不仅突出官员的腐败，同时也用英语中的其他词去对“蠹役”进行了替代，且辅以细致化的故事情节叙述，很好地填补了由于文化所带来的文本的空白，使其让读者更容易理解。
例5：
原文：弟日居衡茅，故不知仕途之关窍耳。黜陟之权，在上台不在百姓。
翟译：“My brother,” replied Chia, “your life has been passed in an obscure village; you know nothing of our official routine. We are promoted or degraded at the will of our superiors, and not by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杨译：“You come from the country,” scoffed the magistrate.“What do you know of official life? Promotion depends upon a man’s superiors and not upon the people…”
此句的翻译重点在于“衡茅”与“黜陟”。首先“衡茅”一词指的是平民百姓在那时候居住的茅屋、陋室。二者在该词的翻译上均采用了意译的方式来将文本的空白进行了填补，翟译版为“an obscure village”，杨译版为“the country”两个译本在含义上都很好地弥补了由文化带来的原文上的空白，点明了该词指代的穷乡僻壤之意，也是白甲认为其弟不懂得官场之道的原因。但翟译本在空白的填充上更为到位，“obscure”一词更突出了白甲之弟来自于偏僻乡村，见识不多的情况。在“黜陟”一词的翻译上，杨译版舍去了其罢免之意，保留了晋升的含义，而翟译版则将两者均保留下来。由此可见，在此句的空白填充上，翟译本对其意义的诠释更为精确，避免了模糊现象的出现，让译文更清晰、具体。
由于文化上的差异，汉语中的一些词语可能并不能很好地用英语阐述清楚，这也涉及到了接受美学中的文本空白，但两位译者在文本空白的填补上都尽其所能，尽管方式不同，但都使原文的意思很好地呈现出来，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了文本的内容。
4. 结语
接受美学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姚斯和伊瑟尔为其提供了很大的支持。而随着其不断发展，接受美学也在文学批评领域得到了学者的青睐，在文学研究上产生了极大影响。该理论重视读者的主体性，强调读者的期待视野与文本的“空白”，这与之前以作者和文本为重的观点大相径庭，而这也使其在翻译界受到广泛关注。
两译本的诞生背景和特点也有所不同。杨宪益出于将中国优秀小说传播给外国读者的目的翻译了本书，同时由于其对于中国文化和社会十分了解，他也花了很多篇幅来解释清楚故事中的深层含义和寓意。杨译本的简洁精炼使得译文读起来清晰简单，也可以看到接受美学中的读者主体性、期待视野和文本空白的填补在译文中的体现，使得读者更好地理解了文中的深层次内涵以及一些中国特有文化。翟理斯的译本诞生于清末，他对于《聊斋志异》的翻译不仅是出于对中国文化与文学的研究，同时还出于将中国的奇特故事传播到英语国家这个想法。翟译本因翟理斯的归化翻译策略，将其很好地贴近于目标语读者，同时对故事情节的细致翻译和增加大量注解，使译文很好地满足了读者主体性，贴近了读者的期待视野并且弥补了原文的一些空白之处，帮助西方读者更好地了解故事情节。
经过了以上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尽管原文一致，但由于时代不同、生活的背景不同、翻译的初衷不同，面对目标读者，他们在进行翻译时选取了不同的词汇、句式。在翻译时也灵活运用各种翻译策略，直译与意译相结合，考虑了读者的主体性，同时也去贴合读者的期待视野，为英语读者将文本中的空白进行了填充，使得文本能够易于理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跨文化交际的目的。同时译者对《聊斋》的翻译也为后来的译者和研究者铺平了道路，为后面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同时也为后来的译者选取合适的翻译策略，采取恰当的技巧提供了范例。随着翻译理论的不断发展，有关翻译的新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也为我们今后的研究开拓新的方向，以后也可借此视角来分析和研究其他作品的翻译。
基金项目
本研究系武汉工程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接受美学视角下《聊斋志异•梦狼》英译本对比研究——以杨宪益与翟理斯译作为例”(编号：CX202351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