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化积淀的大国，中国文化走出去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在这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学展现出独特魅力，也为文化传播注入了新能量。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2008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走向世界的代表。作品充满了浓郁的鄂温克风情，民族特色词汇丰富，极具鲜明地域文化特色，包括历史，政治，宗教，建筑，服饰等各少数民族文化内容，不仅展现了与其他民族迥异的生活方式，更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传统习俗和独特的思维方式。
本作品英译本由美国学者徐穆实(Bruce Humes)翻译，以The Last Quarter of the Moon《一弦残月》为英文标题，于2013年春由英国兰登书屋旗下的哈维尔–塞克书局出版，并赢得国外读者一致好评[1]。译者精通两种语言，双语认知基础夯实，因此，探究其翻译策略具有较强借鉴意义。故本文从社会符号学理论视角通过具体翻译实例来分析译者在指称意义、言内意义以及语用意义层面上是如何实现民族特色词汇意义的传递。
2. 社会符号学翻译观
社会符号学翻译观的发展可以追溯到索绪尔(Saussure)的符号学理论，后经皮尔士(Peirce)、莫里斯(Morris)等语言学家的进一步研究，最终形成了系统的社会符号学翻译理论[2]。另一位美国学者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则系统地发展了皮尔士的符号学理论，莫里斯把语言的意义分为三个方面：(1) 言内意义，即符号相互之间的关系所体现的意义；(2) 指称意义，即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所体现的意义；(3) 语用意义，即符号与解释者之间的关系所体现的意义[3]。社会符号学作为研究人类社会中符号和符号系统的学科，其理论框架在翻译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社会符号学强调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符际交际活动，原文文字符号系统承载的信息，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具备社会文化意义[3]。奈达曾明确指出，翻译的过程就是在译语中寻求功能对等的过程。他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更是文化和意义的传递，强调“意义相符，功能相似”的翻译标准[4]。即在译文中再现原文的指称意义、言内意义和语用意义，确保译文在功能上与原文相似。这种翻译观不仅关注语言层面的对等，还重视文化和社会层面的传递，从而确保译文能够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文化内涵和情感色彩。
其次，社会符号学强调翻译过程中的解码和编码过程。“通过将各种符号置于社会场合的整体框架内，科学分析意义和功能，尽可能全面、广泛地对原文和译文进行解码和编码工作”[5]。翻译者需要先将原文的符号系统解码为可理解的信息，然后再将这些信息编码为符合目标语言文化背景的译文。在这个过程中，翻译者需要灵活运用各种翻译策略，如直译、意译、增译、减译等，以确保译文在传达原文意义的同时，也符合目标语言的表达习惯和文化传统。社会符号学翻译法通过将翻译与社会文化紧密结合，展现出其独特的优势，为翻译实践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3. 从社会符号学分析《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民族特色词汇的翻译
下面将运用社会符号学视角下的意义分析模式，从指称意义、言内意义及语用意义三个方面，对英译本《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民族特色词汇的翻译进行具体阐释。
3.1. 指称意义的再现
指称意义指的是符号与其所代表的对象或实体之间的直接关系[6]。这是符号最基本的意义层面，它涉及符号如何指向或指代外部世界中的具体事物、事件或概念。小说中含有大量极具特色的地名、人名、工具和食物名，分析译本中对于此类词语的处理，可以体现出词语的指称意义是如何在译语中得到再现和表达的。
3.1.1. 地名和人名
《额尔古纳河右岸》描绘了与自然紧密联系的鄂温克人生活。小说中充满了反映额尔古纳河右岸生态环境的地名，包括诸如“乌力吉气河”、“贝尔茨河”、“列斯元科山”等山川名称。此外，小说中的鄂温克人名大多是典型的本族名字，有些甚至与俄罗斯民族有关。由于鄂温克语无文字，翻译地名和人名成为挑战。Humes在翻译时，大多采取音译的方法，首先通过询问懂鄂温克语的老人确保发音准确，再使用国际音标音译地名，以传达真实发音，使读者通过不一样的拼读体验，领略到鄂温克语的发音特点。如表1所示，这样的翻译策略既传达了源语言的语体特征，也实现了指称意义的再现。
Table 1. Bilingual comparison of geographical names and personal names
表1. 地名及人名双语对照
| 原文 |
译文 |
原文 |
译文 |
| 列斯元科山 |
Listvyanka |
妮浩 |
Nihau |
| 贝尔茨河 |
Bistaré River |
达玛拉 |
Tamara |
| 莫霍夫卡山 |
Morkofka |
杰芙琳娜 |
Zefirina |
| 乌力吉气河 |
Uldihitt Rivers |
拉吉米 |
Vladimir |
3.1.2. 工具和食物名称
鄂温克人的狩猎方法分为很多种，他们针对不同的野兽有特定的狩猎工具和方法。如“乌鲁木苦得”、“图鲁克”、“别力弹克枪”，Humes将其分别音译为“Ulmuktu”，“Turuk”，“Berdanka”，使民族特色得以保留，也给译文读者带来陌生化的体验，见表2。除此之外，译者还采取了音译加注的方式，如“恰日克小夹子”是他们发明的一种捕捉松鼠的特殊工具。Humes译为“charka—a trap with a small clamp”，他不仅翻译了陷阱，还音译了恰日克，可见他严谨的翻译态度是为了向西方读者展示正确的鄂温克狩猎文化。
鄂温克人生活简朴，食物种类并不多，且由于游牧民族的特性，更倾向于选择易于制作和保存的食品。其中，“格列巴饼”作为俄罗斯传统食品，其简易的制作和出色的储存性，完美契合了鄂温克人迁徙的生活需求。Humes选择了直译为主、加译为辅的翻译方法，见表2，增译“无酵(unleavened)”，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种食物的特点。“柳蒿菜”是鄂温克族特有的一种植物，译者充分考虑到译语读者的文化背景及接受度，采用了替换的补偿方法，巧妙地将“柳蒿菜”替换为“wormwood”。“wormwood”指“蛔蒿，苦艾”，与“柳蒿菜”在外形和味道上均有相似之处。译者在深入理解了词汇背后的文化内涵后，准确地向英语国家的读者传达了其真实含义。
Table 2. Bilingual comparison of tool and food
表2. 工具和食物名称双语对照
| 原文 |
译文 |
原文 |
译文 |
| 乌鲁木苦得 |
Ulmuktu |
图鲁克 |
Turuk |
| 别力弹克枪 |
Berdanka |
格列巴饼 |
Unleavened bread |
| 恰日克小夹子 |
charka—a trap with a small clamp |
柳蒿菜 |
wormwood |
3.2. 言内意义的再现
言内意义关注语言符号内部的关系，如音韵、词汇搭配、句法结构等，以及这些特征如何共同构成符号系统的整体意义[6]。译者需要深入理解原文的词汇和句法特点，并找到恰当的译文表达方式。本节针对《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口语化的方言词及句法修辞方面，探析Humes如何准确传达原文的言内意义。
3.2.1. 方言词
方言是指某种语言的变体，也指特定地理区域内的某种语言。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经常会出现很多方言，方言的使用提高了小说的可读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作品的主题。《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迟子建运用大量的民间方言来增强小说的语言魅力(黄天白，2016)。下面将举一些有代表性的例子。
例1：
原文：山猫在冬天时喜欢埋藏吃不完的猎物，以备没有捕食到猎物的时候充饥，是个会留后手的家伙[7]。
译文：In winter, lynx like to stow their prey to allay their hunger when they haven’t made a recent kill. This creature always has something up its sleeve [8].
例1中“留后手”指的就是“备选方案或计划”，Humes充分展现了转换的翻译技巧，寻找双语之间的共性，巧妙地译为“has something up its sleeve”，在英语语境中，这一短语常用来形容某人暗中保留着一手，准备在关键时刻施展出来，给人以出其不意的效果。这样的翻译增加了译文的生动性和趣味性，还通过英语中的惯用表达将该方言中蕴含的潜在意义准确地传达给了读者，有效实现了言内意义的对等。
例2：
原文：我还记得当身上蒙着白布的坤得将要起灵的时候，依芙琳在妮浩的搀扶下，去为坤得送行[7]。
译文：I still recall Yveline’s last words as she saw off Kunde whose corpse, covered in white cloth, was about to begin its journey to its resting place… [8].
例2中“起灵”是鄂温克族独特的丧葬仪式，在鄂温克人眼中，它不仅是葬礼流程的关键环节，更象征亡者即将踏上前往永恒安息之地的旅程。鉴于中西宗教文化的显著差异，西方读者可能对这一富含文化深意的仪式感到陌生。为了跨越这一文化鸿沟，译者在翻译“起灵”时展现了高度的文化敏感性和翻译技巧。他并未直接对应字面，而是采用了文化补偿策略，将“起灵”这一动作巧妙地转化为西方读者易于理解的表述——“was about to begin its journey to its resting place”。这一译法不仅准确传达了原仪式中棺材被抬起运送的动作，更深层次地揭示了其背后的文化寓意，这样的翻译不仅消除了阅读障碍，还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
3.2.2. 句法修辞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修辞手法的使用丰富多彩，包括拟人、比喻、象征、反问和想象等多种手法[9]。这些修辞手法的运用不仅使得文字更加生动、形象，而且深刻地传达了小说的主题和情感。译者在处理这些极具特色的修辞手法时，准确地向读者传递了原文的信息，保留其民族特异性。
例3：
原文：那鱼有的没被叉中要害，上岸后仍然摇头摆尾的，达吉亚娜和贝尔娜穿这样的鱼时，就要穿出一串串的笑声[7]。
译文：Some of the fish hadn’t been fatally speared, so after they were thrown ashore they shook their heads and wiggled their tails. A stream of giggles flowed from Tatiana and Berna as they strung the fish… [8].
本例中，原作者创造性地以“穿”字描绘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场景——既用于具象的“鱼”，也巧妙地赋予了无形的“笑声”，这一表达在直译至英语时面临挑战。在处理这段文本中的独特动词运用时，译者展现了高度的灵活性，通过释义策略巧妙应对。针对“穿鱼”的动作，译者选用了“strung”一词，而对于更为抽象“笑声”，则以“flowed”相配，不仅传达了笑声连绵不断、如同流水般贯穿的氛围，还成功地将原文中隐含的概念显性化，实现了从源语到目标语在意义层面的精确传达与功能上的等效替代。
例4：
原文：其实在森林中寻人跟在大海中捞针一样，是十分艰难的[7]。
译文：Looking for someone in the forest is a daunting task, like fishing for a needle [8].
本例中，“大海中捞针”以其独特的比喻描绘了任务之艰巨与希望之渺茫。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巧妙地保留了“needle”作为喻体，同时在“fishing”一词的运用上进行了微妙调整，展现了翻译的艺术性。译者并未拘泥于字面，而是创造性地将之引申，将“捞”的动作以“fish”这一动态词汇呈现，构建出一种新颖的比喻——如同在浩瀚大海中以鱼钩寻觅一根细针。此改动赋予了场景以生动的画面感。同时，这种处理方式也丰富了译文的文学色彩，使之更加形象、有趣，极大地提升了读者的阅读体验与情感共鸣。
3.3. 语用意义的再现
语用意义是指符号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涉及语境、文化、社会规范等因素[6]。翻译者需根据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和社会习惯，灵活调整译文，考虑使用语境。文学作品中很多与文化相关的语言信息既有指称意义，也蕴含着语用意义。
称谓词
在社会文化中，命名和称呼都在社会关系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民族和地区在起名和称呼上都存在一定的差别，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人物对话中，包含了大量的称谓词，展示出了丰富的社交意义，也具备着重要的交际功能。
在处理称谓词的翻译时，译者倾向于运用基于俄语发音的音译法，见表3。如“额尼”译为“Eni”，“阿帖”成为“Ate”，“奥木列”则对应“Omolie”，这一方法旨在保留源语言的文化韵味，确保民族特色称谓在语音层面不被损失，而非拘泥于汉语发音习惯的限制。对于鄂温克语的亲属称谓，Humes灵活采用异化策略主导的音译法，或辅以加译法，如“额格都阿玛”直接译为“uncle”，而“乌特”与“乌娜吉”则分别对应“son”和“daughter”，同时“额尼”与“阿玛”也保留其文化精髓，加译为“mother”和“father”。
在处理特定社会称谓时，Humes展现了对文化语境的深刻理解与精准把握。例如，表3中“达斡尔汉子”这一称谓，他识别出“达斡尔”指涉的是牧民身份，而“汉子”实为“人”的泛称，因此巧妙地将其译为“Daur tribeman”，既传达了人物的职业背景又保留了文化特色。同样地，“山民”一词，在明确其指的是居住在山上的鄂温克猎民后，Humes选择意译法，将其译为“hunting people”，精准捕捉并传递了原文的深层含义。
Table 3. Bilingual comparison of appellation
表3. 称谓词双语对照
| 原文 |
译文 |
原文 |
译文 |
| 额尼 |
Eni |
奥木列 |
Omolie |
| 阿帖 |
Ate |
达斡尔汉子 |
Daur tribeman |
| 额格都阿玛 |
uncle |
山民 |
hunting people |
综上所述，在翻译富含语用意义的文本时，译者需灵活应对。若英语中存在相应的语用对等项，归化策略可有效促进读者理解；而面对汉语中独有的语用表达，异化策略虽可能导致部分语用意义的流失，却能深刻展现汉语的社会文化风貌，为译本增添独特的东方文化魅力。这种策略选择不仅考验译者的语言能力，更要求其具备深厚的文化敏感性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4. 总结
社会符号学为《额尔古纳河右岸》徐译本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经深入剖析，徐穆实在英译中巧妙运用异化、直译、意译、音译等策略，成功展示了原作中的民族文化特色，同时也充分考虑了英语读者的阅读体验，将原文的韵味恰如其分地传达给了译语读者，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堪称汉学英译的典范之作。借助社会符号学的语义分析框架，我们从指称、言内及语用三个维度深入探讨了意义传递的艺术，发现徐译本在保持原作风貌上展现出了高度的全面性和精确性，既忠实于原文精神，又兼顾了读者的接受度。这一翻译实践不仅是对原著的尊重，也是翻译艺术创新的体现，其策略与方法对于民族文化作品英译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为未来相关领域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