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探讨马克思的时间命名理论之前，有必要对国内外关于时间命名的研究成果加以梳理、比较和批判。传统哲学如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虽然对时间命名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大多忽视了人的感性活动和社会实践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国内学者近年来也对时间命名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但往往未能全面结合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哲学思想体系。本文将在梳理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深入剖析时间命名的社会根源和阶级属性，从而揭示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及其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的解放潜力。
2. 问题缘起：传统哲学对时间命名的遮蔽
亚里士多德同时感觉到运动和感觉到时间，无法将时间命名建立在人现实的感性活动之上。康德以时间的先天直观形式入手，过于强调时间的主观性而忽视了作为主体的人与客体的辩证关系。黑格尔则认为时间命名是精神实现自我发展的工具。这些对于时间命名的阐释只关注到了意识的内在性，未能关注到实践的重要作用。
(一) 以感官现象为基础
时间被亚里士多德定义为运动的数。时间无法脱离运动这一现象而单独存在，没有运动就没有时间的命名来源。没有时间的运动也没有现象，失去了计数的单位。“时间不是运动，也不能脱离运动”[1]。时间本身不是运动和变化。时间可以确定运动的快慢，却不能确定时间本身。运动所达到的量的变化和质的变化无法用来确定时间。事物运动现象本身并不是时间，它只作为时间的存在形式，最大程度体现在自然现象中，包括日出日落、月相更替、四季轮回。人感觉到了运动，同时也感觉到了时间。人对时间的感知就是对运动的度量，计算的就是“现在”的数，时间因为现在而得以连续。现在是无数个现在的组成。时间是持续存在的现在，人对于现在的感觉就是对于时间的感觉。时间被视为“运动变化的数”是由于人对运动的感官现象的计数度量，离不开人的感官认识。如果没有人来计数，时间的运动就无法被度量。除了人的感觉外，没有别的事物能进行计数活动。如果没有人的感官认识，时间也不可能存在。在人类对社会的认识中，时间一直是一个神秘而基本的概念。亚里士多德侧重通过自然运动现象来计量时间，以人的感觉为辨别方式，将时间视为感性知觉的产物，没有从实践层面考虑时间命名。
(二) 以先天直观形式为基础
感官认识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础，是人类与自然界进行交互的起点。康德对时间的“先验阐明”为时间的直观形式做出了论证。时间被视为一种先验的范畴，先于所有经验、内在于心灵。时间命名是由作为物的现象首先提供感性材料作为基础，进而由主体提供自我认识形式来感知和理解。如果缺少了纯粹的感性材料，人的感觉就是混乱的；如果缺少了人的主体认识形式认识，时间就失去了直观的存在形式；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产生对时间的命名。“只有在时间中现象的一切现实性才是可能”[2]。康德认为时间为人的经验划定了范围，由于时间的无起点和无终点，人不可能超越感觉去认识时间。只有在时间中才能认识现象，不在时间中的现象无法被人直观到时间性。时间命名作为人类对自然现象的认识，受制于先验自我。时间作为纯粹的先天直观形式，不依赖于任何具体的经验内容。人对于时间的命名以直观反映为基础，在自然现象的自我持存中不断加以规定。康德的哲学体现了时间中人的自由因素，人在先验的时间中体现出自由，时间单纯的是人的时间。时间与自由在时间命名中得到统一，这种统一却以人的二分为前提，陷入不可调和的矛盾。人既作为时间存在于现象之中，又作为自由存在于本体之中，最终落入时间与自由的冲突。这样，康德的时间名称突出了时间的主体化，强调时间不依赖于对象本身而仅仅依赖于直观它的那个主体。
(三) 以精神的自我发展为基础
时间是“纯粹的己内存在”[3]，由自身产生并具有否定自身的统一性。在黑格尔视域中，时间本质上是与实在的东西同一，时间是对实在的矛盾的外显和抽象。而实在的东西之所以具有时间性，是因为精神进入到了时间领域。自然中的现象并不能区分时间的现在状态，而只有在精神的主观中，时间的持续状态才会被知晓。时间是感官的直观形式，是人类进行感知的现象前提。时间命名是精神对时间的直观表达。时间命名具有精神自身尚未完成的命运和必然性，“没有把时间消灭，它就会一直表现在时间中”[4]。时间本身具有永恒的本质，时间命名也随之具有永恒性，只有精神经历外化并回归自身时，时间与精神的距离才会无限靠近。时间是人类意识实现自我存在的基础，是精神在不断外化的自我否定和变易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历史性的发展过程，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精神不同外化环节的具体表现。时间命名作为一种在这里不仅是对外在时间的标记，更是对人类现存状态的一种揭露，而这一揭露过于强调精神的决定力量，而忽视了感性实践活动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3. 理论澄清：马克思对时间命名的具体阐释
马克思对于时间的命名主要被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自然时间，一类是社会时间。自然时间即天体运动的物理时间，是人们进行劳动和生活的自然节奏。自然时间作为物体运动变化的过程性，是单一的、匀速的延续过程，是不断运动变化着的事物的存在形式。自然时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单向的、不可逆的特征，它朝向某种固定不变的秩序持续存在着。人的存在方式和感性活动与自然时间相互分离，因而时间对于人的存在与发展不具有现实意义。而社会时间则与人的发展与自由相联系，是人的积极存在。人在社会时间中存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决定了社会时间向人的生命尺度和发展空间的转化。社会时间因而与个人的存在和发展紧密相关，打破了时间与人的分离状态。
(一) 从感性活动出发的现实因素
以往的哲学家们并没有考虑到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现实基础，忽略了特定社会历史阶段中作为既定前提的物质生活资料和生产力总和，将历史的东西虚化为超乎世界之外的、意识的产物。而马克思将社会生活的本质看成是实践的，社会历史之所以延续不断地运动，是因为人的感性劳动作为社会历史运动的现实基础。时间命名与人类活动密不可分，人类对时间的认识和命名来源于生活实践，即“人们的感性活动本身”[5]。人类活动包括了劳动、社会交往和其他形式的物质生产。时间命名在人类的感性活动中，逐渐成为人类社会实践的一种工具，而非单纯的人的感官认识。
人的感性活动是感知时间的起点，也是时间命名的直接来源，人类的历史是从实际的物质生产活动开始的。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也构建了人类对时间的认识思想演变。“工作日”、“季节”、“年代”的命名，直接来源于人们对劳动节奏和生产周期的把握。时间命名成为了人类感性活动的直接产物，是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环境的感性认识的结果。时间命名也是人类社会实践的组织工具，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对于时间的命名直接来源于分工的不同。工作日的划分、工资的计算、生产的计划等都依赖于人们对时间的精确命名和度量。时间在这里成为了社会控制的手段，规范着人们的劳动，确保生产过程的进行。由于人的实践性，人只有在对时间进行命名的感性活动中才能规定出相应的人和自然界的本质来适应现实性存在。
(二) 从主客统一关系出发的社会因素
时间命名究其本质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6]。这种统一关系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如何通过实践活动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建立联系，并通过这种联系来理解和改造世界。时间命名作为一种认知活动，既是主体对客体的感知和理解，也是客体对主体意识的塑造和影响。
时间命名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认知和解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分析了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的相互作用。劳动不仅仅是对自然物质的改造，更是主体意识和客体现实之间的辩证统一。在劳动过程中，人对时间的命名表现出了主客统一关系。工作时间的划分、生产周期的安排等等，都是主体对客体的改造和认知的结果，同时也是客体对主体意识的塑造。时间命名活动直接体现了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主体不仅感知到了客体的存在，还对客体进行了加工和理解，使之成为可认知、可交流的概念。然而，时间命名也受到客体的制约和影响。自然界的现象和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它们为时间命名提供了可能和基础。没有自然界的周期性变化，就不会有时间的概念和命名。在这个意义上，客体对主体的意识具有塑造作用，主体的时间命名必须符合客观现实，才能被社会接受和认可。马克思将时间命名视为主体与客体辩证统一的体现，既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
(三) 从主体性力量出发的自由因素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时间命名被异化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工具。工人被迫出卖劳动力以换取工资，而资本家则通过购买劳动力来获取剩余价值。时间命名在这里成为资本家对工人进行控制和剥削的重要手段。例如，“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的划分，直接体现了资本家对工人劳动时间的控制和剥削。时间命名被异化为“压迫和剥削工人劳动的工具”[7]。而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是人类改造自然、满足自身需要的主要方式。通过劳动，人类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也实现了主体性力量的发展。人类对于工作日、季节、年份的命名是劳动实践的产物，既体现人类对自然规律的顺应，也体现人类对自身主体性力量的掌握和把控。马克思通过对时间命名的分析，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阶级矛盾。他指出，时间命名不仅是自然现象的简单标记，更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种反映。它体现了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工人阶级对自由时间的渴望和对剥削的反抗。
时间的概念来源于人类的实践活动，特别是劳动实践。劳动实践是社会性活动的基本形式，而时间是衡量和组织劳动的工具。个人通过劳动实践创造财富、消耗时间，通过时间的流逝关联起个人与社会历史条件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分析了劳动时间如何成为商品价值的衡量标准，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通过时间命名来控制和剥削工人。工人被迫出卖劳动力来换取一定的物质生活资料，而资本家则通过购买劳动力来获取剩余价值。时间命名体现的正是资本家对工人阶级实施统治的手段。人类对于时间的命名可以说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种反映。在雇佣关系中，“工作时间”、“休息时间”的命名，既体现了日常的生产安排，也体现了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权力关系。这一命名的现实意义在于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阶级矛盾的揭露。时间命名应当服务于人类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而非成为剥削和压迫的工具。因此，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未来社会的设想，其中时间命名将基于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时间的理念，为批判现实和构想未来社会提供一种新的实践视角。
时间命名中蕴含着人的自由因素，包括了个人接受教育、履行职责、进行交往以及“星期日的休息”[8]。马克思对于时间命名表现出的自由因素统一于其时间理论形成过程。经历了对旧世界的批判和对新世界的探索，马克思逐渐确立对人的自由和社会全面发展的价值指向，从生产、劳动、消费中考察时间命名所蕴藏的个人自由因素。时间命名以实践为基础，以个人力量为支撑，成为人类主体性发展的历史反思，它对过去进行反思与总结，也对未来进行期许与展望；它既是劳动实践的产物，也是个体存在的历史性见证。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同时，也提出了未来社会的设想。他认为，在未来社会中，时间命名将基于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时间的理念，不再成为剥削和压迫的工具。人们将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意愿来自由安排生活节奏和生产活动，实现真正的自由自觉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时间命名可能遭到异化，但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它将成为实现人类自我价值和自由发展的有效工具，不再是一种外部强加的束缚，而是个体根据需要和意愿来自由安排生活节奏和生产活动的结果。
4. 思想突破：马克思对时间命名的理论意义
(一) 时间命名是基于劳动实践的社会表达
马克思的时间命名理论在传统哲学时间观的基础上进行了重要的丰富和发展。他克服了传统哲学对时间命名的遮蔽性和片面性，将时间命名置于一个更加现实和动态的框架之中。这一理论不仅为哲学时间观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也为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在当代社会，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使得时间命名的影响深度不只局限在工作和生产领域，也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之中。个体通过时间命名来规划和安排自己的生活节奏。时间命名成为了促进个体自我发展的重要工具，帮助个体在历史的进程中明确自身定位，达到“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和占有”[9]。从马克思的时间命名出发，关注时间命名背后所隐藏的社会联系和权力架构，以及这些因素对个体的影响，进行不断的社会实践和和不懈的阶级斗争来实现社会进步。时间命名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实践方式，不仅记录着社会历史的变迁，也在推动社会发展中占据着关键地位。
(二) 时间命名是基于个人存在的历史解说
马克思通过时间命名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本质。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时间命名被异化为一种外部强加的工具，用于控制和剥削劳动者。这一发现为工人阶级的斗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也为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时间命名作为社会实践的产物，反映了特定社会阶段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们将不断探索更加公正合理的时间命名方式，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的时间命名理论将继续发挥其重要的思想引领作用。
时间命名是物理世界的一个维度，更是人类社会活动和个人实践的内在要素，是基于个人存在的社会时间。马克思关于时间的命名对个人主观体验进行了社会性解读，个人存在的主观性和个体性是与社会历史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随着全球化和社会变迁的加速，个人将面临着更多可能性和不确定性，只有把握时间命名之于个人存在的历史性关系，才能在社会发展中实现个人的自由自觉存在。时间命名从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体现了个人自由发展的社会历史维度。劳动可以通达个人自由，不仅是个人生产物质财富的手段，更是个人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个人能够自觉参与到劳动中，是个人自由的重要体现。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的社会性来源于与他人的互动合作，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互动合作会不断重塑、调整，随之体现出动态性特征。因此，马克思的时间命名强调了个体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不断变化和发展自己，展现出自我更新和自我超越的生命力。
5. 结语
马克思将时间命名的机理建立在人的感性活动和社会实践之上，强调在命名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以及个人的主体性发展。这一理论不仅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来理解时间命名，也为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理解和运用时间提供了理论性支撑。马克思的时间命名理论是对传统哲学的一次重要突破，它将时间的理解和运用置于一个更加现实和动态的框架之中，不仅是对时间这一无形维度的量化和标识，更是社会关系、生产方式和人类实践活动的深刻体现。时间命名作为社会实践的产物，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结构和运作机制，同时也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历史性。人要通过劳动积累物质财富，构建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时间命名成为连接个体内在意识和社会外在现实的纽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时间命名的异化现象，揭示了资本家对劳动者劳动成果的控制与剥夺，使时间沦为压迫和剥削劳动者的工具。因此，马克思的时间命名理论在当代社会仍然具有进步性意义，消除时间命名的异化状态，重新把握时间命名中的自由因素，实现时间命名与人类自由发展目标的和谐统一，从而引领社会迈向更为公正与平等的未来。在全球化浪潮推进和技术创新涌现的背景下，时间命名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深远影响，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个体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人类应当不断持续探索时间命名的新方式和深意义，以适应社会发展的步伐和人类自身不断更迭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