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列宁农业现代化思想是推进苏联式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20世纪初，俄国在重塑新的政治版图的同时，还深刻再造了其经济和社会结构，引发了农业领域一系列深刻转型。本文旨在通过探讨列宁农业现代化思想，解析其在农业现代化建设中的应用及其影响，探寻其中蕴含的治理方略和行动策略，为推进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启示。
2. 列宁农业现代化思想的出场逻辑
列宁农业现代化思想是在俄国农业滞后和与英美国家差距明显的现实逻辑与实践逻辑下提出的。列宁以英美国家农业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为参照，着力探索符合苏俄农业发展水平的现代化新道路。
2.1. 近代以来俄国农业生产的现实逻辑
近代俄国农业的发展受到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多重影响。农奴制废除、现代化技术的引入以及土地改革都在这一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现实因素共同塑造了近代俄国农业的特征，同时也引发了政治和社会动荡，最终改变了俄国社会的历史走向。
被称为“解放者”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2月19日发布了废除农奴和解放农奴的法令。农奴制改革使两千多万农民摆脱了农奴的依附地位，人身自由在法律上得到承认；农民虽获得人身自由，但也因获得份地必须承担劳役和缴纳代役租，由于“解放”，农民只能被迫以高于实际地价的金钱“赎买”自己的份地，农民改革使全国农民平均获得3.4俄亩份地，为此付出赎金8.67亿卢布，较实际土地价格高出3.23亿卢布([1]: p. 25)。由此可见，支付赎金是一场掠夺，农民虽勉强生活下来，却摧毁了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严重阻碍了农业经济按市场原则改组的前进步伐，使俄国农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对此，列宁指出，“臭名远扬的‘解放’是对农民无耻的掠夺，是对农民实施一系列的暴力和一连串的侮辱”([2]: p. 174)。由于改革保留着大量封建残余，农民仍旧没有争得自由，这就导致俄罗斯农民和土地问题依然十分突出，进一步阻碍了俄罗斯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俄国政府迫于1905年起义暴动的压力继续推行改革，1906年6月颁布的“六月法令”试图解决土地所有权及其分配问题，允许农民购买和拥有土地。然而，改革过程中遇到了官僚体系和地主阶级的阻挠，土地改革的速度和深度因地区而异。斯托雷平在杜马的支持下推进农业改革，意在让农民成为独立的生产者，鼓励建立农民独立的个体经济和田庄。对于无地农民，斯托雷平一方面推动他们进城，成为工人，另一方面引导他们前往西伯利亚开发土地。从1906年起，俄国谷物收获量大增，1913年谷物收成量达到创纪录的8850万吨，同年谷物收获量比美国高30%，从1900年到“一战”爆发期间，俄国出现了“经济史上的黄金时代”([3]: p. 25)。斯托雷平改革具有现代化特征，但“一战”爆发中断了俄国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战争中夺权的布尔什维克党将俄国引向了另一条路。
俄国赶超型现代化模式是从列宁开始的，尽管最初只具备实验的性质。布尔什维克掌权后试图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新路，实际上在当时的广大农村地区，布尔什维克对农民的影响几乎微乎其微，且俄国受“一战”的影响，国内粮食短缺，这对农村社会造成了额外的负担。农村社会极不稳定，充满了不满情绪，在此背景下发展农业，改善农民生活，巩固苏维埃政权，进而建设社会主义是一条异常艰难的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列宁在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土地问题的报告》，并在该报告中附上了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有关土地平分思想的农民委托书。尽管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宁一直主张土地国有化，而非将土地分配给农民，但在这一历史性时刻，他选择支持了土地分配给农民的立场[4]。农民最大的愿望就是获得土地，无产阶级政党此时将土地分配给农民使用，最大范围内争取到农民的支持，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政府承诺改善土地分配和农村社会的状况。从后续实践结果看，列宁的“美国式”农业发展道路只走了一半，即只走了把地主的土地平分给农民这一段，而后半段，代之以倡导的、调控的、行政干预性的农地规模化手段[5]。
2.2. 英美国家农业发展的实践逻辑
俄国在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同一时期，英美国家已实现了较高水平的农业半机械化、机械化和技术创新，而俄国的农业依然滞后，仍以传统的手工劳动方式为主。土地制度和社会体制上的限制反映出不同国家在农业现代化和社会发展方向的不同历史轨迹和实践逻辑。
英国农业现代化的历史起点是18世纪中叶的农业革命。英国历经几百年的圈地运动为现代农业提供了制度保障，推动农业集约化发展，马克思指出：1851~1871这二十年，300~500英亩的租地农场由7771个增加到8410个，500英亩以上的租地农场由2755个增加到3914个，1000英亩以上的租地农场由492增加到582个([6]: p. 780)。19世纪中叶，英国的大农场在农业生产方面有显著优势，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主要的农产品生产国之一。在俄国基本实现棉纺织品自给自足之时，1850年的英国企业家共拥有2100万支纱锭；1835年的英国大约有1500家棉产品制造商，而到1860年不列颠诸岛已拥有4000家棉纺厂([7]: p. 147)。英国棉花种植业和棉纺织工业的竞争实力与繁荣程度可见一斑。不过，在英国农业历经维多利亚中叶的繁荣期后，却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连连歉收，农业危机导致农村地区的经济压力，英国进入农业萧条期。与此同时，美国却经历了农业和经济的迅猛发展，逐渐崛起为世界上又一个新兴的农业和经济大国。
美国是通过走资本主义大农场的发展道路完成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其农业现代化同样是建立在压迫和剥削的基础上的，“在1910年，美国有150万分成制佃农，黑人占100万以上。美国的黑人在经济状况上同俄国中部地区的‘前地主’农民极其相似”([8]: pp. 157-159)。此外，美国还通过改进农业技术，更多地使用肥料和机械跻身于农业强国。1831年，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塞勒斯·麦考密克发明了机械收割机，大大提高了收割速度和效率。这一发明为现代化的农业机械化铺平了前进道路。1860年，美国南部的棉花产量已超过22亿磅，这个数字在机械化之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内战结束那一年，美国拥有收割机达25万台，较内战前翻了1倍。从内战结束到1900年，大约有12,000多项农业技术发明取得了专利权。从备耕到收获农作物的每一个环节基本都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拖拉机在20世纪初也开始普及，机械的普遍化使用助推美国的农业生产成为全球的佼佼者。总的说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的农业机械化程度已相当高，农业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这一趋势在随后的几十年中继续加强，成为美国现代农业的标识性特征。
英美等国的发展模式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列宁对于农村问题、土地问题、农业机械化以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差异的认识和理解，促使他开创了一条属于苏俄农业现代化的独特发展道路及其经营模式。
3. 列宁农业现代化思想的主要内容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农业现代化建设思想的精髓，并结合俄国具体国情和传统文化，提出了适合俄国发展实际的农业现代化思想，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3.1. 农业改造思想
实施土地国有化政策以实现平均地权。在沙皇时代，俄国的土地主要由贵族、地主和教会等少数特权阶层占有，严重的土地不均，农民生活困苦，贵族剥削农民。土地占有的矛盾是俄国农村矛盾的核心，解决这一问题是实施社会主义农业改革的首要任务。列宁早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就认识到土地问题是农民问题的核心，并支持农民夺得土地的斗争。他在《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一文中指出：“严禁土地买卖、转租的行为，要求全部土地收归国家中央所有，实行土地国有化。”([9]: p. 164)革命胜利后，苏俄颁布了《土地法令》，贵族、地主和教会拥有的土地被没收并归国家所有，通常按照农村家庭的劳动力和需求再分配给农民，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土地国有化的基本国策。列宁认为，过去资本主义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根源于私有制，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的垄断方式，广大农民深受其害，是不可能获得本属于他们的利益。所以，要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前提是终结资本家的垄断，实施土地国有化，将土地真正地还给人民。“实施土地国有化，就是完全摆脱农村中的农奴制度”([10]: p. 391)。土地国有制度在消灭土地私有制、终结土地资本家的垄断和清扫阻碍农业发展障碍等方面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是解决俄国落后农业生产唯一可行的道路。
坚持引导和改造农民小资产者。列宁认为“农业是俄国国民经济的基础”([11]: p. 177)。农业要得到发展，必须重视农民，农民是农业活动的主体。在当时，苏俄农民里中农占比最高，中农即为农村的小资产者是农民群体中的主体力量，具有劳动和经商的两重性，中农所具有的两重性导致农民有滑向资产阶级的可能性，故改造农民小资产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无产阶级对农民小资产者的改造不可操之过急，应当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正如列宁所述，倘若“某个共产党人若想在三年内把小农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根系改造过来，那他一定是一个幻想家……因为改造小农的整个心理和习惯，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12]: p. 53)。此外，列宁支持社会主义农业改造的自愿原则，即农民可以自愿加入合作社，并决定自己的土地和生产方式，“要同中农妥协，要让中农逐渐地、自愿地过渡到社会主义”([13]: p. 470)。他认为农民比布尔什维克更善于正确而妥当地解决问题，苏俄早期坚持在农村改革中充分尊重广大农民的意愿，没有像后来那样采用强制手段推进改革。
3.2. 农业合作化思想
推进共耕制向合作制的合作方式转变。如何从制度上组织农民建设社会主义？列宁先后推行了两种农业合作制的设计模式，即共耕制和合作制。在新经济政策实施前，苏俄走的是由国家直接干预以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农业生产方面对应的是施行共耕制，将分散的农民集中组织起来，实现小农经济向社会主义大农业的直接过渡。列宁认为，“只要从这种分散的小经济过渡到公共经济，劳动生产率就会提高一两倍，农业和人类生产活动中人的劳动就会节省一半以致三分之二”([13]: p. 353)。他反复强调共耕制“才是一条真正可靠的出路”([13]: p. 357)。可以看出，当时列宁将恢复发展农业的希望主要寄托在组织大集体农庄实行共耕制上。但是，强制推行遭到了农民的反对，“即使在共耕制发展的最高年份1921年，参加户数也只占农户的0.9%”[14]。国内战争开始后，军事共产主义的实施和余粮征集制迫使农民将“余粮”上交给国家，造成农民贫困，暴动此起彼伏，农民要求根据自己意愿自由支配土地。实践证明，通过建立集体农庄，在生产领域直接实现小农经济与国家经济结合的路是行不通的，共耕制“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同私人的非国营的交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个政党要是实行这样的政策，那它就是在干蠢事，就是自杀”([12]: p. 210)。发展农业、建设社会主义都不能损害农民利益，共耕制失败后，列宁将农业合作的重点由生产领域转向流通领域，通过合作社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合作社被认为是让农民感到简便易行且容易接受的，向新制度过渡的最佳途径，是将千百万小农引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桥梁。
坚持以商品交换为纽带，以市场为基础，发展合作社。列宁在1921年已认识到，如果不能满足中农的要求，停止切断商品流通的可能，那么要在俄国保住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如果你能给农民机器，那就能帮助他们发展……如果你还给不了这些东西，那就要给他们一定数量的商品”([15]: p. 20)。由此，他主张恢复商品流通，以商品经济为纽带从建立供销合作社与消费合作社入手，逐步建立起更高形式的生产合作社。农民只需交了粮食税，剩下的粮食就可以进行自由贸易。在此时，列宁关于合作化的认识还不深入，还把合作社看成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并没有放弃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农业模式，只是希望通过在流通领域组织农民，“利益诱导”吸引农民参加合作社，待时机成熟再将合作化推向生产领域[16]。直至生命后期，列宁对合作社的认识才发展成熟，不再将合作社看成暂时的过渡手段，而是认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合作制和商品经济相互依存，社会主义离不开市场。列宁找到了一条尊重农民意愿，承认和利用商品经济、利用市场联系工农的农业发展道路，这是一大创举，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发展观。
3.3. 农业生态建设思想
对资本主义农业生态遭受破坏的深刻批判。列宁对资本主义农业大生产进行了深入研究，主张以辩证法的态度看待生态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提高生产力、促进农业集约化发展上有积极意义，但是“资本主义破坏了土地经营和土地肥力之间的平衡，这是毋庸置疑的”([17]: p. 98)。化肥的使用破坏土壤结构，土地肥力下降，水土气污染的环境代价增强，农业生态危机日趋严重。另一方面，列宁注意到，大机械化在农业中的应用也使劳动力的作用被削弱，农民离土离乡，到城市去寻找“外水”，导致“人口集中于城市，使土地无人耕种，并且造成了不正常的新陈代谢”([17]: p. 98)。由此，土地生产力受到掠夺，对农业可持续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列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为指导，对当时国内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坏自然环境进行了批判。列宁认为，如果认识不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俄国的破坏，那么俄国将没有未来([18]: p. 52)。
主张通过完善立法来加强农业生态保护。列宁善于总结资本主义生态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认识到要用法律对俄国生态问题进行规范，参与制定和颁布了众多生态法律。1917年11月颁布的《土地法令》明确规定：“所有的地下资源以及一切自然资源，如土地、河流、森林都归国家专有，政府有监管和保护义务。”([19]: p. 19)1918年5月颁布的《森林法》则明确规定了森林资源的用途，以立法的形式严禁个人对自然资源不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只有为国家和人民所有，才能真正合理地利用生态资源。此外，《关于狩猎期限和猎枪所有权法令》对狩猎活动进行了限制，还加强农业相关部门的监管力度。列宁领导苏维埃政权，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的生态保护体系，他在建设社会主义和生态开发中寻求平衡的发展理念为正确认识和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思想上的指导。
3.4. 农业电气化思想
加快全俄电气化建设。列宁对俄国资本主义农业发展水平进行了详尽分析，看到农业科技滞后、小农户众多且整体文化水平较低，这些因素构成了阻碍俄国农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对此，他强调：“只有帮助农民大大改进以至根本改造全部农业技术”([20]: p. 275)，才能加速农业发展。必须运用新技术推动农业发展，必须运用科技力量使农民脱离贫困，其中“适应最新技术水平并能改造农业的大工业就是全国电气化”([21]: p. 7)。基于这些认识，列宁高度重视苏俄国家电气化计划的实施和建设，认为只有建立了电气化这一实质性基础，才能有效地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和进步，才能从根本上迅速地改善小农的贫困境况。实施电气化，注重技术力量的发挥，其目标不仅在于运用“非自然的光”照亮农民生活的黑暗，更在于用共产主义思想之光照亮群众，让他们深切地感受到电气化不是“电气幻想”，而是真正的希望，并且可以是“未来的社会主义的欧洲和亚洲的榜样”[22]。总的来说，只有实现大规模电气化，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才能得到极大的改善，才能同城市工人结成牢固的同盟，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科学规划和有序推进电气化和农业机械化建设。《全俄电气化计划》要求在10~15年实现国家电气化，建设总功率达150万千瓦的30个地区电站，在发展电力工业的基础上全面改造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等各个领域。在全国建立几十座区域电站，并把电力从这些电站输送到每个村庄的规划构想无疑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要获得拖拉机和机器，要实现一个大国的电气化，无论如何要有几十年的时间才行”([15]: p. 11)。列宁看到电气化和农业机械化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我们不怕干上一二十年，但是，我们必须让农民看到，我们不是要造成旧日那种工农业的相互隔绝状态”([23]: p. 124)。因此必须做好长期规划和行动计划，以确保国家现代化进程能够顺利实施。电气化建设极大地改善了广大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和生活条件，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为国家提供了更多的农产品，同时也为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持。
4. 列宁农业现代化思想的现实启示
列宁农业现代化思想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初步探索经验，成为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建设的理论资源和实践案例，对全面推进工业繁荣、生态宜居、文明乡村、有效治理、生活富裕等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4.1. 工业化的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未来方向
列宁对“大机器工业是社会主义唯一可能的经济基础”有着清晰的认识，他在《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中写到，“农民已经开始懂得，必须大规模地进行新的工程，而且新的工程已经开始了”([21]: p. 58)。这一论述指明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提出“将农业引向工业”的口号，号召发展农业工业化，加强农业与工业的联系。工业化的农业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农业发展的一个方向和趋势，特别是以数字技术为表征的工业化元素早已融入农业领域，农业正在朝着数字化和智能化方向深度发展。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农业生产已突破传统的范围，不再仅限于初级农产品的种植和畜牧业养殖等领域，它正朝着深度加工、精准农业、环保农业等方向不断扩展，与现代工业相互融合。科学技术在农业领域不断更新迭代，工业化的农业不但对加快城市化进程、加快现代化进程有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工业化能够让农产品更加多样性，让农产品更加具有高附加值，探寻农产品加工、商品化、可持续发展为一体的现代农业经营模式是未来实现更高生产效率、可持续性和乡村经济繁荣的必由之路。
坚持以新型工业化助推农业现代化。现代农业不仅是一个生产性行业，而且是一个科学性行业，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环境污染少”等方面兼顾的农业。列宁在俄国全面推行农业机械化，更新现代化的农具和农机，加强水利灌溉建设，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去改造落后的农业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同样高度重视科技在农业强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要求“加快农业技术创新步伐，走出一条集约、高效、安全、持续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24]: p. 35)。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快先进农机研发推广。加紧研发大型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小型机械和园艺机械。”[25]如今，除了农业机械的广泛应用，还有许多先进技术在农业生产和经营中得到密集应用，如无人机、传感器和数据分析等，根据分析数据，调整施肥和灌溉方案，以最大程度地减少浪费并提高养分利用效率，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和效益。新型工业化为现代农业的发展注入了发展动能，应始终坚持现代农业理念的引领，以科技化和信息化作为助推力，加速推动农业向智能化、集约化方向发展。
4.2. 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列宁生态农业思想主张实现不同产业之间资源的良性循环。列宁指出，“榨油生产中所得的渣滓，如油饼豆渣之类，是牲畜的最好饲料”([26]: p. 267)，将榨油工业废料用作畜牧业的牲畜饲料，而牲畜粪便又可用作粮食种植的天然肥料，这样一来，工业、畜牧业、农业之间形成资源的循环利用。如今，生态农业的应用方式在与时俱进，我国形成了北方“四位一体”、南方“猪–沼–果”、农林牧复合、观光休闲农业等主要生态农业模式[27]。工业化的农业以及规模化经营模式并不足以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未来的农业是在工业化农业的基础上进行生态化的改良，推动生态经济的融合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住生态保护红线，“打造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让良好的生态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撑点”([24]: p. 269)。应坚持底线思维，以国土空间规划为依据，把城镇、农业、生态空间和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规划产业发展、推进城镇化不可逾越的红线，此外，打造宜居乡村不仅要环境好，更要让居民“住得好”，积极发展康体养生、农趣体验等农业休闲综合体；着重在农村厕所革命、污水治理等环境整治上发力，全面推动绿美宜居新农村建设，以更多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普惠于民。
坚持科技赋能生态振兴，助力打造宜居乡村。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组织小农户从传统分散式经营向集约化、数字化经营转型，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和经营刻不容缓。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农业发展成为乡村振兴的必经之路。因此，要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将科技运用于农业生产和经营全过程、各环节，为生态乡村建设赋能。在农业生产方面，数字化催生出的创意农业、认养农业、观光农业等新模式有助于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增强农业综合效益。在农产品销售方面，针对一些农村地区产品“难卖”的难题，要运用好云计算、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优化资源配置，以数字渠道将城市资本与农村资源高效连接、精准匹配，助农打通致富“最后一公里”。
4.3. 以振兴乡村文化为重点全面建设乡村文明新形态
列宁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为新时代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乡村文明、实现全民现代化提供了经验支持。列宁十分重视广大农村地区的文化教育工作，主张通过文化教育扫除文盲，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并为乡村供给充足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和报刊书刊等文化资料，“使农民有可能用读写本领来改进自己的经营和改善自己国家的状况”([22]: p. 207)。党和政府历来重视提升农民精神文明风貌，在全国范围实施的“农家书屋”文化惠民工程取得了明显成效，成为新时代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主阵地，为新时代广大乡村引领民风、富足精神提供了新平台。但是书籍的种类比较单一，特别是贴近农民实际的种植、养殖等方面的书籍较少，还应进一步增加总量供给。文化阵地是群众文化生活开展的依托，振兴现代乡村文明需建设文化阵地。文化阵地建设应认识到不同年龄层次的群体对乡村文化活动的认同有明显差异，针对不同群体开展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乡村文化生活只有跟得上时代节奏，才能让农民“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28]，驱动优秀传统乡村文化精神的再现与重塑。
坚持以乡风文明为抓手，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紧迫任务。”[29]乡风文明和乡村生态建设好，就不怕人才不返乡，就不怕市民不下乡，更不怕乡村经济不飞腾。文明的乡风能够吸引人才返乡创业，吸引外来投资，进而发展乡村产业，实现农民增收。如果没有文明的乡风，乡村旅游业将难以为继，城市打拼的村民将继续背井离乡，没有文明的乡风，投资依然会用脚投票放弃乡村市场。加强乡村文明建设，不仅要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引导农民学习文化知识、崇尚科学，摒弃陋习、废除恶俗，重塑乡村良好的道德规范和公序良俗；还要发挥家风家训在乡村文明的作用，在农村兴起一股修家风、育家训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挥文化的引领作用，为乡村文明夯实社会基础；还应保护和传承乡村传统文化，包括民间艺术、乡土风俗、土特产等。乡风文明建设需要长期坚持，鼓励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参与，为中华民族现代乡村文明建设出力。
4.4. 着力抓好农村基层党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列宁在《日记摘录》里写到：“能不能做到把所有的城市支部都‘分配’给各农村支部……或者还能找到其他联系形式？”([30]: p. 364)他主张建立城乡联系的党支部，城市工人党支部应与农村党支部建立起友好互助的交往形式与合作关系。我国在推进农村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始终坚持发挥基层党建的引领作用，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破解乡村治理和发展困境。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联系亿万基层农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也是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所在。党管农村工作是我们的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村党支部要成为帮助农民致富、维护农村稳定、推进乡村振兴的坚强堡垒”[31]。以抓党建的方式推进农村基层治理，不断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与组织力，是统筹各项资源，服务农村群众的重要保证。以组织力凝聚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合力，将基层党委政府、农村各项组织纳入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体系之中是应有之义。
坚持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因地制宜创新乡村基层治理。立足新起点、面对新形势，必须充分发挥基层党建在乡村治理中的主力军作用，引领乡村有序自治、走向振兴。基层党组织要把党中央提出的乡村治理任务抓牢、抓实、抓出成效。中国地域辽阔，民情民声各有不同，基层治理方针自然理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党员干部要结合新形势推广“枫桥经验”，认真总结各地区在乡村治理中的先进经验和成功做法，结合地区实际、特色，探索一条“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道路，按照治理有效的要求，切实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加快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基层党组织要以发展的思维认识新形势，以发展的办法解决农村农业发展不充分、乡村治理“空心化”等新问题；以发展的成果赢得民心、巩固根基，不断促进乡村治理结构更优、层次更新、效能更强，最大限度地激发农村发展活力，更好更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
4.5. 充分发挥新乡贤作用扎实推进乡村共同富裕
列宁在诸多论著中深度阐述了城乡融合发展及共同富裕的思想，为社会主义国家未来城乡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他指出未来国家居民分布特点应该是“既消除农村的偏僻状况，与外界隔绝和未开化的状态，也消除大量人口集中在大城市的反常现象”([32]: p. 74)。城市工人夺取政权后“要把城市里创造的一切好的东西如宫殿、房屋、文化等让农村享用”([33]: p. 23)。从我国的国情来看，“生活富裕”是广大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使得乡村共同富裕的短板问题突出。2023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182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691元[34]。对比发现，2023年度城镇与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达到2.39:1较去年2.45:1的比值呈缩小趋势，但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差值仍然较大。应该看到，当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仍处于高位，意味着要继续推进改变资源从农业、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加速双向流动，实现以工补农，以城带乡。
坚持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打造新乡贤“带富”新乡貌。农村最缺的是致富带头人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列宁在小农经济改造过程中尤其强调要发挥农艺师和其他农技人员的作用，带领科技人才为农村服务，加速推进农村现代化。现今，我国在推进乡村共同富裕中同样需要培养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新型农村工作队伍，新乡贤正是具有“三农”意识、热爱乡村、团结乡里的优秀人才，是乡村产业发展的“领头雁”。要充分发挥新乡贤的“致富带头人”作用，必须建立健全乡村本土人才回流机制，积极有效引导大学毕业生、外出务工人员等群体返乡，把外出打拼的“能人”转变为村里致富的“带头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的城里人，往上数三代，大都来自农村，只要有机会，很多人都有回报家乡的愿望”([24]: p. 242)。要积极创造乡村增收致富的有利条件，让一部分年轻人热爱农村农业，打好“乡情牌”，通过人影响人、人带动人的方式为乡村经济增长提供后备力量，共同探索乡村治理新体系，为家乡发展献智献力，助推乡村共同富裕。
基金项目
2023年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坚持‘两个结合’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内在逻辑研究”(项目编号：YCSW202311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