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882至1890年间恩格斯通过五封书信，对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活动者在革命实践中出现的理论偏差，进行了批判性回应，旨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正统性与实践路线。五封书信中有关“龙种”和“跳蚤”的论述，证实了马克思观念中的“善”既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过程，“龙种”是对这一目标的具象化，“跳蚤”则是偏离“善”的“恶”行，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实践中坚持正确的方向，避免偏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原则，是实现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的要求，理解“善”之本真，并见之于行，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当代共产主义事业中马克思主义者秉持本心的锐器。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1882 to 1890, Engels critically responded to the theoretical deviations of social activists who claimed to be “Marxists” in revolutionary practice through five letters, aiming to defend the theoretical legitimacy and practical line of Marxism. The discussions on “dragon seed” and “flea” in the five letters confirm that the “good” in Marx’s concept is not only a process of “realizing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each person” but also a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this goal. “Dragon seed” is the “evil” behavior that deviates from “good.” Marxists adhere to the correct direction in revolutionary practice, avoid deviating from Marxist theory and practical principles, and are required to achieve the comprehensive and fre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Understanding the essence of “good” and seeing it in action, combin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is the sharp tool that Marxists uphold in the cause of contemporary communism.
1. 引言
谈及“善”离不开“真”。“真”是物质世界及其规律，“善”是主体依据“真”作出的正确反映。“善”对“真”的反映存在两种表现形式，对“真”的正确反映是“善”，对“真”的错误反映是“恶”。科学社会主义视域下，马克思将人类社会的运动规律概括为“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过程即“真”，对“真”的具象化则是“善”。然而，由于事物的“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特征，每一个人乃至人类整体中存在着的无数创造历史的“力”中，既有推动力也有阻力。其中，那些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目标进行社会活动的人，他们的实践是“善”，因为这种实践推动着全人类的解放进程。反之，对这一目标的偏离，导致阻碍人类整体解放的社会活动是“恶”。恩格斯1882~1890年间的五封书信中，提到了打着“马克思主义者”旗号进行社会活动的人，他们的行为和理论被马克思批判道“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以示马克思与他们存在的分歧，谈及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指导进行社会活动，这样的行为被马克思批判为是对其理论的曲解，马克思用“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来形容这种偏差。因此，理解马克思“善”观念，对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目标有着积极意义。
2. 恩格斯晚年五封书信对马克思主义的捍卫
五封书信分别为恩格斯1882年11月2日至3日致伯恩施坦、1890年8月5日于伦敦致康拉德·施密特、1890年8月27日于福克斯通贝尔维尤旅馆致保尔·拉法格和1890年9月7日于伦敦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和1883年9月20日《格·亚·洛帕廷给玛·尼·奥沙尼娜的信》中的转述(因包含恩格斯与洛帕廷谈话的内容而引用)。
五封书信缘起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马克思面对法国工人党内出现的，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宗派化等倾向的失望，这些与马克思观点相悖的政治立场和实践路线，因机械的引用马克思的话语和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使得马克思批判道“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在对伯恩施坦、施密特和拉法格等人的信件中多次引用了这句话。其中较为典型的事件是1890年代初德国党内，关于民主党参与议会选举引发的“大学生骚动”。德国社会民主党青年派认为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和利用议会讲坛是“贪求成功”，是“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认为社会发展并不具备多样性和特殊性，而是按照固定的规律“依次演进”，因而强调通过议会斗争来实现社会变革。针对青年派的观点，恩格斯从他们对唯物史观的误解、对大学生脱离实际的抽象理论、对议会道路的幻想、对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等方面，以书信、文章和论战等多种形式进行了批判。并于1890年对施密特的信件中再次提出“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正像马克思就70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 p. 586)
德国社会民主党青年派的主要成分是大学生、青年文学家和没落的青年资产者。其中代表性人物如保尔·恩斯特，在任《柏林人民论坛报》编辑期间，因未能深入工人革命运动第一线，导致对实际情况的具体分析存在很多问题。比如青年派固守社会发展是按照依次演进的规律来进行实践，对历史真实进行随意裁剪，这种忽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空谈革命的做法，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青年派所犯的错误同马克思林木盗窃法时期，试图通过文章批判和揭露普鲁士资产阶级森林立法的本质在形式上有着相似之处。然而，不同于青年派的纸上谈兵，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不仅批判了将民众拾捡枯枝行为认定为盗窃罪的法律，同时进行反思形成了“善”观念。马克思在揭示普鲁士省议会维护林木所有者私人利益本质的同时，维护了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强调法律应该代表公众利益，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马克思的批判反映了，面对普鲁士资产阶级森林立法的本质“真”，所显现出的关注社会公平正义的“善”，马克思由此转向政治经济学和唯物主义，把“善”与劳动、生产和实践相结合。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体现了社会中的异化现象和阶级斗争对人的不合理发展，强调通过劳动实践和分配平等等感性活动实现对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也体现出，马克思“善”观念同实践的结合。马克思“善”观念在《共产党宣言》中成熟化，具体陈述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
马克思的“善”观念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历史进程的矛盾，它远不止是对社会发展真理的简单反映，而是一个涵盖了对人的解放和社会正义追求的全面理念。恩格斯1882至1890年间的五封书信，通过对马克思“善”观念的揭示，为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在实践中向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理想迈进，提供了理论指导。恩格斯的其他著作和通信同样丰富了我们对马克思“善”观念的认识，共同构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道德理想和实践路径的深厚底蕴。马克思逝世后，仍然不乏一些虽然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却曲解或偏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始教导的革命实践者。因此，恩格斯有关马克思“善”观念的阐发，对我们在当今复杂多变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根据具体境遇来理解和实践“善”，避免将道德和价值判断简化为非黑即白的绝对对立，有着重要意义。我们必须认识到，道德和价值判断具有复杂性和多元性，这要求我们在追求社会正义和个人自由的过程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3. 恩格斯晚年五封书信中的马克思“善”观念
“‘真’和‘真理’的问题，深层次地表现为人的‘感性’与‘理性’、‘表象’与‘思想’、‘经验’与‘超验’的矛盾关系问题。”人类对“真”和真理的追寻是为了“获得规范人的思想与行为的‘根据’‘标准’和‘尺度’，从而奠定人类自身在世界中的‘安身立命之本’或‘最高的支撑点’[4]。因而，在哲学意义上‘善’是‘真’的进一步深化，具体表现为对人自身的幸福与发展的寻求，在实践意义上，‘善’则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过程”。恩格斯晚年的五封书信中‘龙种’指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实践保持同频共振者，而“跳蚤”是脱离马克思“善”范围的“伪善”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信中恩格斯具体表述为：
“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是10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致保尔·拉法格1890年8月27日于福克斯通贝尔维尤旅馆([1]: p. 590)
“龙种”与“跳蚤”的表述来源于德国诗人海涅，他是德国早期革命民主主义的领先人物，与马克思相识于巴黎，在接触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后，海涅将其革命思想带入写作风格，即形式与内容相一致的观点。然而大量模仿者却出现了画皮不画骨的现象，因此海涅将作品与自己风格形式相似，却缺乏深刻革命精神内容的模仿者，称呼为“跳蚤”。根据海涅和恩格斯的相关论述可以推断出，“龙种”和“跳蚤”出现的条件有三：第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中，“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过程，并不像青年派所认为的，因存在社会发展规律，就一味固守教条，以期通过更为温和的方式过渡至下一社会形态，而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环境下，采取与之相适应的革命活动。这也就是说，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必须结合唯物史观。“龙种”代表了对唯物史观理论的正确理解和运用，而“跳蚤”则相反。这意味着，一个人是否成为“龙种”或“跳蚤”，取决于他们如何将理论应用于实践之中，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即“龙种”，反之即“跳蚤”。第二，品质与行为的统一。这一点涉及“善”的伦理学问题。从恩格斯的信件中可以看出，“龙种”与“跳蚤”的区分也基于个人的品质和行为。例如，一个人可能理论上认同马克思主义，但在实践中却表现出与其理论相悖的行为，这样的人就被视为“跳蚤”。较为典型的是以保尔·恩斯特为代表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青年派，不仅教条化马克思主义，还将暴力斗争绝对化，与唯物史观背道而驰。恩格斯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青年派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在革命实践中，合法斗争应与暴力斗争相结合，应根据社会现实调整战斗策略，坚持唯物史观在革命活动中的指导作用，坚定“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政治立场。第三，变化与发展的统一。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龙种”与“跳蚤”的区分也体现了人物在不同环境和条件下的发展和变化。例如，有些人可能在某个时期是“龙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他们可能变成“跳蚤”。五封书信中“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既“跳蚤”的表述出自恩格斯，马克思只在回应他人时，以回应方的论述方式提到过：其一是对1873年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中，针对巴枯宁笔下所言的马克思主义者，这里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指“追随他们(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引者注)的整个德国社会民主派”“德国民主党人或社会民主党人”[5]。恩格斯五封书信中最早的一封写于1882年，前后相差约9年，曾经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批判的“跳蚤”以同样的方式卷土重来，很快的在1890年，马克思逝世后，在给拉法格的信中，恩格斯说道“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是10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可见“跳蚤”总是潜藏在革命事业中。“跳蚤”并不以马克思“善”观念作为革命活动的“根据”“标准”和“尺度”，而是以“伪善”扭曲“龙种”侵蚀革命事业。
恩格斯晚年的五封书信中有关“龙种”、“跳蚤”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述，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品质与行为相统一、变化与发展相统一三方面，揭示了坚持马克思“善”观念在进行“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这一点对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在关注社会问题，适应时代变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方面，有着举重若轻的作用。
4. 解读恩格斯晚年五封书信的现实启示
马克思在谈论自己理论的解读时，表达了对那些无法正确理解其原著的人的感慨：“咳，这些人哪怕能读懂也好啊！”。根据对“龙种”和“跳蚤”的分析，“这些人”的范围中包括着德国社会民主党“青年派”。恩格斯在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青年派”时，指出了他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深层底蕴的粗浅涉猎，以及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错误理解和教条化倾向。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导致了青年派的行为偏离了“善”的轨道，因此，只有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原著，洞悉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理解和实践马克思主义，避免成为“恶”的化身，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理解历史的最终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如同力的平行四边形，复杂的社会力量在相互作用下，最终形成了历史的合力，这种合力不是单个个体意志的直接体现，而是每个个体的集中。马克思“善”观念即“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每一个人的量级即人类整体，每个人的发展都对整体产生影响，如庞大网络下的每一根蛛丝的颤动，都能引起整个蛛网的震动，人类社会历史就如同这样的自然过程，服从于同一规律运行。而青年派认为人类社会机械式演进，向下一阶段的观点，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双重角度中，叛离了马克思主义，也成为马克思笔下的“马克思主义者”。
通过五封书信中“龙种”、“跳蚤”和“马克思主义者”等内容，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更好地理解如何在实践活动中坚持马克思“善”观念，并合理使用科学理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来解决现实问题。身为马克思主义者，应贯彻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这是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的基本要求。逻辑表现为概念与范畴的逻辑体系，从起点、中介至终点，形成从抽象至具体的闭环。历史关注特定时空内事物的运动，然而历史进程中的偶然性，有一定概率导致运动与原轨的偏离，故需对历史辨伪存真。1866年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提及拉萨尔在他的《资本和劳动》中对商品的分析，马克思讽刺道拉萨尔对他“思想精髓”的阐述，其实是犯了重大错误式的“肆无忌惮地剽窃”，“可笑的是他甚至重复我在历史文献方面的“失误”，因为我有时仅凭记忆引证，没有去查原著”([1]: p. 246)。可见马克思对关于自己理论的解读者和践行者，并不支持对原文如同生搬硬套的理解，也批判研究者们在进行文献解读时脱离原著的做法。这一点同时体现在恩格斯1890年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1]: p. 593)这句话主要针对青年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提出。原著创作是作者思维模式与逻辑体系的外化，体现了其对客观世界的深刻感知。此过程为作者内心思维与历史素材的融合，彰显了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谈起关于自己的理论和其他解读者时，皆强调以原著为基础进行研究，只有依靠纯粹理论的学习，才能合理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对世界的改造。
马克思的“善”观念在经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共产党宣言》等文本的发展后，逐渐成熟，并在恩格斯晚年的五封书信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此时马克思“善”观念对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目标，有着指导意义。信息化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资源的可获得性增强，人们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接触到丰富的学习资源。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阅读马恩经典原著、参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讨会和讲座、加入志同道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小组或大学等机构开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在虚拟网络中，我们可以通过在线课程、电子书籍、社交媒体学习群组和视频讲座等方式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讨论。与过去对马克思主义解读的环境不同，当下有太多直接或间接的渠道、太多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一手或二手的资料和太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多重干扰因素下，回到恩格斯晚年五封书信的环境中，对所谓“马克思主义者”曲解历史唯物主义的行为进行新解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现实问题，并避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沦为“跳蚤”的各种消极因素，从而为“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