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16年5月30日，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发展面临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1]可见科技与生态之间并非处于对立状态，相反，以信息化、数字化作为支撑的数字生态文明建设处在传统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的延长线上，成为保护生态环境的关键手段。
从对现有文献梳理后发现，目前关于数字生态文明的相关研究较为有限，王丹等(2024)、施志源等(2024)聚焦于数字生态文明制度化的问题，指出过分强调技术的同时制度滞后、基础失衡，将严重阻滞了建设的效能提升[2] [3]。李培鑫等(2024)、黄爱宝(2024)从政治哲学的视角审视了数字生态文明的理论意涵，和异化风险，并认为数字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应当在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规约下进行，并警惕技术理性泛滥和绿色主体幻象等潜在风险[4] [5]。邬晓燕(2022)则针对数字化赋能生态文明转型的难题提出了路径建议[6]。刘曼琴等(2024)以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为例，详细探讨了数字技术如何赋能生态文明建设[7]。李怡等(2023)、陈伟雄等(2023)、刘国菊(2023)、谢忠强(2024)等的研究进一步强调了数字技术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作用机理[8]-[11]。他们认为，数字技术通过驱动发展方式转变、引领绿色生活方式和推动生态治理转型等途径，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这些研究为数字技术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广泛应用提供了有力支持。
数字化的赋能也让生态文明建设呈现出诸多与前期截然不同的实践样态。尽管两者的终极目标一致，但传统生态文明建设与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之间存在何种关系，两者有何本质差异，都需进行探讨。更为深刻的问题在于，生态文明战略在发展进程中是遵循何种内在逻辑从传统生态文明转向数字生态文明的。
本文旨在厘清前述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将从技术、社会、制度等维度对数字生态文明建设未来的发展与完善展开论证。
2. 从传统生态文明到数字生态文明
2015年8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要求多方联动、全面联通，实现生态数据信息共享[12]。同年12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首次提出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倡议[13]，自此，“数字中国”与生态文明建设实现融合联动，数字赋能生态文明建设也随之步入高质量发展的快速通道。
2.1. 治理方式的革新
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就是“发现问题、改正问题、防范问题”的循环过程。然而，在传统的治理模式中，受制于技术困扰，难以迅速有效地收集、传递和处理信息。对于突出的环境问题的处置依然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表层，始终存在“治丝益棼”不达“病根”的困扰。也存在难以有效检验治理成果、辐射面有限等问题。如何进一步拓宽生态文明治理领域，穿透表层原因挖掘问题根源，对存在的难点和痛点进行系统性解决，便成为检验相关行政部门监督质效以及参与社会治理水平的“试金石”。
对此，数字生态文明的回答是“大数据赋能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即以数据为抓手，在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支持下，智能化地从海量信息流中分辨、剔除无用信息，将无序数据转化为有序的、可理解的信息。挖掘数据背后的线索，洞悉社会治理中隐蔽的、深层次难题。
数字科技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结合后，大数据监测展示出远超以往的监督力度、广度与深度，可以填补漏洞、消除盲区、完善治理机制。针对这些问题，不是一桩一桩进行解决，而是有的放矢地通过开展同类型案件合并，透过表象直达本质，积极组织、推动各级行政机关协力解决难点、堵点问题，形成系统化治理。不仅更加智能、便捷、低成本，还能更加准确、深入地洞悉类案背后隐蔽的根源，建立异常预警模型，事前预警，减少监管盲区。各部门各单位协同作战，打通数据共享渠道，实现多地共享，共同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真正达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类，防范一片的目标。数字化引领下的生态治理将治理效能和数字效能相互融合，逐步形成一个高效、完整的闭环，实现治理效果指数型放大。同时，对供给侧及需求侧进行全面摸查，也为决策的研判提出有效建议，有效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推动社会治理助力产业结构升级，最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2.2. 发展方式的迭代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14]。而数字技术作为一种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一体的崭新的科技手段，也成为转变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变量，用好数字技术对于开创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具有重要作用。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中明确指出发展数字经济需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改造”[15]。
数字产业化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能够推动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级化、生态化演进，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石，驱动着经济体系迈向更高效、更强劲、更绿色的发展轨道。当前，生态文明建设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产业格局和经济发展模式的低碳转型之路上仍存在多重障碍，而数字产业化的出现给迫切需要向低碳高效转型的传统生产方式带来了契机。在数字技术赋能传统电力、交通、制造业，逐步实现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的智能化升级，有助于带动我国经济重心由传统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减少资源能源消耗及污染排放，以此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此外，在新一代数字手段的支撑和引领下，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对产业链上下游的全要素实现数字化融合、升级、转型和再造，不断催生更多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同时对传统产业的成本、安全隐患、能源消耗等进行优化，提高整个产业链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及再生产全过程的效率，实现降本节能、提质增效，提升产业的创新力、竞争力和发展能级。
2.3. 生活方式的变革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数字技术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为原有的生活方式带来了诸多革命性的变化。在数字技术开发打造的绿色消费、绿色金融、绿色出行、虚拟办事大厅等多类应用场景的推动下，民众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不仅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还会倒逼生产模式进行绿色转型，助推高质量发展。比如，高德地图、百度地图、腾讯地图等应用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规划绿色低碳又便捷的出行线路，还能实时查询公共交通的到站及换乘情况。共享平台的逐步成熟与完善也让更多人倾向选择采用拼车、共享单车出行。“互联网 + 政务服务”线上平台的开通，办事人员可以通过网站和手机端进行申请，一方面让群众少跑路，另一方面也减少了服务窗口的压力。远程办公、在线教育、线上问诊等新业态的蓬勃发展，不仅缩短了通勤、出行时间，方便了人们工作生活，也极大地减少了能源消耗和碳排量。当前国内各类支付场景基本普及了扫脸支付、扫码支付等绿色支付方式，在方便随时查找历史支付记录的同时还实现了无纸化，减少纸张浪费和碳排放。
此外，数字技术通过模拟线下场景中的低碳行为，在线上搭建丰富有趣的游戏场景也激励了更多民众参与到绿色出行、光盘行动、公益植树、捐赠旧衣等活动中来，给人们传递更多低碳节能小知识的同时，让绿色健康的生活理念触达更多普通民众，引领节能减排新风尚。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的环保意识也在逐渐增强，逐步实现“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这一目标。
3. 数字生态文明的生成逻辑
生态文明建设是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内在需求，也是驱动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原因。然而，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之所以呈现出大数据赋能治理监督的实践样态，则是源自以下三方面的逻辑依据。
3.1. 历史逻辑：深入贯彻数字中国和生态文明建设战略
数字生态文明是数字中国和生态文明建设两大战略中的重要一环。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首次提出“数字中国”这一概念[16]。2021年3月13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要求从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营造良好数字生态四个方面“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2022年10月16日，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数字中国。2023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数字中国建设按照“2522”的整体框架进行布局，即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体系“两大基础”，推进数字技术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深度融合，强化数字技术创新体系和数字安全屏障“两大能力”，优化数字化发展国内国际“两个环境”。
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数字中国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应当齐头并进。2017年12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要求“加强生态环境领域的大数据运用”，为加快改善生态环境助力。2018年10月31日，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又指出，要“加强生态领域人工智能运用”，提高生态监测水平，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技术支撑。2022年1月24日，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要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第五代移动通信(5G)等新兴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融合，建设绿色制造体系和服务体系，提高绿色低碳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
数字中国与生态文明建设呈现出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数字中国建设需要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支撑和保障；另一方面，现代数字科技已然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引擎，精准识别、智能监测、科学决策等新型治理样态助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作为两大战略的交汇点，数字生态文明通过运用数字技术实现资源快速优化配置、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高效发展，是一种以智慧化、精准化与高效化为基本特征的新形态。其中，数字生态文明建设是系统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的创新举措，它将数字技术的智慧性、精准性、高效性与环境业务的专业性、特殊性相结合，代表数字生态文明建设未来的发展方向。
3.2. 目标逻辑：以大数据为关键变量重塑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下，生态文明建设面临新挑战新要求，传统生态文明建设治理模式愈发呈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短板：一是被动等靠化，目前治理监督线索的来源主要集中在案件受理或群众举报上，线索来源渠道狭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线索的多样性和广泛性，导致管理上存在一定盲区，信息滞后处理不及时。二是信息孤岛化，“数据烟囱”和“信息孤岛”现象严重，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现象较为突出，存在“数据保护主义”，为了本部门的利益，阻碍数据开放、共享。各省市县环保部门普遍存在不愿意向上级共享数据，造成环保系统内部的“割据”情况，信息数据不透明容易产生重复建设，造成行政成本的极大浪费。三是治理碎片化，长期以来，各部门间尚未形成长效的信息共享机制，缺乏整体性、规模性和系统性。同时关于各类环境管理、监督类型软件的应用开发也尚未形成标准统一的技术规范，处于各自为政的割据状态。四是管理形式化，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普遍存在为了绩效，“凑数”式办理小案件、处理小瑕疵，治理监督方式浅表化倾向严重，存在敷衍塞责、走过场的情况，对发现的问题往往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出，缺乏实质性的整改措施和跟踪问责，难以发现深层次问题。
在新的发展阶段如何更为系统性、全局性地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新形势下生态文明建设治理的“元问题”。大数据不仅仅只是数据量的增加，更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层面上引发了一场深刻的变革。经过反复实践及不断探索，未来将以算法为核心、以数据为载体、以智能化分析为手段，跳出传统个案思维，以点带面，整体化解，聚焦全域建设，将大数据思维充分融入生态文明治理全过程，通过数据收集、数据碰撞、数据预测和关联分析等技术手段发掘出相关线索，打好生态文明建设主动仗，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数字化变革。
3.3. 价值逻辑：数字生态文明助推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绿色可持续发展是其主要特征。在我国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原本持续扩大的生态赤字逐步缩小、达到持平、逐渐形成局部生态盈余，最终实现全局式生态盈余。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纵向推进，在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生态保护的加强以及生态修复工作的推进方面产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然而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仍然面临基础性问题，深层次的结构性压力、难以根除的根源性压力以及由社会发展带来的趋势性压力尚未得到根本缓解。为此我国必须避免短期主义，坚持长期主义，保持战略稳定，坚定不移地走绿色发展道路，追求长期价值，持续增强环境的承载力和支撑力，依托生态盈余保障社会经济的行稳致远，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入并正向促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过程中，需充分考虑不同时期的特定背景，准确把握时代命脉才能更加有效地把握问题、制定策略和优化路径。从这一战略视角出发，科技赋能对于全面而深入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至关重要。通过搭建一体化数字平台构建丰富的场景，并以此为基础将包括气候、地貌、水文、土壤等在内的基础性要素全方位数字化，最终实现实时动态化监测。同时，依托大数据和云计算，模拟人类活动规律及特点，结合采集到的相关环境数据信息构建出高精确的预测模型，多维度评估人类行为介入对环境的影响，推动实现自然资源配置的进一步优化，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此外，该平台还能根据已有数据作为基础进行治理方式的试点改革探索，尤其是跨地区、多行业、多元主体的案例，可以通过数字化平台广泛联结，协同治理。
数字技术将成为要素资源重组的关键力量。我国国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通过建立健全具有全域性、动态更新等特点的自然资源数据库，摸清生态家底，同时借助数字技术对采集到的相关数据加以分析，形成自然资源数字台账，确保生态评估及生态价值补偿等机制实施的可行性。一方面，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进行优化布局、合理配置，避免造成浪费；另一方面，借助该数据库可以探索建立数字化生态补偿机制，使得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可以逐步形成一个在政治、经济效益、社会评价等方面达成一致且较为客观的评价尺度。这将有助于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的效率和水平，促进实现高质量发展。
数字技术在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通过加快生态保护修复和环境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可以全面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的质量和水平。这不仅有助于实现美丽中国的建设目标，还能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建设数字生态文明对于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提升了生态环境治理的效率和水平，还推动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地发展，促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途径，加快了绿色低碳发展的步伐。
4. 数字生态文明的发展面向
目前数字生态文明仍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有大量基础性工作亟需补强，更需要从技术、认识、制度等多维度探讨未来的发展与完善。
4.1. 数字生态文明的技术维度
数字技术构成了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支撑。从技术维度来看，目前主要面临两大挑战：一是数据作为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生产资料”该如何进行妥善处理；二是如何增强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生产技术”能力。
针对第一个问题，数据作为构建数字生态文明的基石，基础数据的充分采集是数字生态文明建设能够顺利开展的先决条件。现阶段，各级行政机关通过采取“内育”加“外引”的“组合拳”，对生态文明相关数据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和利用。具体来说“内育”侧重于盘活现有的数据资源。得益于多年来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尤其是全国环保部门推行的统一业务应用系统能够自动汇集各类业务数据，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日常工作中已经累积了大量的治理和管理的原始数据。这些数据为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提供了宝贵的信息资产。
在数字时代，为了探寻治理更优解，需要对数据进行激活、标记、整合和清洗，再进行关联分析和深入挖掘，从而揭示出复杂非线性映射的关系。“外引”则意味着要打破外部数据壁垒。长期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信息资源与系统建设间“信息孤岛”“数据烟囱”情况比较突出。因此，数字中国战略的核心效应之一就是在于促进公共权力机构之间的数据互联互通，构建并完善信息的公开与共享机制。
尽管中央强调数据共享，也出台了一系列针对生态文明建设与大数据结合、支持数据开放共享的政策文件，例如《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总体方案》等，但是相关政策文件出台时间较短，实际执行和落地还需要较长时间的实践与探索。同时，目前由于配套法律法规的短缺，导致在推进数据共享时会面临法律依据不足的问题，从而影响了数据共享的效能。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已明确了政府信息公开的相关权责，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监督机制不够完善，政府数据共享的责任主体缺失，司法力量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难以满足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需求。这些因素阻碍了数据公开与共享责任的落实，进而限制了大数据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
关于第二个问题，持续更新和优化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技术方案，增强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生产技术”能力。目前，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在于建构智慧监测平台。该平台融合了集AI感知、全面体检、智能分析、协同治理“四位一体”的数字化应用系统。随着大数据在生态治理应用中的不断深入，需要推动系统平台与相应的技术方案进行迭代更新。平台设计初期受限于技术手段，在数据的保真性、源头追溯，清洗整合方面都相对简单。然而，通过系统的迭代升级，生态文明的治理能力可以实现持续的增强与拓展。在具体实践中，部分作为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区，通过采用数字化手段重塑治理模式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从全国范围来看，许多地区在推广数字化能力方面尚显不足，特别是在数字技术应用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定位上，部分地区的认识还不够明确。
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大数据建设生态文明还需重点关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当前数字生态文明项目构建及其后续运维，普遍依赖于软件技术开发公司。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涉及生物、化学、物理、材料等多种基础性学科知识体系，专业化程度较高。然而，大多数合作公司缺乏这些领域的专业知识，难以精准捕捉并转化为技术实现的需求细节。与此同时，参与项目设计的人员往往也缺乏对大数据技术的深入理解。如何实现多学科技术的高效、无缝融合，如何通过AI和大数据技术有效挖掘实践过程中的复杂非线性映射关系问题等，都成为数字生态文明发展亟待突破的关键障碍。第二，当前数字生态文明的发展受到了大数据处理和人工智能技术瓶颈的制约。目前数字技术大多普适化有余而专业化不够，缺乏对特定实践环境的充分考虑。这种情况不仅限制了人工智能在监测治理中深度挖掘数据背后非显性规律的能力，同时也减少了了人工智能进一步学习的机会。因此，数字生态文明的发展需要持续增强人工智能的专业性，更好地理解和应对复杂的生态环境数据，不断提升人工智能在实际应用中的效能，以便更好地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第三，数字化建设是一个长久且持续的过程，需要不断提高数字生态文明的科技支持能力。一方面，要持续创新数字治理模式，突破算法、算力、数据等方面的瓶颈问题，另一方面要建立专业化的数字生态文明应用研究型联合实验室，专注于培养和发展与环境业务紧密相连的数字技术。
4.2. 数字生态文明的社会维度
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政府及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目前我国的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政策法规尚未建立完善，在公众的数字素养、生态责任感以及践行绿色生活的参与意识上仍需进一步增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生态文明建设，既要靠物质，也要靠精神”，秉持法制与德治并重的核心原则，充分发挥数字化手段在提升公众环保意识、强化生态文明教育、培育生态文化等方面的正面影响，引领绿色智慧生活的新风尚。
在数字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将依法治理与教育引导相结合，深刻认识到数字化技术对社会观念变革的推动作用，把握数字化对经济发展方式变革所带来的行为模式变化规律，促进民众生活方式的进步。例如，通过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拓展丰富多样化场景的应用，促进了绿色生活模式的革新与升级，全方位提升民众的生活品质与幸福感。在此过程中，一方面通过教育引导，帮助民众更深入地认识到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的便捷性、智能化、精准性和普惠性。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借助榜样的力量和示范效应，提高公众对绿色低碳生活的理性和情感上的认同，最终内化为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自觉；另一方面要深化民众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充分意识到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公共属性，生态文明建设信息是一种公共资源，为全体社会民众共享，不应成为特定部门或集团的私有财产。因此，需树立信息共享的理念，依托数字技术的强大支撑，推动生态文明相关信息的广泛共建与高效共享，共同构建开放、协作的数字生态文明新生态。在具体实践中，一是通过提升全民的数字素养和技能，将生态文明价值观深度融入数字素养教育体系之中，强化民众参与意识及责任意识；二是运用数字技术，增强公众在生态治理中的参与感。通过加强基层组织的支持力度，提高群众监督政府生态治理行为的能力。同时，民众本身也是大数据的宝贵来源之一，这些数据不仅能为政府决策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使其更加科学、合理，还可以帮助企业优化生产流程，从而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更重要的是，公开透明的环境数据也有助于增强公众对环保工作的信任和支持；三是不断推进生态文明信用体系的建设，将消费端零散的碳减排行为进行量化，探索综合评价绿色生活方式的机制，以确保数字化手段能更有效地辅助民众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4.3. 数字生态文明的制度维度
相较于传统模式的生态文明建设，数字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了一种集信息化、智能化、系统化为一体的全新治理新范式，其鲜明标志在于“多元跨域协同”，即通过打造跨业务、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应用场景实现治理效能的协同提升。这要求各级机关进行“数字化转型下的机制革新与制度重塑”，通过职能的“深度整合”与部门间的“广泛联动”，有效整合主体力量、技术资源和保障措施，形成由治理为主导、多方协作的崭新工作模式与制度体系，以适应数字生态文明时代建设的需求。
打造契合数字建设的团队协同治理机制。为了适应数字生态文明建设“多元跨域协同”的治理特征，在数字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工作推进过程中，要打破现有的分工格局，组建一支集成化的数字建设协作体，紧密围绕云计算技术，布局前沿技术架构，并根据“治理情境”的差异化需求，履行一体化的监管职能。数字生态文明建设团队的未来发展路径在于探索打造最小数字治理单元，这些单元由生态调查、生态监测、生态评价及生态预警相关技术人员组建形成，将任务细化落实到每个单元。通过这些单元的协同工作，实现对相似问题的融合式处理，以此促进系统性治理。
强化专业化数字队伍建设机制。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在于“人”，大数据新局面的打开需要大量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作为支撑。数字化人才队伍的建立，一是要转变理念，摒弃原有人才培养框架和惯性思维，将数字化新理念与思维方式融入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二是聚焦培养兼具数字化技能与生态环境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加速组建一支能熟练运用数字化技术并兼具环境领域专业知识的新型队伍；三是对经过实践已日趋成熟的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相关模拟场景、监测模型及应用平台进行全面推广并纳入常规的业务培训中，从而全面提升工作人员使用大数据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能力和素养。
推动形成数字化绿色化双转型机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中，数字化转型已然崛起为引领变革的核心引擎。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数字化与生态化紧密结合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然而，当前的生态文明转型正遭遇多重挑战，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方式向低碳化转变步履维艰，生态环境信息流通存在障碍，数字资本的垄断问题也日益凸显。为了克服这些数字化进程中的难题，须加强制度保障，将数字技术嵌入环境标准、影响评价、污染防治等多领域的制度规范中，加强科技创新的数字化驱动力，实施生态治理机制的数字化革新，促进全球环境治理的数字化协同合作。
5. 小结
本文从数字生态文明与传统生态文明之间的差别、生成逻辑及未来实践进路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数字生态文明通过革新治理方式、迭代发展方式、变革生活方式等多种路径，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能。从历史逻辑来看，数字生态文明的实现是深入贯彻数字中国和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结果，以大数据为关键变量重塑生态文明建设是数字生态文明得以实现的目标逻辑，而从价值逻辑上来看数字生态文明助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数字技术的赋能创新了治理模式，提升了治理能力，并激发了治理活力，为生态文明的现代化建设注入新动力。然而，数字生态文明目前正出于起步阶段，大量基础性工作的缺失制约了数字生态文明的发展。从技术、认识、制度等维度着手，为数字生态文明的建设注入长效的促进手段。
基金项目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课题“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下大学生生态素养培育研究”(项目编号：2019SJB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