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杨联陞(1914~1990)是著名的美籍华裔汉学家，以其卓越的学识和深刻的批评见解闻名于世，研究领域涵盖中国经济史、制度史、文化史等多个领域。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翻译和传播方面，西方的专业汉学家处于主导地位[1]。杨联陞通过课堂讲座、撰写论文、写书评、参加学术会议等多种形式，将中国学术引入到西方汉学[2]，拓展中华文化的传播范围。然而，国内关于他的介绍主要集中在书评、学术思想、生平介绍等方面，对其翻译实践的深入研究却相对不足，而杨联陞正是通过对《晋书•食货志》的译注，“在治学方面与法国汉学正式接轨”[3]。他的翻译论文不仅是他个人学术生涯的重要里程碑，更是中国文化在国际舞台上成功传播的标志，为后来的典籍外译树立了良好典范。因此本文旨在分析《晋书·食货志》杨译本，研究杨联陞的翻译动机、翻译策略、翻译特点等，揭示汉英转换的难点和挑战，为未来的翻译工作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参考。同时，致力于全面理解杨联陞在学术界的贡献，以及他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推动角色，以呈现一个更加完整的译者杨联陞形象。
2. 《晋书·食货志》和杨联陞
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李世民出于“览古今之失，察安危之机”，下诏重修《晋书》，修订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修成。唐修《晋书》现存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纪三十卷。《晋书·食货志》出自《晋书》卷二十六，志第十六。“食货”取义于《汉书》，“食”是指农民生产的可以吃的谷物，“货”是指可穿的布帛，还有各类货币，用来分配财产、保证流通[4]。《食货志》是古代正史中专门论述经济史的部分，总结政府的财政经济制度、政策、措施等方面的情况，反映社会经济情况[5]。《晋书·食货志》是“第二、第三和第四世纪中国经济史的最重要文献”[6]，它不仅改变了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的观念，还提出了民富国强的价值理念和社会理想[7]。
1914年7月26日，杨联陞出生在河北保定的一个官宦之家，并从幼年时期开始接受传统私塾教育，著名儒医杨韫富先生亲自指导。因此，杨联陞熟读众多经典古籍。1933年杨联陞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在清华大学的学习生涯中，他不仅完成了经济系的必修课程，还积极选修了许多中国文史的课程，接受了系统化的现代教育培训。那时清华大学名师荟萃，学风开放，这为杨联陞的学术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他对陈寅恪在隋唐史方面的渊博知识以及以小见大的能力深感惊叹。同时，他也受到了陶希圣社会经济史的影响和启发，这双重的学术启蒙促使他早期的学术研究方向偏向于汉魏至隋唐时期的社会经济史[8]，“经济史之转向，实发于此”[9]。为其日后研究《晋书·食货志》埋下了伏笔。
1941年，杨联陞赴美就读于哈佛大学，1942年夏取得了历史系的硕士学位，然后继续留在哈佛修读博士学位。1943年杨联陞已经着手博士论文的选题，并向胡适询问意见：
“有时候想起自己的论文，系里的规定是以翻译为主。可是很难找适当的材料。想译《宋史》〈食货志〉的一部分，全译太长又似乎没有意思。您想自汉至宋的史料之中，有什么相当重要而不甚难译又不甚长的东西吗([10], p. 32)？”
胡适也很快回信，建议杨联陞翻译《颜氏家训》，但杨联陞回拒了，因为当时已有学者进行全译，虽然还未发表。1944年，杨联陞再与胡适谈论博士论文时，已经决定翻译《晋书·食货志》，并且得到导师魏楷教授(Prof. James R. Ware)认同[10]。杨联陞在国内接受的教育深深根植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传统之中，这使得他深谙“二十四史之一”的《晋书》重要性，并且从他的选题过程中观察到他对“食货志”的偏爱。因此，杨联陞最终选择《晋书·食货志》进行翻译。
3. 杨联陞版译文的结构与特征探析
《晋书·食货志译注》是杨联陞的博士论文，篇幅不长，共89页。其中《晋书·食货志》的译文49页。查阅哈佛远东语言和文明系(今东亚语言和文明系)官网，博士论文长度大多在300到500页之间。杨联陞的论文无疑是较为精炼的，但这也反映出杨联陞对《晋书·食货志》的深入思考，另外，杨联陞翻译《晋书·食货志》意在“便于阅读”，无意“重撰晋朝经济史”([10], p. 209)，因此译文的结构安排以及翻译方法的选择做出了巧妙的选择。译文的翻译质量和学术价值不可忽视。
3.1. 结构优化
翻译过程涉及原作、译作、译者和读者四个重要因素，杨联陞版译文在结构布置方面与原作有较大不同。首先，原作即《晋书·食货志》。典籍翻译时，译者必然会面临古籍版本的选择，一个好的古籍版本确保译作的准确性和权威性。翻译时最理想的情况就是找到“善本”——最佳版本[11]，杨联陞选取同文书局翻印的1739年(乾隆四年)刊本为原本进行翻译[6]。该版本的校勘工作由博学鸿词和进士出身的翰林们负责，包括了齐召南、杭世骏等当代最优秀的学者，保证了校勘的质量，使这一版本经史远迈前代诸本，成为当时最精善的本子[12]。《晋书·食货志》内容布局由两部分组成：标题和正文。《食货志》有四个标题且都位于正文前，它们分别是：晋书卷二十六、唐太宗文皇帝御馔、志第十六、食货。正文符合古代书写风格——无标点符号、文字从左到右的排版、无注释、无标题。全文分为了三段，有明显的分段提醒(空白)。
杨联陞版《晋书·食货志》结构简单，主要由三种要素构成——标题、正文的翻译以及脚注。首先，杨联陞翻译时，对标题进行了筛选和添加。正文前的四个标题他只保留了“《晋书》卷二十六(Translation of Chin shu 26)”。他依据正文内容，添加了三个标题，将文本分为了Introduction (引言)、On Food (关于粮食)和On Money (关于货币)三部分。“早期讨论经济事务的‘志’都截然划分讨论食物与货币两部分” ([10], p. 209)，但对于不熟悉的读者来说，这种标题的添加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文本的内容和结构，让读者能够直观地了解到《晋书·食货志》所包含的内容范围，创造了一个更加结构化和易于理解的版本，提升了读者的阅读体验。其次，杨联陞在翻译时注意到英文读者的阅读习惯，按照他们的阅读习惯，从左到右进行排版，使译文更符合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提升译文的可读性。最后，杨联陞还添加原作中没有的脚注，杨译本的脚注是其独特之处之一，译文共有296条脚注，本文按照功能分为了参考文献类以及非参考文献类，非参考文献又分为了六大类，见表1。其中有待解决的问题、对文中术语和历史事件的解释等等都涵盖其中，这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意义和背景，引发读者对文本的思考和讨论，同时这些脚注使得杨译本更具参考价值和学术深度，是其学术能力最好的彰显。
Table 1. Classification and number of footnotes
表1. 脚注分类及数量统计表
类型 |
参考文献 |
非参考文献 |
介绍型 |
延伸型 |
质疑型 |
探究型 |
纠错型 |
其他 |
名人 介绍 |
术语 解释 |
背景 介绍 |
文献 说明 |
知识 补充 |
数量 |
60 |
6 |
12 |
5 |
6 |
143 |
9 |
35 |
15 |
5 |
3.2. 特色翻译
细读杨联陞的译文，可以观察到他翻译的三大特点：1) 直译的主导；2) “深度翻译”的运用；3) 汉字的保留。
3.2.1. 直译的主导
《晋书·食货志》是一部古代典籍，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对研究晋朝时期的经济和社会等具有重要价值。行文简洁遒炼，叙事清楚，充满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独特韵味。囿于汉语与英语之间的文化差异，译者通常很难在目标语言中找到与原文相匹配的词汇或表达方式。另外，典籍外译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符合中华文化的内涵([11], p. 133)，译者如何在尊重原著的同时，又能在目标语言中保留原作的风格和意境，这是一项不小的挑战。针对这些难题，杨联陞在翻译时采用了直译的主导兼顾其他的翻译方法，所谓直译，就是将原语翻译成目标语时，即使语言环境变化，但依然尊重目标语的句法结构的翻译方法[13]。它致力于维持原语语言的形式结构，包括词序、句子结构、修辞效果等，同时追求译文的忠实、通顺和易于理解。从而确保译文在保留原著风格的同时，又能适应目标读者的阅读需求。本文将从词汇和句子两方面讲述杨联陞的直译特色。
首先词汇方面，杨联陞对月份的翻译是其直译翻译最明显的表现。翻译时他按照“月份次序 + 月”逐字翻译，将“正月”、“十月”和“十二月”翻译成“the first moon”、“the tenth moon”和“the twelfth moon”，而不是简单地将其翻译成英文中对应的月份名称“January”、“October”和“December”。这是因为《晋书·食货志》是古代文献，当时遵循的是根据月相圆缺变化的周期制定的“阴历”历法，不同于目标语国家的公历(阳历)系统，而中国直到1949年才正式使用阳历。杨联陞的这种翻译充分考虑了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文化差异，选择按照字面意思翻译月份，在跨文化传播中保留了源文化的独特性和魅力，有助于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古代中国文化中与时间相关的传统观念。
例1：
原文：原文：朝議多同琳之，故玄議不行。
译文：The opinion of the court tended to agree with [K‘UNG] Lin-chih, therefore [HUAN] Hsüan’s proposal was not put into effect.
其次句子层面，如例1所示。原文中的两个小句结构清晰，表达简洁。第一个小句的主语是“朝議”，谓语是“同”，程度副词“多”起修饰作用，宾语是“琳之”。第二个小句主语是“玄議”，谓语是“不行”，该句是一个被动句。杨联陞翻译时保持了原文的句子结构，不改变句子主语、谓语和宾语，保留了原文的因果关系和句子类型，保持语法上的一致性，见表2。杨联陞在翻译中还采用了音译法，句子中提到的“琳之”、“玄”人名，杨联陞用威妥玛拼音音译为“Lin-chih”和“Hsüan”。此外，在翻译过程中，杨联陞注重了译文的流畅性和通顺性，针对没有全称的人名，杨联陞在方括号内补充了他们的姓氏，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上下文。另外，尽管汉英语言的语法结构、语言习惯和文化背景都不同，翻译几乎无法做到一一对应。但从实词角度观察，原文和杨译本的词汇量保持一致，都是由十个实词构成。
Table 2. Comparison of sentences’ structure
表2. 句子结构分析
|
主语 |
谓语 |
宾语 |
类型 |
小句1 |
朝議 |
同 |
琳之 |
陈述句 |
译文1 |
The opinion of the court |
tended to agree |
[K‘UNG] Lin-chih |
|
小句2 |
玄議 |
不行 |
|
被动句 |
译文2 |
[HUAN] Hsüan’s proposal |
was not put into effect |
|
|
综上所述，杨联陞在翻译《晋书·食货志》时采用的直译方法不仅在词汇层面保留了原文的文化特色，还在句子层面保持了原文的简洁和流畅，使得译文更加贴近原意，更易于被读者理解和接受。这种翻译方法兼顾了文本的忠实度和可读性，为典籍的翻译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3.2.2. “深度翻译”的运用
“深度翻译”是美国学者克瓦米·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 1993年提出的概念，是一种通过注释、评注等手段将文本嵌入丰富的文化和语言背景中的翻译方法。深度翻译注重更加细致和深入地理解原文的含义和文化背景，有助于确保翻译结果更加准确、贴近原意，并能够传达原文中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从而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欣赏典籍的价值。深度翻译对于中华典籍外译有着重要意义。
杨译本中的296条脚注是其深度翻译最好、最明显的表现形式，翻译注释被比作译者的“脚印”和“第二种声音”[14]。注释的使用可以在保留原意、内容忠实的基础上，补足译文的语境空白，减少跨文化交际带来的壁垒。根据表1已知，杨联陞的脚注主要分为参考文献类(60条)和非参考文献类(236条)，脚注内容涵盖了广泛的领域，包括名人介绍、术语解释、背景介绍、文献说明以及知识补充等。这种多元化的内容反映了杨联陞对原文的深入理解和广泛涉猎，为读者提供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阅读指引。
本文按照脚注功能进一步将非参考文献分为六大类：介绍型、延伸型、质疑型、探究型、纠错型和其他。其中延伸型脚注占绝对优势，它涵盖了多个子类，其中包括背景介绍、文献说明和知识补充等。在这三个子类中，知识补充占据了绝大多数，为延伸型脚注的主要形式，这类脚注提供了大量的额外信息和相关知识，丰富读者的阅读体验，并帮助他们更深入地理解文本所涉及的主题和问题。例如面对原文中大量出现的地理名词，杨联陞采取了规范式的翻译：威妥玛拼音 + 中文原文 + 注释说明。这种方式不仅有助于读者理解古代地理名词的准确拼写，同时还通过脚注将古代的地理名词与现代地理位置进行对应，引导读者了解如今的地理位置，从而更好地理解文本所描述的情景和环境。譬如“上邦”翻译为“Shang-kuei 上邦”，再在脚注中补充说明“Western Shensi”。其次是探究型和介绍型脚注，分别有35条和18条。探究型脚注涉及对文本内容的深入探讨和分析，这种类型的脚注为读者提供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和思考的可能性，有助于拓展阅读者对于文本背后意义和内涵的理解。这也代表了杨联陞的翻译不仅仅是单向输出知识，而是与读者进行双向的学术沟通。介绍型脚注则提供了历史名人、文化术语等专有名词的基本信息和背景介绍，为读者提供阅读指引，从而更好地理解文本。另外，虽然质疑和纠错类型注释数量不多，但它们充分体现出杨联陞学术的严谨性，是“汉学警察”最好的体现。《晋书》是“二十四史”之一，史料的核心就是考信求实[15]。在翻译过程中，杨联陞不仅致力于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含义，也注重于保持译文的历史准确性和学术可信度。例如“嘉平四年”，嘉平是三国时期曹魏的君主魏齐王曹芳的第二个年号，从公元249年四月启用，公元254年十月结束。杨联陞在脚注中指明原文时间是误记，并进行纠正，给出正确的时间——是太和四年(公元230年)。
总的来说，表1提供了关于杨联陞翻译注释的详细统计数据，展示了他在翻译过程中广泛运用各种类型的注释，以增强译文的准确性、丰富性和可读性。这些注释不仅仅是对原文的简单解释，更是译者对文本内容深入思考和研究的体现，为读者提供了更全面、更深入的阅读体验。
3.2.3. 汉字的保留
纵观杨联陞的译本，他保留313组词，共计624个汉字，根据其在语言运用中的不同领域进行分类整理，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中生物类中有关“人”的词数量最多，共127个，其次是政治类的“区域”和“官职”的词次之，分别是74个和41个，其他数据见表3所示。
Table 3. Classification and number of Chinese characters
表3. 汉字种类及数量统计图
类别 |
专有名词 |
其他 |
生物类 |
地理类 |
政治类 |
建筑类 |
经济类 |
人 |
动物 |
植物 |
山 |
水 |
区域 |
官职 |
规章 |
工程 |
实体 |
货币 |
单位 |
措施 |
数量 |
14 |
10 |
127 |
2 |
2 |
2 |
12 |
74 |
41 |
1 |
5 |
10 |
5 |
3 |
5 |
另外，译文中的汉字位置是安放在所翻译词的后边——“翻译 + 中文”，以区域地名为例，对于原文中的地名“京兆、天水、南安”，他的译文采用了“音译(威妥玛拼音) + 保留中文”的方式，“Ching-chao 京兆, Tien-shui 天水, and Nan-an 南安”。这种做法有助于保留原汉语特色和音韵，同时也提供了一个相对直观的对应关系，便于读者理解和记忆。值得注意的是，在313组词的翻译中，有259个采取了音译法(威妥玛拼音)。
例2：
原文：興京兆、天水、南安鹽池，以益軍實。
译文：The salt ponds in Ching-chao 京兆, Tien-shui 天水, and Nan-an 南安 were developed to increase military resources.
杨联陞在翻译《晋书·食货志》时保留了大量的汉字，这种做法除了和杨联陞想保留汉语风格和特色外，还与他在美国留学时期所处的时代背景不无关系。彼时中国正处于动荡的时期，很多西方学者曾对中国文化和语言做出贬低的评价。卢梭(J. Rousseau)的观点正是其中的一个例证。他曾将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文字形式划分为三个等级，即文明民族与字母文字，野蛮民族与符号文字以及原始民族与描绘对象的文字；他将汉字归为符号文字，即野蛮民族使用的文字[16]。这种评价在显然是片面和错误的。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杨联陞，心中充斥着忧国之愁和爱国之思，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和努力，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做出贡献[8]。他选择通过自己的行动来表达对汉字和中国文化的尊重和认可，坚持在译文中保留大量的汉字，以展现出中国古代文献的原貌和韵味。这种做法不仅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捍卫，也是对汉字作为独特文化符号的一种肯定和弘扬。
另外，典籍翻译是一种特殊的翻译，典籍具有的历史性、文化形和哲学性要求译者在翻译时需要更多的思考。除了保持意义的忠实性外，它还要求译者将原文的形式美和文化内涵传递出去。汉字是象形文字，一撇一捺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保留汉字是一种常见的策略，特别是在涉及到专有名词、文化术语等方面。直接保留这些汉字可以避免信息的损失，能够更好地保持原文本的历史性和文化形态。同时，这也有助于避免在翻译过程中出现歧义或误解，保证译文的准确性和质量。
在翻译实践中，保留汉字不仅是一项技术手段，更是一种文化表达和认同的重要体现。汉字见证了无数海外学子对故乡文化的坚守与传承，对中华文化的尊重与弘扬。尤其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保留汉字的意义更为重大。它不仅有助于传播和推广中华文化，也为世界各地的读者提供了更深入地了解和欣赏中国文化的机会。通过保留汉字，翻译作品能够更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意境和情感，为跨文化交流搭建起沟通的桥梁。因此，汉字在翻译实践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值得深入探究和思考。
4. 结语
本文以杨联陞版《晋书·食货志》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了杨联陞的翻译实践特点。研究发现，杨联陞在翻译中运用了一系列结构优化和特色翻译的策略。在结构优化方面，杨联陞在翻译过程中对标题进行筛选和添加，以及按照阅读习惯对译文进行排版的改变，以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其中杨联陞添加的脚注，涵盖了诸多领域，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的意义和背景，提升了译本的学术价值和参考性。在翻译特色方面，直译的主导、“深度翻译”的运用以及汉字的保留等方面展现了其独特的翻译风格。
通过对杨联陞版译文的分析，对跨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承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另外本文旨在引导读者能够更全面地认识和理解杨联陞的学术贡献，以及他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推动作用。杨联陞的翻译实践不仅令人钦佩，更激励着学者们继续探索，推动中国汉学在国际舞台上取得更大进展，为中西文化交流架起更加坚实的桥梁。期待有更多学者对他的翻译实践进行深入研究，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国际对于中国文化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