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后马克思时代的革命理论演进中，理论焦点往往聚焦于宏观社会结构的变革，却相对忽视了微观层面的革命动态。直至20世纪初期，以胡塞尔、海德格尔及维特根斯坦等为代表的思想巨匠，引领了一场深刻的理论转向，促使理性反思深入至生活世界的细微之处，实现了从抽象理念向具体生活实践的靠拢。此转变标志着日常生活现象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与探究。随后，卢卡奇、列斐伏尔、哈贝马斯、赫勒以及科西克等一众哲学家与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依托各自独特的理论视角，不仅构建了生活世界理论的多维框架，还深入开展了针对日常生活实践的批判性审视与重构。
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是一位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以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和空间生产理论而闻名。他著作颇丰，主要有《日常生活批判》《马克思的社会学》《空间的生产》《都市革命》等。其中，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著作主要有三卷，第一卷阐述其对日常生活的认识，第二卷探讨了日常生活的社会学基础，第三卷集中关注日常生活的现代性与现代主义。
本·海默尔视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为一种对当代世界认知与变革的深度聚焦[1]。马克·波斯特则认为列斐伏尔通过将“日常生活”置于核心范畴，揭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未曾被充分探讨的历史张力[2]。同时，居伊·德波从列斐伏尔的视角中捕捉到了日常生活变革的潜力，主张将日常生活视为艺术实验和革命政治的场域，预示着一种全面性变革的来临。何谓“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尔指出，就是要“批判地提出人们如何生活的问题，或他们的生活如何不好的问题，或他们如何完全没有生活的问题”[3]。
2. 日常生活及其属性
在《被神秘化的意识》中，列斐伏尔首次引入了“日常生活”这个概念。在《日常生活批判》的第一卷里，他并未给出“日常生活”的严格定义，但他描述了这一概念的广泛含义。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涵盖了人们的基本生计、居住环境、家庭关系、日常着装以及周围环境等各个方面。它由职业劳动和家庭生活、个人生活以及休闲活动等多重元素交织而成，是一种持续进行的、日常性的社会物质生活流程。1982年列斐伏尔发表的一篇题为《世界》的论文专门对日常生活、日常和日常性这三个概念作了区分。日常生活(daily life)始终存在，然而却常常被价值与神话所充斥。日常(the everyday)一词寓意着日常生活已融入了现代性之中，它成为一种被规划的对象，并通过营销和广告的手段来强制推动。日常性(everydayness)强调的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充斥着同质性、重复性和碎片化的部分。可见，“日常生活”是一种可见的容易被异化的客观总体，“日常”则突出其自身的现代主义，而“日常性”主要是指生活的单调、反复和零碎，人们的生活在渐渐失去它的本性与自主性。
2.1. 总体性
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中，列斐伏尔写道，异化理论和“总体人”理论仍旧是日常生活批判背后的推动力量[4]。在审视资本主义发展的现状时，他主张将日常生活视为社会实践的一个独特维度，这一维度深刻嵌入并反映着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他追随马克思的理论，将黑格尔“绝对精神”的宏大构想从抽象概念拉回到具体现实之中，强调个体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镶嵌于一个更为宏大的社会整体之中。基于此，他进一步断言，日常生活应当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加以理解和定义。唯有将日常生活置于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核心地带，进行深入的批判性考察，才能洞悉社会的整体面貌。反之，若缺乏对社会的整体性批判认知，则难以透彻领悟日常生活的真谛。他强调，正是在日常生活的连绵进程中，以及通过其实践活动的不断累积，人的器官才逐渐实现了人化。这一变革过程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包括历史进程、劳动实践、社会生活以及文化传统等等，它们共同塑造了人的器官与行为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变革不仅局限于日常生活的具体场景之中，脱离了日常生活的沃土与推动，将失去其根基与生命力。
2.2. 二重性
日常生活不仅扮演着产品的角色，更承载着一种残余的、难以简化的特质，这种特质超越了任何制度化的束缚。这一视角揭橥了日常生活所蕴含的双重性质：既是异化的现实体现，又潜藏着非异化的可能希望。列斐伏尔提出，从某种深层意义上讲，日常生活犹如一种遗留物，是高度专业化、结构化活动分析剥离后剩余的、看似微不足道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是所有社会活动汇聚与交融的焦点，是连接各领域的共同基础。
未经深入审视的日常生活，往往不自觉地沦为结构性异化的附庸；然而，一旦经过批判性反思与意识觉醒的洗礼，日常生活便展现出对抗这种异化状态的潜力与力量。如此，日常生活成为了探索社会变迁、追求人性解放的重要场域，其内在的二重性不仅揭示了现实的复杂面貌，也为寻求更加人性化、非异化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可能。
2.3. 无意识性
个体在洞悉自身生活本质方面，往往知之甚少。日常行为中充斥着大量无意识的举动与表演，这一现象构成了人类活动的显著特征。列斐伏尔在此领域的思考深受法国社会学家马卡尔德的启迪，后者在《匿名的说服》一书中深刻剖析了说服机制的转变：它不再局限于直接、显性的权力运用，而是演化为一种更为隐蔽、抽象且缺乏明确主体的纪律化过程。[5]在此意识形态替代的微妙变迁中，新形式的异化悄然取代了旧有形态，这一过程不仅难以察觉，更在无形中抑制或压制了人们对自身异化状态的清醒认识。因此，人们往往在不自觉中被新的异化模式所裹挟，对自身处境的真实面貌保持着一种模糊的，甚至是盲目的状态。
列斐伏尔深刻指出，无意识实则反映了意识对自身规律的有意忽视，进而将日常生活界定为现代性语境下的无意识表现。具体而言，一方面，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深受意识形态的遮蔽，难以察觉自身正深陷异化的境地，从而促使日常生活不自觉地映射出现代性的无意识特征；另一方面，工具理性的盛行及其所引领的现代科技与政治体系，正是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普遍存在的无意识状态，进一步强化了对日常生活的控制与异化。同时，这些体系本身也在这一无意识的日常生活土壤中不断被塑造、强化与再生产，形成了一个互为因果的复杂循环过程。这是一个异化现象普遍而深刻的社会，以至于人们对其几乎毫无察觉，这种无意识的特性恰恰是异化最糟糕的表现。它诱使每个社会成员在不知不觉中反对自己本身。这种异化不仅体现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也反映在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乃至资本家的生活里。
3. 日常生活的异化：“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
在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中，列斐伏尔强调对日常批判的重要性，若未能对日常生活进行彻底的批判，同时缺乏对社会的全面审视与批判，且未能通过日常生活这一视角深入剖析社会，也未从社会的层面反向审视日常生活，那么我们将无法真正认识日常生活的本质，无法洞悉社会的全貌，更无法把握社会中日常生活的真实状况。经过对当时流行的多种概念进行深入反思与批判，列斐伏尔给出了新的定义：“消费受控的官僚社会”(Bureaucratic Society of Controlled Consumption)。列斐伏尔强调，此定义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理性结构的本质及其合理性的界限，这些内在属性尤为显著地体现在官僚体系的运作逻辑之中。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日常生活，成为了官僚机制巩固其统治地位的关键抓手。这一过程实质上是对日常生活进行的一种工具化与官僚化改造，体现了权力结构对个体生活领域的深度渗透与重塑。
尽管“异化”概念常遭诟病，列斐伏尔却持独到见解，视其为人类社会进步历程中的辩证要素，指出人类自我实现的深化与异化的加剧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两面。正是在异化的过程及其对立面中，人类构筑了自身的现实面貌，实现了自我塑造，而这一进程往往伴随着非人化的表象。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思想精髓在于全面探讨人类行为与其成果之间的复杂关联，由是构成了一个宏大的理论议题。基于此，他主张社会之定义源自构成其个体的集合，而“主体”则始终镶嵌于与社会整体历史脉络紧密相连的个人之中。因此，社会整体的演进历程，本质上便是人类自我实现与自我异化交织并进的双重轨迹。从对异化的态度来看，他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就具备了乐观且革命的理论品格。
3.1. 生活总体的异化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了劳动异化的四重规定性[6]。日常生活在韦伯口中的工具理性的统治下走向了全面的异化。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现代技术与社会制度不断异化和侵蚀日常生活，对其固有的生产创造力潜能视而不见，不仅忽视其价值，更将其笼罩于消费主义构建的虚幻光环之下。尽管日常生活依旧在现代社会延存，但其本质已大为不同，丧失了原本广泛渗透于社会各层面的多元丰富性。其非人性化的单调面貌，显示着其主体性的泯灭，转而成为社会组织结构中的被动“客体”。换言之，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循环已深刻同化了日常生活的内在机制，实施着全面控制。日常生活领域现已转变为由虚假欲望与象征符号体系操控的空间，这种操控无孔不入，渗透于时尚潮流、休闲娱乐、旅游体验、广告宣传、电视荧屏及互联网信息的不断流动之中。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以消费为主导的生产模式，日常生活的整体性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异化的状态。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日常生活深受货币力量、技术发展、媒介影响和象征符号的控制与支配。列斐伏尔指出，要从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从最不起眼的细节开始，改造生活，因为人们所置身的消费社会充斥着异化的景观，经验到的现实已经离生活本身越来越远。列斐伏尔举过一个贴切的例子，提及威尼斯的参观者并不专注于威尼斯本身，而是专注于威尼斯的词语，导游书中写下的词句以及演讲者说出来的话语，扬声器和录音机中宣传出来的东西。人们已被全面和彻底地规划着，除了不得不在许多商品中加以选择外，他们已无能为力，因为消费的行为保持着不变的结构。
3.2. 时空的异化
厄里说过，“二十世纪社会理论的历史也就是时间和空间观念奇怪的缺位的历史”[7]。列斐伏尔敏锐察觉到了这一空缺，认为要应对现代社会中日常生活的异化现象，一个关键的切入点是对城市空间的改造：“每个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都有其自身的空间”[8]。列斐伏尔强调，对空间的关注与哲学及知识发展的逻辑相契合，并且与生活的实际逻辑相符。从哲学的视角来看，空间不仅是自然存在的属性，也具有主观能动性。就日常生活而言，空间构成了人们生存与发展的基石，是洞悉生活深层意涵不可或缺的背景框架，亦是指向生活本质探索的重要路径。“社会空间与自然场所的鲜明差异表现在它们并不是简单的并置：它们更可能是互相介入、互相结合、互相叠加——有时甚至互相抵触与冲撞”[9]。在此视角下，人类的“空间实践”已演化为围绕空间生产与再生产的中心活动，塑造了社会互动的具体场景。在《城市文明的深层欲望与新欲望》里面的论述中，列斐伏尔深刻剖析了消费欲望的生成机制，指出其根源在于对不满现状的弥补冲动。个体对日常生活的不满情绪愈加强烈，便愈倾向于通过构建新的欲望体系来寻求心理补偿，这正是消费主义文化深层逻辑的生动体现。
城市空间作为社会多元因素交织、冲突与和解的场域，堪称社会的“第二自然”。从这一维度审视，社会空间绝非静止不变的布景，而是蕴藏着蓬勃发展与深刻变革的无限潜能。列斐伏尔深刻洞察到，空间本质上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动态变量，既是知识探索的疆域，也是行动实践的舞台，更代表着一种新兴的社会生产范式，在社会的持续再生产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倡导一种融合了社会、历史与空间三维视角的综合性理解框架，用以阐释空间生产的本质，在这个视角下，空间生产是“场域、时间与精神相互作用的过程，即韵律”，这就为他后来的节奏分析理论埋下了伏笔。
时间与空间不仅在物理学上密不可分，在哲学上呈现相同的样态。在《空间的生产中》，列斐伏尔这样写道，“随着现代性的来临，时间从社会空间中消失了”[10]。有学者提到，时间不再是从过去到未来的“绵延”，也不再是胡塞尔式的“晕圈”，每一刻都是“扩张了的现在”[11]。时间像空间一样，受各式变形的泰勒制的影响而被切割和量化，包括各种各样的支离破碎的旅游、各种各样的工作和娱乐休闲。人们不再有做什么事情的“闲心”，去旅游要“特种兵式”，看影视剧也要二倍速度，书籍需要他人的解说……“速度、效率为王”几乎成为所有事情的行动方针。这种时间的碎片化保留着一种冷酷的等级制，尽管人们的日常生活不仅仅只有工作，但使工作异化的东西同样也异化了除了工作以外所有的部分。
3.3. 休闲的异化
休闲，作为日常生活的一种中断和对日常性的一种反抗，并没有真正地融入实质的生活实践中。相反，它在另一种生活领域中延续了异化现象，成为对日常生活异化状态的进一步添补和拓展。在现代社会中，休闲活动形成高度的商业化，成为一种被操纵的行为。休闲活动的商品化标志着战后资本主义社会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变。列斐伏尔指出，在现代性条件下，与日常生活相对的闲暇时间正面临着物质化和商品化的威胁。在日益机械化和标准化的现代社会生产与管理中，甚至连旅行也变成了一种受商业流程和时间表控制的活动，这使得日常生活的重复性和单调性带来的无聊感日益加剧[12]。
列斐伏尔一以贯之地认为休闲同样具有二重性，休闲本身既是异化的产物，也是异化过程的一部分；它既是劳动生产周期的中断，又是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得以持续的推动力。休闲既是被赋予的角色，也是执行命令的代理；它既是生产方式系统的同化者，也是被同化的一部分。当对工人阶级的控制以带薪休假、节日、周末等形式呈现时，休闲就被转型为一种产业，变成了资本主义胜利进军和其霸权向各个领域扩张的新阶段[13]。在工作的异化境况已经取得普遍共识的条件下，列斐伏尔独特地关注到了日常生活中休闲的异化，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评价构成了日常生活中的完整部分，而这种评价却恰恰是借由休闲活动而获得的。
4. 日常生活的解放进路
“完整的人”是日常生活批判的价值原则和人文特征。马克思致力于深入剖析人类历史与社会变迁的底层逻辑，进而在理论上勾勒出共产主义社会的宏伟蓝图。他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构建基础在于“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14]。在日常生活维度，马克思深刻洞察到，个体生存及其再生产机制构成了社会活动与关系的先决条件，他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同时，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重要的是改变世界”，“改变世界”的论断其理论构境甚为宏伟，落实下来也需要复归人和人的生活本身。列斐伏尔作为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秉持着人道主义的观审，认为马克思的批判的和革命的学说是一种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统一的理论，指向“对人的生命的占有”，“向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
日常生活并非简单地像海德格尔所言的向非真实社会现实的回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被某些学者诟病其革命性的削弱或虚无之后，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却折射出积极的政治潜能。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中，他就指出：“真正的日常生活批判将把人与资产阶级的堕落之间的分离作为它的主要目标，并且将暗示一种日常生活的复兴”。此刻“真正的现实和真正的变革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深处”。他的日常生活理论其“目标在于使思想——人的力量，参与并意识到那个力量——介入到生活的最细微的细节之中……目标是去改变生活，明确地去重新创造日常生活”。“研究日常就是希望去改变它要改变日常就是将它的混乱置于光天化日之下，置于语言之中；是将其潜在的冲突加以显明，并因此去将它们打得粉碎”。如果没有对日常生活的变革，那么革命极有可能陷入颓败。面对每个人具身实践的生活总体，列斐伏尔提出了独特的日常生活的解放进路。
4.1. 瞬间
在《总和与剩余》中，列斐伏尔首次引入了“瞬间”这一核心概念，他将其界定为一系列短暂却极具分量的情感体验——狂欢、喜悦、顺从、反感、惊异、战栗等等，这些情感在微妙间揭示了日常生活深层隐藏的总体性潜能。这些瞬间虽然稍纵即逝，但是却蕴含了无数可能性的萌芽，其影响力往往具有决定性，甚至是革命性。列斐伏尔将“瞬间”构想为多重断裂的交汇点，既是潜在剧变的温床，也是强烈愉悦体验的源泉。“日常生活 = 单调性 ÷ 在场的瞬间”，这个公式说明了在总和日常生活的框架内，在场的瞬间这种使人丰盈的情感体验越多，日常生活的单调性、重复性和乏味性就会褪去。
在未经批判的庸常的日常生活中，节日的广泛性和普遍性使其重要意义极易被人理解。在节日的集体氛围中，个体通过体验和感受那些独特的“瞬间”，重塑了自己的感性体系，并重新定义了感知的内容，庸常而向来被忽略的日常生活的存在本身重新被发现。因此，节日作为介入日常生活的一种形式，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途径，用以对抗异化的现实。
日常生活光鲜地总体表象之下，隐匿着微量空间，它渗透于我们的视觉与听觉体验、行为举止的细微之处、日常琐物的平凡之中，以及那些细腻、微妙和深刻的情感波动里。这种“微妙”和“深刻”，正与“刹那即永恒”这句话的意境相同，“瞬间”意味着一种断裂与新生，蕴含着各种的可能，突破了日常生活的重复，因此列斐伏尔认为，“瞬间是一种日常生活的拯救”。瞬间蕴藏着对自由的向往，旨在达成某种潜在可能性的全面实现与展现。
4.2. 节奏
“我们的睡眠、饥渴、排泄等等的节奏越来越以社会环境和我们的工作生活为条件”[15]。列斐伏尔在晚年深化了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提出了节奏分析理论，旨在要找到一个新颖的知识领域。列斐伏尔认为，在时空中没有重复就没有节奏，节奏包含着重复能被定义为在重复内的运动和差异。它代表着人类对时间流逝的一种主观感知，深刻映射出客观现象所展现的持续性、序列性及内在规律性。节奏不仅存在于自然界中，更在社会时间的框架内得以展现。
列斐伏尔从这种音乐性、自然性的韵律节奏中重新切入到异化理论，适宜资本的节奏是生产的节奏和毁灭的节奏。个体的劳作被编织进技术的节奏之中，使劳动者自身仿佛成为物质世界节奏的化身。在异化的生存状态下，日常生活的无尽循环虽蕴含着潜在的生命力和可能性，但对个体而言，却化作了西西弗斯般的重复体验。前现代社会中，这种重复融于自然的节奏与周期之中；而步入现代社会，尽管重复依旧，但其遵循的已不再是自然的法则，而是技术与工业生产的需求。节奏，作为日常生活的特征，揭示了其被量化的时间框架——钟表时间所塑造的本质。时间逐渐渗透到社会实践的每一个角落，我们无不在被规定的日常时间的节奏中找寻着自身与其能够耦合的地方。
社会空间的构筑肇始于对自然节奏的深入探索，即探讨这些自然节奏如何在空间维度内实现凝固化，凝固化的进程在于人类活动的参与，尤其是劳动实践，它们共同铸就了“时空节奏”这一社会实践的产物。列斐伏尔强调，在节奏融入日常生活、仪式庆典、规章制度及自然法则的进程中，总不乏新颖且难以预料的元素介入，为重复之中注入变数。
在列斐伏尔的理论框架下，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被资本主义的逻辑所塑造，形成了一种节奏化的自我规训机制。列斐伏尔认为，深入分析这一生活节奏，能够揭示其内在的本质特征，并为日常生活的批判性理论提供更为丰富的视角。将节奏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人类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日常生活节奏进行深入的诊断，特别是对那些在资本主义制度影响下出现的节奏失调现象，是一种寻求解决方案的尝试。
列斐伏尔的这一干预策略，其核心目标是重塑一种和谐均衡的生活节奏，即恢复一种“韵律匀称”的生活状态。他主张通过这种节奏的重建，使个体能够在社会生活中获得更为健康和谐的存在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对时间、空间以及身体等基本生活要素的重新掌握和自主权的恢复。列斐伏尔指出，一个节奏分析是倾听一所房子，一条街道，一个城镇，就像一个人聆听一首交响乐或者一场歌剧，使自然节奏把自己包裹在社会精神的节奏中。
4.3. 身体
马克思唯物辩证法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身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16]。在《节奏分析：空间、时间和日常生活》第一章中，列斐伏尔认为，以身体为核心的节奏是自然节奏和社会节奏或者合理性节奏的辩证统一。人类是血肉之躯，尽管逻辑化、数字化、量化及定性化的节奏并未从根本上变更身体内在多样化的自然律动——如呼吸、心跳、饥饱感等自然节奏，但它们却以叠加的方式融入其中。这些自然节奏作为集合，进一步融入社会与心理功能的节奏框架之中。在节奏分析的视域下，涵盖了自然节奏与理性节奏的双重维度，二者各自发挥的作用有限，因其乃是一个综合性的过程。
任何体验活动都是身体性行为，身体是感性活动的基础。列斐伏尔认为，节奏与生物体的生动存在紧密相连，身体是节奏的载体和表现形式。首先，从生物学角度来看，身体由一系列的节奏构成，这些节奏定义了身体独有的韵律。具体来说，身体的节奏包括呼吸、脉搏、睡眠与觉醒等，这些不同的生理过程都以各自的节奏呈现。其次，身体也是各种异质性节奏的承载者和主要表现者，这些节奏从属于一个时空整体。空间是身体性的，每个生命体在进行其他劳动之前，已然作为空间的存在，也就是说，它既是空间中的生产者，也是该空间的创造者。空间的生产，可追溯至身体的生产。整个社会空间的存在条件正是人类身体，任何遥远而抽象的秩序，其本源均需通过最接近我们的身体秩序来阐释。从空间化的视角审视，身体内部感官所构建的多维层次，预示并映射出社会空间结构的多样层次及其间的复杂关联。
列斐伏尔申明，身体保留着某种能够表达与感知人类本真性的禀赋，即构成了反抗现代性的物化与量化的统治力量的真正起点。“人类的身体在抵抗着压迫关系的再生产——即使不是正面的反抗，也至少是侧面迂回的。正是身体，而不是逻各斯，也不是‘人类’，才是复归与拯救的起点”[17]。身体同列氏对“异化”和“日常生活”的态度一样，既是异化生活的承担者，也是改造生活的主动者。在解放日常生活的过程中，身体需借助自然循环往复的节奏，利用生命领域生生不息的轮回节奏，以抗衡社会结构中单一的韵律，消解机械、僵化、重复的节奏，最终实现与自然界节奏之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