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人类已经进入了数字时代，“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1]，整个社会生产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2]”。尤其是，马克思预言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没有改变。但是，数字经济时代平台主导下的社会化大生产演变出一些新方式：出现“数字零工”等新的就业主体、依赖数字技术的资源分配方式。这些新变化极大地缓解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矛盾，同时有利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机器大工业时代的社会化大生产
2.1. 分工集中化：从手工作坊到机器大工业
马克思对社会化大生产内涵的揭示是从论述协作概念开始的。为摆脱个体劳动者生产局限，人数较多的生产者在资本家的指挥下，聚集在同一场所，在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同种类产品。这即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3], P. 375)。一方面，协作是一种集中化生产，这种集中化生产能够发挥出集体力量的优势，为资本家生产出更多产品。集中生产与个体单独生产相比较，生产时间大大缩短，生产效率也更高。当12个人在共同工作的144小时内协作时，他们所生产的产品总量远超于12个劳动者各自单独工作12小时，或是他们连续劳动12天的总和([3], P. 379)。另一方面，协作能够为资本家节约生产资料，从而为资本家节省了生产成本，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建造一座容纳20个人的作坊比建造10座各容纳两个人的作坊所耗费的劳动要小([3], P. 377)。鉴于协作可以提高生产效率，节约生产成本，资本家开始重视协作生产，资本家购买大量劳动工人，让他们结合在一起从事资本主义生产。协作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带来分工，分工又要求协作联系更加密切，二者相互关联，不可分割。
劳动的分工与协作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其中，分工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发挥着直接而显著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提高劳动生产力的首要方法在于更加细致的分工，以及对机器更全面的运用和持续的改进。通过细化分工，每个劳动者能够专注于特定的任务，从而提高技能水平和工作效率，进而推动整个生产过程的优化和效率的提升。同时，更全面地运用和不断改进机器，也能进一步释放劳动力的潜力，提升生产效率[4]。但是另一方面，分工与协作是相辅相成的。分工的存在必然伴随着协作的需求，因为协作是分工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正如分工的基本前提与扩大资本的基本前提相类似，那就是协作。没有协作，分工将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效果，甚至可能导致生产过程的混乱和低效。因此，分工与协作是相互促进、互为条件的统一整体[5]。分工越细致，协作也就越紧密。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在工场手工业中取得了自己的典型形态。以不同种类的独立手工业结合为出发点，手工业独立化、片面化发展，在商品的生产过程中，分工与协作紧密交织，它们互为补充，成为各自不可或缺的局部操作。具体而言，一方面，分工使得生产过程得以细化，将整体工作划分为若干局部操作，每个操作由专门的劳动者负责，以提高生产效率。而另一方面，工场手工业则以手工业者之间的协作为起点，进一步将这种协作细化为各种特殊的、专业的操作，从而确保整个生产过程的顺畅和高效。这种分工与协作的相互补充，共同推动着商品生产的进步与发展。另一方面工场手工业以同种手工业的协作为出发点，把这种个人手工业分为不同的特殊操作([3], P. 392)，每一个工人都只适合从事一种局部职能，劳动转化为终身从事这种局部职能的器官([3], P. 393)。
随着工场手工业的高度发展，它为机器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发展不仅体现在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技术的提升上，更在于它满足了大规模经济建设对更高效、更精确生产方式的需求。在工场手工业的生产过程中，工人们通过精细的分工与协作，形成了一种整体协同的工作模式，使得劳动工具逐渐独立化和专门化。这些独立的、专业的工具，通过不断的组合与升级，最终演变为了机器，这是工场手工业为机器发展创造的物质条件之一([3], P. 396)。机器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工厂手工业的生产方式，使其不再受限于传统的社会生产支配原则([3], P. 426)。机器的运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使得商品的价格更加低廉。同时，机器也缩短了工人为自己耗费的工作日部分，从而延长了为资本家无偿工作的部分，成为了生产剩余价值的重要手段([3], P. 427)。然而，随着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和对机器需求的增加，工场手工业已经无法满足对复杂、大型机器的制造需求。因此，机器生产必须掌握其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通过机器生产机器，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生产需求。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技术的进步，也展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与演变([3], P. 441)。
2.2. 部门协调化：生产资料在各部门间协调
分工在经济社会中具有多层次、多形式的特点。马克思将社会生产划分为不同的层次，首先是农业和工业这两大基本生产类别，这构成了社会的一般分工。进一步地，这些大类又被细分为各种具体的生产种类和亚种类别，这被称为特殊的分工。而在工厂或企业内部，分工则表现为更为具体和细致的划分，即个别的分工([3], P. 406-407)。马克思特别强调了工场手工业分工的独特性。他指出，“尽管社会分工是各种经济形态所共有的现象，但工场手工业分工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创造。这种分工形式以资本雇佣劳动为基础，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特有的生产单位[6]”。在这里，“个别的分工”特指企业内部，即生产单位内部的分工，它体现了生产过程的细化和专业化。而“工场手工业”则代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一种典型生产单位，它以资本雇佣劳动为主要特征，通过精细的分工和协作，实现了生产效率的极大提升。这种分工形式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特征，也是其独特创造之一[7]。因此，劳动的分工协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内的分工协作，如农业、工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和内部细致的分工协作，农业内部分为种植业、养殖业等，工业分为建筑业、化工业等。二是内部分工，也指企业、单位组织内的分工协作，企业之间、不同部门之间、工人之间都存在细致的分工与协作。因此分工越细致，协作化程度也越高，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关联。
工厂内部及整个社会的分工要求生产资料在各部门间得到合理的协调与分配。马克思明确指出，工厂内部的分工属于个别分工的范畴，它体现了生产过程的细化和专业化。在不同的共同体中，由于各自所处的自然环境差异，它们寻找并获得了不同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这些资料满足了不同个体的需求。为了寻找和满足各种需求，共同体之间进行交流与交易，使得这些产品转化为商品([3], P. 407)。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基石。因此，工场手工业的分工要求社会分工必须达到相当的发展阶段。在工场手工业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单独的工人并不直接产出最终商品，而是他们的集体努力共同铸就了商品。与此相对照，社会内部的分工则是通过不同部门间产品的交易来实现的([3], P. 412)，在工场手工业内部，不同劳动环节之间的联系，体现在不同劳动力被同一个资本家雇佣并统一调配使用上。这种分工的先决条件是生产资料必须集中在一个资本家的掌控之下。而社会分工则建立在生产资料分散于众多独立运作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基础上([3], P. 412)。最初，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往往是自然演化的结果，但随着其规模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它逐渐演变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一种有意识、有规划、系统化的模式。这种分工的深化和专业化，不仅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也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更高层次的发展和演变([3], P. 421)。
2.3. 市场扩大化：世界市场成为交换新场域
工业革命的圆满落幕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市场的构建与发展，进而加深了各国之间在商品贸易上的紧密联系。从新航路的开辟到两次工业革命的圆满完成，世界市场逐渐达到了成熟阶段，使得全球各地的人们、特别是文明国家的人民，都紧密地相互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使得任何一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都有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了这一点，即大工业的兴起和全球市场的建立，使得世界各国的命运愈发紧密相连，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愈发显著[8]。世界市场的扩大为资本家商品交换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同时也要求资本家能够满足社会化大生产需求，提供相应的商品供给整个世界市场。在这里，生产者的劳动可以被看作是社会劳动。交换的过程，也是生产商品的私人劳动“社会化”的过程[9]。因此，资本家生产的商品既要满足国内市场的运转，也要满足世界市场的需求。商品具有了“社会性”的属性。
世界市场为资本家剩余价值的实现开辟了新赛道。“由于资本的逐利本性，资本往往不断把新生的并正在追求新的投资场所很大一部分社会追加资本吸引到有利的生产领域([3], P. 518)。总的来说，一旦大工业所依赖的一般生产条件得以构建，这种生产方式便展现出强大的弹性和惊人的跳跃式扩展能力。它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规模上的迅猛增长，但其增长势头主要受限于原材料的供应以及销售市场的容量([3], P. 519)”。技术变革带动生产力的进步，世界市场成为交换新场地。工业革命后，由于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高度发展，机器大工业取代工场手工业，促进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生产商品的能力不断提升，交换的范围持续扩大。机器集中化与规模化生产使得商品价值下降，机器生产冲击国外市场的手工业品，资本家同时在国外进行资本输出，一种与机器相适应的国际分工形成，使得整个世界市场成为资本家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供应商。
马克思指出：“由于开阔国际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0]。世界市场是商品流通的现实场所，其形成的根本目的是满足资本的无限扩张和价值增值的需要，在资本向外扩张的同时，也将机器大生产运用到极致，也由此开始了生产全球化和消费全球化。有限的国内市场无法消耗全部的剩余产品，也不能满足资本家无限攫取剩余价值的需求，资本家开始需求国外市场。世界市场的扩大促使国内分工发展为国际分工。在国际分工的推动下，促使交换领域的不断扩大，商品流通的范围也更加广泛，世界各国间的经济联系也更加紧密。因此，每个国家都成为世界经济链条上的一环，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大，最终会走向经济全球化。
3. 社会化大生产的“顽疾”：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
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大，为资本家剩余价值的追逐提供了更大的市场，资本的积聚与集中、商品交换范围的扩大要求资本家阶级实现社会化大生产。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兴起，它确实为资本家提供了满足扩大再生产需求的强有力途径。然而，这种生产的迅猛扩张也带来了日益尖锐的矛盾，特别是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同时，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缺乏统一协调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凸显。这些矛盾逐渐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局限性，表明其无法完全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要求。在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市场中，这些固有的矛盾导致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不断发生，并通过全球经济链条迅速扩散至全球各地。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化大生产的逻辑要求背道而驰，这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等多个领域面临严重危机。这些危机往往伴随着阶级冲突、社会动荡和战争威胁，给全球的稳定与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11]。
3.1. 劳动过剩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机器大生产的全面实现，生产工具由传统的手工制造逐渐转变为依赖机械化生产。一旦机器作为劳动资料出现，它们迅速成为与工人竞争的对手([3], P. 495)，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建立在工人出卖自身劳动力为基石之上，然而，随着机器大生产的兴起，工人逐渐转变为专门从事某一局部工作的“局部工人”，他们的劳动被局限在操纵特定工具的功能上，成为机器服务的附庸。
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革新，机器开始生产机器，工人从原先的操作者转变为机器的辅助照料者。在这种转变下，劳动者的使用价值受到了机器的严重冲击，导致价值贬值。工人们就像失去流通价值的纸币一样，难以在市场上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因此，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人被机器替代，转化为过剩人口。虽然这种过剩并非绝对意义上的过剩，但对于资本增值而言，这部分劳动力已不再是必需的([3], P. 495)。
3.2. 工资低廉
由于劳动力的过剩，工人阶级在于资本家的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劳动力供过于求，一部分工人为了获得工作，只能以更低的价格出卖自身劳动力，劳动力的价格持续贬值。另一部分工人成为过剩人口，由于机器的广泛应用以及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机器的影响成为长期的，劳动力过剩、工资低廉，长此以往，社会犯罪率以及吸毒等社会问题频发，影响社会稳定。
3.3. 社会矛盾加剧
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浪潮中，资本主义国家尽管生产资料私有，但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却呈现递增趋势，使得社会化大生产成为了不可逆转的趋势。然而，西方国家在推进社会化大生产的过程中，无政府状态与机器的广泛应用却加剧了社会矛盾。机器不仅是生产力的强大推动者，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雇佣工人的潜在竞争对手。它随时可能导致劳动力过剩，成为资本家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利润率的工具。更值得注意的是，机器被资本家有意识地公开利用为一种与雇佣工人敌对的力量。当工人因不满而发起反抗资本主义制度的周期性暴动和罢工时，资本家便利用机器作为镇压这些运动的最强有力的武器([3], P. 501)。在这种背景下，工人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就业挑战和低工资困境，而资本家则不断追求更高的利润。这种不平衡的状态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和冲突，使得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对立关系愈发紧张。
3.4. 资源浪费与环境破坏
为了追求更高的生产效率和丰厚的利润，资本家往往采取无节制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不仅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还过度消耗资源并排放大量有害物质，进而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环境问题和深刻的社会后果。他们忽视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导致生态平衡受到破坏，空气质量和水质恶化，土壤污染等问题层出不穷。这不仅影响了人类的健康和生存，也对地球的生态系统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害。社会化大生产虽然帮助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巨额财富积累和社会转型，但是也伴随着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劳动过剩、工资低廉、社会矛盾加剧以及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这些问题都将长期存在。
4. 数字时代的平台化大生产模式及其时代特征
近年来，数字经济的迅猛增长已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手。其显著特点包括数据化、智能化、平台化和生态化，这些特质共同塑造了数字经济的独特魅力。其中，互联网平台在数字经济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如同毛细血管般深入到生产和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与各行各业实现了深度融合。这种深度的交融催生了平台大生产，这一全新的生产形态在数字经济时代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平台大生产不仅优化了资源配置，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更为消费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捷、高效和个性化的服务体验。它正在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引领着未来的发展方向。
4.1. 平台主导下的新型生产组织
平台是一种全新的生产组织，具有不同于传统经济组织的新特征。经济学中的“平台”概念最初由经济学家让·夏尔·罗歇和让·梯诺尔提出，他们将其定义为双边或多边市场中的一个媒介，允许一个或多个用户进行交易[12]。学界广泛认同平台作为连接买卖双方的桥梁，实现了商品与服务的交换。而在数字经济时代，平台的概念得到了新的扩展，它超越了传统以企业为代表的平台组织形态，展现出更为复杂和多元的特性。传统的平台组织主要是企业，有固定的生产场所与固定的生产工人，买卖双方单一，交易是一对一或者一对多，单边市场为主，数字平台作为信息时代的一种新的商业组织形式。平台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虚拟的生产场所，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平台类型多样，对数字平台类型的划分方式也各有不同。基于在推动资本积累过程中采用的不同策略，数字平台可以被归类为受众创新型、供需匹配型以及市场制造型三大类。这三类平台在经济的核心环节——生产、流通和消费中，各自拥有独特的定位和功能[13]。从功能和商业运作的角度来看，数字平台可以进一步细化为交易型平台、社交型平台和创新型平台。同时，根据其服务对象的不同，这些平台还可以被划分为B2B (企业对企业)、B2C (企业对消费者)、C2C (消费者对消费者)以及C2B (消费者对企业)四种类型。实质上，这些数字平台是一系列数字资源的集成，旨在促进外部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进行价值创造和有效的互动。它们通过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和工具，助力参与者实现更高效的价值交换和创造[14]。根据数字平台的功能将数字平台抽象为共享型数字平台和专业型数字平台两种：共享型数字平台是指数字平台兼具提供服务产品和采集原始数据的双重功能[15]。如以淘宝、亚马逊为代表的电商平台；支付宝为代表的移动支付；微信、脸书为代表的聊天平台、美团、饿了么为代表的外卖平台以及滴滴打车、58同城等出行和租房平台，专业型平台是指数字平台只具有采集原始数据将其生产为数据商品的功能。如计算机系统等软件平台。
4.2. 平台主导下的社会化大生产
社会化大生产是一种基于分工合作的生产组织形式。机器大工业时代，随着两次工业革命的圆满完成，世界市场得以最终确立，为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商品倾销地。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世界市场需求，同时追求更高的利润和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加大了生产规模和商品输出的力度。这一进程不仅推动了全球贸易的繁荣，也加剧了国际市场的竞争，使得各国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资本家必须摆脱传统手工业小作坊式生产，走向机械化大生产，机械化大生产带来生产的集中与扩大，随着世界市场的交易频繁，商品交换也愈加繁盛。由此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进入机器大生产时代。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商品交换中，生产者事先利用数字技术分析消费者需求，生产者比消费者更加了解自身需求，生产与消费的边界间隙缩小，生产与消费可以凭借平台实时对接，生产社会化能随着商品化程度不断加深，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继土地、资本、劳动、技术第五大生产要素[16]。生产要素发生转变，数字经济时代也要求劳动者做出改变，要求掌握互联网时代相应的数字技术才不会被时代淘汰，劳动对象也成为服务、数据等要素，数据既是生产要素也是劳动对象，因此，相较于工业时代，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力的主要构成要素发生转变，相应的社会关系也做出改变，平台主导下的社会化大生产依赖数字技术，在数字平台上进行数字产品的生产，在整个平台进行交易，最终为平台资本家带来利润。
4.3. 平台主导下的新的时代特征
在数字经济的新时代，技术革命为其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平台作为一种基于数字化技术的新型交易和资源配置模式，正通过无缝连接各类资源与要素，极大地促进了交易活动的便捷化和互动性，从而为用户创造了显著的价值。纵观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其实质就是技术生产力的不断演进，从原始到现代，从初级到高级，每一步都见证了人类智慧的结晶。正如马克思所言：“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3], P. 210)。”当前，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前沿数字技术正被广泛应用于经济领域的各个角落。数字平台正是借助这些先进技术，对平台用户数据进行深入、精准的分析，并将其应用到价值创造的全过程。这种全方位、全链条、全周期的数字化赋能，不仅优化了平台的生产流程，也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推动社会向更加智能、高效、便捷的方向发展。在平台主导的生产模式中，生产关系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生产关系，即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随着物质生产资料和生产力的演变而不断调整。生产力的三要素中，劳动资料的核心在于生产工具，而生产工具在数字时代更多地表现为智能化和自动化的平台；劳动对象则是这些平台所处理和利用的各种资源；劳动者则转变为具备特定技能与经验的数字工作者，他们利用平台进行高效的生产活动。因此，平台的主导地位不仅改变了生产力的形态，也重塑了生产关系，推动了生产方式的创新和发展。
在机器大工业时代，生产资料主要是机器厂房，劳动对象是棉花等原料与自然界中的材料，劳动者是雇佣工人。在数字经济时代，平台主导下生产资料主要是计算机、智能手机，劳动对象是知识或者数据，劳动者主要是平台劳动者，在平台工作的劳动者简单划分为两种，一种是低技能的“数字零工”，如外卖骑手、滴滴司机等服务型劳动者，这类劳动者与平台之间没有明确的雇佣关系，获取劳动报酬是按件或者按天收费；另一种是高技能的“知识零工”，如网络小说家、软件设计师等，这类零工出卖的是自身知识，与平台有雇佣或无雇佣关系，用工形式灵活。劳动者是生产力的主导因素，在不同的时代，不论生产工具怎样转变，劳动者依然是人，在机器大工业时代，劳动者主要是体力劳动者与脑力相结合，数字经济时代，劳动者主要是脑力劳动者。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力的三要素都相应的发生改变，生产关系伴随生产力做出改变，机器大工业时代主要面对的是自然与生产条件的制约，数字经济时代则是数字技术的制约，更多的是人工智能等问题。
平台主导下生产产品与生产场所发生改变。机器大工业时代主要以生产物质形态商品为主，而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商品以生产非物质形态商品为主，比如数据、知识、服务等。数字平台不同于传统的生产组织形式，具有信息收集、资源整合、交易撮合、服务支撑及价值创造等诸多功能。在数字经济时代，用户成为“产消者”，平台用户在平台娱乐休闲时会留下浏览痕迹，平台借助专业数字劳动者，对用户痕迹进行分析整理，整理加工形成数据商品，这部分数据可以直接作为商品出售给百度、谷歌等互联网平台，另外也可当作生产资料进入下一个生产环节，反复流通，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领域。因此，数字经济时代的产品具有多种用途，不同于机器时代生产出来的产品直接进入流通领域，不能反复进行再利用与再生产。机器大工业时代，资本家预先投入资本，用于购置包括厂房在内的不变资本，并雇佣工人等可变资本，以进行资本主义的价值再生产过程。厂房作为重要的生产设施，为生产过程提供了固定的生产空间。固定在某一地理位置上，不可移动与转让。数字经济时代，生产空间是平台，平台是一个虚拟的赛博空间，手机、电脑都可成为生产车间，平台可移动，区分平台占有权是平台所有权，只要资本家拥有平台所有权，就可以转让平台，平台可以多次售卖，签订合法文书就可得到所有权，实现对平台的完全占有。
再者数字平台市场是多边市场。平台不同于传统企业为代表的生产组织，只能通过签订合同，明确产品投放市场，而数字平台主导下的市场，平台面向整个社会，平台提供交易渠道和产品相关信息，平台用户自动匹配相关信息，只要符合自身需求，就可下单，简化了一些不必要流程，既方便用户又提高了平台服务速度，平台的产品主要是数据等虚拟产品，流通速度快，数据可以多次利用，为资本家持续带来价值。
5. 平台化大生产对社会化大生产“顽疾”的超越
5.1. 平台大生产下出现新的就业主体
平台经济模式下催生“数字零工”，促使就业形态从传统的“公司+雇员”模式向“平台 + 个人”模式转变[17]。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生产形式是资本家雇佣工人在工厂进行生产，由于生产力的进步，生产方式转变，一方面，一批原来的工场手工业者不能适应机器大生产，被机器设备淘汰，另一批由于生产力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劳动力供大于求，成为相对过剩人口，变成资本主义时代的产业后备军[18]。数字经济时代，工人适应时代发展需求转变成为数字劳动者，但一批劳动素质较低，无法适应数字经济时代发展变化的劳动者成为新时代的过剩人口，等待资本游离出来，进入新的生产领域，但是更多的是成为无业游民，这一批过剩人口增加了社会风险，成为罪犯的补充队。但是数字经济时代，就业形式更加灵活。除传统雇佣关系外，还有半雇佣关系、合作式雇佣、自我雇佣，零工和代工的存在，使弹性雇佣方式成为常态[19]。
“数字劳动”突破了传统劳动在时间、空间以及形态上的限制。“数字劳动”扩大了大众就业的范围，互联网的发展更是推动劳动从线下延伸到了线上，一批原来被时代抛弃的劳动者可以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平台劳动者，如外卖配送员，直播带货员等，这些新的就业形式为大众提供了更多就业选择，真正实现了自主就业、过渡性就业、低成本创业以及弹性制工作[20]。这些新的就业形式解决了传统工业时代大生产带来的劳动过剩问题。
5.2. 平台大生产下生产资料集中分配
数字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催生了智能化定制化生产。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平台上，企业能够依托实时大数据进行精准分析，实现按需定制生产，并据此灵活配置生产要素，科学合理地安排生产计划，确保产能的弹性释放，以适应多变的市场需求，实现零库存。在这种情境下，企业的搜索成本、复制成本、溯源成本、认证成本等都会大幅下降，研发效率、采购效率、制造效率、库存效率、运输效率、营销效率等都会得以提升。与以往技术革命相比，智能化定制化生产在处理供需关系方面具有突出优势，其中，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大数据的应用，工业互联网凭借其强大的能力，成功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束缚，通过灵活匹配组织内部各层级的业务活动和流程，实现了对各生产要素的高效调度和优化配置，极大地推动了产业链的协同发展。同时，数据要素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实现了供需两端的无缝对接，引领了企业生产模式的转变，从原先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逐渐迈向了定制化生产，甚至迈向了更为精细化的个性化定制。能够更好地适应快速变动的市场环境和消费者个性化需求，更好维持供需两端的动态平衡。这种生产模式极大的解决了传统社会化大生产盲目追求利润带来资源的浪费。
5.3. 平台化大生产下生产资料节约
数字平台的最大优势在于允许数以万计的企业、用户等主体跨越时空开展即时交流和互动[21]。在平台化趋势下，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资料，数据具有流通快这一特点，凭借数字技术的分析与整合，数据可以精准反映客户需求，提高资源流通效率，流通越快，价值就越高，流通风险也就越小，资源管理成本也下降，且数据可以反复利用与多次共享，数据标准化管理可以使得数据合理利用，便于各部门利用，数据实时分享、实时流动，数据分析在线分析，使得实时评估成为可能，便于及时决策，实现共享–流通–分析一体化，极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便于资源节约。工业资本主义时期，人类以生产车间为主要工作场所，工作时间以标准工时制度为准。数字经济时代，人类的工作场所、工作时长、工作氛围和环境更加趋于灵活化、自由化。一方面，数字技术打破了原有劳动形式中的劳动时间和空间壁垒，提升了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和劳动者工作自由度；另一方面，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劳动者们愈发追求灵活化、多元化和个性化的价值观，他们强调自由与平等，追求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以及获得体面劳动的权利。这些追求不仅体现了劳动者对实现自身价值的渴望，也彰显了新时代的自由、自尊和自信。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弹性办公模式正逐渐成为全球性的趋势。这种办公模式不仅满足了劳动者对于工作灵活性和自主性的需求，也为企业提供了更加高效和灵活的管理方式。预计未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会效仿和推广这一模式，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和劳动者需求。
6. 结论
数字经济时代平台主导下的社会化大生产产生了一些新变化。产生了如“数字零工”等新型就业主体，更加智能节约的资源配置方式。这些新的变化突破了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劳动过剩、无序生产与资源浪费等弊端，更加适应新经济时代社会化大生产发展。
在数字经济时代，社会化大生产的规模和速度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极大地提升了日常生活的便捷性。这一显著变化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念。在全球供应链和平台化大生产的推动下，生产活动逐步跨越国界，实现更深入的互联互通。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的融合将在时空叠加的广阔维度上愈发紧密，共同构建出一个更为紧密且高效的生产与生活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