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追求人类解放是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不断探求的主题，也是马克思为使现代人从“物役”的“非人”生存境遇中解放出来而为之奋斗的目标和根本价值诉求。人类解放作为马克思立足于现代人受资本逻辑统治和支配的生存状态而构想出来的理论，它直接关涉到扬弃受资本逻辑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尽管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论述十分丰富，它们构成了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理论体系，但其核心要点仍是自由。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机器论片段”中，马克思将人类解放归结为自由时间的获得，并认为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因机器体系的大规模应用而蕴含着人类解放即获得自由时间的可能性。
2. 机器体系与实现人类解放的可能
(一) 自由时间的获取是实现解放的前提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三大形态”理论，并认为在摆脱了物的依赖关系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将实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 pp. 107-108)。这一论述更为完善地表达了“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是马克思对之前关于实现人的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的概括和总结。不过，到此并未结束。在该书讨论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即“机器论片段”部分时，马克思对实现“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标进行了前提性追溯。在马克思看来，增加自由时间是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前提。自此，所谓的人类解放的问题最终就被归结为自由时间何以可能的问题。这并非只是马克思的奇思妙想，而是源于他对资本通过占有他人劳动时间来增殖的深刻洞察。
关于这一点，国外学者有诸多论述。如戴维·麦克莱伦认为，关于共产主义，《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某些段落比《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表达了更好的思想，其中，“核心因素之一就是时间”，因为个体的发展“首先依赖于他所支配的自由时间”[2]。德国学者伊林·费切尔也认为，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新的可以支配的自由时间不再被转变为创造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剩余劳动时间”，它们将被用来实现生产者“能力的全面发展”[3]。日本学者内田弘甚至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主题看成是“自由时间论”[4]。
综上，在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论述中实际上包含着两方面的维度：一是在否定性方面摆脱包括人的和物的依赖关系在内的一切限制性定在；二是在肯定性方面促进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上述关于人类解放的两个维度最终都被归结为获得自由时间。
(二) 机器体系下自由时间的扩张
“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是资本的必然趋势”([5]: p. 92)。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由于剩余劳动的创造是资本增殖的必要条件，因此，在以无限制追求资本增殖的欲望的驱使下，资本竭力通过提高生产力水平将必要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以便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结果剩余劳动时间越来越成为资本增殖的“生死攸关的问题”([5]: p. 101)。由此，在增殖过程中，资本“就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5]: p. 103)。马克思从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中看到了资本所具有的解放意义，即资本所增加的剩余劳动时间成为全社会自由时间的可能性。虽然这也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达到，但是“资本”为全社会获得自由时间创造了物质条件。对于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写道：
生产力的增长再也不能被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所束缚了，工人群众自己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当他们已经这样做的时候，——这样一来，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不再是对立的存在物了，那时，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绝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而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只是在同剩余劳动时间的对立中并且是由于这种对立而存在的，或者说，个人的全部时间都成为劳动时间，从而使个人降到仅仅是工人的地位，使他从属于劳动。([5]: p. 104)
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以极其乐观的心态描绘了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所蕴含的人类解放的前景，它包含着以下方面的丰富内涵：首先，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会摆脱以“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随之而来的便是工人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其次，从工人与自由时间的关系来看，随着自由时间不再作为资本增殖的条件转化为剩余劳动时间，劳动时间的剥削和自由时间的异化将被消除，而到那时工人将利用自由时间娱乐和休息，“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再次，从财富和自由时间的关系来看，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将劳动时间视为财富的尺度，资本就要极力剥削工人的劳动时间，而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财富的尺度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供所有人支配的自由时间。最后，社会的生产力将不再成为少数人追求财富的手段，而是以“社会的个人的需要”为尺度，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同时还将增加人们的自由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对马克思来说，未来社会中社会化个人所享受的自由时间，并不仅仅是用来休闲娱乐，也是用来从事包括发展个人才能、学习科学知识在内的高级活动，因此，休闲娱乐的意义也不在于仅仅使人在劳动之余得以休养、恢复体力，它同其他高级活动一起使占有自由时间的人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另一个主体”。而这“另一个主体”在加入到直接生产过程中时反过来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由此可见，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提高所节约的自由时间不再以剩余劳动时间的方式呈现出来，它也不再是某些少数人所占有的非劳动时间，而是社会成员共同的财富，这些自由时间将用于个人的全面发展，进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时间是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相一致的，而获得自由时间的人们就获得了解放。
根据马克思的理解，由资本增殖为导向的资本生产过程中包含着内在的矛盾：由于剩余劳动是资本增殖的基础，资本在无限制追求增殖的欲望的驱使下，将竭力发展生产力以缩减必要劳动时间，增加剩余劳动时间，以便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但是剩余劳动时间(自由时间)过多反而会造成生产过剩，使必要劳动中断，资本生产过程也将中断。马克思认为，随着这种矛盾的发展，生产力将突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工人将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而到那时，自由时间将不再以剩余劳动时间的形式呈现出来，人类解放也就实现了。
资本的内在矛盾将导致人类解放的节点在哪里呢？写作“机器论片段”的马克思认为，机器体系的工业化应用所产生的大量自由时间很可能预示着人类解放的可能性。
马克思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6]: pp. 207-208)马克思认为，作为人类有意识地改造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劳动过程包含有目的的活动、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三个要素，其中劳动资料作为劳动过程中所运用的“物或物的综合体”([6]: p. 209)，是联结劳动者和劳动对象之间的桥梁或中介。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劳动过程三要素的一般性、共性的规定。劳动资料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表现着特定社会形态的“个性”，并最终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中以机器体系尤其是自动的机器体系这一“最后的形态”([5]: p. 90)呈现出来。在人类尚不会制造工具的时代，人类直接以自身的肌体器官为中介，作用于自然界，利用自然所提供的天然产品满足自身的生存需求。在原始社会早期，土地本身就作为劳动资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人类实际经验和学习能力的提高，原始的石制工具开始出现，人类作用自然的效率明显提高。在人类历史的初期，经过加工的石块、木块、骨头和贝壳以及被驯服的动物都作为劳动资料起着主要的作用；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能制造工具的能力不断提升，逐渐形成一个工具中介系统。工具机的出现是人类社会生产史上的巨大变革，这一变革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实现的[7]。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原初状况表现在以分工为基础进行协作的工场手工业上。在工场手工业中，劳动工具分化和专门化，不断提高工具的完善程度，因此，在工场手工业发展的最高峰，出现了“采用的复杂的机械装置的工场”，而工具组合成复杂的机械装置在工场中催生机器的出现，因而工具转化出了工具机。工具机的出现提升了工场手工业的生产能力，使机器的社会效能不断增强。工具机的规模的不断扩大，客观上就要求动力变革，而在科学和技术要素的催化下，蒸汽机作为更高效的动力源泉诞生了，从而使得生产摆脱了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受自然动力制约的缺点。随着传送装置的发明，以发动机、传送装置和工具机为核心要素的不同机器的空间协同就形成机器体系。而当机器体系不需要人的帮助就能完成整个生产过程，而人的角色变成了机器体系运行的照看者时，“自动的机器体系”就出现了。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所造就的生产繁荣景象由此展开。
同样地，马克思也清楚意识到，由于资本无限增殖的欲望，即使机器体系大规模应用，工人的劳动并未减轻，工人的劳动时间并未减少，相反，“资本家利用机器使工人的劳动失去了一切独立性和吸引力”([5]: p. 96)。那么又怎么能说机器体系是人类解放的节点呢？这里就体现了马克思在分析机器体系时的辩证思维。在马克思看来，机器体系之所以能够起到解放的作用，主要在于以下两点：首先，机器体系使生产产品的必要劳动量缩减到最低程度，因而“完全是无意地”使人的劳动，使力量的支出缩减到最低限度，而这“将有利于解放了的劳动，也是使劳动获得解放的条件”([5]: p. 97)。其次，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创造了大量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因此，马克思极其乐观地设想到，即使自由时间从资本的立场来看只表现为少数人的自由时间，但机器体系的应用确实增加了人类获得自由时间的可能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机器体系具有促进人类解放的可能性。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资料以机器体系这一“最后的形态”出现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资本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减少必要劳动时间的必然趋势，是资本增殖的必然要求。在劳动过程并入资本中后，劳动资料、劳动材料和活劳动从其物质规定来看，只表现为资本所占有的劳动过程本身的基本要素，因此，它们表现为资本本身在价值量上的差异。如果劳动资料作为“本来意义上的劳动资料”直接加入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发展的空间是有限度的。只有劳动资料表现为由资本的总过程决定的特殊的资本存在方式即固定资本，并以固定资本“适当的形式”([5]: p. 93)——机器体系——呈现出来的时候，作为生产过程主导因素的资本便找到自身存在和发展的最适合的样态。需要注意的是，尽管马克思意识到机器体系对于资本增殖来说是固定资本最适当的形式，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对于机器体系的应用来说，却不一定是“最适合的和最好的社会关系”([5]: p. 94)。这意味着随着机器体系所推动的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将成为一种束缚。
3. 机器体系下人类解放实现的困境
在以往的生产活动当中，“工人把工具当作器官，通过自己的技能和活动赋予它以灵魂，因此，掌握工具的能力取决于工人的技艺。”([5]: p. 91)但是在机器体系下，“机器则代替工人”发挥着工人原本的技能和力量，工人的技巧和力量的差别都被碾碎在了机器的运转当中。原先依靠着工人的技能和力量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被作为劳动资料的机器而替代掉了，也就是说“创造价值的力量或活劳动被自为存在的价值所占有”([5]: p. 91)，代表一般社会劳动而产生价值的不再是人为劳动了，而是资本。在这种境况下，作为工人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物质活动已经被机器所否定了，但是这也并不代表着工人已经彻底退出了生产过程。但是，不可置否的是劳动的表现已经发生了变化。
根据马克思的理解，以机器体系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了历史性变革，使得人类的生产呈现出如下特征：第一，劳动资料由以往生产过程的中介环节通过“自动的机器体系”跃升为资本生产过程的主导因素，而与机器体系相对立的劳动者只是作为机器的“看管者”、“照看者”从属于机器，因而成为资本增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第二，由于劳动者和机器体系在资本生产过程中地位和作用的互置，衡量一般社会生产力的不是劳动，而是以机器体系的形式存在的固定资本。第三，既然机器体系不仅是机器自身的完善，同时也是社会知识、社会智力的历史积累，那么资本必将吸纳科学和技术以促进生产的科学化、专业化，从而造成知识、科学同劳动者的异化。第四，机器体系日益发达的结果是，直接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量趋于无限小，而知识、社会一般智力在创制创造者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用。这就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呈现出来的机器与劳动者的异化。
自由时间作为社会性时间，一定程度上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为前提。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的大部分时间都被限制在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而进行的劳动上，因此无所谓任何形式的自由时间。然而在生产力获得发展、自由时间成为可能的阶级社会中，自由时间也并不是平均分配给每一位社会成员，它们只是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所独占的权利。例如，在古希腊，享受闲暇时间，接受教育和参与政治生活等自由活动，都是公民的权利，而创造着自由时间、剩余劳动的奴隶则无自由时间可言。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生产主要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目的，由劳动所创造的社会财富除了用于直接消费外，并不会用于财富的增值，因此，劳动时间以外的自由时间也只是被消耗掉，而不是用来发财致富。
这种状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超出了以直接获取使用价值为目的的自然界限，受无限制地追求价值、财富的欲望所支配。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活动及其产品所具有的丰富特性都被简化、归结为“交换价值”，由此所造成的结果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转化为异己的、独立的“物的社会关系”([1]: p. 107)。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价值取决于生产过程中消耗的劳动，劳动时间由此在以资本价值增殖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居于中心地位。马克思对劳动时间的分析主要围绕工作日展开。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工作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维持工人整个工作日的生存的必要劳动时间，另一部分是被强制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剩余劳动时间；对于资本来说，前者以工资的形式给付给工人，后者则以剩余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资本增殖的部分。由于“剩余劳动的创造是资本的价值增加或资本的价值增殖的必要条件”([1]: p. 305)，在资本无限制地增殖的欲望的驱动下，要么通过提高生产力，减少必要劳动时间以增加剩余劳动时间，要么最大限度地突破工作日的自然限制和道德限制，延长工作日。正因如此，马克思说：“至于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即使是在信守安息日的国家里)，——这全都是废话！”([6]: p. 306)马克思意识到，随着资本的生产力的发展，必要劳动时间不断压缩，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时间生产出来，但是这些剩余劳动时间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并未转化为大多数人，特别是工人的自由时间，反而转化为使得工人贫困、支配工人的资本。也就是说，工人作为剩余劳动时间的生产者，却不是自由时间的主人，而他所创造的自由时间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是成为“少数人的非劳动时间”([5]: p. 103)。
4. 探求解放实现的现实可能
追求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一切理论的出发点，在“机器论片断”当中，马克思揭示了工人从劳动中解放的可能性，但是真正的解放也并非仅仅是劳动的解放，要实现人的解放也并不仅仅是诉诸于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使得机器体系下创造的大量自由时间无法用于人的自由发展，即使能够将人从烦累的体力劳动中释放出来，仍然也无法实现真正的解放。要打破这种异己的力量，就要求作为社会力量的资本必须从被少数人所占有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当生产资料从少数人手中解放出来转而为社会所占有，生产者就能够全部地占有他们的产品了。
(一) 实现解放的主体力量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8]: p. 519)。在马克思的所有理论当中，出发点和落脚点永远是“现实的人”。这意味着，“现实的人”不仅仅是实现解放的目的，同时也是实现解放的主体。在马克思对于“现实的人”得阐述中，我们能够看到“现实的人”身上所蕴含的能够推动社会形态变更的强大力量：“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8]: p. 524)
“现实的人”能够作为历史创造的主体，首先在于他从事着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活动，在马克思看来这是其他一切历史活动的前提条件。“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这也就是说人们一切的交往方式和人际关系取决于生产劳动的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从事着这种基础物质生产的劳动者正是没有生产资料而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无产阶级。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评〉导言》中，马克思谈到关于德国解放的可能性：“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8]: pp. 16-17)
在这段阐释当中，马克思将无产阶级形容为“若不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无法解放自身”的特殊领域。这表明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从根本上打破一切旧有的桎梏，从而建立一个新的“普遍公正”制度，这样才能将人从原本的异化状态下“回复”过来。
(二) 实现解放的方式
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在于消灭人的异化，而异化劳动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和分工。马克思认为，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却被少数人所窃取，并转而用来剥削大多数人，这是极度不公正的！他在谈及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总是热情澎湃、直言不讳。
在《共产党宣言》中有这样一段：“共产主义的特征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9]: p. 45)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和占有的。因此，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9]: p. 50)。显然，共产党人所要解放的并非一个民族或是一个国家，他们要打破的是旧世界所现存的一切不公正，同时他们所要对抗的旧力量将是前所未有的强大，甚至联合起来企图掐灭新世界的萌芽。因此，共产党人也是不分民族不分国家的，他们需要联合起来，团结一切无产阶级，以对抗“最大的不公正”。
5. 结语
机器体系的应用极大地缩减了必要劳动时间，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没有发生改变，但资本家仍然通过雇佣的形式购买劳动力的日价值，原有的劳动时长并没有发生改变，这使得剩余劳动时间得到了极大的延长，工人被剥削的剩余价值就更变得多了。因此，在机器体系大规模应用生产力得到极大提升的情形下，劳动者本该有更多的时间脱离生产从而将这些自由的时间用以休闲、发展，但实际上他们的劳动和生活状况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改变。甚至情况恰恰相反，社会整体的生产效率提高反而使得生产者的个体劳动变得微不足道，活劳动从属于对象化劳动，劳动者依附于机器，劳动力越来越贬值。因此，打破原有的生产方式即消除私有制成了消灭异化的前提。只有将生产资料重新纳入社会占有当中，劳动者才能完全得掌控自身生产的价值，才能够在物质基础上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