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探究大学生希望、领悟社会支持、共情和亲社会行为的关系，以揭示其如何通过心理机制影响亲社会行为，并阐明其间的作用路径。方法：采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成人特质希望量表(ADHS)、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RI)、亲社会意图问卷(PBIS)，于2023年3~6月对山东省济南市某高校1000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① 希望与大学生亲社会行为和领悟社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r = 0.23, 0.34,
p < 0.001)，与共情呈显著负相关(r = −0.16,
p < 0.001)，领悟社会支持与共情和亲社会行为分别呈显著正相关(r = 0.07, 0.57,
p < 0.05, 0.001)，共情和亲社会行为呈显著正相关(r = 0.16,
p < 0.001)；② 希望对大学生亲社会行为的直接效应显著，效应值为0.077；领悟社会支持在大学生希望和亲社会行为之间起单独中介作用，效应值是0.220；共情在大学生希望和亲社会行为之间起遮掩效应，效应值是−0.049，并且领悟社会支持和共情在大学生希望和亲社会行为之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效应值是0.014。结论：可以通过提升大学生的希望水平、领悟社会支持和共情能力增加亲社会行为。
Abstract: Objectives: To investigat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hope and prosocial behavior, prosocial behavior, empathy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o clarify the path of action. Methods: Th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PSSS), Adult Dispositional Hope Scale (ADHS), 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IRI) and a Prosocial Behavioral Intentions Scale (PBIS)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1000 college students in a university in Jinan, Shandong Province from March to June 2023. Results: ① Hop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rosocial behavior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r = 0.23, 0.34, p < 0.001),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empathy (r = −0.16, p < 0.001).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mpathy and prosocial behavior (r = 0.07, 0.57, p < 0.05, 0.001), and empathy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rosocial behavior (r = 0.16, p < 0.001). ② The mediating effect test shows that the direct effect of hope on college students’ prosocial behavior is significant, and the effect value is 0.077.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plays a separate mediating role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hope and prosocial behavior, with an effect value of 0.22. Empathy has a masking effect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hope and prosocial behavior, and the effect value is −0.049. In additio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empathy play a chain mediating role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hope and prosocial behavior,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value is 0.014. Conclusions: Prosocial behavior can be increased by improving the level of hop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empathy of college students.
1. 引言
亲社会行为涵盖了个体在社会互动中展现出的诸多美德，如谦恭、援助、协作和分享，乃至可能涉及自我牺牲，这些行为皆旨在促进社会共融，对构建公平和谐的秩序至关重要(寇彧，唐玲玲，2004)。作为社会进步的关键群体，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不仅对其个人成长具有深远影响，而且对社会的整体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故而，探析影响大学生亲社会行为的要素极有必要。然而，以往对亲社会行为的研究，多关注消极因素的影响，较少关注积极因素的影响。因此，该研究从积极心理学角度展开探析。
希望，被视为积极心理学的核心概念。Snyder等人将希望视为个体对于目标实现的深刻认知进程，其中包含明确设定具有意义的目标，以及由此引发的驱动力和相应的行动规划，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以推动目标的顺利达成(Snyder, 2000)。Snyder把希望视作持久的特性，它不仅是一种能力特质，还是一种动力特质(刘孟超，黄希庭，2013)。根据社会信息加工模型，在激发亲社会行为的发生过程中，个体的反应倾向往往取决于因个体自身特质以及所拥有资源，这说明亲社会行为受到个人特质的影响(肖凤秋等，2014)，因而希望势必会对亲社会行为造成影响。研究发现，具有高希望水平的个体会显示出卓越的问题解决才能(王艳辉等，2017)，并且在路径思维和动力思维方面具备显著优势，更容易觉察到亲社会行为带来的积极结果，具有更强的助人意愿(刘慧，2012)。由此可见，希望与亲社会行为密切相关，它能激发个体对他人困境的敏锐察觉，并促使他们制定援助策略，从而显著提升亲社会行为发生的概率。对此，该研究提出假设1：希望能够促进大学生习得或形成亲社会行为。
领悟社会支持是个体主观的认同与情绪体会(张念齐，2019)，且这种感受到的支持却比实际支持对个体感受和行为的影响更大(陈宇琪，2017)。根据社会学习理论的观点，个体能被自己所受到的帮助的感受激发出行为模仿(Pierce et al., 1997)。同时提高领悟社会支持的能力，还能缓冲其消极情绪的影响(张月等，2023)，从而更好地唤起亲社会性(马建青，黄雪雯，2022)。此外，研究发现希望对积极情感中的积极作用(Ciarrochi et al., 2007)，个体对社会支持的领悟与其抱有希望的程度之间存在强正相关性(向光璨等，2020)，且大学生的希望显著预测领悟会支持(史素娟，潘光花，2022)。由此，研究提出假设2：希望能通过领悟社会支持来促进大学生亲社会行为。
共情有可能激发大学生展现出更强的亲社会行为。共情，指个体对他人情绪理解和做出适当反应的能力(Baron-Cohen, 2002)。众多实证研究都表明共情有助于亲社会行为、助人行为的发生(Davies et al., 2017；张桥芬，2023)。共情—利他理论认为(Batson et al., 1995)，当个人对处于困境者产生同理心时，会激发个体的利他动机。行为社会科学研究表明动机导致行为，情绪共情诱发亲社会动机(Batson et al., 1988)，从而引发了亲社会的行为表现(Penner et al., 2005)。共情被看作是亲社会行为的动因，也是情绪表达的体现，它揭示了个人内心世界的映射，其实与个体的希望暗含着联系(陈武英等，2014)。因此，研究猜测希望正向预测共情水平。由此，提出假设3：共情可能在希望和大学生亲社会行为中可能起中介作用。
领悟社会支持与共情也息息相关。共情的知觉–行动模型认为，共情是一种情绪感染和运动模仿的自动化过程(Preston & De Waal, 2002)，而领悟社会支持能激发自动化的正面情绪反应。当大学生体验到的社会支持丰富且强度高时，越能够诱发其产生积极且优越的自我感知(Main et al., 2017)，为了持续营造积极的体验，他们倾向于准确理解和把握他人的观念和情感(Lishner et al., 2015)，从而共情能力增强(刘芳，2023)。根据二阶捐赠决策模型(Dickert et al., 2011)，亲社会行为进程可分为两个关键阶段，首先，初始认知决策受制于个人对自我价值认同(领悟社会支持)，接着，后续决策过程受到共鸣他人情绪(共情)的驱动。因此，该研究提出假设4：希望能够通过领悟社会支持和共情的链式中介作用对大学生亲社会行为产生影响。
该研究构建在二阶捐赠决策模型和社会信息处理模型内，特别强调了捐赠者的个人特质——希望，以及情绪管理的关键——领悟社会支持，以及体验他人情感的能力——共情，这些元素被整合进模型中，旨在详尽探究这三元素在驱动大学生亲社会行为中的交互影响机制。该研究提出的假设模型图如图1所示。
Figure 1. Assuming model
图1. 假设模型
该研究于2023年3~6月对山东省济南市某高校的1000名大学学生进行了调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整群取样法，在山东省济南市某高校以班级为单位从大一、大二、大三和大四各个年级随机选取两个班，共发放1000份问卷，获得有效问卷879份，有效率为87.9%。其中男生258人(29.35%)，女生621人(70.65%)；大一、大二、大三和大四年级被试分别为212人(24.12%)、269人(30.60%)、226人(25.71%)和172人(19.57%)；家庭居住地为农村493人(56.10%)，城镇385人(43.80%)；独生子女为347人(39.50%)，非独生子女为532人(60.50%)。采用匿名自填问卷，做到信息严格保密，被试自愿参与，均已取得知情同意。
2.2. 研究工具
2.2.1.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反映了个体感受到的社会支持的总体情况。领悟社会支持量表中有三个分量表，分别是朋友、家庭和其他支持，每个分量表各有4个题目，每个题目包括七个等级，得分范围在12至84分之间。我国学者严标宾(严标宾，郑雪，2006)在此量表的基础上做了修改，经检验问卷的信效度较好。三个分量表的分数之和为领悟社会支持量表的总分，总分高，则显示个体感受到的总的社会支持程度高。该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5。
2.2.2. 成人特质希望量表(ADHS)
采纳了Snyder等人所编订的中文成人特质希望量表(Snyder et al., 1991)，其中文版由任俊翻译并经陈灿锐等人验证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陈灿锐等，2009)，该量表包含12个项目，采用四点评分制。具体来说，8个条目对应于思维维度(1, 4, 6, 8)，而另外4个条目则对应于意愿动力层面(2, 9, 10, 12)。另有4个旨在分散参与者注意力的任务被纳入，同时这些任务将不计入评分。总分越高即个体特质希望水平越高。该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42。
2.2.3. 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RI)
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IRI)，由台湾地区学者詹志禹改编并转化为中文版，即IRI-C，用来系统地评价个体的共情技能，该量表包含22个条目，从观点取替(PT)、幻想力(FS)、同情关怀(EC)、个人痛苦(PD)等多个维度进行详尽评估(Varker et al., 2008)。该研究量表采用Likert五点尺度加以衡量。为确保问卷数据的一致性和准确性，针对“个人痛苦”的相关题项(2, 5, 10, 11, 14)实施了反向计分策略。总分得分越高，实际上反映了个体更强的共情能力。该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2。
2.2.4. 亲社会意图问卷(PBIS)
大学生亲社会行为倾向的测量采用Rachel编写的《亲社会意图问卷》(Baumsteiger & Siegel, 2019)。该问卷解决了直接行为测量时所需文本过长，以及测量行为动机时，个体根据社会规范或态度、行为控制等影响结果准确性问题。本问卷共4题，操作更加简便，且本问卷各题目的信效度均良好，总Cronbach’s α系数为0.891。该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
2.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21.0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并进行链式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同时搭建结构方程模型对大学生希望对亲社会行为的直接效应和领悟社会支持、共情在大学生希望与亲社会行为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鉴于该研究的数据依赖于被试的自我报告，可能面临有该种偏差的风险。因此采用了Harman的单因素分析，发现未经旋转得到了10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且第一个因子所解释的变异量的效应比例为20.71% (低于40%)，这表明并未显著引发共同方法偏差的问题。
3.2. 领悟社会支持、希望、共情与亲社会行为的描述性统计和偏相关分析结果
运用偏相关分析方法，排除年龄和性别可能产生的影响。表1中详尽地展示了各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偏差以及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可以看出希望、领悟社会支持以及共情表现出明显的正向关联性。
3.3. 中介效应和遮掩效应检验
采用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温忠麟，叶宝娟，2014)，将“希望”设定为自变量，“大学生亲社会行为”作为因变量，而“领悟社会支持”和“共情”则作为关键中介变量，使用SPSS21版本中的Process4.1插件，通过模型6执行独立中介效应和串联系统中介效应的双重检验。
具体结果见表2和图2。结果显示，希望对大学生亲社会行为有显著预测作用(β = 0.261, p < 0.001)。因此总效应显著，支持了假设1。在回归模型中引入领悟社会支持和共情变量后，希望能够显著正向预测领悟社会支持(β = 1.146, p < 0.001)；同时，希望和领悟社会支持分别负向预测共情(β = −0.850, p < 0.001)和正向预测共情(β = 0.210, p < 0.001)；最后，希望、领悟社会支持和共情能分别正向预测亲社会行为(β = 0.077, p < 0.05; β = 0.192, p < 0.001; β = 0.058, p < 0.001)。
为了检验领悟社会支持和共情在希望和亲社会行为间可能发挥的中介效应和遮掩效应，该研究用Process3.3插件进行5000次Bootstrap重复抽样。结果显示在希望对大学生亲社会行为预测中，直接效应、领悟社会支持的单独中介效应(间接效应1)、共情的单独中介效应(间接效应2)和领悟–共情(间接效应3)的链式中介作用4条路径，其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表示4条路径的中介效应显著；其中直接效应仅占总效应的29.50%；总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70.88%，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贡献了总效应的84.29%；相反，共情的中介效应呈现出负向作用，占比为−18.77%；两者的链式中介效应共同贡献了总效应的5.36%，具体结果见表3。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each variable (n = 879)
表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n = 879)
| 控制 |
变量 |
M ± SD |
1 |
2 |
3 |
4 |
| 性别&年级 |
1希望 |
22.69 ± 3.23 |
|
0.34*** |
−0.16*** |
0.23*** |
| 2领悟 |
64.08 ± 12.22 |
0.34*** |
|
0.07* |
0.57*** |
| 3共情 |
48.22 ± 11.73 |
−0.16*** |
0.07* |
|
0.16*** |
| 4亲社会 |
21.89 ± 4.17 |
0.23*** |
0.57*** |
0.16*** |
1 |
注：*p < 0.05，**p < 0.01，***p < 0.001，以下同。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variable relationships in the model
表2. 模型中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 回归方程 |
整体拟合指数 |
回归系数β |
显著性t |
| 结果变量 |
预测变量 |
R |
R2 |
F |
| 亲社会 |
希望 |
0.202 |
0.041 |
37.385 |
0.261 |
6.114*** |
| 领悟 |
希望 |
0.303 |
0.092 |
34.672 |
1.146 |
9.410*** |
| 共情 |
希望 |
0.267 |
0.072 |
33.730 |
−0.850 |
−6.853*** |
| 领悟 |
0.210 |
6.390*** |
| 亲社会 |
希望 |
0.625 |
0.390 |
186.51 |
0.077 |
2.088* |
| 领悟 |
0.192 |
19.832*** |
| 共情 |
0.058 |
5.952*** |
Table 3. Direct and mediating effects between hope and prosocial behavior
表3. 希望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
| 效应路径 |
效应值 |
Boot标准误 |
95%置信区间 |
总效应比 |
| 上限 |
下限 |
| 直接效应：希望→亲社会 |
0.077 |
0.037 |
0.149 |
0.004 |
29.50% |
| 间接效应1：希望→领悟→亲社会 |
0.220 |
0.290 |
0.280 |
0.164 |
84.29% |
| 间接效应2：希望→共情→亲社会 |
−0.049 |
0.012 |
−0.029 |
−0.074 |
−18.77% |
| 间接效应3：希望→领悟→共情→亲社会 |
0.014 |
0.004 |
0.022 |
0.078 |
5.36% |
| 间接效应1~间接效应2 |
0.269 |
0.031 |
0.332 |
0.210 |
|
| 间接效应1~间接效应3 |
0.206 |
0.028 |
0.264 |
0.152 |
|
| 间接效应2~间接效应3 |
−0.063 |
0.014 |
−0.038 |
−0.094 |
|
| 总间接效应 |
0.185 |
0.032 |
0.249 |
0.123 |
70.88% |
| 总效应 |
0.261 |
0.427 |
0.345 |
0.177 |
100.00% |
Figure 2. Path coefficient diagram of the model
图2. 模型路径系数图
其中，领悟社会支持和领悟社会支持–共情的间接效应为正，与直接效应符号一致，而共情的间接效应为负，与直接效应符号不一致。依据温忠麟等关于中介效应与遮掩效应的判断方法可知(温忠麟，叶宝娟，2014)，领悟社会支持和领悟社会支持–共情在希望与亲社会行为两者关系中起到中介效应，共情在希望与亲社会行为两者关系中起到遮掩效应，假设2、假设4得到验证，假设3不成立。
4. 讨论
4.1. 希望与亲社会行为
研究结果证实了希望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紧密联系，H1假设得到强有力的支持，这与先前的学术发现相吻合。
Snyder持有的观点是，目标构成了希望的核心思想，常用于指导人们的生活活动，积极的目标倾向于激发个体展现出接纳与亲和的态度，消极的目标则诱发回避与退缩的行为模式(Snyder, 2002)，当大学生普遍怀揣对未来的无限希望时，会选择更多的积极目标，如广结善缘等亲社会行为。积极情绪扩展建构理论认为，积极情绪有助于累积并激活主体的各项资源，如生理效能、认知潜能和心理储备等(Fredrickson, 2001)，对于具有高希望特性的个体，他们积极目标的设定激发了丰富的正面情绪，从而增强个体的心理资本，并驱动问题解决技巧的运用，进而采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亲社会行为。另外，希望水平高的个体恰好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处事能力(Thielmann et al., 2020)，亲社会行为的根源实际上植根于个体的助人意向和实际问题解决能力(Penner et al., 2005)。
因此，对大学生希望的培养有利于亲社会行为的产生和发展，这说明加入积极心理学视角能为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思路。
4.2. 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该研究进一步探讨发现领悟社会支持在希望和亲社会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希望能通过领悟社会支持来影响大学生亲社会行为，支持了假设H2。尤其是对于大学生，其希望水平越高，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社会支持就越强烈，则进一步驱动他们表现出更强的亲社会行为。
领悟社会支持被理解为一种持久的类特质特性，其形成过程深受个体内在倾向(如希望)的驱动，并在长期应对生活压力的情境中逐渐显现出来(叶俊杰，2005)。希望作为一种稳定的、积极的特质能够提升社会支持感知力。根据社会支持的主效应模型，个体若具备较高的心理期待(即高希望水平)，将倾向于感知到来自他人显著的支持行为(何娴，2018)。当个体深感社会支持的强度时，他们倾向于将注意力转向他人的需求，从而推动表现出更具亲社会的行为倾向(Li et al., 2021)。显然，领悟社会支持已被确认为连接希望与亲社会行为的关键中介变量。
因此，大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和希望水平明显地塑造了他们亲社会行为的模式，这强调了领悟社会支持在影响此类行为中的中介作用。
4.3. 共情的遮掩作用
研究发现，共情在激发希望与促进亲社会行为之间展现出遮掩的影响作用。特别指出，大学生表现出的共情期待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趋势，这直接削弱了他们的亲社会行为倾向。
根据希望理论(Snyder, 2000)，希望程度的高低可直接影响人们的情绪状态。低希望感的个体可能产生更严重的负面情绪(李鑫苗，2022)，如焦虑、抑郁等(张平等，2023)。而相比积极情绪，消极情绪更容易对个体的共情产生影响(冯琳琳等，2021)，例如，人们在情绪低落时听到悲伤的歌曲或看到凄美的电影往往比在心情愉悦时的感触更多，会不自觉地把别人的故事映射到自己身上去，从而产生共鸣，“同病相怜”亦是这个道理。因此，低水平希望比高水平希望更能引发大学生的共情，即希望水平能负向预测共情。而对于亲社会行为来说，无论是从生物学的角度，还是社会认知视角来看，共情被看作是促进利亲社会行为的关键要素(田可心等，2023)，随着共情水平的提高，助人行为有明显的提升(杨彬，2023)。因此高希望水平能够通过降低共情水平，导致希望对亲社会行为的正向预测影响降低，从而形成共情的遮蔽效应，这与本结果一致。低水平希望的大学生比高希望水平的大学生，在看到他人陷入困境时更容易产生同情、怜悯等情绪，从而产生助人行为。
高水平的希望特质呈现出双面性：它虽能提升个体的社会支持感知能力，但同时也可能减弱共情反应。值得注意的是，具备高希望水平的个人在遭遇压力或挑战时，倾向于采取逃避策略或表现出过度乐观的态度(Snyder, 1994)。因此，从希望与共情的角度来说对希望的培养应适当。
4.4. 领悟社会支持-共情的链式中介作用
该结果揭示了领悟社会支持与共情在促进希望与亲社会行为中起到了链式中介效应，支持了假设H4。具体来说，希望首先诱导出社会支持领悟，接着这种领悟进一步激发共情，而共情又直接驱动了亲社会行为的发生，形成了一条明确的路径：即“希望→社会支持领悟→共情→亲社会行为”。
领悟社会支持和共情在希望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形成连续的中介效应：个体若充满希望，通常会伴随积极情绪增多，这反过来又使其更可能感知到社会支持，进而倾向于在他人需要时提供援助。共情对亲社会行为具有显著预测力，共情强度越高，助人的倾向性就越显著，进一步证实了共情利他理论(Batson et al., 1995)。同时，领悟社会支持被强有力地证实能够积极地预示大学生的共情能力，这一发现与边盛楠等学者的研究发现相吻合(边盛楠等，2021)。那些社会支持感知度高的个体具备卓越的情绪理解力，擅长站在他人的角度和立场上思考，显示出深刻的共情特质。这也启示我们在今后的大学教育工作中可以从提高领悟社会支持、提升大学生共情的角度出发进行有效干预，从而促进大学生亲社会行为倾向
该研究探索了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与共情、希望及社会理解性支持之间的复杂关联，首次揭示了希望在驱动亲社会行为中的中介效应，并进一步考察了领悟社会支持和共情如何通过希望影响这一行为过程。
5. 展望与不足
该研究的成果从理论上既增强了我们对提升亲社会行为干预策略的理解，又丰富了其作用原理，具备显著的理论价值。从实际操作和日常生活经验出发，为提升大学生的希望感、降低校园纠纷，提供了独到的心理健康教育策略。但亲社会行为、共情、希望和领悟社会支持之间的关联度仍有深化研究的潜力。
其一，共情在希望和亲社会行为间的遮掩效应需要进一步探究，可以考虑从共情的主要成分——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两方面继续深入。其二，该研究采用了基于问卷的自我评估方法收集数据，数据来源较为局限，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融合个案访谈法和实证实验法等多元化手段。
NOTES
*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