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现代各种文化相互交流的过程中产生的冲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冲突就是全球性的科学或范式与地方性文化之间的冲突，以及“两种文化”——科学与其他知识之间的冲突。本文以全球性的范式与地方性文化之间的冲突和消解为基础，阐释刘述先在重新诠释“理一分殊”理论时提出的“规约原则”出发，讨论这一概念对于解决此问题的重要意义。刘述先认为传统的儒家智慧相对于当代的全球文化冲突问题来说并没有丧失用武之地，应在现代学说的重新发掘与洗礼之后重获新生，以儒家哲学之中蕴含的独到的中国古代智慧来解决当代问题。而刘述先就是基于此思想，在结合了西方“卡西尔哲学”之后提出对中国宋明理学之中“理一分殊”思想的新诠释，希望以此从根源上解决文化之间，或者说全球性范式与地方性文化之间的冲突问题。
Abstract: The conflicts arising from the exchange of various modern cultures have reached an unprecedented level of intensity, among which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conflicts are the conflicts between global science or paradigms and local cultures, as well as the conflicts between “two cultures”—science and other knowledge.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conflict and resolution between global paradigms and local cultures, explaining Liu Shuxian’s “principle of convention” when reinterpreting the theory of “one division of reason and one difference”, and discussing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this concept in solving this problem. Liu Shuxian believes that traditional Confucian wisdom has not lost its place in contemporary global cultural conflicts, and should be revived after the rediscovery and baptism of modern theories, using the unique ancient Chinese wisdom contained in Confucian philosophy to solve contemporary problems. Based on this idea, Liu Shuxian proposed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e unity of principle and the diversity of manifestations” in Chinese Neo Confucianism during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combining Western “Cassier philosophy”. He hoped to solve the conflict between cultures, or in other words, between global paradigms and local cultures, from the root.
1. 引言
地方性知识被全球化浪潮裹挟着前进的过程中，与现代西方科学产生冲突基本上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冲突？是用西方科学来取代各种地方性知识，从而建立一个全新的、被各个文明和知识背景下的人广泛认可的知识体系；抑或打着“捍卫地方知识的特殊性”的旗号，将地方性知识与现代科学知识各行其是；再或者让两者在实践中充分互相了解、相互补充、共同发展，从而逐渐走向一种真正全球性意义上的科技[1]。以上几种选择的困难逐渐暴露在人们眼前。
2. 地方性知识与全球性科学冲突的来源
在西方科学范式形成的全球性科学席卷全球地方性文化的基础上，我们对待两者之间产生冲突时的态度就会直接影响全球化浪潮前进的方向和进度，从而决定地方性知识的存亡。在非西方社会的知识体系与西方科学产生交流和碰撞之时，通常会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怎么在保护地方性知识的特殊性的同时，又可以融入西方科学体系当中去。可以确定的是，不论是保证地方性知识的特殊性还是将地方性知识与现代科学相结合都将面临巨大的困难，在对传统文化的发掘与传承的过程中，对待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的态度足以对国家文化安全和文化软实力等方面产生巨大影响；而一味地保存传统文化和维护文化安全，则会对科技发展、国家硬实力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但是在现如今全球化浪潮席卷地球上每一寸土地的时候，我们既要获得已经全球化的西方科学知识的认同，以防止由于地方知识特殊性的原因而被孤立，同时要将地方性知识融入现代科学体系当中，或者说被现代科学知识所同化，就会面临一个文明丧失自身文化基础的问题。以上提到的问题，是几乎所有地方性知识在身处全球化浪潮中之时面临的无法回避的困难。
此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医理论与文化，虽然近几十年来西方科学正在逐步验证中医范式的“科学性”，但其进度相对于中医衰败的速度来说还是显得太慢。在几十年之前，中医还被西方科学归类于巫术、迷信的范畴，但后续类似屠呦呦以中医的方法提取出中药里凭借西医手段无法提取的治疗疟疾的有效成分的事情屡见不鲜，西方科学也开始重视起来中医。但由于在此之前作为地方性知识的中医，在受到全球性的科学和范式的冲击之后逐渐式微，近年来中外针对恢复中医元气发展所做出的努力也只是杯水车薪。虽然西方科学建立几百年来建立起了一套相对完整、完善的范式体系，但其仍然还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从工业革命至今的西方科学对全球其他文化的冲击过程中可以看到，西方科学和范式总是站在制高点来批判、解读其他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否定了与自身范式不符的地方性知识，使得大多数地方性知识在第一轮交锋之中就被灭为齑粉。西方科学界在几百年前初次认识中医至今，绝大部分人都对中医持不友好的态度，绝大部分人都因中医的范式与西方科学范式截然不同，从而将中医归入非科学之列。西方的科学范式无法理解中医理论的阴阳概念，也无法理解人体生病的机理就是外邪入侵的理论，最无法理解的就是中医将各种食物和食材分为“寒、热、温、凉”四气，与“酸、苦、甘、辛、咸”五味，并分别对应天之四时与人之五脏。
3. 西方科学范式的“规训”
西方科学范式能够在西方逐渐取代神学从而占据主导地位，同时也在非西方地区得以广泛践行，可以说凭借“一己之力”影响到了全球几乎所有的文化，在与他们产生激烈的冲突中几乎是无往不利的。但对于上述现象，库恩对范式的阐述并没有能够解释个中缘由，但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作出的相关论述或许会有帮助。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范式的概念时没有给出一个精准的定义。科学哲学家玛格丽特·玛斯特曼在《范式的本质》疑问中指出：“根据我的统计，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至少以21种不同的意思在使用‘范式’，可能只多不少。”[2]而在库恩自己看来，范式的本质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而反过来，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组成。”[3]这个定义也是现在被学界最广泛地认同的一个。玛格丽特·玛斯特曼做了如下统计：“一个普遍的科学成就；一个神话；一门哲学或一簇启迪智慧的问题；一本教科书，或经典著作；一个完整的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作为一种模式；一种成功的形而上学思辨；一个习惯法上公认的方式、一种工具来源、一个装置或仪器的操作规范；一种规范的解说，一套政治制度、一种适用于准形而上学的标准、一个可以指引知觉本身的有条理的原理、一个普遍的认识论观点、一种新的观察方式等。”[2]我们可以在以上对范式内涵的统计中看出它在维持科学共同体形而上学的约束。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这主要体现在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探讨了规训的起源与发展，在结合了规训与范式之后，许多未解的问题此时便迎刃而解。“规训”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其所包含的主要内涵有：“学科、学术领域、课程、纪律、严格的训练、规范准则、戒律、约束以至熏陶。”福柯在其对监狱起源的研究中强调，惩罚手段从残酷的肉体折磨演变为更为温和的纪律性惩罚，这种转变使得惩罚手段从显而易见变得不那么明显。然而，惩罚的领域却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极大的扩张，它不再局限于监狱的围墙，而是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转变成了普遍存在的权力形态。这种纪律性的惩罚目的在于塑造服从的身体，将整个社会构建成一个类似监狱的权力结构。为了实现这一纪律性的作用，存在一系列复杂的机制，正是这些机制的运作，确保了纪律性的持续和有效。
随着全球性现代学校与现代学科、教学制度的建立，西方科学变成了全球性的主要教学内容，同时也建立类似“科学院”“工程院”等专业学会，此类活动的核心目标在于引导学习者接受并融入西方科学已经建立的体系。这种体系要求学习者在特定的科学范式下进行探索和工作，因为脱离了这一范式，科学实践就失去了其基础和方向。正如托马斯·库恩在其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指出，科学实践中的种种承诺——无论是概念上的、理论上的、工具上的还是方法论上的——构成了常规科学与解谜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库恩进一步阐述，这些承诺在形而上学和方法论层面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在现代科学的范式中，本体论的承诺表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是由基本粒子如原子和夸克构成，而非古代元素理论中的水、火、土、气或五行(金、木、水、火、土)所描述的那样。这一范式同样在方法论上提供了指导，即科学研究应遵循特定的方法和程序，以确保科学知识的积累和验证。所有物体都是在不断地运动，而这些物体不论所处形态如何，它们都是有形态的，而不存在“无形”的物质。在此承诺的基础上，世界上所有物理和化学现象的本质都是由于微观层面上的粒子在作无休止的运动，而不是像中国传统学说中物质生灭来自气的聚散。更重要的是，这些承诺会打破以往地方性知识对于学生或者说整个地区和民族长期以来的“束缚”，规定了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是“科学的”，什么样的问题才是值得去研究的，研究这些问题应该使用什么样“科学的”手段和方法。这样就会让地方性的传统知识逐渐地被剥离出该地区，随着一代一代人的更替被不断地边缘化、妖魔化，最终直至被完全清除出这个世界。而这些地方性知识被当地人心甘情愿地驱逐出去的原因就在于，西方科学的范式使人们积累的生产知识使得社会生产力大幅度地提高，在此基础上才有建立“现代性”国家的可能。
但是，很多传统的文化都随着地方性知识一同被西方科学范式消除掉，从这个视角来看西方科学范式似乎有点越界了。文化是深受科学技术水平影响的，因此特色文化的消失好像是生产力发展带来的不可避免的代价，成为全球被西方科学范式规训地方默认的共识。不过仍然有一些哲学家尝试在与西方文化交锋的过程中保留住自己的一部分地方性知识，这一部分知识除了像中医这样实践的知识之外，还有关于人们安身立命、建立精神家园的知识。
4. 刘述先以“理一分殊”为冲突消解的途径
刘述先在面对多文化冲突的问题时，不反对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也不反对“西学东进”对中国地方性知识的范式产生的猛烈冲击，而是认为两种或多种文化在相互冲击的过程中可以找到一种方法使得双方至少可以保全一部分适合自身的文化，避免在科学范式方面弱势的一方彻底丧失自己的知识与文化，全面套用起一系列不适合自己的知识。在这个前提之下，刘述先认为虽然绝大部分地方性知识并不能战胜和同化已经得到验证了的、能够极大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西方科学范式，但最起码在人们安身立命的精神世界中有所保留。基于此观点，刘述先在继承和改造了宋儒提出的“理一分殊”之后，又结合卡西尔文化哲学提出了“规约原则”，希望以此来消解基于知识论背景的多文化之间的冲突。
在刘述先的哲学体系中，“理一”概念涵盖了两个关键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是“终极关怀”，它关注个体的内心安宁和生活的根本追求，在儒家思想中，这体现为仁心的培养和精神家园的建立。第二部分是“规约原则”，它着眼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刘述先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多元共存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是反对任何形式的真理霸权，提倡各种文化传统应平等地被认可和尊重，每个文化传统都应拥有自主发展的权利。然而，如果过分强调文化的独特性，可能会引发相对主义和排他主义的问题。因此，在解决文化冲突问题的过程中，需要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寻找促进不同文化之间和谐共处的途径。
刘述先在其哲学思考中，受到了卡西尔文化哲学的深刻影响，从而形成了“规约原则”这一概念。卡西尔提出，无论是理性动物、道德主体还是政治动物等传统概念，都无法全面捕捉人性的复杂性。他认为，人类只有在不断的创造过程中，才能实现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刘述先对此观点表示认同，并认为这为探索“理一”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刘述先进一步指出，卡西尔并不主张将人类各种文化形式简化为单一实体，而是认为所有文化形式都通过符号来构建各自独特的世界观，这体现了一种功能上的统一性。这与中国传统的“理一”与“分殊”理念不谋而合。刘述先强调，尽管我们今天对“理一分殊”的理解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他仍在努力发展这一理念，以区别于上一代新儒家，如牟宗三的观点[4]。通过这种文化创造的“功能统一”，刘述先试图超越旧形而上学的“实体统一”，避免了生硬的实体性解释，使“理一”的理念能够在承认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更好地解释不同文化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
刘述先没有对规约原则做多少正面的界定，他大概的指向为：“规约原则”是系统构建的基石，它为系统提供了起始点和参照标准，其作用类似于逻辑体系中的公理或语言体系中的基本使用规则。尽管如此，这个原则仅界定了行动的方向或标准，并不深入到具体的构成层面。这种原则的设定，虽然不提供详尽的构成细节，但它确立了行动和思考的基本框架。它的作用是指导性的，而非规定性的，允许在遵循基本原则的同时，对具体实践进行灵活地调整和适应。这种灵活性确保了系统能够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保持其有效性和适应性。“没有人可以给予‘理一’以完美的表达，我们只能向往‘理一’的境界。它不是实现宇宙的构成分子，故不是‘构成原则’，而是我们向往的目标，乃是‘规约原则’。”[4]刘述先又通过举例不同时代下的主流饮食习惯来说明“规约原则”：对于“糙米”与“白米”来说，不同时代人为了健康而形成的相应饮食习惯也是不一样的，在物质条件匮乏的时代，人们为了健康就将白米作为追求健康过程中的主食而将糙米放在饮食结构重非主导的地位；在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之后，人们又为了健康将糙米作为主食的主要来源，取代了白米在饮食结构中的主导地位。刘述先希望借此说明：尽管外在表现形式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改变，这种变化不应削弱我们对规约原则正确性的信念。即“规约原则”是客观存在的，同时也会在将来持续存在，但此规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具有辩证的内涵，其应该根据不同的外界环境做出相应的改变以适应现实世界。对于仁爱和人道这样的价值观，我们也应该持有相同的看法[4]。仁爱与人道作为普适的指导原则，并不具体规定行为的细节。这些原则本身是稳定不变的，但它们在不同情境下的具体应用(分殊)却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演变。刘述先在探讨这些原则时，特别关注了最高层次的“理一”，并逐渐强调了其非物质化和非具体化的特性。他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理一”的理解越来越清晰：这是一个超越语言的领域，其本质无法用言语完全表达，只能通过内在的领悟，在我们的生活实践中发挥作用。在现实世界中，作为文化传承者，我们理解的“理一”是一条从康德到卡西尔的哲学线索所体现的指导原则。它不是系统内部的具体构成原则，也不是可以直接验证的知识内容，而是我们在追求知识时必须接受的基本假设。它不是系统内的“构成原则”，故不是知识的内容，不能加以证明，却是我们在追求任何知识时不得不当作“假设”的原则[4]。
在儒家思想中，自我反省和批判是个人成长和完善的途径，而非自我否定。个体在理解人我共存的统一性基础上，发挥自己的本性，积极履行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这是人格确立的真正标志。儒家的“为己之学”不仅促进个人发展，也通往“为人”的社会层面，显示出儒家思想的开放精神和时代适应力。刘述先认为，儒家思想既有恒久不变的原则，也有随着时代发展而更新的精神，因此不应固守成见。“理一分殊”是儒家哲学在解决不同文明传统和价值冲突中的深刻见解，也是理解先秦儒学、宋明儒学、现代新儒家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线索。此外，“理一分殊”也包含了文化价值平等的观念，认为世界各地的文化传统应各自为中心，互相尊重，并加强交流互济。《礼记·中庸》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5]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也是一个健康文化生态的基础，一个民族的地方性知识与传统文化是不应该被同质化的，每个地区人们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理一分殊”倡导的是各类地方性知识和文化平等交流，并不是要将所有文化放到一起比较高低，从而抹杀文化的个性最终导致所有地区性知识全部被一个范式规训直至完全消失。
5. 结语
我们今天必须承认的是，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现代社会，要找到一个普遍认同的全球性范式是不现实的。刘述先认为，现代文化冲突的过程中过度强调了“分殊”，关注点只在各个文化所诞生的不同知识论背景之中，而忽视了各文化之中可能还蕴含的“理一”，因此才造成了持续不断地冲突。“理一分殊”并非简单地支持一种表面的多元文化观念。在哲学和跨文化比较的讨论中，人们经常强调文化平等和多元文化的共存共荣。然而，如果跨文化研究仅仅停留在这种多元性的层面，不同文化和范式之间的隔阂和疏离状态将难以打破。我们必须认识到，没有任何一种文化传统是完美无瑕的。历史上，不同的文化和艺术传统正是通过相互交流和学习，才能不断发展和繁荣。通过跨文化对话，我们可以从其他文化中学习，丰富自己的文化传统，同时也为其他文化提供新的视角和启示。这种相互的交流和学习有助于推动各种文化传统的更新和进步，实现共同的发展和繁荣。罗素曾说：“不同文化的接触是人类进步的路标，希腊曾经向埃及学习，罗马曾经向希腊学习，阿拉伯曾经向罗马帝国学习，中世纪欧洲曾经向阿拉伯学习，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曾向拜占庭学习。”[6]儒家思想中的“开放性”为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有助于我们探索更深层次的生命意义。“每一个传统都应该努力起草自己的宣言，透过对话、沟通、多元互济，为世界和平相处，找到未来的希望。”[7]也就是要尽量采取开放的态度，接受、理解其他文明的价值，以客观的态度吸收全球性科学，接纳西方科学的范式；西方文化同样有机会从中国文化中吸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对人类共同体的深切关怀，以及建立精神家园的智慧。这种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能够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补充和共同发展，实现文化多样性的真正融合。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中，我们能够接纳和尊重不同的文化范式，同时维护和弘扬各自文化的独特价值和地方性知识。
基金项目
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2024XKT1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