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全球性人口发展的趋势，也是最难解决的人口问题之一(左学金，2001) [1]。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总人口为141,178万人，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53%，低生育率将成为我国长期面临的现实问题。与此同时，家庭规模越来越小，平均每户仅为2.62人。据测算，预计“十四五”时期，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突破3亿，届时老龄人口占比将超过20%，我国将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面对少子化叠加以及人口老龄化加速的严峻形势，我国未来养老需求的压力将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
南京市是我国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城市之一。截至2021年底，南京市常住人口为942.34万，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9.3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4.49%1，明显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南京市早在2005年分别在栖霞区、鼓楼区、秦淮区、建邺区等开展时间银行试点。2019年底，南京市成为全国首个在全市层面统一推行“时间银行”的城市，可以说南京市时间银行探索走在了全国前列，其发展经验和智慧较具有代表性。因此，本研究选取南京市栖霞区、鼓楼区、建邺区等社区时间银行为样本，考察时间银行运行的特点、困境以及数字化转型和制度创新需求，以期为当前我国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提供南京经验和智慧。
2. 文献回顾
养老问题涉及到经济保障、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方面，根据养老经济来源可将养老分为国家养老、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2]，三种养老资源来源并不是相互排斥和对立，而是存在相互补充共同来满足老年人养老需求的作用。国家养老资金来源于政府拨款、社会捐赠、福利彩票收入等，穆光宗和张团认为，中国是一个“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国家，完全依靠国家财政资金支持难以应对老龄化加速趋势的养老保障需求[3]。家庭养老是依靠血缘关系，以家庭为载体主动承担赡养老人义务和责任的传统养老模式[4]；伍海霞通过对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进行专项调查，发现独生子女对家庭养老支持意愿较低，“空巢老人”较为普遍[5]，“四二一”的家庭结构致使老年人的精神慰藉和生活照料不足，这说明我国当前家庭结构已失去了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客观基础[6]。
自我养老是通过自我劳动来实现上半生养下半生的养老模式[7]，具体来说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财富存储的方式养老[8]，也称“储蓄式养老”或“自我积累养老范式”[9]。宋一君[10]认为，对于高收入群体可以依靠储蓄式养老，而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这种方式将会失效；另一种是“劳务式养老”，即低龄老年群体在身体健康前提下通过劳动赚取养老资源，同时在劳动中获得尊重和满足的养老方式[11]。劳务式养老实际上是一种劳动价值的自我积累，其典型形式就是当前被社会广泛关注的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这一模式一方面可以保障低收入老年群体实现自我养老，增强老年群体生活的参与感和满足感；另一方面又能开发低龄老年群体的人力资源，促进闲置养老资源的优化配置，可以减轻国家、家庭和个体养老的经济压力。作为一种新型养老模式，它一经出现立即引发了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
3. 运行困境：时间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逻辑
时间银行的雏形来自水岛照子(1973)创立的“自愿义工网络”[12]。其后，美国经济学家埃德加·卡恩(Edgar S. Cahn, 1980)提出补充货币系统，主张使用简单数学逻辑实现时间的置换[13]。就本质而言，时间银行是以社会信用为基础，以时间货币为媒介来实现养老服务供需双方之间的跨时间代际劳务交换。
3.1. 南京时间银行运营发展特点
南京市兆园社区于2005年8月成立第一家时间银行，开启了“时间银行”的探索。2012年，南京市政府在栖霞、鼓楼、秦淮、建邺等区开始“时间银行”新型养老模式的尝试。在此基础上，2019年7月，出台了《南京市养老服务时间银行实施方案(试行)》，明确了“时间银行”的服务准则和管理规章制度以及志愿者注册、退出和服务标准、奖惩办法。同年12月，在南京市12个区，24个街道和247个社区启动首批养老服务时间银行试点建设，鼓励和引导低龄老人、年轻人等成为养老服务的志愿者。截止2022年底，南京市已注册街道、社区级“时间银行”服务站点1300多个，已注册志愿者4.6万人，服务对象8万人，完成服务订单68.3万个。南京市时间银行运营发展呈现以下特点。
1) 政府主导，多元化主体参与。南京“时间银行”是由市委、市政府牵头主导、民政局负责具体落实，专门成立南京养老志愿服务联合会，并通过联合会联络各行各业爱心团体和爱心人士，整合社会各界力量。时间银行的志愿者队伍并不是完全由年轻人组成：60岁及以上志愿者占比为11%，40岁到59岁志愿者占比约33%，18岁到39岁志愿者占比为56%。同时，南京时间银行设立专项基金，其资金来源大部分来自政府补贴和社会捐赠。南京市财政先后注入1000万元启动资金，并收到社会捐赠资金43笔，共150.3万元，从而保证了“时间银行”资金正常运转。
2) 因地制宜，运营模式多样化。南京市时间银行运营形成三种典型模式：一是街道化(商业化)模式。南京市栖霞区姚坊门街道成立街道慈善基金会，参照商业银行运作理念，与中信银行合作，并由姚坊门彩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接运营。该公益项目向每位参加“时间银行”的志愿者办理专用“联名卡”，并对每位参与项目的志愿者提供“721”获益模式2。项目在街道层面建立总行，负责制度设计、业务指导、统筹管理与监督等工作。二是社会组织模式。南京市建邺区采取政府聘请社会组织——微爱桃园志愿培育社负责运营，建立“福惠时间银行”信息化平台，并将全区志愿者和有养老服务需求的老人录入数据库，下设14支为老服务队，每支队伍都有几十个老人参与，年轻老人帮助高龄老人，实现养老需求与供给的无缝对接。三是区级模式。南京市鼓楼区建立首个区级“时间银行”，该银行以时间为储蓄单元，为志愿者提供服务时间存储以及未来年满60周岁后的提取兑换服务，以零存整取的方式，真正实现跨越时间的互助养老服务。该时间银行存储时间分为公益时间和共享时间。公益时间是直接把老人提供的服务时间计入公益时间账户，志愿者年满60岁后可享受同等时间服务。志愿者公益时间账户每人每天最多存储4小时，最多兑换2小时，总额1500小时为存储上限；共享时间是指超出1500小时后的志愿服务时间和爱心组织通过自身资源为老人提供帮扶的折算时间，共享时间存兑不设上限，即存即兑。
3) 服务内容丰富，激励方式多样。据全国老龄委调查显示：城乡老年人的居家养老需求项目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上门看病、上门做家务和康复护理，其比例分别是38.1%、12.1%和11.3%；其他需求共38.5%。南京市“时间银行”由发展初期养老服务内容较为狭窄向服务内容多样化和专业化发展，见表1。
Table 1. The service contents of time bank in Nanjing City
表1. 南京市时间银行服务项目内容
项目类别 |
服务内容 |
家政保洁类 |
家庭卫生清扫(地面、窗台、厨房等)、家庭用具清洁(家具、橱柜、坐便器等)、
家庭衣物清洗(衣服、床单、被罩、窗帘等) |
日常生活照料类 |
帮助买菜、上门送餐、助餐、助浴、助洁、助急、助医、理发、等 |
疾病护理类 |
测量血压、血糖、中医推拿、协助进食/水、口轻护理、协助翻身及有效咳痰、
失禁护理等 |
精神慰藉类 |
陪老年人聊天、心理辅导和疏导、智能手机学习培训、为老年人播放电影、
指导老年人娱乐等 |
其他 |
参与时间银行持续维护、照看功能室、疫情期间上门服务、定制服务等 |
资料来源：根据南京市时间银行网上公布资料整理。
南京时间银行运营对志愿者采取多样化激励方式。一是参与式激励。南京市栖霞区姚坊门街道对每位参与项目的志愿者提供“721”获益模式。此外，参与时间银行志愿者的部分积分可到定点超市换取日常生活用品，可免费享受服务中心的盒饭，而且每个月还有100元的激励金。二是反馈式激励。对志愿者定期开展优秀站点、优秀志愿者评选，优秀志愿者被推荐成为南京“诚实守信”好市民，可享受游园、乘坐公交、地铁等优惠。
3.2. 南京时间银行运营发展的困境及阻力
银行是金融中介机构，从信誉的角度来说，银行存在是以存贷业务长期博弈的信誉为保证。时间银行是以时间币为媒介进行跨时间服务的交换中介，同样必须以社会信誉为基础。其运行机制见图1。
Figure 1.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time bank
图1. 时间银行运作机制
从时间银行运作机制图来看，时间银行借鉴了银行的运作模式，将养老服务时间作为“货币”的主要承载，将低龄老人和志愿者为高龄老人和孤寡老人提供的照护服务以时长的方式进行记录，并将其存储为相应的“时间货币”，待到低龄老人迈入高龄阶段，有照护需求时，便可使用“时间货币”兑换相应的养老服务。很明显，时间银行储蓄的“时间”或“时间币”，而其储蓄目的是获得延期支付的服务时间，这种延期支付方式以及“时间币”的计量、兑换、转让和继承等问题必然使时间银行面临以下困境及阻力。
1) 持续稳定性运营无保障。时间银行作为一种志愿服务模式，其运营过程中必须保证持续的人力资源加入和充裕的资金支持。但是，从南京时间银行运行的特点和模式来看，一方面南京市时间银行大多由街道或社区机构组建，其资金来源主要依靠政府补贴和社会捐赠3。由于社区管理机构行政层级较低，财力、物力相对有限，同时缺乏制度性的财政资金支持，这将会带来时间银行稳定运营的资金风险；另一方面，从时间银行本身运行的特点来看，时间银行作为养老服务交换平台，是以“时间储蓄”的方式提供延时服务支付，这就意味着要实现延时服务支付的兑现必须保证时间银行的志愿者加入数量和提供服务持续稳定发展。但是，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和未来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这会带来低龄老年人和青年志愿者养老服务供给的减少，无疑会加大未来时间货币无法兑换的风险。课题组调研发现，年轻的志愿者普遍存在这样的担忧：累积的服务时间币到自己老了还能否兑换？会不会打了水漂。
2) 信息安全性无保障。时间银行运营中涉及三个关键因素：连贯的服务信息对接、完备的服务记录以及完善的存兑机制[14]，而贯穿三个关键因素的核心是信息数据的安全性。时间银行信息处理系统一方面需要录入志愿者、社会组织及服务对象的详细私人信息，包括详细地址、联系方式以及具体服务供求等；另一方面需要借助信息系统，通过线上或线下发布匹配信息，虚拟化的网络空间及其数据结构复杂性在提供服务便利化的同时，无疑加大了时间银行信息传播和数据存储的运行风险，尤其是黑客入侵会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组织等信息数据安全性带来较大挑战。江苏省南京市率先建立了市级养老服务时间银行，将服务信息通过“我的南京APP”服务平台进行统一记录和管理，优化了服务的存取机制。但是，从目前来看，这些信息服务平台数字化程度还较低，数字化建设远远落后于社会发展需要，普遍存在数据查询困难、数据易被篡改、数据存储安全性不足等问题。
3) 时间货币通存通兑无保障。按照美国学者埃德加·卡恩设想，时间银行是以单位服务时间作为结算媒介，实现跨时间和跨区域的服务交换，其运作机理是遵循银行货币标准化无差别的通存通兑原理。然而，现实中时间银行的养老服务却存在较大差异，表现在：一方面从劳动强度来看，日常生活照料、精神慰藉与生活护理如助浴、失能半失能老人照护等劳动强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另一方面从技能水平要求看，家庭保洁类技能水平相对要求较低，而疾病护理在专业化程度和技能水平要求较高。时间银行用单位服务时间无差别计量养老服务必然会带来以下问题：一是无法表征养老服务提供者的劳动强度和技术含量；二是缺乏价格杠杆激励机制，使养老提供者不愿意供给高附加值、高技能的专业化服务；三是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从而助长以简单服务换取复杂的、高附加值服务的投机倾向。由于时间银行缺乏服务定价量化标准的精细化，这一方面将直接影响时间银行的规模和范围进一步扩展，另一方面也构成时间银行实现跨区域范围通存通兑、转让、继承等的障碍和难点。
4) 供需双方信息匹配无保障。南京时间银行的管理和注册多依附于社区居委会，并由社区居委会主要成员负责“时间银行”的运营管理，而社区互助信息管理系统就是时间银行养老服务供需信息匹配的中心节点。这也意味着时间银行养老服务供需信息匹配完全由社区管理人员决定，而整个信息系统操作流程缺乏透明性，且主观随意性较强，由此会带来以下弊端：一是信息网络系统的过度中心化，造成志愿者、老龄群体和社区管理机构等参与主体无法实现信息充分交流，带来信息不对称问题；二是养老服务参与主体无法直接对话，一方面增加了信息传播的难度和成本，另一方面造成老年群体无法在服务选择阶段与有提供服务意向的志愿者进行匹配，妨碍了交易的达成；三是养老服务信息系统中心化程度过高，时间银行数据信息控制、修改和留存的管理制度不完善，会造成信息系统中心数据库被篡改的信息安全风险。
4. 数字化转型：时间银行数字化治理优势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广泛应用，借助数字赋能助推公共服务精准高效治理，正成为基层治理的一种新业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要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15]，数字赋能或数字化转型互助养老服务是面向“数字中国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积极回应，也是化解时间银行互助养老运行阻力及困境的必然选择。数字化转型或数字化治理是指通过开发利用数字化技术及支持能力，将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嵌入到社会治理全过程，构建起以数据为基础、以互联网技术为工具、以算法为支撑的赋能体系，从而创建一个更富有活力和效能的治理新模式，其治理优势如下。
4.1. 精准性治理
诺贝尔奖获得者西蒙(Simon, 1947)认为，完全信息或者完全理性下的决策是最可靠、最精确化的决策，而传统治理的困境实际上是有限信息带来的经验或模糊决策[16]，数字化治理的精准性表现在：1) 效率化。数字化治理的精髓之一在于其前所未有的效率提升。通过深度融合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数字技术，构建了一个超越传统物理界限的“流动空间4”，这一空间不仅打破了地理与时间的双重束缚，实现了信息的即时传递与实时共享，还极大地加速了社会治理体系与养老服务的响应速度。象征着在全球化、都市化、去地域化及再地方化等多重背景下，信息、资本与活动的无缝流动，形成了“无时间的时间”，即信息传递的零延迟状态。这种高效的信息流通机制，为社会治理与养老服务的高效运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得资源调配更加迅速，服务响应更加敏捷。2) 科学化。数宇化治理的另一大亮点在于其科学化的决策与管理能力。借助广泛部署的智能设备，能够实现对个人及社会公众的全样本、不间断信息采集，构建起庞大的数据网络。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深度挖掘、精准分析与智能计算，可以实现对社会公众需求的精细化识别与预测，使社会决策与养老服务供给更加贴近实际需求，达到自然科学般的精确与科学。正如麦克卢汉所言，技术作为人的延伸，尤其是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更是对人类意识的深刻拓展，它们不仅替代了传统的人工操作，更以无与伦比的精确性和成本效益，重塑了社会治理与服务的面貌[17]。3) 规范化。数字化治理还以其独特的运行规律与算法规则，促进了治理过程的规范化与标准化。在数字化技术的驱动下，治理主体之间的信息传递与沟通交流变得更加顺畅高效，同时，技术本身的透明性与可追溯性也有效遏制了人为主观因素的干扰，确保了治理决策的公正性与合理性。此外，数字化技术还通过预设的算法与流程，对治理过程进行了严格的规范与标准化，减少了操作上的随意性与不确定性，提升了治理的整体效能与公信力。这种规范化的治理模式，不仅提高了治理效率，还增强了公众对治理体系的信任与支持。
4.2. 共享性治理
传统的组织管理往往是建立在专业化职能分工的基础上，而专业化职能分工往往成为组织内部资源和信息共享的壁垒和障碍。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引入，打破了传统科层制组织边界和组织结构，实现组织流程和结构的重塑。区块链是一种共享的分布式数据库技术，采用分布式数据存储与特定加密算法相结合，能够为信用担保、数字确权及无障碍化信息流动提供支持，能实现参与主体自行缔约与精确控制，即订立合约的“去中介化”[18]。其显著的去中介化特性，为构建一个更加平等、开放的交易平台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这一平台上，各参与主体能够直接相连，无需依赖传统的中央控制系统进行繁琐的信息审核与管理，从而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提升了交易效率与透明度。这种去中心化的架构，不仅促进了信息流通的自由度，还确保了交易过程的公正性与安全性，为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进一步而言，区块链技术的这一特性使其能够无缝融入大数据、物联网等前沿技术生态中，形成强大的技术合力。通过与大数据的深度融合，区块链能够实现对海量养老资源数据的收集、整理与分析，为时间银行提供更加精准、全面的市场洞察与决策支持。同时，借助物联网技术的实时感知与智能互联能力，区块链能够实时追踪养老资源的分配与使用情况，确保每一份资源都能得到最优化的配置与利用。在此基础上，区块链技术为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参与主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网络互联与精准匹配服务。无论是服务提供者还是需求者，都能通过区块链平台快速找到适合自己的合作伙伴，实现养老资源与需求的精准对接。这种高效的匹配机制，不仅提升了服务效率与满意度，还促进了养老资源的共治与共享，为构建更加和谐、包容的养老社会贡献了重要力量。区块链技术的去中介化特点及其与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的深度融合，将为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的跨区域、大范围、深层次发展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与条件保障。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应用场景的持续拓展，时间银行有望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更加广泛、深入的互联互通，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丰富、多元、便捷的养老服务体验。
4.3. 安全性治理
虚拟化的网络空间及其数据结构的复杂性在提供服务便利化时，无疑会加大了时间银行信息传播和数据存储的安全漏洞和运行风险，而区块链数字化技术可有效弥补这一治理缺陷，体现在：一是区块数据存储的加密功能。区块链数据存储采取分布式记录，实际上为每条数据存储赋予了加密标识，同时每条有加密标识的数据会采用前后序列的复式存储，从而造就了数据安全的技术信用担保。由此，区块链上参与主体违约成本提高，杜绝了系统内部的背叛，数据安全逐渐成为参与主体的共识。二是区块链数据存储的安全功能。区块链的“多点分布式”数据传输体系摒弃必须由第三方来控制系统认证，从而规避了“中心管理员”越过其他数据使用者对数据进行随意核查、篡改乃至销毁的问题。这种多点存储、全程留痕以及非对称加密的特性，既可以防范时间银行信息丢失或被篡改保障了数据的安全性，同时区块链信息藏匿机制又可实现养老服务志愿者隐私权的保护。
4.4. 低成本治理
区块链“以太坊5”技术创新打破了以“比特币”交易为特征的信息互换框架，衍生了基于线上共识规则的“去中心化自治社区”，使社区所有成员拥有同等的决策权力，在增减成员和修改交易规则时，需要67%多数同意的门槛规则，从而减少了交易的不确定性[19]。这种智能化合约技术本质上为线上陌生者之间的交易设计了一个数字化的约束力协议，使个人和组织间复杂的契约关系得以简化，降低了沟通和交易成本。时间银行养老服务嵌入区块链“以太坊”技术，将养老服务参与主体纳入线上对话平台，并采用民主共同决策方式来决定养老服务递送的相关事宜。这样，智能化合约机制一方面可以保障服务记账合规则化自动生成，发挥其沟通效率高、自动判断触发条件等优点；另一方面可以减少政府、社区部门和老龄群体等维护合约的监督成本和交易成本，从而极大提高了养老服务资源的配置效率。
5. 政策支持：时间银行数字化治理的制度保障
数字化治理与养老服务时间银行的结合具有显著的技术优势和广阔的应用前景，但是作为一种养老服务的“新业态”，不仅需要在配套对接、技术融合、观念革新等方面不断进行创新和发展，而且需要政府在政策和制度保障上给予支持，具体来说：
5.1. 在理念层面上，强化政府顶层设计和统筹
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数字化转型的实质是构建多元化参与主体之间信息和资源共享的体系。这意味着数字化转型的核心不仅在于技术、流程和方法的优化，而且在于打造以数字平台为核心的组织重塑和职能再造，进而提升养老服务组织内部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为此，应当在整体政府理念指导下，通过完善数字化治理平台的建设，提升跨层级、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治理水平，形成多元开放的有效治理网络。为有效解决系统分立、部门分割现象，应当强化政府顶层设计和统筹，通过成立时间银行养老服务相关领导小组等方式构建整体联动协同机制，破除部门利益，明确各方主体的权责分配，推进重要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和要素的标准体系建设。同时，可考虑由省级主管部门统筹出台具体建设方案，设计相应的控制机制和激励机制，从而形成时间银行养老服务系统集成的优势。
5.2. 从操作层面上，构建公共数据共享的开放制度
信息和数据共享是数字化治理的关键要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加强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建立健全国家公共数据资源体系，确保公共数据安全，推进数据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区汇聚融合和深度利用。”《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推进社会数据统采共用，实现数据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共享共用，提升数据资源使用效益。”上述国家政策未能落地，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及其部门缺乏共享开放的激励，同时还要承担共享开放数据后的安全风险。因此，从制度操作层面，搭建数据共享和调用的接口，以高位推动打破“数据孤岛”和“数据烟囱”障碍。同时，从部门职责角度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建立相关的激励和监督问责机制，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公共数据共享开放度。
5.3. 从法律层面上，完善数字化治理的法律保障
数字化转型将面临新技术的更新迭代，而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往往会带来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尤其是数据开放制度下的个人隐私权保护问题。《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提出：“及时跟进研究数字经济、互联网金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相关法律制度，抓紧补齐短板，以良法善治保障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完善数字化治理的法律保障，一方面可以将当前已经取得的成果固定下来，为改革创新提供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加强立法也可以为数字技术应用划定边界，确保数字技术能够在法治轨道上有序运用，真正发挥法治对数字化治理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20]。
6. 结论
数字化治理是随着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政治生活中日益广泛地应用而产生的新型治理。它既是一种技术创新，也是一种治理理念的创新，将数字化治理与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有效结合将是一个养老领域研究的新课题。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大城市，南京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和尝试，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南京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运营面临一系列的困境及阻力：一是持续运营稳定性无保障；二是数据信息安全性无保障；三是时间货币通存通兑无保障；四是供需双方信息匹配无保障。化解当前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运营的困境及阻力的途径，是将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嵌入时间银行养老服务体系中，从而构建起以数据为基础、以互联网技术为工具、以算法为支撑的新型时间银行数字化治理模式，这种数字化治理与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相结合，具有显著的治理优势，它可以实现精准性治理、共享性治理、安全性治理和低成本治理。因此，为实现数字化治理与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有效结合，政府在政策支持和制度供给上：一是在理念层面上，强化政府顶层设计和统筹；二是从操作层面上，出台公共数据共享的开放制度；三是从法律层面上，完善数字化治理的法律保障。
NOTES
1http://tjj.nanjing.gov.cn/njstjj/202105/t20210524_2945781.html
2“721”获益模式是指参与时间银行服务志愿者70%的时间可以兑换为其他志愿者提供的服务，20%的时间可以兑换为等值的粮、油、鸡蛋、衣服等实物，10%的时间可以直接兑换为现金奖励，每小时的时间价值为12元；对于团队志愿服务组织，70%的服务时间捐献给“时间银行”，用于有需要的老人，剩余30%的时间兑换现金作为交通等成本补贴。
3西方国家时间银行运营采取市场化、公益化的资源筹集方式，而我国时间银行更多地依赖地方政府。
4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是美国社会学者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 1966)在分析网络社会时提出的一个概念，旨在从空间维度来认识电子传媒对都市和社会的深层影响。“流动的空间”强调空间的多重流动或者多重流动性下的空间，即网络技术所支撑的全球化、都市化、去地域化及再地方化等多重背景下的活动的空间，其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突破物理空间到社会空间及其空间关系的重组，再到全球性网络空间。“流动的空间”推动并承载的全球性资本流通与交换，导致高度的时间压缩并形成了“无时间的时间”，即信息传递的即时性和实时性。
5“以太坊”(英文Ethereum)是一个开源的有智能合约功能的公共区块链平台，通过其专用加密货币以太币(Ether，简称“ETH”)提供去中心化的以太虚拟机(Ethereum Virtual Machine)来处理点对点合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