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获得解放实际是获得时间的解放。而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的工作日制度却借由雇佣劳动的合法协议把劳动者禁锢在劳动时间里，在生产过程中将劳动者物化为劳动工具，在生活中侵占劳动者的生活时间和空间，在生命中消耗劳动者的生命力，以剥夺劳动者自由发展的可能性为代价来为资本增殖争取更大空间。可见，资本主义工作日制度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合理”制度设计，在该制度下，人不是人，而成为了机器，这使得人类丧失了全面发展的机会。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工作日的缩短才能彻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工作日的缩短只有共产主义制度的建立才能实现。因此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们要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为建设共产主义制度打牢政治根基。
Abstract: In Marx’s view, the liberation of humanity is actually the liberation of time. However, the working day system established on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imprisons workers in their working time through legal agreements of wage labor, objectifies workers as labor tools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encroaches on workers’ living time and space in life, consumes workers’ vitality in life, and at the cost of depriving workers of the possibility of free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strive for greater space for capital growth.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capitalist workday system is essentially a “reasonable” institutional design for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by the bourgeoisie. Under this system, people are not human, but become machines, which deprives humanity of the opportunity for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 Marx’s view, only the shortening of the working day can fully realize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nd the shortening of the working day can only be achieved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Therefore, as we are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we must always adhere to an economic system with public ownership as the mainstay and multiple forms of ownership developing together, laying a solid poli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1. 引言
“时间就是金钱。”时间作为认识世界的基本问题之一，备受学者关注。马克思也十分关注时间问题。他不仅在哲学语境下以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为基础展现了时间是如何存在的，还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关注到了资本对时间的侵蚀，并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时间控制展开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日批判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进行时间批判的重要内容。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工作日”单独作为一章节，从工作日的设置动因、工作日的界限、工作日对无产阶级的支配以及工作日的缩短等几个方面对工作日展开了批判，犀利地指出，工作日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利用无产阶级进行资本增殖的制度设计[1]。只有工作日的缩短才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唯一路径[2]。因此，论述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作日制度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过程能为无产阶级从时间中获得解放提供理论建议。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作日首先从生产过程方面将劳动者逐渐物化为生产工具，其次在日常生活方面占有了劳动者的时间与空间，最后从肉体和精神两个角度消耗劳动者的生命力。总之，资本主义工作日制度就是从生产、生活、生命全方位的对劳动者进行剥削，以便使其生产更多剩余价值的制度。
2. 资本主义工作日制度下的生产过程：劳动者的物化过程
从资本增殖的本性来看，资本家的唯一目的是获得剩余价值，工作日便是一种生产价值的时间安排。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提到，“只有把12*a磅棉花转化为12*b磅棉纱的工作日才当作12小时工作日。”([3], p: 221)可见，只有生产出价值的工作日才算作工作日，而劳动力商品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因此，资本家设置工作日的首要目的是将劳动者囚禁在生产场景之中，使其源源不断地生产剩余价值，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逐渐数字化、客体化，最终沦为资本家的“生产机器”。
首先是具有多样性的劳动者的数字化。“如果我们追溯劳动在从手工业经过合作生产和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生产的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道路的话，我们就能看到一个更加合理的，逐步消除工人本质的、人的和个人差别的不断进步的趋向。另一方面，随着加强机械化和合理化，完成一件工作所必要的时间周期，则从仅仅是一个经验的平均数转化为一个客观上可以计算的，作为工人所面对的固定的和既成的现实的工作定额。随着对劳动过程的现代‘心理分析’，这种合理的机械化一直扩展到工人的心灵中……” [4]也就是说，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的差异性被逐渐抹去，每个劳动者都成为了趋同的劳动工具，并且资本家用数字化的方式来衡量劳动者的价值，而这种衡量方式已经被劳动者接受并且习惯。从时间角度的数字化来看，资本家们将劳动者量化为劳动时间，并以劳动时间来审视劳动者的价值。“劳动力是按照一定时期出卖的”[5]，在资本家的眼中，“工人是人格化的劳动时间。”([3], p: 623)他们将劳动者分为全日工和半日工，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被单一化为劳动时间的差别。“一切个人之间的区别都化成‘全日工’和‘半日工’的区别了”([3], p: 281)。而劳动力的价值由工资来表现。马克思指出了工资的两种计算方式：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计时工资按照工人工作日的长短来衡量工人的劳动量，并以此对工人支付相应报酬。在计时工资的制度下，当劳动力价格不变时，工作日过短，劳动者就得不到足够的工资，可能维持不了自己的生活，工作日过长，又会加剧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反而可能降低劳动者劳动力的价值。计件工资以劳动产品的数量来衡量工人劳动量的价值。但在马克思看来，“计件工资只是计时工资的转化形式”([3], p: 635)。在计件工资的制度下，不是生产一件商品的劳动时间来体现这件商品的价值，而是生产的商品的件数来衡量工人耗费的劳动时间并以此确定工人的工资。因此计件工资制度实际也是将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作为劳动者价值的衡量尺度，它甚至更为苛刻：由于产品的质量必须达到相应标准，产品才能够被卖出，因此计件工资制度下的劳动必须是有质量的劳动，计件工资制度计算的也是劳动者的有效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综上，在资本家的眼中，劳动者被抛去了一切具体形式，剩下的只有能够劳动的时间了，劳动者被数字化为劳动时间。
其次是作为劳动主体的劳动者逐渐客体化。在原始状态下的生产过程中，劳动是自给自足的劳动，人们劳动的目的是满足“人”自身，因此人是劳动主体，劳动本身是客体。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将人与劳动的主客体关系完全颠倒。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本应作为人的本质的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却反过来奴役人，压迫人，劳动成为劳动主体，人成为劳动客体。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详细论述了劳动者在工作日生产中的客体化过程，他将资本分为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两种组成部分，不变资本是指生产资料，可变资本则代表劳动力商品。在他看来，在资本的这两种组成部分中，虽然能够创造价值的始终是作为“活劳动”的可变资本部分，但是只有生产资料的存在才能够吮吸劳动者的劳动力，进而生产出剩余价值，并且在资本家的监督下，生产资料、劳动过程和劳动结果都属于资本家，因此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等不变资本才是主体。为了能够在24小时内源源不断地获取剩余价值，资本家甚至设计了典型的工作日制度——“换班制度”，以便机器能够24小时不停吸收劳动力，可见，此时劳动者已彻底成为机器的附庸，变成机器的助手。“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3], p: 487) 。
不论是劳动者被数字量化，还是劳动主体客体化，在资本主义工作日制度下的生产过程中劳动者都逐渐丧失了主体性，被物化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工具。
3. 资本主义工作日制度对劳动者日常生活的占有：时间和空间
从生产方面来看，资本主义工作日制度将劳动者物化为劳动工具，而从生活方面来看，资本主义工作日制度侵占了劳动者的时间和空间。在时间上，“资本通过对工作日的制度性规划侵占工人的劳动时间，以分工和机器体系使劳动力从属资本从而管控工人的生命时间。”[6]即工作日制度使得资本拥有了控制安排劳动者生命时间的合法权力。在空间上，资本家则尽可能挤占劳动者的休闲生活空间，将劳动者的生活空间也变为生产空间，阻碍劳动者的自由发展。
首先，从时间上看，资本家们尽可能延长劳动者工作日的长度。马克思认为，工作日由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两部分组成，只有剩余劳动时间才生产剩余价值，因此资本家总是希望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而延长工作日长度就是绝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从历史上的工作日制度瞥见一二。从14世纪至17世纪末，英国正处于工场手工业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经济上还没有取得优势地位，为了获取剩余价值，资本家不得不借助国家机器的力量延长工作日，1349年颁布的第一部劳工法规定工作日为12至13小时，包括早饭1小时，午饭1.5小时，午后小餐0.5小时([3], p: 314)而到18世纪60年代末到19世纪30年代初，机器大工业迅速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力量不断壮大，工作日“逐渐延长到12小时自然日的界限。”([3], p: 320)除了从法律层面延长工作日长度以外，资本家还设法侵吞劳动者的非劳动时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展现了资本是如何“零敲碎打”的偷走劳动者休息时间的场景：如要求吃饭的时间也“自愿”继续做工，将实际上班时间提前一小时，通过换班制度来侵蚀劳动者的休息时间等等。可见，资本家们通过工作日制度巧妙地将属于劳动者本身的生活时间均转化为生产时间，将劳动者本可用于自我发展的时间转化为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
从空间上来看，资本家通过工作日制度侵蚀了劳动者的工作、生活休闲空间。首先，从物理空间方面来看，资本家抱着尽可能节约成本、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的最大限度挤压劳动者的工作空间：像马丽安沃克利一样的女时装工“每30个人挤在一间屋里，空气少到还不及需要量的1/3，夜里谁在用木板隔成的一间间不透气的小屋里，每两人一张床”([3], p: 294)、面包业的工人在温度高达75~90度的烤炉房里进行繁重劳动([3], p: 290)等。其次，从发展空间来看，资本主义工作日制度限制了劳动者自由发展的可能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劳动者的自由时间被资本家最大限度地转化成了生产时间，因此充满劳动者时间内容的是劳动、生产，劳动者用于自我发展的空间被限制。除了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挤占劳动者的发展空间以外，资本家还通过发明各种娱乐方式在休闲时间降低劳动者发展的“质”。在经历过繁重的劳动之后，劳动者的自由时间更多用于娱乐、休闲，以便充分恢复在劳动中消耗掉的生命力。而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连娱乐方式都是资产阶级决定的，他们创造出毒品、赌博等让人上瘾的低级趣味控制无产阶级的思想，甚至宣传“消费主义”，通过“凡勃伦效应”促进无产阶级消费，从而在商品流通阶段中再次剥夺无产阶级的自由时间以及工资。不仅如此，为了保证劳动者的工作效率，资产阶级还会组织劳动者在自由时间进行培训，劳动者被迫地提升了工作技能，却牺牲了出于“自我”目的发展的空间。而资产阶级则在自由时间从事艺术、科学等高雅活动，并且对整个社会进行统治管理，最终资产阶级实现了自由全面的发展，而无产阶级沦为了资产阶级用来创造社会的工具。
可见，在资本主义工作日制度下，劳动者的生活时间、空间都全方位地遭受到资本的管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全面发展也注定难以实现。
4. 资本主义工作日制度对劳动者生命力的耗费：精神和肉体
除了生产、生活以外，资本主义工作日制度对劳动者的剥削还不断蔓延至劳动者的生命力。生命力即生命存在的力量。在马克思看来，人生命存在的力量表现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辩证性。而劳动作为人类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同时具备这两种原则，因此劳动是生命力的表现。“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内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存。”[7]但在雇佣劳动制度下，劳动者将自己劳动力的使用权让渡给资本家，劳动者的劳动是属于资本家的，他们处于劳动异化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劳动者的劳动过程被资本家监视，劳动者的劳动产品属于资本家，本应体现人类本质的劳动时间成为了资本家消耗劳动力的时间，在劳动时间内，劳动者以自己生命的耗费为代价为资本家换取更多资本。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纺纱工人的劳动时间为例，指出“我们说劳动小时，劳动小时是纺纱工人的生命力在一小时内的耗费”([3], p: 221)，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作日制度作为劳动时间的表现形式，也可看作是对劳动者生命力的耗费。事实上，劳动者的生命力包括肉体和精神两个方面：“生命力是感性与理性相统一的人的伟大精神创造力量，既包括单纯的物质性的肉体的欲望也包括情感、理智和意志等精神元素的生命存在和激情。”[4]因此工作日对劳动者生命力的耗费也可从肉体和精神两个方面来论述。
在肉体方面，资本家对劳动者的肉体进行规训，使其变为“高效”的生产工具。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力的耗费是通过对劳动者肉体的使用进行的，资本家通过工作日制度对劳动者进行劳动内容的重复训练，不断使用劳动者的肉体。这种对肉体的规训会带来两种后果，一是使劳动者变成“熟练工人”。马克思认为，“熟练工人”由于掌握了“熟练技能”，因此他们的劳动是“熟练劳动”，而“熟练劳动”能够在单位时间内创造更多的价值产品。“只有驯顺的并且有生产力的肉体，才是有用的肉体。”[4]而资本家的目的是让劳动者能够生产更多剩余价值，因此会通过技能培训以及工作日时间的积累将他们变成为工作而生的“熟练工人”。“对劳动者的要求，可以用在框架中对劳动者生命支配的那部分。因此要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劳动熟练程度作为前提。”([3], p: 376)进一步地，这些“熟练工人”在资本的规训下，仅仅成为了对资本“有用的肉体”，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环节的工具，丧失了出于“自我目的”发展的可能。二是过度延长工作日或者提高劳动强度对劳动者的肉体造成的损伤。对剩余劳动的贪求使得资本家尽可能延长工作日长度，而当法律规定了工作日时长时，资本就会提高劳动强度来补偿由于缩短工作日长度而减少的剩余价值，“从空间上夺回从时间上失去的东西。”([3], p: 546)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大量展现了各种行业劳动者的过度劳动的艰辛生活，描述了“一代比一代矮的陶工”、火柴制造业艰苦环境下患“牙关锁闭症”的人们、累死的女时装工、每年死亡率为31/1000的铁匠等等。均体现了劳动者们遭受的肉体的摧残。即使跳出马克思的理论时代视域，在现代，因为工作日过长而导致的猝死现象依然频发，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发生在2005年的“何春梅事件”[8]。
在精神方面，资本主义工作日制度限制了劳动者精神的发展。从时间的分割方面来看，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此消彼长，因此，对家庭不富裕而早早就业的青少年来说，过早的劳动导致他们失去受教育的机会，而丧失更好发展的可能性。“当他们长大到不适于从事儿童劳动时，也就是最迟到17岁时，就被印刷厂解雇。他们成为罪犯的补充队。企图在别的地方为他们找到职业的某些尝试，也都由于他们的无知、粗野、体力衰退和精神堕落而遭到了失败。”([3], p: 558)“通过制砖厂这座炼狱，儿童在道德上没有不极端堕落的……他们从幼年起就听惯了各种下流话，他们在各种卑劣、猥亵、无耻的习惯中野蛮无知地长大，这就使日后变成无法无天、放荡成性的无赖汉……”([3], p: 534)。但好在，在我国义务教育的基本国策之下，不会发生此类现象。其次，在超长工作日的侵蚀下，劳动者的精神变得萎靡。过长工作日剥夺了劳动者的休息时间，从而使得劳动者在工作时常常处于疲惫状态，导致像因为司机休息时间不够而引发的“一次惨重的车祸把几百名旅客送到了另一个世界”([3], p: 293)的惨案发生。
综上所述，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的工作日制度体现了对劳动者生命力的耗费，这些对生命力的摧残不论是从肉体还是从精神都对劳动者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吮吸——通过延长工作日，不仅使人的劳动力由于被夺去了道德上和身体上正常的发展和活动的条件而处于萎缩状态，而且使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和过早死亡”([3], p: 307)。
5. 结语
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的工作日制度本质是为资本增殖设计的，它在生产过程中将劳动者物化为劳动工具，在生活中侵占劳动者的时间和空间并且最大限度地消耗劳动者的生命力。虽然资本在与工人阶级关于工作日时长的斗争中进行了妥协，给予了劳动者更多休息时间，但是在他们看来，劳动者的休息时间是为他们再生产劳动力的时间，对于他们来说，劳动力的耗费等同于资本的增殖，因此他们给予劳动者休息时间不是为了让劳动者进行自我发展，而是让劳动者源源不断地再生产劳动力以供他们耗费。因此，只要资本主义成分还存在，就必须关注工作日时长的问题，防止各种加班猝死现象的发生，保障劳动者的权益。“缩短工作日之所以必要，还在于要使工人阶级能有更多的时间来发展智力。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这是使工人阶级智力发达、体力旺盛和获得最后解放的第一步。”[9]而在共产主义社会，当劳动成为了人们的第一需要，工作日就是实现劳动者自身需求的制度，劳动者可以通过工作日释放自己的才能，发挥自身的主体性，到那时所有的劳动时间都是自由时间，工作日对于劳动者来说就不再是厌恶的存在，而是激发主体性的积极的存在，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将得到全面发展，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因此我们要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共产主义制度的建立奠定牢固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