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植根于中国现实，我国在2020年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们对精神领域的需求更加强烈，开始关注生存质量和全面发展。与此同时，加速社会的到来增加了“上班族”的压力，政府越发注重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等权益。在教育领域，我国在2021年颁布了“双减政策”，旨在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业负担，还给孩子轻松快乐的童年。以上种种，体现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国各个年龄阶段的国民拥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如何利用闲暇时间，深受休闲观的影响，休闲观对于个人的成长发展、社会的文明进步和国家的繁荣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
我国对于休闲的研究起步较晚，距今不过三十余年的时间，而一些西方国家对休闲的研究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当下，我国许多休闲观念来自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休闲观念的引进。在西方休闲观的演变中，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对休闲的推崇；到中古时期的休闲服务于上帝；再到近代的劳动至上，休闲边缘化；最后在现代人们重新重视休闲，休闲产业化。可见，休闲的价值地位在不同时代有所起伏，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休闲的理解存在不同的误区和偏向，也存在一定的远见卓识。过滤偏颇的或错误的休闲观，比盲目追求休闲的快速发展本身更加重要。梳理西方休闲观的演变，有利于我们探讨前人对休闲的认识。了解每个时代休闲观的社会根源和正确辨析西方休闲观中存在的误区，对当下国人树立科学健康的休闲观念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2. 休闲的含义
当下对于休闲的定义尚未形成共识，不同领域的学者对休闲的认识不同，都在各自角度为休闲做出了解释。如美国经济学家托斯丹·邦德·凡勃伦试图从时间角度界定休闲，他在《有闲阶级论》中指出“‘有闲’指的并不是懒惰或清静无为。这里指的是非生产性地消耗时间”[1]。德国哲学家约瑟夫・皮珀从心境的角度来界定休闲，认为休闲是“一种精神现象，一种灵魂的存在状态”[2]。也有学者试图从更普遍的意义上定义休闲，如我国学者李仲广、卢昌崇认为，“休闲是一种人类行为，它发生在个人的自由时间里，并在个人内心本能喜爱的心态驱动下平和而宁静地进行着；休闲行为会导致某些相应制度的建立”[3]。对休闲的理解如此丰富，以致格拉顿曾说“仅是关于休闲的定义就足以写一本专著”。以上对休闲的定义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但也都暴露出各自的偏狭，不免让人不知所措，不妨让我们从“休闲”一词的起源来了解它最本质的意义。
休闲自古有之，对休闲的追寻可以追溯到中国先秦时期和西方古希腊时期。在中文语境中，“休”字在《辞海》里解释为“休息；休养；休假”。古代从事农业劳作的中国人在身体疲惫时，会倚靠田边的树木休息。在此，“休”多指休养、休憩的意思。除此之外，“休”还代表着一种人生追求和心理状态，有“吉祥、福禄、喜悦”等涵义。如《词海》中载“休：美善也，庆也”。可见，“休”在我国是一个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褒义词。“闲”在《说文解字》中为“闲，阑也，从门中有木”，指关门之后，插在门上的木棍。后来“闲”字又引申为“限制”之意，如孔颍达说“闲邪存其诚者，言防闲邪恶，当自存其诚实也”。可见，“闲”字除了当下很多人理解的“空闲”之意，还有表示安逸以及行为规范的意义。
古希腊语中的休闲是“skole”，之后从“skole”引申出了英文的“school”。与中文“休闲”对应的英文单词是“leisure”，此词来源于拉丁文“licere”，后来该词还演变为了英语“license”和“liberty”，后者指“to be free”。因此，“休闲”在西方还包含了“自由”和“教育”的意义。
通过探究中西方休闲的词源，可以发现“休闲”在中文和英文的字义考证中，有相似的暗喻。一是指身体的颐养，使身体解除疲累、获得舒适；二是指精神的慰藉，使心灵充实，指向人的发展与完善。可见，中西方最开始对休闲的理解就包含着让休闲走向现代和未来的文化底蕴和古老智慧。
所谓“休闲观”，是指人们对休闲的认识和看法。休闲观会直接影响个人的休闲活动和休闲方式，间接反映国家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和人类物质以及精神文明的程度。我国休闲自古有之，但当下休闲理念多受西方影响。在西方整个历史长河中，休闲观不停变化。梳理其演变过程，利于我们充分认识西方休闲观发展的历史理路和充分把握休闲的本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国人走出休闲误区，享有高质量的休闲生活。
3. 西方休闲观的演变
(1) 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休闲观
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古德尔等人把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尊称为 “休闲学之父”[4]。亚里士多德对休闲有深刻的论述与诠释。首先，他认为休闲区别于游戏、娱乐和自由时间，只有在自由时间中的沉思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休闲。此时的休闲摆脱了必然性，持续追求着人的理智和自由。其次，在休闲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认为闲暇是实施自由教育的前提条件和人生的最终目的。他说“幸福存在于闲暇之中，我们是为了闲暇而忙碌，为了和平而战斗”[5]。闲暇意义如此重大，因此他主张国家要对公民进行闲暇教育，使民众认识到闲暇的价值并合理使用闲暇。最后，在休闲方式上，当时的古希腊人喜爱休闲，也懂得如何休闲。自由人的休闲方式极为丰富，例如参与学术研究、辩论、奥林匹克运动会、戏剧演艺等。但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闲暇方式是哲学沉思，能够发展人的智慧与理性。除此之外，闲暇需要德性，包括智慧、节制和善良等品质。他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智慧则是闲暇时候的品质，而节制和正义，无论在战时还是和平时期都必须，但更为适合于和平时期”[6]。
亚里士多德的休闲观也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首先，他将休闲和劳动对立了起来。他认为，“一切生活都可以分为劳作的和闲暇的”[6]，“闲暇比勤劳更高尚”[6]。“劳动”一词在古希腊语中有可悲的含义。在他看来，劳作是手段，闲暇是目的；劳作伴随着辛苦、紧张和束缚，是没有尊严的事情。可见关于劳动本身的价值与意义，在古典时代还没有被发现。其次，他将奴隶和公民对立了起来。亚里士多德只强调了古希腊公民的闲暇，古希腊公民是不包括广大手工劳动者、商人及奴隶的。他认为“最高阶层的人绝对需要拥有闲暇和体面，无论他们在职与否，都必须先正其心”[7]。为了少数人享受闲暇，多数人需要更辛苦的劳动。
尽管存在时代局限性，但古希腊哲学家对休闲的思考为人类的休闲理想提供了很好的模范：即真正的休闲不单指身体上的休息或娱乐，还是一种思维的探索，一种不断接近真理的方式。
古罗马时期虽然也十分重视闲暇，可是却丢掉了古希腊追求真理和智慧的闲暇精神，呈现消费型、享乐型闲暇的特点。古罗马通过征战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和奴隶，庞大的奴隶群体完成了古罗马大部分的劳动工作，剩下的有闲阶级拥有大量的自由时间。这些人肆意享受闲暇时光，他们的闲暇充满了奢靡和堕落、血腥和放荡，例如沉迷于浴场聚众淫乱、奴隶角斗等活动。古罗马的著名诗人朱文纳尔曾经在他的讽刺诗中写道：“如今他们洋洋自满，只满心盼望两桩事：面包与马戏”。
(2) 中古时期的休闲观
欧洲中世纪，也称“中古时期”，一般是指从公元400到公元1500年的这段历史。自从古希腊和古罗马灭亡后，欧洲经济衰退，思想文化饱受摧残，整个社会的运行都和宗教信仰有关。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休闲观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
首先，休闲的宗教性。以基督教为中心的神学哲学是这一时期欧洲社会的统治思想，此时的休闲观也笼罩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如基督教哲学早期代表奥古斯丁虽肯定休闲的价值，但是他着重肯定的是休闲对于追寻上帝的意义。人们认为只有在休闲中才能做好有关布道、祈祷的工作，这些工作是最重要的，其它事物都不能与之冲突。“休闲”的本质已背离了古希腊“休闲”的本意，休闲的价值已经从亚里士多德倡导的至善至真转化为了请求上帝拯救。
其次，休闲的群众性。如果说古希腊哲学家是从追求智慧和幸福的角度赋予休闲重要的意义，那基督教教义则是用律令的形式赋予了大众的休闲权利。《圣经·旧约》中说“六日要劳碌作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奴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作，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8]。安息日的设立使休闲的主体扩大到了劳动阶级。
最后，休闲地位的下降。即使中古时期有奥古斯丁等哲学家肯定休闲的价值，也仍然未能阻挡休闲地位的下降。休闲地位的下降过程与劳动地位的上升过程是紧密联系的。在古希腊时期，体力劳动受人鄙夷，大部分体力劳动由奴隶承担。而中世纪时期，按照基督教教义，上帝给每个人都托付了工作，那么工作就成为了人的本分。虽然劳动仍被看成低下的工作，但是劳动的艰辛与紧张也是人类赎罪和改善灵魂的手段，劳动此时被赋予了积极的意义。例如中世纪早期的圣·本尼迪克特认为劳动工作是至上又神圣的，他指出“去劳动吧！振作起来！”本尼迪克特派修道院的修道士每天都要在厨房、田地等地方从事4~6小时的体力劳动。
(3) 近代时期的休闲观
文艺复兴运动于14世纪在意大利兴起，被人们看作是中古时期与近代时期的分界点。文艺复兴运动以人本主义为思想武器，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休闲观也染上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
首先，休闲价值被重新评估。许多人文主义思想家反对中世纪天主教的禁欲思想，认为享受闲暇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英国教育家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指出“……国家从不强迫人民做无谓的劳动，因为国家经济的主要目的是尽可能使每个人摆脱体力重活而享受闲暇时间，只要社会需求允许的话。如此，每个人都可以开发智力。这才是生活的秘诀”[9]。其次，保留古希腊哲学中休闲的理想性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的休闲就是一种理想主义休闲[10]。他将“休闲”与“幸福”紧密相连，认为只有在自由时间的沉思才是真正的休闲，是脱离低级娱乐、追寻智慧的活动。文艺复兴的先驱者彼特拉克在著作《论宗教生活》中提出，“从那些消耗我们身体和灵魂的多余工作、那些玷污和削弱我们作为人的整体性的肉体欲望、那些使我们偏离知识获取的视觉欲望、那些这个时代用以缠住我们野心的利爪和枷锁、那些以看不见的火炬烧灼我们心灵的无用的忧虑，以及那些所有折磨、压迫和毁灭我们灵魂的罪恶中脱离出来，享受休闲。”可见，彼特拉克认为真正的休闲要从多余工作、低级欲望和各种恶行中脱离出来。这种脱离需要基于人类的沉思，因为人只有在智慧和理性的指引下才能对生活方式做出正确选择。这与古罗马时期人们沉溺于欲望的享乐完全不同，在一定程度为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反抗禁欲主义提供了界限。彼特拉克推进了以古希腊为起点的休闲传统，复兴了古希腊休闲观念，保留了古希腊哲学中赋予休闲的理想性质。最后，休闲活动大众化。一方面，由于许多人拥有了能自由支配的消费资金和闲暇时间，使得大众休闲成为了可能；另一方面，由于人文主义、世俗主义的兴起，人们思想更加开阔，乐于体验现世的快乐。这一时期，兴建了许多剧场、歌剧院等公共休闲设施，人们参加各种宴会、狩猎、歌剧、游泳等活动，大众休闲活动得以普及。
16世纪至17世纪的宗教改革，使“休闲”和“劳动”的地位发生了新变化。宗教改革提出新的教义，“工作”被赋予更大的意义。马丁·路德提出“天职”说，他认为上帝安排了每个人这一世从事的职业，认真工作是服务上帝的方式之一。之后，加尔文在路德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工作的地位。他说：“好的劳动既能取悦于上帝，又有益于劳动者。”他将财富论证为上帝的意愿，劳动的成果是上帝恩赐的标志，人们的禁欲和努力工作都是在证明自己是被上帝眷顾的人。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世俗劳动的地位在道德和宗教双重肯定的基础上得到了提高，工作和逐利的地位随之提升，资本主义精神拥有了道义上的合理性，而悠闲变成了罪恶。
约17世纪中叶，西欧产生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些经济学家从经济哲学的角度进一步提高了劳动和工作的地位。如英国的威廉·配第首先提出“劳动创造价值”的论点，认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11]。之后英国的亚当·斯密进一步发展了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一个国家每年的劳动就是向这个国家提供它每年消费的生活必需品及便利设施的原始基金。在这一时期，大部分人对劳动地位的肯定仅仅围绕着财富，不仅抛弃了新教伦理中的宗教内核，也未认识到劳动本身的价值。随着劳动地位的提升，劳动至上理念的形成，休闲逐渐被人们遗忘。
到十八世纪中后期，工业革命开始了，这一全方位的社会变革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休闲观。此时的广大劳动者将休闲当作工作的“补给站”，休闲边缘化了。
在前工业社会，农业占据主导地位。彼时人们的闲暇与农业生产有很大关系，在漫长的冬季里几个人共同参与一些简单的手工活也是农作之余的闲暇活动。劳动和闲暇的界限并不分明，人们拥有家庭手工业带来的心理闲暇感。但是，工业化时代来临后，农业和手工业都严格界定了劳动时间。工厂主为了获得最大盈利，极力剥削和压榨工人。劳动者需要严格遵守规定，否则面临着罚款甚至失业的风险。工作的高强度以及限定的工作时间等，使得广大劳动者几乎把一天除去吃饭和睡觉的时间都给了工作，休闲成为了与工作相分离的昂贵商品。
随着工人运动的开展，广大劳动者争取到了八小时工作制，与此前相比获得了较多的闲暇时间。但由于以往工作伦理对人们的影响根深蒂固，很多人仍然把工作作为生活的中心。如果说以往的休闲受制于雇主的有形压迫，那此时则是受制于升职加薪、竞争裁员等无形的压迫。前者完全处于被动，后者却掺杂着主动性。这些东西驱使着人们自愿献身于工作，甚至对过度劳动和不享休闲给予自我肯定，充满了悲剧的英雄主义色彩。然而，资本的最终目的是利益最大化，而非个人幸福最大化。人们在步履匆匆中无法获得满足感和幸福感，只充满了压抑和失落。于是，人们对假期充满期待，渴望通过休闲来为自己补充能量，恢复身体的疲劳和释放被压抑的个性，斗志昂扬的重新投入到工作中。古希腊时期“劳动是为了休闲”的观点，变成了“休闲是为了更好的劳动”。此时的休闲对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休闲利于幸福、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意义仍然缺失。
马克思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和休闲的双重异化。他认为劳动是“人向一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劳动是成为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途径，关乎人的本质。此时，“劳动”本身的价值意义得以突显，劳动不仅在道德和经济上占领高地，在人生意义上也占领高地。但是，马克思并不赞同劳动和休闲是二元对立的观点。他说：“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12]。他认为劳动和休闲是辩证统一的，统一的前提是将人从异化的劳动和休闲中解放出来。劳动可以为休闲创造物质基础，劳动在未来会超越谋生的意义，变成人的一种自主选择的非功利性活动，此时的劳动是休闲化的劳动。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将实现劳动与休闲的融合，推动人类个性的解放和全面的发展。
(4) 现代时期的休闲观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们拥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同时，政府纷纷出台相关法案，加大保障人们休闲权的力度。再加上近年疫情肆虐，灾害频发，人类对生命产生新的思考，关注到了精神世界的困惑和彷徨。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休闲得到了历史的正视，其价值功能被重新定位。
虽然人类第一次进入了如此重视闲暇的社会，但在未搞清楚如何闲暇之前，资本主义就嗅到了休闲的商机。许多商家一方面把休闲和个人的社会地位、财富积累联系起来，以便大众“自觉”购买高价格的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凭空制造出各种休闲需求，以便获得更多的利润。各种被资本裹挟的媒体报道和商业广告不断利用闲暇操纵大众的思想和心理，阻碍着休闲主体形成对休闲的正确认识以及对休闲活动自主选择的意识，最终大众毫无知觉的掉入“消费陷阱”。人们无形中树立了许多不属于自己的、不健康的、不科学的休闲观念。这些在资本主义的训导下形成的休闲观，成为了现代社会资本的载体之一，并未体现休闲的真正价值。
4. 西方休闲观的误区
如前所述，在西方休闲观的历史演变中，能够看到人类对理想生活状态的思考，对休闲和工作关系的把握。随着我国对休闲的重视，一方面我国公民的休闲时间增加到和发达国家不差上下，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借鉴西方的休闲观念。不可否认，休闲在西方发展较早，其休闲观念值得我们了解和研究。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西方休闲观在演变过程中存在的误区和偏向。休闲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晶，是衡量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关乎每一个人的生存质量。任何休闲认知上的误区和偏差都会影响个人的生活和国家的稳定，甚至影响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进度。因此，必须从中国当前具体语境出发，对西方休闲观中产生的误区进行辨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进而使国人树立正确的休闲观，真正发挥休闲的价值。
(1) 休闲是“玩物丧志”
在西方历史上，尤其是16~17世纪，由于宗教改革的影响，工作成为人生的唯一正途，休闲变成了“玩物丧志”的罪恶。其实，在我国也有相似的观点。通过梳理与“闲”有关的词汇，我们能感受到在我国“闲”字的真意。如“闲话”“闲逛”“游手好闲”“小人闲居为不善”等，和“闲”字相关的词语大多数都有“无关紧要”的含义。在这个角度，“闲”就略带贬义。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注重现世人生，宣扬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如王阳明说“生，勉力而为，有所建树”。国人以勤劳进取为美德，相对于积极进取，不仅较少强调休闲的价值，甚至认为休闲就是“玩物丧志”。在这两种相似思想的共同影响下，国人羞于休闲，对休闲遮遮掩掩，不断压抑着正当的休闲需求。
实际上，休闲不是对时间和精力的浪费，而是人全面自由发展的条件，与每个人的生命质量紧密相联。亚里士多德说：“只有休闲的人才是幸福快乐的。”我国著名休闲专家马惠娣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的社会进步史也是一部休闲史。没有休闲就难有真正的艺术、哲学的发展。人类离开了休闲就是一架周而复始的劳动机器。”[13]积极健康的休闲不仅能让人消除工作的疲劳感，还能够让人们充分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开展积极的创造性活动，并丰富自身与他人、与大自然的联系，感受生命的美好和珍贵。因此，我们应该消除对休闲的偏见，树立科学的、以人为本的休闲观，充分认识到休闲应有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2) 休闲是为了劳动
从中古时期的劳动可以救赎灵魂，到宗教改革时期的工作服务上帝，再到工业革命时期的休闲是工作的“补给站”，传统工作伦理以工作为中心，成为人们思想行为的“戒律”，让人们心甘情愿去劳动。当下，一些人深受传统工作伦理和加速社会的影响，把劳动作为休闲的目的，休闲成为了劳动的附属品。这是对休闲和劳动概念及二者关系的曲解，是人们认同休闲生活方式的最大障碍。一方面未认识到休闲的价值和潜能，另一方面也易使劳动异化。倘若将劳动作为休闲的目的，那人们的自由时间仍然受束缚、被奴役。人们可能会为了劳动压缩休闲时间，甚至大肆宣扬“加班文化”，加班和过劳就会变得习以为常。任何休闲都会引起这些人强烈的负罪感，久而久之精神压力加大，身心疲惫不堪，陷入一种“非人的境地”，劳动的价值也日渐萎靡。
劳动和休闲作为表征人类生活方式的两种基本样态，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休戚相关。我们应该厘清休闲和劳动的关系，树立马克思主义休闲观，引导人们尊重劳动、合理休闲。劳动与休闲对立统一，二者不可分割、相互内蕴，共同关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且合乎历史规律，这两个行动样态和实践维度最终应在人类生活中实现统一[14]。对于劳动和休闲，我们不是要低估前者的价值，而是要求重新评价后者的价值。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是休闲的基础，劳动影响休闲的质量；休闲是劳动的归宿，休闲影响生命的丰盈，二者辩证统一于人的全面发展中。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劳动和休闲将实现合二为一，劳动即休闲，休闲即劳动，共同指向人类的最终解放。
(3) 休闲是财富地位的象征
虽然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休闲观为后世的理想休闲方式提供了典范，但也存在着将休闲视为地位象征的误区。跨越两千多年的时间，在现代社会，人们仍然有着相似的错误认知。很多人认为休闲具有符号象征性，个人的休闲观或者休闲方式在向外传递某种信息，代表着一个人的地位、权势和财富等。上层社会为了彰显自身阶级的优越性，通过奢侈的休闲活动把自己与中下层社会区分开。人们具有“趋上”的心理，中产阶级或下层阶级的人自然而然以上层阶级的休闲观念和休闲方式为目标。他们看中的并非休闲的质量，而是它的符号意义。此时，满足虚荣心的社会需求已经取代了人本身的生理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这个过程是无意识的，人们忘记了休闲的本意，忽视了自身的兴趣爱好，一味地用休闲来抬高自己的身价，彰显自己的“休闲地位”。
当前急需对西方的异化休闲观进行审视，重新定位休闲的意义。休闲不是人的身份地位的象征，而是人全面发展的象征。只有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休闲的价值标准去理解休闲，才能发挥休闲的真正作用。正如古德尔与戈比所说，“休闲如果真要成其为休闲的话，那么，它将人的目的体现于其中”[4]。国人要摒弃盲目跟风的庸俗休闲观念，塑造非功利性的休闲心态，立足于现实进行休闲活动，时刻提防消费主义的陷阱，选择健康简约并利于自身发展的休闲方式。这并非否定自我、并非自降身价，而是一种更达观、更高境界的休闲态度，能更好的促进生命意义的提升和实现休闲的价值。
(4) 休闲就是享乐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即使人们满足了低层次需要，也只有极少数人能达到自我实现的最高层次需要。如古罗马时期的有闲阶级拥有大量的财富和时间，却沉溺于最庸俗、最低级的享乐中。闲暇时间是检验个体生命质量的试剂，也是衡量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程度的指标。遗憾的是，由于西方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等不良思想的入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流失，一些人对休闲的认识较浅薄粗鄙，认为休闲是要追求欲望的释放和肉体的狂欢，就是要享受，要“吃喝玩乐”。这种休闲观使人们远离“雅闲”，走向“庸闲”和“劣闲”，如热衷于满足虚荣心的过度消费、沉迷于追剧和网游等难以自制的娱乐活动，甚至是参与嫖娼或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不仅严重阻碍个体的成长和发展，也不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及国家的富强稳定。
作为休闲主体，当下国人应避免西方文明的缺陷和弊端，确立休闲活动中的道德主体观念。休闲含有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的意蕴，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闲暇越多，也就越需要智慧、节制和正义”[5]。我们应重拾经典休闲观中对休闲精神境界的追求，追求休闲对个人兴趣的挖掘、潜能的发展和生命价值的提升，选择科学健康且利于自身发展的休闲方式。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