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父母低头行为是指父母在与孩子沟通交往时，由于过度关注或者使用手机而造成的冷落或忽视子女的行为[1]。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手机逐步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甚至以一种不可阻挡的形式侵入我们的亲子交往中。近年来，有不少因父母过度沉溺于手机而造成孩子发生危险的事件出现，这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有关数据显示，中国家长在亲子互动期间使用手机的比率为44% [2]，这似乎表明在家庭中父母过度使用手机的情况越来越常见。同时，Coyne等人的研究发现，父母花在手机中的时间越多，父母与孩子相处的时间就越少，这取代了父母与孩子之间有意义的互动，可能会阻碍孩子社会性的发展，并且还可能进一步影响孩子述情障碍的产生[3]。
述情障碍是指个体在表达自身情绪体验时面临挑战，其显著特点包括情绪识别和表达困难，以及缺乏丰富的幻想和外向性思维模式[4]。多项研究结果表明，述情障碍的产生会影响个体的日常生活，具有述情障碍的个体缺乏对亲朋好友的情感情绪的识别和感知能力，他们无法恰当地与他人表达和分享自身的情绪体验，并且进一步影响个体的人际交往，产生负面影响。所以，研究述情障碍有助于帮助个体更恰当地表达和识别自身情绪，提高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此外，期望违背理论(Expectancy Violations Theory)指出，子女对于父母的行为有一定的期待[5]。随着父母“低头”现象的加剧，子女所感知到的情感关怀与温暖显著下降，这一现象违背了子女内心深处对父母能够放下电子设备，主动倾听并积极满足其情感与物质需求的殷切期望，这可能会使子女感到自己是不被爱和不被接受的，从而导致子女越来越不愿意展露自己的情绪，导致述情障碍产生的可能性提高。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父母低头行为能够正向预测述情障碍。
自尊是个体对自身价值做出评判的体现，这种评判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6]。已有研究揭示了自我价值感水平较低的个体更易于面临手机使用问题，同时这些研究还指出个体的自我价值感与其对手机的依赖程度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联。个体的手机依赖问题可能是因为将父母的低头行为当成一种社会规范而去模仿，所以可以说明父母低头行为可以负向预测个体自尊水平。此外，在探讨述情障碍的潜在风险因素时，低自尊被普遍视为其重要的预示因子。基于这一观点，我们可以推断，在父母低头行为的影响下，相较于高自尊的个体，低自尊的个体更可能遭遇述情障碍的困扰。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自尊在父母低头行为和社会情绪能力间起中介作用。
社会情绪能力首先体现在个体能够获取并高效运用知识的能力上，进一步还涉及对情绪的敏锐识别与有效管理，此外，关心他人是社会情绪能力的又一重要体现，它有助于构建和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7]。Chotpitayasunondh等人在探讨青少年行为模式的形成过程中，发现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在某些特定情境下，当父母在孩子面前展示出低头行为时，孩子们往往会将这种行为解读为一种被社会所认可的行为准则，这种解读进而可能促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逐渐倾向于展现出类似的低头行为[8]。因此，个体在父母低头行为的影响下可能会产生手机依赖的情况，这种依赖往往伴随着社会情绪能力的逐渐降低，形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恶性循环[9]。此外，这种对手机的依赖不仅限制了人们的社交互动，还可能削弱他们理解和表达情感的能力，进一步增加述情障碍产生的可能性。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社会情绪能力在父母低头行为和自尊间起中介作用。
2. 对象与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选取湖南某高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取方便抽样的方式进行调查研究，共发放600份问卷，经过严格的筛选流程，剔除了所有极端及不符合要求的无效问卷后，共回收565份问卷，有效回收率约为94.1%。
2.2. 工具
本研究共采用4个量表进行测量，分别是《父母低头行为量表》《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特拉华社会情绪量表》和《自尊量表》。
2.2.1. 父母低头行为量表
本研究运用了由丁倩等学者在2020年精心修订并验证的“父母低头行为量表”。该量表采用五点计分法，共包含9个条目，构成了一个单维度的测量工具。其中，第7题为反向计分题项，需将其分数进行反向转换后参与总分计算。所得总分越高，则反映出父母因频繁使用手机而忽略孩子的现象越为显著。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3。
2.2.2. 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
采用由Taylor于1984年编制，后由蚁金瑶等学者修订并优化的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AS-20修订版)。该量表包含20个条目，专为测量成人述情障碍程度而设计。评分系统采用5点制，量表涵盖了情绪识别困难、情绪描述困难以及外向性思维方式三个核心维度。其中第4、5、10、18、19题为反向计分题项。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3。
2.2.3. 自尊量表
本研究选用了Rosenberg编制的自尊量表(SES)，其中文版由季益富和于欣进行修订。该量表采用了单维度设计模式，包含10个条目，每个条目均通过四级评分系统进行评估，即从“完全符合”到“完全不符合”的递进式计分方式，这样的设计旨在更精准地捕捉并量化个体的自尊水平。其中第3、5、9、10题反向计分，其余条目正向计分，最后将各条目得分相加，总分越高表明自尊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0。
2.2.4. 特拉华社会情绪能力量表
为了全面评估大学生的社会情绪能力，本研究采用了朱新鑫与谢家树精心修订的中文版特拉华社会情绪能力量表。该量表为自我报告形式，要求个体对条目中描述的行为或看法进行自我评估，以判断其与自身的相似程度。量表共包含12个条目，并划分为四个核心维度：负责任的决策、同伴关系、社会觉知以及自我管理。评分时采用5点制，在负责任的决策这一分量表中，项目1采用了反向计分方式，因此在计算总分时需将该项目的得分进行转换。最终，总分越高，则表明个体在社会情绪能力方面展现出更高的水平。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8。
2.3. 统计方法
本研究通过匿名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对回收的问卷进行了细致地筛选与整理，剔除了不符合要求的无效问卷。处理数据时采用了SPSS 26.0这一统计软件，以确保分析结果的准确性与可靠性。为了探究自尊与社会情绪能力在父母低头行为与述情障碍之间可能存在的中介效应，运用PROCESS软件的模型4进行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
在展开统计分析之前，本研究采用了Harman单因素检验法，旨在评估共同方法偏差的潜在影响。检验结果显示，存在14个公因子其特征值均大于1，其中首个因子所解释的方差比例为17.799%，这一数值远低于40%临界阈值。据此判断，本研究中的数据并未存在显著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相关分析
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探讨父母低头行为、述情障碍、自尊及社会情绪能力之间的相关，结果见表1。
Table 1. Results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he variables
表1. 研究变量的相关分析结果
| 变量名称 |
父母低头行为 |
述情障碍 |
自尊 |
社会情绪能力 |
| 父母低头行为 |
1 |
|
|
|
| 述情障碍 |
0.22** |
1 |
|
|
| 自尊 |
−0.14** |
−0.50** |
1 |
|
| 社会情绪能力 |
−0.09* |
−0.37** |
0.36** |
1 |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由表1可知，父母低头行为与述情障碍及自尊与社会情绪能力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r = 0.22, p < 0.01; r = 0.36, p < 0.01)；父母低头行为与自尊、社会情绪能力及述情障碍与自尊、社会情绪能力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r = −0.14, p < 0.01; r = −0.93, p < 0.05; r = −0.499, p < 0.01; r = −0.369, p < 0.01)。四个变量之间关系密切，为进一步地研究变量之间关系提供基础。
3.3. 自尊、社会情绪能力在父母低头行为影响大学生述情障碍中的中介作用检验
本研究以父母低头行为为自变量，述情障碍为因变量，假设中介变量为自尊和社会情绪能力，利用PROCESS插件中的模型4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2。
Table 2. Tests of the mediation model
表2. 中介模型检验
| 回归方程(N = 565) |
拟合指标 |
系数显著性 |
| 结果变量 |
预测变量 |
R2 |
F |
t |
β |
| 述情障碍 |
父母低头行为 |
0.05 |
29.51 |
5.43*** |
0.42 |
| 自尊 |
父母低头行为 |
0.02 |
10.80 |
−3.29*** |
−0.11 |
| 社会情绪能力 |
父母低头行为 |
0.01 |
4.86 |
−2.21* |
−0.08 |
| 述情障碍 |
自尊 |
0.31 |
84.66 |
−10.66*** |
−0.90 |
| 社会情绪能力 |
−5.59*** |
−0.45 |
| 父母低头行为 |
4.19*** |
0.28 |
由表2可知，父母低头行为可以正向预测述情障碍(β = 0.42, t = 5.43, p < 0.001)；父母低头行为可以负向预测自尊(β = −0.11, t = −3.29, p < 0.001)；父母低头行为可以负向预测社会情绪能力(β = −0.08, t = −2.21, p < 0.05)；将父母低头行为、自尊、社会情绪能力纳入回归方程，结果表明，父母低头行为对述情障碍作用显著(β = 0.28, t = 4.19, p < 0.001)；自尊能负向预测述情障碍(β = −0.90, t = −10.66, p < 0.001)；社会情绪能力能负向预测述情障碍(β = −0.45, t = −5.59, p < 0.001)。
Table 3. Decomposition of total effect, direct effect and mediating effect
表3.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表
|
Effect |
BootSE |
BootLLCI |
BootULCI |
效应占比 |
| 总效应 |
0.415 |
0.076 |
0.265 |
0.565 |
|
| 直接效应 |
0.276 |
0.066 |
0.147 |
0.405 |
0.665 |
| 自尊 |
0.103 |
0.037 |
0.034 |
0.178 |
0.248 |
| 社会情绪能力 |
0.036 |
0.02 |
0.001 |
0.079 |
0.087 |
此外，由表3可知，自尊的中介效应的Bootstrap 95%的置信区间为[0.034, 0.178]，不包括0，且中介效应值为0.103，占总效应的24.8%，说明自尊在父母低头行为与大学生述情障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社会情绪能力的中介效应的Bootstrap 95%的置信区间为[0.001, 0.079]，不包括0，且中介效应值为0.036，占总效应的8.7%，说明社会情绪能力在父母低头行为与大学生述情障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父母低头行为对述情障碍的影响的结果也不包括0，置信区间[0.147, 0.405]，说明父母低头行为对述情障碍直接效应显著；在引入自尊和社会情绪能力后，父母低头行为对述情障碍的预测作用从0.415下降为0.276，效应依然显著。因此，在父母低头行为对述情障碍的正向预测中，自尊和社会情绪能力起中介作用，中介模型图见图1。
Figure 1. Mediating models of self-esteem and social emotional competence
图1. 自尊和社会情绪能力的中介模型
4. 讨论
4.1. 父母低头行为与大学生述情障碍
在本研究中，父母低头行为与述情障碍呈显著正相关，验证假设1。这就说明大学生感受到的父母低头行为越多，就越容易产生述情障碍，这与Stockdale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当父母过度地沉浸于自己的手机时，容易忽视青少年的情感需求而无法及时做出反应，即使注意到了可能也会以不耐烦的方式予以回应，使青少年感受不到真正的爱和关心[10]。这种不经意间对大学生的忽视往往容易使他们陷入一种不被喜欢或不被接纳的消极情绪之中，这种情绪状态不仅抑制了他们的情感表达，还可能促使他们的情绪反应和表达方式趋向于病理化的发展，验证了期望违背理论。同时父母低头行为会取代亲子之间的交流互动，此时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对父母的情感表达也会减少，对培养青少年情绪功能产生不利的影响，进而会影响青少年的述情障碍[11]，这验证了取代假说。
4.2. 自尊的中介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父母低头行为不仅直接对大学生的述情障碍表现出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还通过自尊这一变量间接地作用于述情障碍，从而展示了自尊在父母低头行为与述情障碍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2。一方面，父母接受——拒绝理论表明，重要他人的拒绝反应会给个体带来低温暖感和高拒绝感[12]。研究表明父母拒绝与个体的自尊和情绪稳定性呈显著负相关[13] [14]，而父母过度使用手机在大学生眼中就是一种拒绝行为，并可能觉得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才无法得到父母的关注，所以容易形成对自己的低评价和低自我认知；另一方面，自尊的社会计量理论也提出，人们的各种社会关系需求感是否得到满足、社会归属感是否达到一定水平，都是会左右其自尊水平的高低的，故父母低头行为会导致缺乏亲子互动或亲子关系水平不高的儿童在自尊水平上受到一定损害[15]。
此外，自尊是个体对自身价值的一种评价，而核心自我评价是个体对自身价值或能力所持有的基本判断和评价[16]。陈姣等人的研究发现呈现出负性核心自我评价的大学生，在社交沟通中往往容易遇到挑战。他们在理解和表达上更可能出现偏差，从而导致沟通障碍[17]。由于这种障碍的存在，他们可能会倾向于避免社交场合，长期下来，这种逃避可能进一步导致他们在情感表达和沟通上产生困难，即所谓的述情障碍。
因此，父母低头行为能够负向预测自尊，且自尊对述情障碍具有负向预测作用。
4.3. 社会情绪能力的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父母低头行为不仅直接对大学生的述情障碍表现出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还通过社会情绪能力这一变量间接地作用于述情障碍，从而表明了社会情绪能力在父母低头行为与述情障碍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3。有研究表明，母亲的积极情绪表达与支持态度，对于儿童而言，可能成为有效管理悲伤情感及成功应对压力挑战的重要助力。母亲的积极情绪表达对儿童解释或理解他人情绪具有示范作用，对儿童在社交情境中表达出适当的情绪具有重要参考作用[18] [19]，同时如果父亲经常在家庭中表现出积极情绪，会营造出一种安全的家庭情绪氛围，生活在这种情绪氛围中的儿童，更愿意模仿或习得父母的情绪表达模式，从而表现出更强的社会能力[20] [21]。
而当父母低头沉迷于使用手机时，会以一种消极或者敷衍的情绪回应孩子，这就可能会不利于孩子正确调节自己的情绪，进而采取一种不恰当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阻碍人际交往。
因此，父母低头行为能够负向预测社会情绪能力，且社会情绪能力对述情障碍有负向预测作用。
5. 结论
父母低头行为、述情障碍、自尊、社会情绪能力之间都有相关，且父母低头行为能够正向预测述情障碍，父母低头行为能够负向预测社会情绪能力和自尊，社会情绪能力能够负向预测述情障碍，自尊能够负向预测述情障碍。父母低头行为可以直接影响述情障碍，也可以通过自尊或社会情绪能力来影响述情障碍。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批准号：23JDSZ3070)。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