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奥康纳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其构建的“生态、劳动、文化”三位一体的生态观对于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具有一定借鉴意义，本文围绕奥康纳的生态观构建进行研究：其生态观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为起点，一方面回复了国外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置疑，另一方面在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将环境史纳入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以协作模式作为切入点，丰富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自然、文化维度，将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拓展到了生态学领域。
2. 历史唯物主义是奥康纳生态观构建的起点
马恩历史唯物主义中渗透的生态正义理论挖掘多为后人挖掘，在早期的生态学界存在很多的反对声音，甚至有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无法并存的论调。奥康纳对此进行了有力回应，在承认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生态学视域的同时，将生态视角纳入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将两者直接联系起来。
2.1. 奥康纳回应对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互斥的置疑
尽管马克思的理论中蕴含了丰富的生态学思想，早期国外生态学界却对马克思主义有许多反对的声音，马克思将人对自然的现实关系突出地设定在“劳动”“生产”和“实践”等维度。而这样的设定在不少生态主义者看来似乎是与“危害生态”的现代性生产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很少被有机地联系起来，而是被看作两个相对的或者相互拒斥的概念。
安德鲁·海伍德在其著作《政治的常识》中提到，生态学社会主义始终要面临意识形态的优先选择问题。社会主义倾向于利用生产来开发资源，并且利用这些资源创造全人类的幸福，而不仅仅止步于资本家。这在意识形态上与生态主义是相违背的。因此，“绿”与“红”能否在意识形态上联系起来，或是该如何调和其中的矛盾，都充满着未知数[1]。
国外生态学者安娜·布拉姆韦尔更是直言：生态主义绝非人类中心主义哲学，但是马克思是。原因在于马克思并没有给予自然界(生产条件)应有的重视。但是却从人的角度出发，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人为了生活的需求，该如何通过感性活动、实践劳动，来创造与使用自然资源。而马克思也认为，自然界因为人而有所改变，人之于自然界是独特的存在，而人的历史也不可能与自然界相脱节，人与自然的斗争将使生产力得到发展。但正是这种思维使安娜·布拉姆韦尔批评马克思，认为他既不懂得感激自然给予人们丰富的资源，也不懂得尊重自然自我的规律，更批评其人类历史发展的理论在本质上是反自然的[2]。
奥康纳与这批学者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对奥康纳而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明确指出了生态问题的核心，即人类活动能够根本性地改变自然界。人类历史与自然界历史之间存在一种辩证的互动关系。因此奥康纳赞同马克思事实上是有意识到资本主义反生态的本质。也即认为马克思理论也具备潜在的生态学理论视域。
另一方面，奥康纳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对于生态科学理论以及生态问题的关注存在一定的偏向性。奥康纳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处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上，只注重在人类的实际活动能够改变自然界，却不够重视自然界本身的自主运作性以及人化自然后的“第二自然”，这二者都拥有反过来限制人类活动的力量。
奥康纳认为马克思指出人化自然的概念是不够的。除了人化自然之外，人类社会也会呈现出自然的特质。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是彼此影响，相互能动的，并且会以各种不同形式出现在不同的人类社会中。正因为这个原因，奥康纳持有这样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过于强调人类的重要性和主动性，而对自然界的看法则过于消极和被动。
奥康纳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话语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任何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3]很明显，在奥康纳看来，马克思更倾向于强调劳动的价值，并将自然看作是劳动的一种工具。奥康纳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就是一种人本主义的思想。
奥康纳认为传统马克思的理论在生态学上存在缺憾，虽然奥康纳认为传统马克思的理论是潜藏着生态学视域的，但是其理论仍缺乏自然与生态对于人类的影响，在人本主义的思维模式下，忽略了自然界之于人类的历史应该是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不过奥康纳对此也有过补充，他认为马克思之所以没有处理自然的问题是因为在马克思生长的历史背景下，他更迫切于处理当时的历史脉络下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问题，以及如何在哲学上回应黑格尔以及费尔巴哈的思想，才会淡化了第二自然会反过来限制人类活动的事实，然而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视野里，这种辩证关系事实上是隐形存在的[4]。
2.2. 将环境史纳入历史唯物主义视野
对于历史的主客观问题，在马克思死后，后进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开始出现分歧。在奥康纳的视域中，部分后进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扬弃了马克思所谓的“科学的”客观决定论式的历史唯物主义，而将马克思主义与主观式的唯意志论相融合。这是因为历史的演进，历经了苏联时期的“共产主义”的时代背景，后进的学者们将他们的焦点从经济转到了意识形态和权力之中，而逐渐开始怀疑历史是否真如马克思所言，能够纯粹用决定论式的历史唯物主义做出科学性的推论。
在这两种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当中，奥康纳并未放弃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历史推论的可能，但他也同时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只能够在第一程度提供预测的路径。因此，奥康纳给出了能够调和两者的历史观。
奥康纳认为，历史具有延续性，即便人们创造历史，但是却不是在他们能够选择的条件下。换言之，如果人能够创造历史，则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时代必须去被创造。奥康纳举了个例子：“如果没有林肯，则美国内战不会带来这样成功的结果，但如果没有美国内战，林肯也不会出现。时代创造英雄的同时，英雄也创造时代。”[5]
延续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奥康纳认为唯物主义在预测资本主义发展的时候，必然会遇到准确度的问题，随着时代的变迁，历史不仅会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政治、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的多方面影响。在当前的背景下，历史研究不应仅仅关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具体叙述方式，而更应深入探讨资本主义的内在发展逻辑和其独特的结构性转变。
资本主义的结构性转变依赖于社会冲突和社会斗争作为历史演变的桥梁，同样地，历史上的每一个新的模式都是在社会斗争中对原有模式进行扬弃后的产物。
社会斗争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会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传统的历史书写模式会以政治史、经济史与社会文化史的方式书写，分别体现了资本主义体制下社会斗争的不同历史层面。
奥康纳对于不同的历史层面作了以下的区分：资本主义的政治史、阐述资本主义对于民族国家兴起、政治斗争以及行政法律等等政治相关领域的影响，或是新型权力如何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政治架构。
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史中，可以看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持续增长，这涉及到技术、分配、交换等多个领域的革命性转变，同时也探讨了经济史与政治史的融合以及国际贸易的构建等议题。在资本主义的社会文化史中，消费主义的崛起和博兰尼所描述的土地与劳动成为“虚拟商品”，这些都涵盖了社会再生产、社会团体和文化生活中的各种社会斗争。
但是，在这些资本主义体制下社会斗争的不同历史层面中，环境的主题时常被忽略或者边缘化，然而，以环境为主题的社会斗争却在当代越来越受瞩目。在政治史、经济史、社会文化史相互交织的资本主义社会斗争当中，自然环境的因素通常也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例如，从政治层面来看，当今环境的斗争，总是需要涉入政治的主题，从经济层面来看，全球化国际贸易对于自然环境造成了什么影响。从社会文化层面来看，自然资源是如何被商品化的，虽然环境斗争如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斗争一样交织在社会斗争之下，然而却没有一套环境史来阐述资本主义的结构性转变。因此，奥康纳试图论证环境史的存在，以此证明环境史作为资本主义下社会斗争的一环是不可忽略的，环境史也应该被纳入历史唯物主义视野。
2.3. 环境史让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具备生态视角
“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除了被看成是两个相对地或相互拒斥的概念之外，还很少被有机地联系起来”([6]: p. 3)。
对部分生态学者而言，或许传统马克思理论与生态正义是有冲突或是相互拒斥的。学者巴拉达特在其著作《意识形态起源和影响》中曾有这样的论述：“生态学主张反经济成长的论述与马克思不反对提高生产力的论点是相互拒斥的。”[7]
尽管如此，奥康纳坚信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两种理论是能够结合的。他持有的观点是，马克思的理论与生态学之间的核心差异源于人类社会应当呈现的形态。如果马克思主义者能够通过分析人类自身的发展和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以及物质生活资料的获取，来揭示自然与人类之间的互动关系，那么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被视为一个“生态学”的理论体系。因此，奥康纳致力于将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层含义向更深层次拓展，使历史唯物主义具备生态的视角。
奥康纳将历史唯物主义描述为：“唯物主义的观念就是用来研究历史变迁中的延续性以及历史延续中的变化与转型的一种方法。”([6]: p.51)
在马克思的理论当中，经济要素被视为决定历史进程的核心，历史的演变绝不是由绝对的观念或意识所驱动的。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基于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需求，对自然界进行了广泛的开发和利用，目的是从自然界获得物质的生存条件。人类社会为了获得物质生活会经历一个双向的过程，一个是生产力，另一个是生产关系。
对马克思而言，生产力指的是劳动者运用他们所掌握的技术、工具或工业方法，对大自然进行开发，进而实现物质生产的能力。而生产关系则是，在开发自然从而进行社会劳动的过程中人们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是指许多人的共同活动。而其内涵通常包括社会商品的占有关系、财产的占有形式和权力的占有关系。
奥康纳认为在马克思的推论当中，生产力的总和是决定社会现状的关键因素，所以生产力被视为对生产关系有着决定性影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社会经济形态又会决定意识形态。这里的意识形态涵盖了政治、法律、哲学、艺术、文化等等。
对马克思来说，生产力是改变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人类的历史正是由于人类为了能够生活与满足需求，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加强对自然的征服而推动的。
“马克思倾向于把他对社会劳动以及社会分工的讨论从文化和自然中抽象出来，在马克思或传统唯物主义里是不可能找到将社会的文化和自然系统两者都包含在内的某种内涵丰富的社会劳动概念”[4]。
不难看出在奥康纳的视域下，经典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推论可能存在两个盲区。
首先是传统的生产力观念淡化了某些社会中事实存在的性质，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都需要的协作模式、文化规范以及价值观。其次是马克思在推论生产力能够决定社会关系时，却在一定程度上轻视了生产力源于自然的事实。用奥康纳的话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传统历史的变迁与发展问题上更偏爱讨论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问题。
奥康纳本人一方面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存在着理论空场的，也就是马克思将自然界放在太消极的位置当中。但是另一方面，奥康纳对于马克思所使用的哲学方法却又十分认同。因此，奥康纳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内涵必须再向内部延伸，进一步深化和扩展。所以奥康纳试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内融入生态的元素，来重新构建生态式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这里，他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为基础，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被看成是独立的存在物，因此人类个体都被看作是与自然脱节的。然而，基于人类的生存环境依赖于对生命构成影响的外在条件，也就是自然与环境，人类的系统与环境的系统在某种意义上是相辅相成又相互影响的。
因此，人类历史与环境史应该要有效地被联结起来。人类的活动、人类的生产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历史事实上不断地影响着自然界。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人类活动本身如何协调与整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断发生变化，事实上也同时改变了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环境史作为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产生了剧烈变化的历史部分，在进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之后，其生态视角被凸显出来，成为奥康纳生态观构建的重要部分。
3. 奥康纳在发展历史唯物主义中构建其生态观
在将生态要素融入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奥康纳敏锐地捕捉到“协作模式”这一切入点，“协作模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调和产物，被奥康纳带回传统马克思理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中，以此同时自然与文化双重维度也被带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中，“自然、劳动、文化”三位一体的生态正义的自然观由此构建起来。
3.1. “协作模式”是奥康纳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切入点
奥康纳试图要弥补其视域下马克思理论中所推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出现的缺陷，但不变的是，奥康纳仍然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作为基础，奥康纳所要保留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模式，并同样地运用它来解释人类社会结构和历史的演进。
而奥康纳迈出的关键一步在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的缺失，以及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偏重于技术关系决定的导向，并由协作模式来进行补足。
对于协作模式，奥康纳给出这样的定义：
“生产者自行组合他们的劳动，或是在一个阶级社会的分工制度之下，为他们组织劳动者的劳动，这也就是劳动者们在劳动过程中的劳动关系。这种协作模式下具有双重含义。它代表了社会劳动的分工，以及分工的专业化。这将区分出不同部门执行不用的专业任务，最后再进行功能的整合。”[8]
显然，在奥康纳看来，协作模式不能被简单看作是生产力或生产关系。因为任何一种既定的协作模式既是生产力也是生产关系，它是受到各种社会关系的因素影响下调和出来的，这些因素包含：技术、财产、权力、文化等等。对于奥康纳来说，协作模式正是补完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唯有将协作模式带回传统马克思理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中，才能使历史唯物主义蕴含文化与自然的维度，创造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奥康纳认为，协作的内涵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中都被单方面地处理了，这使得文化与自然的维度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也因此被弱化或忽视。马克思理论的推论是遵循着“技术决定论”的逻辑，依照这种逻辑，协作模式就是由“技术的必然性”所决定的，也就是由现有的生产工具、生产对象、技术水平以及自然条件等生产力的要素所决定，但是这样的推论实质上是将协作模式单方面处理了。对奥康纳来说，每个世代的生产力以及协作模式都是继承着前一个世代的。因此，技术与社会分工也是历史中慢慢累积与进步的过程，这点马克思也是同意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需求的变化，很多生产和技术上的需求开始更加关注劳动者之间的细致分工和合作，这使得分工和合作变得更为复杂，并增强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的进步、劳动的分工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和多样，这反过来也加深了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
除了传统马克思理论当中认为的：生产力能够产生对应的生产关系外，奥康纳认为，当新的生产关系出现导致协作方式发生明显变化时，是有助于提高生产力或剩余劳动量的。
因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彼此是相互影响的。在这里，协作模式成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不管是生产力或是生产关系的变动，实质上都需要通过改变劳动者们合作的劳动过程来达成。而这个劳动过程的变动以及劳动者该如何合作，除了受到马克思理论与新马克思主义所注重的技术过程以及社会过程影响之外，也包含了文化与自然的因素。
奥康纳认为，协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文化规范和生态样式的基础上的。奥康纳举例：“在信奉《圣经》的地区，劳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便是由新教劳动伦理所决定的，而农业地区的劳动关系，则是由当地环境或水利循环状况所决定的。”([6]: p. 65)
根据上面的例子，可以了解到：奥康纳是以协作范畴作为介入点，以此来扩展历史唯物主义。在这样的扩展当中，社会劳动依然占有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范畴地位，但社会劳动形成的协作模式所富含的技术、权力、文化、自然等等方面，除了能够有效地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调和与联结之外，也为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从单方面的技术关系与权力关系对协作模式的分析进行了有力的补充。
3.2.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备自然与文化双重维度
与技术关系和权力关系相比，协作模式中所涵盖的文化和自然维度很少被学者们所论及。因此，在生态学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当中，奥康纳的首先做的便是将文化与自然层面融入历史唯物主义之中，并将其纳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探讨。
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看法，奥康纳与马克思的观点基本一致：“每一个社会都继承和利用了从以前的时代所延续下来的科学知识与生产力状况，包括有关自然界本身的生产能力的知识的积累。”([6]: p. 60)
在传统历史唯物主义中，马克思会同意每个世代的生产力以及协作模式都是继承着前一世代的，所以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历史性的累积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社会都以科学发展作为这一过程的基础，继承和利用从前的科学知识和生产力状况。马克思认为，工人不只生产他们所需要的物质，当工人在生产物质的同时，他们也会获得生产物质所需要的知识，知识的最高境界便是科学。
除了知识积累之外，工人的生产也会创造出社会意识，这里的社会意识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对外在世界的认识，包含物质世界与自然界，了解物质的性质并知道如何利用知识来生产物质满足其需求。第二个层面则是获得对社会属性的认知，社会秩序的意识以及生产的关系。而对马克思来说，与生产力不同，生产关系并非是历史性积累的，而是与历史进程的变化发展相统一的。当生产力发生变化后，生产关系才会随之改变。
对此，奥康纳有这样的解读：“在上述这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解读模式中，‘文化’和‘自然’的线索是缺失的，事实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同时都是文化和自然的。”([6]: pp. 60-61)
不难看出，在奥康纳的视域下，文化和自然的要素并不存在于经典历史唯物主义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解读之中。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要维持自身的科学性，就必须增设文化与自然两个全新的视角，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本身是包含着文化和自然的维度的。
这一点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本身的性质就很容易得出推论。从客观性的层面来看，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包括自然提供的生产资料、生产工具以及生产对象，而生产关系的发展也必须以价值规律、自然法则、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等为基础；从主观性的层面来看，生产力包含着劳动力的分工与组合以及协作模式，劳动者的技术水平、文化实践活动都会对其造成影响，而生产关系所内含的财富范畴本质上也属于文化意涵的一部分，不同社会形态形成的阶级剥削也受制于具体的文化实践活动。
再者，文化和自然的历史积累性也会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产生影响，并内含与社会劳动的分工与协作模式之中。从文化的层面来说，马克思将文化、意识形态、政治等等要素都定义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非相互交织的社会基础。在奥康纳看来，这样建构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协作在马克思的理论当中是不完整的。对奥康纳来说，在劳动协作的范畴下，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以及特定文化将科学技术力量的动员与利用都是与生产力直接相关的。因此，法律体系才能具备文化层面的功能、管理者才能通过对劳动者的意识形态控制影响生产力。奥康纳在此举例：欧洲阶级合作主义、日本集体主义、美国个人主义都是文化影响协作模式，从而进一步影响生产力的实例([6]: p. 60)。
而生产关系，奥康纳认为其具有三个层面，除了传统马克思理论偏爱的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关系，也就是阶级斗争的层面之外，还有剥削阶级内部关系以及被剥削阶级的内部关系。这代表着另外两个层面，即：剩余劳动产品在剥削阶级内部的分配和利用关系以及被剥削阶级在生产过程中进行协作的方式。技术效率并不是决定这些不同层次生产关系的唯一因素。以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关系来说，为了建构对劳动的控制力量，保持劳动价格的稳定，剥削阶级会对被剥削阶级进行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灌输。或者，剥削阶级内部关系如何分配以及被剥削阶级的内部关系如何合作，都受到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影响。所以在此意义上，整个劳动的关系是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化斗争下的结果。某些技术上的可能性，也必须依赖这些要素的相互作用才能存在。
3.3. “自然、劳动、文化”三位一体的自然观
文化、意识形态、政治等等要素，这些被马克思认定为上层建筑的要素，对于奥康纳来说，是参与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中，与社会基础相互交织的。生产力不可忽视文化力量的影响，而生产关系也是由各种文化实践、技术、生产工具、生产对象、维持劳动价格稳定能力、阶级力量等等因素所共同决定的。
从自然的层面来说，奥康纳认为在马克思的理论当中存在着对自然界内部的生态与物质联系以及它们对劳动过程中协作方式所产生影响的轻视。
构成自然系统的化学、生物和物理过程，即使独立于人类系统也能自主运作的，但自然系统的存在形式也同样受到人类实践活动结果的影响。如同莫斯科维奇说的：“自然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我们就是其中积极的中介。”[8]
自然本身便有其自主的生产力，也就是自主性地生产出生产条件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或周期都有可能因为人类的实践活动而受到改变。如果从人类的生产力角度来看，生产力既然依赖生产资料的提供，那么各种产业的发展便是受制于自然生态的条件，并内在于各种产业的协作方式之中的。自然系统同时也内在于交通行业和建筑业的协作中，这两种行业都需要以空间利用为前提，而地理条件或土地往往决定其发展与限制。
以人类的生产关系作类比，可以把自然条件或者自然过程的一定形式看作自然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对于社会形态和阶级结构的发展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奥康纳举例：英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封建主义，不仅是由于其个人主义文化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因为自然因素决定了英国的内陆及沿海水运系统的发展程度，由此而带来大量的经商机会。或是像地中海或大西洋沿岸地区，因为其优越的水运条件，使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很早就发展起来([6]: pp. 74-76)。
奥康纳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处于一种“前人类学”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具体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社会历史尚处在不发达的状态([6]: p. 73)。
因此，奥康纳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性上存在的缺憾和马克思对“协作模式”的轻视归因于马克思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奥康纳认为，这也是马克思的理论并没有充分体现出具体的客观自然界因素的原因。
综上所述，奥康纳视域下文化与自然因素能够并存融合并加入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中的基础是根据社会化原则建构起来的社会的劳动与协作。文化与自然的因素从被奥康纳从一个人类学的角度带到了唯物主义的结构当中。
正如奥康纳所说：“人类通过改造、破坏或者其他方式作用于他们所置身于其中的环境，反过来会对他们自身构成什么样的影响，以及环境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限制或允许人类的活动，这反过来会对环境自身产生什么样的作用？这一问题以一种三位一体的形式，即自然、劳动(劳动工具、劳动活动等等)、文化三者结合在一起的形式凸显了出来。”([6]: p. 88)在过去的历史实践中，人们只关注劳动和人类文化史之间的相互影响，而忽略或者说轻视了自然因素在社会历史变迁中的重要价值和作用。“自然”“文化”“劳动”三者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是三位一体而统一的。首先，“劳动”一方面在历史文化水平的制约下串联着人类社会的历史文化领域，另一方面又以自然界作为认识和改造的对象，劳动对自然和文化起到改造和制约的中介作用；其次，人类的“文化”形成的文化传统、社会组织关系、财产与权利的分配形式、阶级分化等因素直接影响着人类的生产方式，也就通过劳动间接影响着自然界的存在形式与状态；最后，“自然”保持着其先在性地位，自然格局、地形地貌等因素影响着一个地域人口的分布、风俗习惯的形成、主要的劳动方式的选取以及社会关系的展开等。
是以，奥康纳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思想方法，重新考察人类文化史和自然史，并通过社会劳动将文化与自然因素相互联系起来，从而构筑起他“自然、劳动、文化”三位一体的生态观。
4. 结语
“自然、劳动、文化”三位一体的自然观是奥康纳基于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构建的，究其本质是对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重构与发展，也为其后续提出的“第二重矛盾”理论打下了基础。诚然奥康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与“重构”存在一定的不足，但在冷战结束后的特殊时期，奥康纳以其生态观为基础构建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力地回应了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置疑，为当时低迷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界打上了一针强心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