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方克立在《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一书前言中写道：“研究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认识论问题，必须充分注意到它的特点。虽然人们也注意到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问题和伦理道德问题是紧密结合很难分开的，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却主要把它当作一个认识论问题来研究，与伦理学方面关涉不大。这样有时就容易造成认识和评价上的片面性。”所以，本文旨在尝试补足这种片面性，从伦理道德的角度研究知行关系，首先追根溯源知行关系的演进，其次存在的大量知行断裂的现象分析原因所在，尝试探索知行合一的路径，最后落脚于知行关系的开放性。
2. 知行关系演变的逻辑路径
中国传统文化以知行合一为主基调，正如刘悦笛在《中国伦理的知行合一起点何处寻？——论“生生”伦理与哲学何以可能》摘要中说道，中国人的伦理强调“做”，不是“思”、“觉”、理性的“理思”、以及感性的“心性”。中国人的伦理已超越“知什么”与“知如何”之争，自始至终皆归践行。
2.1. 先秦儒家知行关系演变
先秦儒家知行伦理以孔孟荀为代表。儒家创始人孔子的认识论、道德论、心理学三者结合形成其知行统一思想，他既重视理性又重视实践。孔子认为“学”(学做人，包括知和行)、“知”对“行”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主张认知的目的在于践行，反对知而不行，言过其行，衡量君子人格的重要标准是要“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孔子也强调道德认知向道德践行转化中，道德情感、意志类似于中介一样，起到重要作用。所以他提出“志”、“信”、“恒”等道德意志概念，强调只要有坚定的道德意志就可成就崇高的道德行为。
孟子的知行统一思想是以心性论为基础，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知行统一思想，重视“知”对于“行”的指导作用。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只是“行”道，而不知道其“所以然”，势必会影响其道德践履，这种“行”道不会笃实持久，所以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孟子提出“性善“和“性天合一”说(内求)，区别于孔子的外求“问”和“学”(外求)。也强调道德感情、意志的作用，以人们“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而立即加以施救。(《孟子·公孙丑上》)孝子“不忍见亲死不葬为鸟兽食之”而掩埋其亲。(《孟子·滕文公上》)两个事例都充分证明道德心灵情感对道德行为的重要意义。
荀子继承了孔子知行论中的理性精神，深入论述知行统一关系。他重视“行”，认为行比知高，“知”对“行”也有指导作用。学者陈默认为，荀学通过“知行之合”深层论证二元认识论，区别于传统儒家思孟学派，在《劝学》《修身》等篇中论说知行并重的思想，同时从一般唯物主义认识论观点论述了“行”是检验“知”的标准，“凡论者贵其有辨合，有符验；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设，张而可施也”。(《荀子·性恶》)这样方式论述知行问题更具论辩性，弥补了孔孟思想的不足。荀子同孔孟一样也很重视道德心理因素在道德行为中的重要意义。
除此之外，儒家经典《大学》、《中庸》将儒家知行统一思想进一步理论化、精致化。《大学》提出从道德认知到道德践行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庸》重视知对行的指导作用，将“智”德列为“三达德”(智、仁、勇)之首，在其提出的道德修养“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强调了知行统一，提出的“知行相顾”为先秦儒家奠定政治伦理思想基础，其“诚则明，明则诚”的思想为宋明儒家学者所继承阐发，成为其心性论和知行论的重要论题。
2.2. 以王阳明为代表知行关系解读
汉代和宋明儒家学者都强调知行统一，宋明理学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知行合一与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王阳明、王夫之等古代著名思想家都积极倡导知行合一，以王阳明为代表的知行合一学说总体更加重视“行”。他提出“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答顾东桥书》)“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传习录上》)“知之匪艰，行之维艰”(《传习录下》)等命题。而且王阳明以孝悌为例，“就如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传习录上》)以知行合一范导孝行，知孝与行孝是同一事件的不同维度。“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传习录·卷上·徐爱录》)王阳明认为，知须以具身体验为参照，知行本就不可分。世人明知应该孝顺父母尊敬兄长，但却做不到是由于被私欲所迷惑。
目前中国学术界多是围绕着对王阳明“知”“行”概念解读、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时间差、以及其它概念之间的关联以及由此引发的学术争论等展开。
从概念解读出发，学者从王阳明“志－诚”概念的环状结构分析“知行合一”，指出其理论非思辨、非概念化的特征，学者杨泽波先生则从“道德动力学”概念出发解读阳明的知行合一。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也被运用到道德教育领域。
从知行时间差来看，有的学者从“同质时间差”角度理解，认为知行之间存在极短时间差，而有的学者汲取易学思想精华，认为知行是体用同时的关系，而不是先后关系。学者黄显中在《道德能力论》指出，有人将中国历朝历代丰富深刻的知行关系思想概括为：“知行相须，知行互发；知行两端，不离不一；知然后行，行是知功；行而后知，行以验知。”[1]
从与其它概念关系出发，张雄和孙洪钧先生认为王阳明的思想从人的本体论良知走向人的自律乃至“知行合一”，构成了儒家人性论哲学，为人学奠定重要根基。学者秦泗岩认为以心学理论为基础的“真知必在于行”指出了道德知识与道德认识的区别，是关于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的关系的命题，但存在道德先验性的缺憾，与“一念发动即是行”的表述存在矛盾。
而且学者展明锋和陈勇在《论王阳明“知行合一”的道德修养学说》一文中探讨了道德认识与道德行为二者的关系，“知行合一”演变的逻辑路径是化知识为德性、化德性为德行，“知行合一”道德修养方法的关键是立志并探讨了伦理学意义。学者任远和焦雯雯认为知行合一在传统中包含着形而上学、知识论和元伦理学论题三种不同路径的理解，致良知学说体现了三种路径理解的统一。
由此引发的争论来看，王阳明从射箭书画等身体性实践论证知行合一，“知”落脚于伦理实践。这些实践知识是情境敏感的默会知识，性质上不同。一类是默会知识；一类是在习得过程中的知识。由此引发学界黄勇和郁振华的争论，本质上是关于这两类不同性质知识的争论，黄勇诠释良知聚焦于行动的动力问题，郁振华先生诠释为能力之知，二人都认为“良知”具有实践性。总体上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有其优越性但也有欠成熟。
直至现代，诸多学者都就此问题都发表看法。自古至今，知行关系的探讨尚未停止中断。早在古代，存在很多知善而不为和知恶而为之的现象，如何才能知善而行之，知恶而避之，这是一个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当下现实生活中，知而不行、行而不知的现象也大量存在，出现知行相悖、偏离、断裂甚至是背道而驰等等。对于多数人来说，能知未必能行，能知而不能行是常态。关于知与行之间的意义、先后、轻重、难易，等等机械抽象的讨论是有必要的，但远远不够，存在严重局限性，不合乎现实生活中知行之间的丰富关系。
自古以来就有知行脱节现象。孔子看到有人“不知而作”，有人空知不行、言过其行。孟子认为知而不行是很普遍的，朱熹也发现一种人“知得而行不及”，一种人“行得而知不得”。(《朱子语类》卷一一七)顾炎武将明朝灭亡归咎于明末空知无行。明清时期也有许多学者，如王廷相、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也都认识到知行不一是很普遍的，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批判。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原因在于针对当时人们要么懵懵懂懂任意做，要么悬空思索不肯躬行。
当下现实中更是于各种不同领域暴露。经济领域，造假、诈骗、偷工减料等行为屡禁不止。每年央视的“3·15晚会”曝光的打假名单看的令人寒粟而立，“糟心肉”，礼品卡猫腻，偷工减料的灭火器等等数不胜数；政治领域，一些党员干部口头上喊着“提高政治站位”“为人民服务”口号，但行动上却是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山头主义，甚至贪污受贿违法犯罪；文化领域，弄虚作假、剽窃现象也屡见不鲜。论文抄袭、剽窃，购买假学历、假论文等广泛存在；社会领域，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等美德早已沦落为不可实现的美好幻想；生态领域，明知要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留心观察湖泊河流海洋等生态系统状态就一目了然。诸多知行不合的现实现象不可能穷尽，但毫无疑问，迫切须分析个中缘由。
3. 反思知行断裂的原因
3.1. 内部因素
我国学者认为知行断裂主要是知行内部的原因，比如对知概念的误解、中介问题、心理阻碍以及意志层面等等因素。
学者郭继民先生在《论知识与德性之贯通》一文中认为当下知、行不统一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人们对“知”的三个方面知非正知、知而不信、知乃浅知的误解。学者吴瑾菁认为知行悖论是道德思维的自相矛盾，可以从认识论、主体性和社会性三个角度对其产生原因进行深入探讨。
学者张践明先生认为，知识与行为中间有一种介质是信念。“信念是知识内化到主体中意识内部的知识，包含主体对知识的深切了解、评价和情感态度，是一种社会心理状态，一种心灵意志状态，包含了意志的诸要素内容，是“知”、“情”、“意”的统一体，是“知识–信念–行为”结构中的关键联结点，确定主体行为方向和行为力度”[2]。那么“知行断裂”实质是“知”与“行”间的介质传导中断或错联(反联)，原因可能在于知识没有内化为信念。
陈钦华和段依伊在《论实践中“知行断裂”的修正》中还从社会心理与认知实践以及制度伦理建设角度分析其原因。孙会民认为“行为的实现，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不仅仅是认知的指引，还有情感、意志等因素起作用。”有的学者从心理层面考虑原因，将道德态度与知行关系的讨论融合一起；有的学者认为人们在道德选择与践行时会出现一种“道德焦虑”阻碍行动。有的学者意识到行动与实践时常常面临意志软弱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知而不行”是一种认知缺陷，不是道德缺陷。
综上所述，知而不行现象主要归咎于内部原因，从个人的认知层面到知行内部链接问题等，而且不可避免导致空洞空泛，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大多数人实际很难做到。当今现实充分证明知行分裂要愈加复杂。本文主要试图融合西方思想资源从外部因素入手进一步补充完善，较为充分的理解、展开这一命题。
3.2. 外部因素
西方哲学史上，亚里士多德被视为沉思传统的奠基人，强调理论之上或理论优先于实践。19世纪中叶受到挑战，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被翻转过来。从理论优先到实践优先被称为“实践转向”重大转折(pragmatic turn)。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在《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一书中以知识和行动为主题，直接将矛头对准亚氏的沉思传统。他揭示了沉思传统的认识论后果，导致知识和行动的分离以及旁观者式的认识论。两个世界的形上学将理论和实践、知识和行动划归在不同的领域之中：理论或知识旨在把握不变的实在世界，而实践或行动则属于变化之域。一旦脱离了行动，知识的本质被视为静观。旁观者式的认识论(spectator theory of knowledge)“以视觉活动为模型。对象将光反射到眼中而被看见，这对眼和拥有视觉器官的人来说产生了影响，但是对于被看见的对象来说则毫无影响。实在的对象固定不变，对于所有凝视它的心灵来说，它像一个孤傲的君王。旁观者认识论是一种难以避免的后果”[3]。概括来讲，沉思传统的前提就是知行断裂。相对于旁观者认识论，杜威提出了实验探究的认识论。
知行合一是实验探究的认识论的基本特征，关键之处在于如何理解实验探究。杜威认为，实验探究有三个基本特征：(1) “所有实验都包含外在行动，明确地改变环境，或改变我们和环境的关系”；(2) “实验不是随机任意的活动，它受观念的指导，这些观念必须满足引发积极探究的问题所提出的需要”；(3) “受指导的活动的结果，是建构一种新的经验情境，其中对象以不同的方式相互关联，因此，受指导的操作的后果构成了知识的对象。”杜威认为，相比于理论的确定性所获得的安全，主动控制即实验探究获得的安全更有价值。实验探究中基本特征中最主要的是通过外在行动来改变环境或改变我们与环境的关系。所以，要想改变就不能被动地静观沉思，必须主动地利用各类工具或仪器来引起变化。
所以，实验探究的认识论以知行合一为基本特点，行动或实践贯穿整个探究过程：探究从变革环境的外在行动开始；探究是在观念指导下展开的，而观念的本性是操作；随着探究的完成，公开的、外在的行动的后果建构了知识对象。基于实验探究实现了真正的知行合一。人类总是在寻求确定性以求得安全，而实验探究正好将不确定的情境转化为确定情境，而且更加务实和进取。而且杜威十分警醒，他强调要防止只是简单的将沉思与实践颠倒过来。他认为，知识和实践正是像实验探究一样是持久有效的交互交织作用。
基于前文所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深刻而又丰富的知行合一观，集中体现于宏观与微观两方面。宏观层面，治国平天下要求做到认识与实践相统一。微观层面，个人行为要做到言行一致，言必信，行必果。实用主义者杜威强调知识的关键作用在于能否指导行动，在于要产生实际效果，通过实践来获得和验证知识。所以，杜威和中国传统的知行观都批判知行断裂，力主强调知行合一，知识和行动、理论与实践必须有效结合。但是采取的方式各自不同。近代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兴起，自然科学和技术运用改变了人类生活的世界，杜威受此影响，一是注重从科学方法、发明技艺等角度入手以实验探究的方式控制驾驭知行关系，而中国传统知行观主要依靠的是自我道德修养的境界、道德行为的自觉来实现知行合一理想；二是从外部关系(个体与社会)探究，中国传统知行观更侧重于内部因素出发来实现理想人格，高度依赖个人的自觉自律。二者各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中国传统知行观乌托邦色彩较浓厚，走向极端甚至会压制无视人的合理需求，只是一味强调义务而容易忽视权利。而杜威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则容易滑向另一个极端，强调方法之上，强调理智权威，承受与控制驾驭知行，容易造成机械式行动。
当代哲学、科学发展的背景下，国内外关于知行关系又涌现出一批新成果。近年来，国内探讨知行合一分为以下几个思路：一是传统知行的继承与转化，以对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研究为代表；二是知行关系在当代各个领域的运用；三是知行关系理论上的突破。
继承转化方面，有学者探究传统知行的现代意义，也有学者详细探究毛主席《实践论》对中国传统知行观的继承和发展，毛主席的实践观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条件下针对党内出现的教条主义错误，对传统知行观中知行主体的进一步扩大，丰富知行形式与内涵，结合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辩证看待二者关系。
各领域应用方面，经济领域，知名商业观察家何伊凡十几年深度观察上百位成功的企业家写成《知行力》一书，详细拆解知行力，强调知行力就是把知识变成力量，让力量反哺知识的能力。《大道知行》一书通过系列讲座文章，教授学者讲述传统文化，培育企业家知行美德。同时，也分享人才管理和绩效改善的实操落地经验，真正做到双管齐下，知行并进。
近年来，政治领域，我国高度重视知行合一。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上重视知行合一，在党史学习教育要走深走实、知行合一，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实践，同时扎实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真正做到以知促行，以行促知，而且以知行合一促进高质量主题教育，以及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知行合一等等。可以看出我国发展真正重知行合一，为世界树立知行合一大国典范。从建设世界和平到维护国际秩序，一向是说到做到。我国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外交辞典里没有“胁迫”“霸凌”这样的词汇，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多年来，中国军队先后参加多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积极在维和任务区和联合国总部执行各项任务。学者魏礼群著《新型智库——知与行》一书积极探索中国智库认知和实践行动，旨在更好推动我国发展，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了在新发展格局中要谨防“知行误区”，提防认识上的误区阻碍实践发展。
其他领域，比如教育领域的知行不一的研究成果也不少，当代大学生道德知行不一，大学生道德教育形同虚设，学术科研被视为理论与实践脱节，从理论到理论的口号等等，也有学者探讨如何实现教育知行合一的路径等。比如管理领域的知行差距以及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知行关系也都有探讨。还有科技领域，从认知神经视觉来探讨知行关系。肖峰教授的《作为哲学范畴的延展实践》一文，重点分析基于脑机接口技术的“脑控型延展实践”，极大冲击人们知行关系的理解。
此外，理论突破上，蔡曙山提出人类知行的五个层级，以神经知行为主的低阶知行阶段，以心理知行为主的低阶知行阶段，以语言为基础的高阶知行阶段，以思维为特征高阶知行阶段和以文化为特征的高阶知行阶段。2017年，鲍捷在“脱碳入硅”一文中指出，现代人类有哺乳动物知行系统，语言、文字为基础的知行系统，科技知行系统以及以计算机语言为标志的4套知行系统，并且提出哺乳动物知行系统属于原始低级系统，科技属于现代高级系统，这几种系统互相平行发展、互相补充与渗透，知行系统退化容易向高阶的演化艰难。日常生活里每个人的知行都是多种系统的叠加，个体区别在于不同层次的知行系统在不同场合所起作用的比例不同。大多数时候，多数人是哺乳动物知行系统起作用。以读书为例，明知该好好读书却做不到，是因为学习读书背离人性，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和脑力劳动来逼迫自己，本身就违反这套系统。所以人与人之间根本性的差别是知行能力，知行系统的边界就是人生可能到达的边界。也有学者白燕妮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道德知行问题研究》中抓住中国社会转型时期这一时代背景来加以研究。
国外对于知行关系的最新研究也取得了大量成果，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方面理论上不断创新，另一方面以技术为主的探究。理论方面，20世纪20年代，皮亚杰将由儿童到成人认知水平的发展划分为感知运动、前运算、具体运算、以及形式运算阶段四个阶段，最终发展抽象逻辑推理，是认知领域的一大突破。在认知科学的研究中，以认知主义为特征的第一代认知科学的衰落，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兴起，人们提出“4E”认知(embodied, enacted, embedded, extended cognition)理论，第二代认知科学也强调实践。肯·布兰佳的《知道做到》一书，简明扼要地分析知道未做到的三个原因，分别是知识量超负荷，不恰当的过滤系统以及不适当的学习方法并提出建议与忠告。
而在技术方面，当今信息时代，“脑机接口”包含着知行转化能力，关键技术是对脑电波的识别技术。其早期阶段是脑电图一类的仪器，后来发展为“读脑术”真正实现“心想事成”。“通过脑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我们能够读出一个人看到了什么，或正在想什么。别人大脑中的思想能够在计算机上转换成图像”[4]未来“读脑科技”的有无限的可能性，美国布朗大学脑科学系主任约翰·多诺霍(John Donoghue)和同事一起发明了一种“大脑之门”的移植装置。从人的活动来说，“知”是一种信息运动，“行”是一种物质运动。技术性逐渐深入介入到人的知行活动关系中探讨。
以上是基于主要国内外关于知行关系最新成果的主要特征为主要线索进行简要论述，在此基础上，如何更好实现知行合一，以内在修养与外部控制相互交织相互作用为线索尝试探索知行合一路径。
4. 实现知行合一的路径探索
行为是复杂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探讨行为把德性(与恶)、目的(善)的关系以及与公正问题、不能自制者的问题合在一起思考足以表明行为的复杂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行为分出于意愿的行为与违反(或非)意愿的行为。出于意愿的行为，才有道德责任，受到称赞或谴责；而违反意愿的行为会得到怜悯或原谅。违反意愿的行为是被迫的或出于无知的。比如人被裹挟在飓风中，行为始因是外在的，对这个始因完全无助。实际中这种行为极少，多为混合型行为。亚氏认为实践属于个别的范畴，达不到像理论知识一样的确定性，但是实践题材是确定的，行为不能完全被理论所框范。做出选择的始因在自身，自身也决定了行为内含和朝向的目的。无意愿行为的两个条件：一是无知，二是无悔恨无痛苦。所以，实现知行合一并非易事，哪怕就是最简单的事比如坚持长跑，坚持做俯卧撑等做到日日知行合一也是难上加难。因此，本文主要从内外交织两条路径来简要探索实现知行合一，一是“面对面”技术的控制作用，二是培植良心情感的调控作用。
4.1. “面对面”外部技术的控制作用
美国现象学家凯西(Edward Casey)探讨环境道德反应时提出“第一时刻”，这一时刻指的是诱发环境伦理理论与行为萌芽显现的那个时刻。这同样适用于知行关系的探讨，知行关系同样存在“第一时刻”，只是直接抓取，不需要归纳、演绎，或反思。比如，他者脸上由于剧痛出现悲惨表情，当我们面对面地看到时，毫不犹豫立刻会采取措施。反过来讲，比如在听别人讲悲惨故事是不会有这种急迫行动的。
当下在场且面对面地看见，那种辛酸痛苦在视觉心灵上直接刺痛人让人迅速采取行动，有时候甚至根本来不及仔细思考、推理归纳等等。凯西借助列维纳斯对“脸”的思考，认为人脸的表现力要更突出、强大和鲜明，因此能有时能直接表达命令，列维纳斯所说“在脸的显现之中存在着一个仿佛是长官颁布的戒令”[5]。因此，人脸以及面对面的作用就直接促成行动，而且是迅速不可怠慢的行动。
凯西还强调抓取该命令的手段是扫视(glance)。凯西在“第一时刻”中的扫视是以眼睛为核心，身心同时作用，直接与表面中的道德命令相互呼应。通过一种快速的观看和感知来促进行动。最终结合起来看，面对面的扫视更有杀伤力，甚至无需言语，只是面对面扫视一圈就足以促进该做的行为。因此，受到杜威对知行关系确定性追求的启发，探讨凯西的技术性“第一时刻”的知行合一，从或有形或无形的控制入手会促进知行合一。
4.2. 培植良心情感的调控作用
影响行为的因素既有理性也有情感意志，且多数情况下后者更为直接猛烈会淹没理性。面对纷繁复杂的环境时，人们的认识困惑和情感意志缺失问题会表现得尤为突出，造成知行之间的信念与情感链接的脆弱，导致驱动行为的力量不够强大饱满。
可以通过培植良心，发挥其自我审判以及自我监控的作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良心，“要对得起良心”、“按良心办事”，这足以说明良心能够在理智和情感方面指引我们。然而要深入了解良心需要先了解自我这一主体，以精神分析主义的代表人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自我概念为代表。弗洛伊德认为整个人格结构包含三部分“本我”、“自我”、“超我”。其中“超我”在人的精神世界中至关重要。“它观察自我、命令自我、评判自我并以处罚来威胁自我。我们能意识到它是由于它作为我们的良心而起到的评判作用”[6]。所以，当我们知行不一时，当我们允诺尚未兑现时，甚至无需外界，主体自身就会产生愧疚、谴责、无力等痛苦感，利用起这些让我们不安的力量，这种力量要求我们关注它和改变它，实际上是强烈的行动力量。人出于确定性的寻求，在心理上也是在寻求确定感，确定感带来安全感。人很难长期居处于这种不安、心理失衡状态，总会想着做些什么来摆脱失衡，达到平衡。
以上是内外路径的具体措施，毫无疑问，无论是外力控制还是内部调控，仍然有很多具体办法供研究。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两种路径都有限度，只适合在一定范围内使用，如果过于依赖一方则容易滑向极端导致起相反作用。本文仅是提供两条原则，需要灵活使用，内外相互结合融合使用，助力真正实现知行合一。
5. 知行合一的开放性
因此，探讨知行分裂或许就是个伪命题，知行分裂已经被消解于知行统一中。而且，大量文章从知行内部探讨，自然地把知行分作两截，前提已经预设了知行断裂。同时，对这个问题也引发我自己的思考。在我看来，知就是知，行就是行，本就不同不等，知和行可能是交叉关系，只有一部分知可以用作指导实践，大部分知都是不能立刻指导实践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转化为实践的部分会增多，但知识永远有一部分不可能转化为实践(悬空知识)。
也会产生怀疑我们的这种做法——单独从伦理生活中提炼出两个概念探讨二者的关系——是否合理？伦理生活并不是两个概念进行单独探讨，伦理是涵盖整体的，探讨两个概念是否与伦理本身相违背?知行与其他哲学概念之间是什么关系？伦理生活是广阔的天地，知行只是其中重要一部分，哲学命题的其他方面如义利、公平公正肯定会对知行关系产生影响。
不可否认，知行关系是个复杂的开放性难题，知到行之间的阻碍因素诸多，不可能逐一分析清楚，外部影响因素也繁多。探讨知行关系最终目的是泯灭知行关系，停止对其进行探究，这些与知行相关的开放性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