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启动减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亲社会行为意愿的机制

The Mechanisms of Mortality Salience Reducing Willingness to Pro-Social Behavior in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摘要: 亲社会行为指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的利他行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其突发性和公共属性不仅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命健康，由疾病感染与传播带来的死亡信息也在心理层面给个体带来生存恐惧，形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的死亡启动。但是，死亡启动如何影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并不清楚。本研究在一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招募了400名被试，分别进行死亡启动和情绪启动，随后测量了他们的情绪状态和亲社会行为意愿。结果发现，死亡启动相比情绪启动只降低了男性亲社会行为意愿，不影响女性亲社会行为意愿。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发现，死亡启动通过降低积极情绪减少了男性亲社会行为意愿，消极情绪和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焦虑并未起到中介作用。本研究揭示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死亡启动减少亲社会行为意愿的机制和性别差异，对于减少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过程中死亡启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Abstract: Pro-social behavior refers to the altruistic behavior of people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interaction.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not only pose a serious threat to human life and health due to their suddenness and public nature, but also bring death information brought by disease infection and transmission, which creates fear of survival at the psychological level, forming the mortality salience in the context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However, it is not clear how mortality salience affects individuals’ pro-social behavior in the context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In this study, 400 subjects were recruited during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and underwent mortality salience and emotion salience, respectively. And their emotional states and pro-social behavioral intentions were subsequently measured. The results found that mortality salience compared to emotion salience reduced pro-social behavioral intentions only in males and did not affect pro-social behavioral intentions in females. Further mediation effect analyses found that mortality salience reduced males’ pro-social behavioral intentions by decreasing positive emotions, while negative emotions and anxiety about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did not play a mediating role. This study reveals the mechanisms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reduction of pro-social behavioral intentions by mortality salience in the context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which is important for reducing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mortality salience in the course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1. 引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吴恩之，俞朱良，2005)。2019年末，全球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因具有高传染性、高隐蔽性、突发性等特点，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命安全(Hao, Cheng, Wu, Wu, Lin, & Wang, 2020)，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国际关注的典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Gostin et al., 2020)。除了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身成因多样、传播广泛的特点给社会和个人带来巨大破坏，人们的心理状态还会因其突发性和复杂性而被影响。人们会通过新闻资讯和自身经历等形式了解到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死亡人数信息，这对个体而言实际上是一种死亡启动，进而诱发焦虑。死亡启动是指人类能够意识到自己在未来某一天必将死亡这一事实，它会诱发个体的生存恐惧，并引起一系列的生理、心理和行为上的变化(Greenberg et al., 1997)。重要的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也发展出一系列的心理和行为机制来缓解死亡焦虑，包括提升自尊、维护价值观或增加亲社会行为(Zaleskiewicz, Gasiorowska, & Kesebir, 2015)。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过程中，亲社会行为有助于人类合作对抗此类事件，如阻止病毒的进一步传播、提升人类对于此事件的认知和预防意识等，但也增加了个人健康受损的风险。然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期间，死亡启动对个体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机制并不清楚。

亲社会行为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所表现出的利他行为，是衡量个体心理健康状况与品德发展的重要指标，其泛指一切对他人和社会集体有利的行为，具有一定的自愿性、利他性和符合社会期望等特点(Penner, Dovidio, Piliavin, & Schroeder, 2005)。个体的情绪状态是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关键因素。人们在积极的情绪状态下有更高的亲社会行为意愿(Aknin et al., 2018)。处在焦虑、悲伤、愤怒等负性情绪状态下时，人们往往对他人的困难会更冷漠(Rosenhan, Salovey, & Hargis, 1981)。研究表明，个体在非紧急情境中更有可能实施亲社会行为。相反，由于紧急情境下潜在的安全威胁和风险，人们出于对自身利益的保护，也会减少亲社会行为(Harel & Kogut, 2015)。此外，研究还发现亲社会行为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当他人所需要的帮助是理解、同情等情绪支持时，女性相比男性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Eagly & Steffen, 1986)。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人们的亲社会行为主要受到人格和认知等因素的影响，研究表明，对自身价值高度认可、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往往有更多的亲社会行为，而自尊水平较低的个体倾向于减少亲社会行为(Leary & Macdonald, 2003)。

死亡启动会诱发生存焦虑，而亲社会行为是个体应对、缓解生存焦虑的途径之一。恐惧管理理论认为，死亡启动使自我与死亡的联系感增加，进而产生死亡焦虑。而人类动机的核心在于管理死亡意识引发的焦虑，通过自尊和世界观维护等心理防御机制来实现心理上的平静(孟祥寒，李强，周彦榜，王进，2021)。其中亲社会行为是提高自尊和维护世界观的有效途径。以往研究发现，死亡启动可以增加个体的亲社会行为。比如，研究发现死亡反省会使个体更加慷慨，增加个体的捐款意愿(韦庆旺，周雪梅，俞国良，2015)。类似地，研究还发现死亡启动会让人更多投入到人生目标的追求中，通过给予他人帮助来满足心理需求，从而减少对不可避免的死亡的恐惧(Lykins, Segerstrom, Averill, Evans, & Kemeny, 2007)。这些结果表明增加亲社会行为可能是有效地缓解死亡焦虑的手段之一。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的死亡信息传播会增加个体的死亡焦虑，并导致其认知和情绪上的变化。范小月等人研究发现，死亡启动促进了新冠病毒流行期间个体的志愿捐助行为(范小月，孙配贞，王娟等，2022)。

亲社会行为还会受到自我保护的利他性所影响。虽然个体在大多数情况下坚守同情、善良和利他的价值观，但当面对实际或象征性的自我威胁时，比如战争肆虐、病毒爆发，他们会在是否给予帮助的困境中存在的未知风险和“收益”间进行得失权衡，从而可能会暂时忽略这些价值观，更注重自身利益的维护(Arfer, Bixter, & Luhmann, 2015)。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志愿服务等一系列亲社会行为能为受灾群众提供多方面的服务，但该过程中可能会因近距离接触有病毒物品而增加个体感染的风险，威胁到自我的身体健康。自我保护的利他理论认为，只有在保证自我安全的前提下，个体才更有可能实施亲社会行为(Heine et al., 2022)。持有集体主义观念的人们会牺牲自我利益来换取他人或集体利益，而个体主义信念会让个体更关注自身的利益。研究发现，个体处在威胁情境时会更偏向个体主义信念，而不是集体主义(Zanon, Novembre, Zangrando, Chittaro, & Silani, 2014)。因此，个体的亲社会行为会在威胁情境中减少，在安全情境中增加(Harel, & Kogut, 2015)。此外，该理论还认为，自我保护的利他性具有性别差异，男性相比女性更加注重自身的利益，尤其是在威胁情境下(Xi et al., 2022)。与恐惧管理理论的看法不同，自我保护的利他理论会认为由于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亲社会行为的风险性，个体在面对威胁时会更注重自身的安全。因此，减少而不是增加亲社会行为可能是缓解威胁情境中生存焦虑的有效方法。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考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死亡启动影响亲社会行为的机制及其性别差异。我们在新冠流行期间(2022年10月~11月)通过线上实验的方法构建了大样本的被试集(N = 400)。目前在全球各地，除了本研究中的新冠病毒，未知的危险还在肆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发且不可预测，人们对生命和健康的威胁感日益增强。我们通过这项研究，希望能够深入了解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情境时死亡焦虑对个体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基于以往的死亡启动范式，我们要求被试评价一系列死亡相关的句子，以此来诱发个体的生存焦虑。为了控制死亡启动引起的情绪变化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在对照组中，我们通过一系列情绪(如沮丧、困惑等)相关的句子来诱发个体的负性情绪。随后，被试完成有关新冠相关亲社会行为的测量。由于病毒的传播性强、致病性高等威胁因素，相关亲社会行为具有一定的风险。基于自我保护的利他理论，我们预测死亡启动会减少亲社会行为，而且这种趋势在男性群体中更大。此外，考虑到死亡启动带来的情绪变化，我们假设死亡启动会通过降低积极情绪、增加消极情绪和焦虑的方式来减少亲社会行为。通过这项研究，我们不仅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个体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威胁时的行为模式，还能探索性别差异对亲社会行为的潜在影响。这些发现有望为我们制定更加精准的干预策略提供帮助，来提高社会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民众的健康安全感。

2. 方法

2.1. 被试

本实验共招募线上被试400人，均为中国大学生，主要来自于安徽、浙江、江苏、河南、北京等地。其中男性199人，平均年龄为18.39 ± 1.08岁，女性201人，平均年龄为18.07 ± 0.50岁。完成a卷(死亡启动)平均用时220.49秒，完成b卷(情绪启动)平均用时241.16秒。

2.2. 实验程序

将被试随机分为死亡启动组和情绪启动组，采用线上调查的方式完成问卷。研究设置了死亡启动和情绪启动两份调查问卷，为了防止调查问卷的填写者猜测实验的目的，仅用a卷(死亡启动)和b卷(情绪启动)代替。正式实验中首先进行死亡启动或情绪启动，接着使用情绪量表测量被试当下的情绪体验。随后，被试还需要完成与新冠相关的亲社会行为调查。最后，被试需填写性别、年龄等背景信息。被试完成调查的平均时间为231 s，标准差为210 s。

2.3. 研究材料和测量工具

2.3.1. 死亡启动和情绪启动任务

采用罗思阳等编写的死亡启动操纵材料(Luo, Shi, Yang, Wang, & Han 2014)，共包含十三个题目。通过十三个题目进行具体评估，例如：“如果我死了，我的身体会被暂存于太平间，脸色苍白”，“死亡将让我的血液停止流动，各个器官不再运转”和“当我死去，我的躯体将被静止地搁置着，毫无反应”等等。采用“同意”和“不同意”两个维度。为了排除情绪对于死亡启动本身对新冠疫情期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将情绪启动作为对照条件。情绪启动任务也包含十三个问题，例如：“生活中许多事情无法逃避，但这并不使我苦恼”，“我无法逃避生活，这使我觉得痛苦”和“如果我认为我会把事情搞砸，就真的会发生”等等。在两种启动条件下，被试仅需要在阅读句子后回答“同意”或“不同意”该说法。

2.3.2. 亲社会行为意愿

参考袁加锦等以往相关实验测量被试是否愿意为疫情提供帮助的做法(Luo et al., 2022)，本实验选择与新冠亲社会行为相关的动机题项，共5道题。例如，“当需要的时候，我愿意当核酸志愿者去抗击疫情”和“如果有同学因为疫情遇到困难，我会去帮助他”。被试被要求表明自己的意愿(1非常不符合，2不符合，3不确定，4符合，5非常符合)。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伦巴赫系数为0.75。

2.3.3. 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

采用正性和负性情绪量表(Hamid & Cheng, 1996)，该量表包含10个正性情绪形容词(活跃，机敏，专心，果敢，热情，兴奋，振奋，有兴趣，自豪，强壮有力)和10个负性情绪形容词(害怕，惊吓，不安，紧张，容易激动，敌意，内疚，羞愧，心烦意乱，痛苦)。采用5点计分(1完全没有，2有一点，3中等，4相当多，5非常多)，要求被试根据当前对这些情感或情绪体验的程度，选择一个符合的选项。在本研究中，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分量表的克伦巴赫系数分别为0.92和0.93。

2.3.4. 新冠焦虑

采样新冠焦虑量表(Lian, Xia, & Wu, 2022)，该量表包含5个题目，测量个体新冠相关的焦虑情绪体验。例如，“新冠肺炎令我怀疑自己是否已感染疾病”和“新冠肺炎令我觉得自己很不安全”。量表采用5点李克特计分(1非常不符合，2不符合，3不确定，4符合，5非常符合)。在本次施测中，该量表的克伦巴赫一致性系数为0.91。

3. 结果

3.1. 死亡启动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对亲社会行为进行启动类型(死亡启动/情绪启动) × 性别(男性/女性)两因素方差分析，其中启动类型和性别都是被试间变量。结果发现，启动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F (1, 396) = 2.219，p = 0.137，${\eta }_p^2$ = 0.006；性别的主效应显著，F (1, 396) = 5.618，p = 0.018，${\eta }_p^2$ = 0.014，事后检验显示男性(M ± SE, 19.424 ± 0.27)相比女性(20.328 ± 0.269)的亲社会行为意愿更低。启动类型和性别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F (1, 396) = 3.604，p = 0.058，${\eta }_p^2$ = 0.009。简单效应分析显示，在男性群体中，死亡启动(18.778 ± 0.383)相比情绪启动(20.406 ± 0.380)显著降低了他们的亲社会行为(p = 0.017)；但对于女性群体，死亡启动(20.07 ± 0.381)和情绪启动(20.25 ± 0.381)条件下的亲社会行为无显著差异(p = 0.772)。

Figure 1. Effects of death initiation on pro-social behavior (Figure A), new crown anxiety (Figure B), positive emotions (Figure C), and negative emotions (Figure D)

图1. 死亡启动对亲社会行为(图A)、新冠焦虑(图B)、积极情绪(图C)和消极情绪(图D)的影响

为控制死亡启动导致的情绪变化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对个体的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和新冠焦虑水平分别进行启动类型(死亡启动/情绪启动) × 性别(男性/女性)两因素方差分析。对于积极情绪，启动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F (1, 396) = 2.537，p = 0.112，${\eta }_p^2$ = 0.006；性别的主效应显著，F (1, 396) = 14.898，p < 0.001，${\eta }_p^2$ = 0.036，男性(31.118 ± 0.556)的积极情绪显著高于女性(28.094 ± 0.553)；启动类型和性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 (1, 396) = 14.898，p < 0.001，${\eta }_p^2$ = 0.036，简单效应分析显示，死亡启动(29.667 ± 0.788)相比情绪启动(32.570 ± 0.784)显著降低了男性群体的积极情绪(p = 0.009)，但不影响女性群体(死亡启动：28.297 ± 0.780；情绪启动：27.890 ± 0.784; p = 0.713)。对于消极情绪，启动类型[F (1, 396) = 0.714 p = 0.399, ${\eta }_p^2$ = 0.002]和性别[F (1, 396) = 0.028, p = 0.868, ${\eta }_p^2$ < 0.001]的主效应以及它们的交互效应[F (1, 396) = 1.195, p = 0.275, ${\eta }_p^2$ = 0.003]都不显著。对于新冠焦虑，启动类型的主效应边缘显著，F (1, 396) = 3.418，p = 0.065，${\eta }_p^2$ = 0.009，死亡启动(13.273 ± 0.370)相比情绪启动(12.305 ± 0.370)条件下的新冠焦虑水平更高；性别的主效应显著，F (1, 396) = 7.180，p = 0.008，${\eta }_p^2$ = 0.018，女性(13.490 ± 0.369)的新冠焦虑水平显著高于男性(12.088 ± 0.371)；启动类型和性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 (1, 396) = 0.031，p = 0.86，${\eta }_p^2$ < 0.001。结果见图1。

3.2. 中介效应分析

为考察死亡启动是否通过影响情绪反应降低男性的亲社会行为，采用基于SPSS的process插件，选择模型Model 4，bootstrap重采样设置为5000，将启动类型设置为哑变量(死亡启动 = 1，情绪启动 = 0)，将新冠焦虑、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作为中介变量，在男性和女性群体中构建死亡启动影响亲社会行为的中介效应模型。结果发现，在女性群体中中介模型不成立，死亡启动不能显著预测亲社会行为(p = 0.76)，也不能显著预测中介变量(p > 0.15)。在男性群体中，死亡启动能够负向预测积极情绪(β = −0.35, p < 0.05)和亲社会行为(β = −0.31, p < 0.05)；将新冠焦虑、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同时纳入方程后，积极情绪(β = 0.38, p < 0.001)和消极情绪(β = −0.34, p < 0.001)均能显著预测亲社会行为，但只有积极情绪的中介效应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明积极情绪在死亡启动和亲社会行为之间中介效应显著。结果见图2。

* p < 0.05, ** p < 0.01, *** p < 0.01

Figure 2. Model of the mediation of positive emotions between death initiation and prosocial behavior in the male population (N = 199)

图2. 男性群体中(N = 199)积极情绪在死亡启动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中介模型

中介效应分析如表1所示，死亡启动到亲社会行为的总效应为−1.29，置信区间不包括0。死亡启动通过积极情绪对亲社会行为的间接效应为−0.54，置信区间不包括0，该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41.86%。但死亡启动到亲社会行为的直接效应以及其他中介效应均不显著，它们置信区间均包括0。这些结果表明在男性群体中积极情绪作为中介变量完全中介了死亡启动到亲社会行为的效应。结果见表1。

Table 1. Mediating effects of positive emotions between death initiation and pro-social behavior

表1. 积极情绪在死亡启动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

路径	效应值	BootSE	Bootstrap95%置信区间
			BootLLCI	BootULCI
死亡启动→亲社会行为	−0.78	0.52	−1.81	0.25
死亡启动→积极情绪→亲社会行为	−0.54	0.25	−1.07	−0.10
死亡启动→消极情绪→亲社会行为	−0.03	0.20	−0.40	0.39
死亡启动→新冠焦虑→亲社会行为	0.06	0.08	−0.05	0.28
总间接效应	−0.51	0.28	−1.06	0.04
总效应	−1.29	0.57	−2.42	−0.17

4. 讨论

本研究基于恐惧管理理论和自我保护的利他理论探讨死亡启动影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人们亲社会行为意愿的内在机制和性别差异。结果发现，死亡启动相比情绪启动降低男性的亲社会行为，但不影响女性的亲社会行为。通过中介效应分析发现，积极情绪的减少是死亡启动降低男性亲社会行为的中介路径。这些结果支持基于自我保护的利他理论，即利他行为发生的前提是自身利益不受遭受损害。当存在未知风险或自身利益可能会受到威胁时，人们一般会放弃原有的价值观和利他行为，注重自我保护，从而缓解风险带来的死亡焦虑和恐惧(Zanon, Novembre, Ngrando, Chittaro, & Silani, 2014)。该结果不支持恐惧管理理论关于死亡启动会增加亲社会行为来缓解死亡焦虑的假设(Greenberg, Pyszczynski, & Solomon, 1997)。

本研究结果表明，死亡启动会降低亲社会行为意愿。以往的研究发现死亡启动会促进亲社会行为，这些研究结论支持恐惧管理理论。例如，研究发现死亡启动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会增加捐赠行为(范小月，孙配贞，王娟等，2022)。恐惧管理理论和基于自我保护的利他理论两个不同视角分别假设了死亡启动对于亲社会行为具有不同影响，死亡启动减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亲社会行为意愿的发现支持基于自我保护的利他理论，而不是恐惧管理理论。虽然恐惧管理理论是死亡心理研究的经典理论，然而死亡心理本身具有复杂性(孟祥寒，李强，周彦榜，王进，2021)，人们在不同情境下的亲社会行为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也更加复杂。

本研究也探究了死亡启动影响亲社会行为的性别差异。研究结果发现，死亡启动选择性地降低了男性的亲社会行为，而对女性的亲社会行为几乎没有显著影响，即发现了性别的调节作用。同样，在基于自我保护的利他理论中，性别角色(Bem, 1981)与认知共情能力对于亲社会行为有着显著影响(Batson, Batson, Slingsby, Harrell, Peekna, & Todd, 1991)。亲社会行为建立在对他人的感情基础上，即共情能力是发生亲社会行为的关键因素，女性的认知共情能力强于男性(Eisenberg & Lennon, 1983)，能使她们更能理解他人的想法和所处情境，从而更容易产生亲社会行为。研究还发现，女性在社会化上比男性要遵循更高的道德标准，而男性的社会化使得他们更加个人主义(Whitley, Nelson, & Jones, 1999)。这可能导致男性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更加关注自身的利益，从而减少增加个人风险的相关亲社会行为。因此，男性相比女性具有了更弱的共情能力和更强的自我保护利己倾向，导致死亡启动只选择性降低了男性的亲社会行为。本研究结果为基于自我保护的利他理论中亲社会行为的性别差异提供了新的证据。

本研究还考察了情绪变化在死亡启动降低亲社会行为中的作用。结果表明，在死亡启动对亲社会行为产生影响的过程中，积极情绪起到中介作用，消极情绪和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焦虑并未起到中介作用。也就是说，死亡启动是通过选择性降低男性的积极情绪来抑制亲社会行为的。那么，为什么是个体的积极情绪而不是消极情绪起作用呢？以往研究发现，消极情绪并不能单独对亲社会行为产生显著影响，而是受到个体自尊水平的调节，低自尊个体的亲社会行为意愿才会受到消极情绪的干扰(Sillick & Schutte, 2006)。相反，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受积极情绪的直接影响(Holloway, Tucker, & Hornstein, 1977)，当个体的积极情绪更高时，更愿意投入到亲社会行为中，而积极情绪的降低，意味着投入亲社会行为的意愿降低。因此，积极情绪的降低中介了死亡启动对男性亲社会行为的抑制作用。

综合来看，死亡启动会选择性地通过降低男性的积极情绪来减少他们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亲社会行为，该结果对于理解男性和女性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不同的倾向和行为模式非常重要。我们可以根据他们不同的情绪体验特点，通过增加男性的积极情绪来激发他们的亲社会行为，也可以针对性别差异性，通过心理方面的疏导缓解个体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的死亡焦虑和恐惧，让人们理解亲社会行为对社会团结协作和应对灾难的重要意义。本研究虽获得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的被试主要是大学生，且分布地域不全面，这限制了研究结论的可推广性。其次，本研究通过在线实验操作的方式对死亡启动与亲社会行为关系进行了初步探索，缺少精确的实验控制，比如无法测量死亡启动的有效程度。这些问题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