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于中国召开，其“学以成人”的主题深刻触及儒家哲学对个人成长与道德完善的独特见解。儒家视“学做君子”为至高追求，强调道德修养与人格完善的并重。然而在当代社会快速变迁的背景下，传统的“君子”概念似乎正逐渐淡出视野，物质财富的多寡与社会地位的高低逐渐成为了衡量个人价值的标尺。我国经济蓬勃发展之际，却面临道德水平未能同步提升的困境，“道德冷漠”与“信任危机”成为社会隐忧[1]。
这一现状源于经济与文化双重转型的深刻影响。经济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冲击了传统的社会结构，经济关系取代了人际间的温情纽带，道德基础受到动摇。文化上，近现代社会的急剧变革导致儒家思想及其君子之道遭遇挑战，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土壤与制度支撑。尽管如此，君子理念在当代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作为道德人格的典范，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智慧与启示。因此，在推进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应积极探索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化，赋予君子人格以新的时代内涵，引导公众追求更高尚的道德情操与精神追求，共同构建更加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
2. “仁内礼外”：君子人格的本质要求
(一) 君子概念的演变
孔子在《孔子家语·五仪解》中对“君子”有过明确的界定：“公曰：‘何谓君子？’孔子曰：‘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义在身而色无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君子也。’”可见，在孔子与鲁哀公的对话中的“君子”，已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人格典范。然而“君子”一词的演变并非一蹴而就，它最初并非道德概念，而是从指政治上的“在位者”逐渐转化为道德上的“有德者”。
早在西周初年，“君子”一词便已出现[2]。西周初年成书的《尚书·酒诰》中记载：“庶士有正，越庶佰君子，其尔典听朕教”。孙星衍在《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对此解释道：“君子者，《释诂》云‘君，大也。’子者，马氏注《论语》云：‘男子通称也。’”[3]可见，“君子”一词最早并非后世所谈及的一种单纯的道德理想范式，而是指“在位者”。从文字学的角度出发也能证实这一点，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君”字道：“君，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4]至西周中后期，“君子”开始被赋予道德内涵。据学者统计，在成书年代横跨西周初期到春秋的《诗经》一书中，“君子”一词共出现了183次[5]，此时的“君子”已经明显开始有了道德内涵，并多与高尚品德相关联。如“湛湛露斯，在彼祀棘，显允君子，莫不令德”(《小雅·湛露》)。
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君子”一词实际上是“在位者”内涵不断减弱，“有德者”内涵不断加深的过程，这一特征在春秋末期的孔子处仍然有所体现。孔子对“君子”的论述更加丰富了其道德内涵。他虽未完全摒弃“在位者”的意味，但更强调“君子”的道德品质。在孔子的论述中，“君子”既是道德的化身，也偶指高位之人，但更多时候是指那些具备高尚道德情操的人。自此以后，“君子”逐渐成为了后世所推崇的有德之人的代名词，而“在位者”的含义则逐渐淡化，仅在特定语境中才被提及。
(二) 仁：君子的内在价值规范
君子是孔子学说在人格上的直接体现，必然以孔子思想的中心“仁”作为价值遵循。关于“仁”，《论语》中有诸多阐述：“克己复礼为仁”，强调自律与礼制；“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彰显牺牲精神；“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指出五德为仁之实践。然而孔子并未对于“仁”做出明确的界定。但是若从整体的视角审视诸多孔子论“仁”的语句，可以非常明确地发现“仁”的核心旨趣即人自身道德自觉的确立。君子从“仁”那里获得了最根本的价值规范，并在血缘情感、社会交往、积极人格三方面取得具体的规定性。
君子之德，始于家庭血缘，以孝悌为本。“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末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孔子将这种“孝亲”的根源同天然的家庭血缘心理需要相互连接，并拓展至家国天下。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孝经·广扬名》)。“仁”所要求的这种亲疏有别的爱，构成了君子的道德基础。“仁”亦存在社会性的一面。“仁”这一要素对君子提出了社会性的义务和要求，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成为了人的本质的体现和“仁”的重要标准，即孟子所言“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而在内在层面，“仁”鼓励个体人格的主动性和独立性。“为仁由己，而由乎人哉”(《论语·颜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己”(《论语·雍也》)。君子并非空谈道德，亦是行动者和实践者。
(三) 礼：君子的外在实践要求
“仁”是君子的内在价值根源，然而这种“仁”必须通过“礼”来进行外在的显现，从而实现君子道德与实践的统一。《论语》中对君子的外在行为规范做出了许多规定，如“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出自《论语•里仁》)等等。然而在这些具体的外在规定中，“仁”是统一且贯穿于这些外在行为规定的价值根源，孔子通过“由仁释礼”，将君子外在的行为规范的价值遵循构建在“仁”学之上。
“礼”本是对社会成员进行约束的外在习惯法规，但是在春秋“礼崩乐坏”的社会大背景下，人的自觉意识开始探求支撑外在仪文的内在价值根源。孔子在与宰我关于“三年之期”的辩论中阐述了由“仁”释“礼”的思想原则。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宰曰：“安。”子曰：“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孔子将“三年之丧”的价值依据归结到亲子之间的血缘情感上，而这种血缘情感正是孔子阐发“仁”的重要部分。孔子由“仁”释“礼”，将外在的规范“礼”构筑在人的内在要求“仁”中，使原来强硬的外在规范成为了个人的自觉，使伦理规范同个人的道德自觉熔铸为一体。也正如孔子所说的，“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君子的所作所为都是以“仁”为价值根源，离开了“仁”就不是君子而是“小人”了。
3. 君子人格的当代价值
近代社会的深刻变革引发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显著对立，现代社会的复杂程度也远远超出了传统观念的想象范畴。工业化进程虽然极大地丰富了物质世界，却也伴随着诸多道德问题的浮现，诸如价值观的模糊与缺失、拜金主义的盛行以及纵欲主义的蔓延等。在这一背景下，君子概念因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价值，愈发凸显其重要性。君子所代表的高尚品德与道德自律，对于当代个人的全面成长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和价值。
(一) 立德树人的集中体现
以成为君子作为人生目标，树立起自身的君子人格，在实践层面上说就是培养自身道德自律的过程。在个人主义彰显，个体利益优先的当代社会中，这无疑是尤为重要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个人利益被置于了首要的地位。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个人与个人的利益追逐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冲突，个人不断膨胀的私欲必然会突破道德的边界，对他人乃至群体的整体利益产生破坏，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公共价值建设，导致人人自危、道德漠视的社会现状。然而社会和谐有序、发展进步的内在要求必然需要对此做出回应，君子便在此处展现出它自身的价值。君子以儒家的“仁”为价值内核，立志成为君子并付出实践，这既是实现“仁”的过程，也是树立起个人道德自律的过程。
君子以“仁”为自身价值的内核，这种价值的根基并非源自外界的强制规范，而是深深植根于内心的道德自觉之中。它以血缘关系为起点，与深厚的心理情感紧密相连，逐步向外延伸，构建起一个广阔而深邃的价值体系。这一体系与儒家所倡导的“天道”理念相契合，正如《周易》所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由于这种内在价值同“天”的一致性，因此在价值层面以“天人合一”为最终完成形式，实践层面则是通过反复的“內省”来使得自身“本有”的道德得到阐发，君子所依靠的“礼”亦为此种“内省”的外在形式。君子这种以仁为价值根源，通过不断“发明”自身“本有”的道德理性使得自律可以脱离宗教而成为可能，因此正如梁漱溟所说的“中国自有孔子以来，便受其影响，走上以道德代替宗教之路”[6]。在当下呼吁人人做君子，亦是指引人们充分发扬自身的道德，树立起道德自律的必要措施。
(二) “以义制利”的价值导向
道德和利益之间的取舍，一直是全世界亘久不衰的话题。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社会及商业环境的复杂程度已今非昔比。若从微观的角度审视，个人泛滥的物质欲望和对利益的疯狂追求亦呈现压倒一切规则与道德之势，是种种商业丑恶现象产生内在根源。因此君子所探讨的“义利之辨”在今天依旧具有现实的针对性。
古代儒家一直强调义利之辨，强调个人在利益与道义之间的平衡。孔子一改以社会地位来评判君子与小人，将君子塑造为了一个纯粹的道德观念，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德性”就是君子的本质。具体到经济活动中，君子要求以“义”为自身的行为准则，“义”实际上就是“仁”的要求，是一种“应当”。因此君子在面对利益与道义的冲突时，必然会反对抛弃道义只追求利益的主张，儒家明确表示要“见得思义”(《论语·季氏》)，“见利思义”(《论语·宪问》)，即君子在面对利益时要时刻保持自身的道德自觉，一切以利益至上是儒家所明确反对的。然而在坚持自身道德自觉的同时，儒家又为正当的利益给予了相应的合法性，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孔子并不否定富与贵的合理性，但是无论富贵或者是贫贱，都必须建立在相应的道德规范之上，只有合乎道德的利益，君子才能心安理得地获取。在当前“重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树立起自身的君子品格，遵守法律和商业规范的同时坚守自身道德自觉，可以极大程度地抑制日益膨胀的物质欲望，让社会风气重新回到正轨，建设更加健康的商业环境。
(三) “不偏不倚”的处世之道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显著区别在于物质与信息的交流空前快捷便利。伴随而来的是，人际、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间的矛盾加剧，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冲突频发。这些精神层面的矛盾，异于一般社会矛盾，法律作为社会规范，仅能规范行为，难以触及思想与内心。儒家中庸之道，作为和谐理念的典范，为调和此类矛盾提供了富有现实价值的解决途径。
朱熹解“中庸”为“中者，不偏不倚，过无不及之名。庸，平常也”[7]。中庸是君子在实践时需要时刻遵守的常行之道，即“君子依乎中庸”(《中庸》)，表现于外是“中”的不偏不倚，过犹不及的状态。中庸之道并不是无原则的折中主义，它的最终导向不是非此即彼的冲突斗争，而是在两端的平衡中追求进步，在平衡中寻求发展。在具体的方法论上，中庸思想倡导“过犹不及”的状态，“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日：‘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理想状态并非是某个极端，而是既不是过头，也并非不及的二者平衡状态。同时中庸之道亦提出“执其两端”的方法论原则，“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主张在处理事物时要采取适中的方式，既不过分追求某一方面的利益，也不忽略其他方面的利益，以达到平衡和谐。在“过犹不及”和“执其两端”的方法论原则中，所谓平衡的“中”的价值来源是“义”，“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在纷繁复杂的具体事件中，并没有一个固定死板的标准，中庸是一种活的行为方式，必须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实时地进行权衡，以达到和谐的状态。君子通过中庸化解矛盾，达到最终的“和”，正如《中庸》所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8]。
4. 君子人格的重塑重构
君子作为儒家文明在人格上的集中体现，在当下社会中依旧具现实的针对性。但是作为生长于传统社会中的人格范式，必然存在着深层次的历史印记。在向现代化持续迈进的进程中，需要审慎地对传统君子进行审视，实现君子的当代构建，这不仅有利于君子人格在当代的实现，更有助于实现人的现代化。
(一) 构建与政治相分离的君子
传统儒家政治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泛道德化，强调道德的至上性和重要性，将道德作为治国安邦的根本。这种政治上的泛道德主义作为君子产生的历史背景深刻地烙印在了君子的内涵之中，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忠君”观念。君子以“礼”作为外在的行为规范，在实践中自觉地认同道德权威，在政治方面则体现为维系统治者权威，即孔子所说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同时君子亦是统治者依靠的维护政治体系的主体，即“无土则人不安居，无人则土不守，无道法则人不至，无君子则道不举”(《荀子·致士》)。这种双向依靠的关系逐渐形成了一类依附性群体，伦理与政治紧紧的交缠在了一起。
现代社会以民主和法制为基石，前者保证了个人的自由和平等，后者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在个人层面，公民概念和现代社会呈现出相互构建的，一体两面的关系。现代的公民作为国家和社会的基础，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体，在价值取向、道德品格、观念意识等方面同传统社会相比均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现代社会中君子所依附的封建王权已不复存在，但是这反而将君子从伦理和政治纠缠不分的状态中解放了出来。当代君子得以以一种相对独立的精神实体参与到现代人格的构建进程中，且事实上君子人格亦在当代展现出了其自身的价值。在以公民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构建一种“公民式的君子”是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路径[9]。在培养现代化公民的平等、法制、契约等意识的同时强调君子的社会责任感和群体意识，形成一种审慎延续传统又超越传统的现代公民君子。
(二) 构建主体性的“公民”君子
君子以“仁”为价值根源，以“弘道”为人生理想，在具体实践方面依“理”而立价值判断，故君子的“好恶”实际上是于普遍之“理”而言，并非指心理情绪上的喜好厌恶。在价值实现方面则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语录》)为最终理想，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意识。然而无论是从价值根源或是人生理想进行考察，君子的外在特质都是除去“自我”的一种“无私”，可以说君子人格实际上是一种排除了个人个性的群体性人格，并未给个人划出空间。培养现代公民，培育现代人格是现代社会的内在要求。因此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君子人格的转型与重构必须与现代公民意识相结合，同个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相结合，从而塑造出既具深厚传统文化底蕴，又符合现代社会需要的“公民式君子”。
进一步而言，君子的价值判断，不应仅仅停留于外在的“理”之框架内，而应深深植根于内心的道德自觉之中。这种自觉，是源自灵魂深处的对善的向往与追求，是对“仁”这一至高境界的深刻体悟与践行。它超越了简单的规则遵循，而是将道德准则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使每一次选择、每一份行动都自然而然地流露出高尚的道德情操。在这样的道德自觉引领下，君子的道德实践不再是对外在“理”的被动适应，而是主动创造与引领社会风尚的过程。在新冠病毒肆虐初期，钟南山院士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没有选择安逸与退缩，而是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毅然决然地站在了抗击疫情的最前线。他的行动，不仅仅是遵循了作为医者的职业操守，更是内心深处对生命尊重、对社会责任深刻理解的自然流露。这种道德自觉，超越了简单的职业要求，更是对“仁”这一至高境界的深刻体悟与不懈追求。他们不仅在日常生活中践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法则，更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勇于担当，以实际行动诠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情怀。这种实践，既是对个人修养的不断提升，也是对社会正能量的积极传播。
(三) 构建普适性的“大众”君子
君子作为生长于传统社会的道德人格范式，其背后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身份等级的历史印记。“君子”一词最初诞生时便同身份等级直接相关，虽然后世的君子逐渐演变为了一个纯粹的道德人格概念，但是作为君子外在遵循的“礼”依旧保留了等级身份的内涵。周礼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一直从原始文化延续而来，依旧保存了上下等级，尊卑贵贱的严格秩序[10]。其次，后世的君子逐渐同政治纠缠在一起，以一种群体人格认同的方式成为了统治者所依靠的对象，区分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并以此强化了社会上的身份等级。
现代社会的基石之一是普遍的人权观念与平等的价值取向，这要求我们在重构君子人格时，必须摒弃传统君子概念中隐含的身份等级与特权意识。传统君子虽强调道德高尚与行为规范，但其背后的等级观念与现代社会的平等原则存在冲突。因此，构建普适性的“大众”君子，关键在于将君子人格的道德追求与平等、包容的现代社会理念相结合。我们应拓宽君子的社会基础，使之跨越阶层与群体界限，成为所有致力于道德自律、社会责任感及公共精神提升的个体的共同向往。这意味着，不论出身与身份，只要心怀仁爱、恪守道德、勇于担当，皆可被视作新时代的君子典范。同时，需对“礼”进行时代性的诠释，使之摆脱对个人自由与平等的束缚，转而成为推动社会和谐与进步的积极力量。在现代语境下，“礼”应更多地蕴含对他人的深切尊重、深刻理解与广泛包容，以及对公共秩序的主动维护。通过践行“礼”，现代君子能够彰显其卓越的人格魅力与文明风范，引领社会风气之先。此外，我们应积极倡导并促进大众参与君子人格的培育过程，利用教育启迪、社会倡导及榜样引领等多种手段，激发每个人内心深处的道德觉醒与向善潜能。唯有当君子精神成为全社会广泛崇尚的价值导向，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的全面进步方能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