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文化生产理论中的“场域”、“惯习”、“资本”等概念被广泛运用于翻译研究，但范围仍然主要局限于笔译研究，在口译研究中应用并不广泛。社区口译情景通常由口译员、机构代表和弱势方三方组成，口译员作为重要的“中介”，决定着各方诉求的传达和场域的平衡维持，具有深厚的社会学研究价值。本文对布迪厄的翻译社会学进行了基本概念解释，阐明了其应用于社区口译研究的可行性，探究了社区口译内的“场域”、“惯习”、“资本”，并由此对社区口译译员提出针对性发展建议，以多角度实现社区口译译员角色的共建。
Abstract: The concepts of “field”, “habitus” and “capital” in French sociologist Bourdieu’s cultural production theory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translation studies, but their scope is still mainly limited to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they are not widely used in interpretation studies. Community interpretation scenarios are usually composed of interpreters, agency representatives and disadvantaged parties. As an important “intermediary”, interpreters determine the delivery of demands of all parties and the balance of the field, which has profound sociological research value.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basic concepts of Bourdieu’s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illustrates the feasibility of applying it to the study of community interpreting, explores the “field”, “habitus” and “capital” in community interpreting, and puts forward targeted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for community interpreters, so as to realize the co-construction of the role of community interpreter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1. 引言
法国学者布迪厄“文化生产理论”是被翻译社会学研究者广泛使用的社会学说之一。布迪厄是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提出的“场域”、“惯习”、“资本”理论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在翻译研究中具有良好应用性，推动了翻译社会学的发展。翻译社会学认为，口译是一种社会活动，与周围的权力关系相互联系并受其影响，同时也反过来影响社会秩序。在口译研究中，场域常被用来区分不同类型的口译。口译通常被划分为社区口译和会议口译两种类型，社区口译是指在公共部门或公共机构领域内进行的口译活动，包括医疗机构、法庭、警察局、学校以及其他社会服务机构等。社区口译主要采用交替传译形式，也包括手语翻译。与其他口译活动相比，社区口译是一种面对面的对话活动，社会性更强，译员在其中的社会作用也更加显著，充分体现了翻译社会学应用于口译研究的合理性。
2. 翻译社会学与社区口译员角色研究
2.1. 布迪厄社会学与社区口译研究
“场域”、“惯习”和“资本”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重要概念，用以关注社会实践中的行动者以及实践场所的社会结构[1]。布迪厄社会学认为，人类生活于社会环境中，受到一定社会制约条件约束，其社会位置是由其社会关系网决定的。人利用自身的资本与惯习在不同场域中生存，当个体构成集体，社会也在随之不断构建。在将社会学与口译结合的研究中，英格莱莉运用“场域”、“惯习”和“资本”分析口译的社会文化本质[2]；安吉莱莉引入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从医疗口译中的人际交往、机构和社会三个层面出发，分析译员的自身惯习[3]；任文、伊安·梅森运用福柯的权力观以及温格和布隆马尔特等人的社会学理论来诠释对话口译中的权力问题[4]。
目前，口译通常被视为一种沟通工具，其目的是进行语言转换，译员在口译活动一般存在感较低，口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研究价值长期以来也未得到重视，研究空间尚充足。出于口译的交流性质，口译可以被视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尤其社区口译中，口译员作为机构代表与弱势方跨语言跨文化对话的“桥梁”，较会议口译而言具有更多“权力”上的灵活性，在某些社区口译情景中甚至可以出现口译员与其他行动者互相“消权”与“赋权”的行为。因此，从社会学角度进行口译研究社会学视角下的口译研究模式不仅突显了译者的重要性，还显著提升了口译学科的社会价值和学术地位。
2.2. 口译员角色研究现状综述
口译员的任务非常复杂，并非所有的双语或多语者都能胜任。从心理语言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口译员从事的工作涉及整个交流系统，具有复杂性。在历史上，口译员常被视为“全能的中介”，除了翻译任务外，还承担其他多样的职能。直到20世纪初，会议口译这一职业才得以确立，对口译员在重要国际场合中的行为进行了明确规定。随着口译研究和口译职业的发展，人们对口译员角色的认知也发生了改变。口译员的角色可以被简单总结为“助手”、“传声筒”和“协调者”。
首先是助手角色。如辛西娅·罗伊所言：“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几十年间，助手和口译者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助手会提供建议，传递信息给聋哑人和常人之间，甚至有权利为其中一方或双方做出决策。”[5]。在口译尚未发展为专门职业时，口译工作通常由双语或多语者进行，作为一种协助行为发生在家庭、邻居或朋友之间。此外，长期以来，聋哑人的家人和朋友也会担任他们的助手，帮助他们与他人交流。一些人认为口译员应该具备多方面的能力，他们期望口译员不仅能够解决语言障碍，还能处理其他问题。有时口译员出于荣誉感或责任感愿意承担这种责任，但这可能导致他们负担过重，无法在口译任务中发挥最佳水平，形成本末倒置。此外，大多数口译员都是志愿提供帮助，因此他们的口译工作更像是一种援助而非服务。在无偿前提下，他们没有义务达到职业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口译职业化的发展。当然，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口译员不应被视为助手。
其次是传声筒角色。传声筒角色是口译专业化与职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客户的期望和口译职业本身对专业服务的需求引出了第二种对口译员角色的描述。在这一角色中，口译员以机器的概念来形容自身。传声筒的概念否定了先前的助手角色，因为助手角色意味着多方面的交流，而传声筒角色则要求口译员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翻译中，并尽可能忠实于源语信息，其作用可以比作机器、通道、桥梁等。在这种角色模式下，口译员需要避免个人情绪的参与，只专注于其基本工作翻译。因此，作为传声筒，口译员并不参与交流活动，其职责就是忠诚、准确地再次呈现说话者的信息。
最后是协调者角色。塔夫特(Taft)将文化协调者描述为：“能促进语言和文化背景不同的双方间的交流、理解和互动。协调者角色体现在将一方的表述、意图、认知和期待诠释给另一方，也就是建立并维持双方间的交流。为了实现这一链接角色，协调者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双方文化。因此，协调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双文化背景者。”[6]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口译员需要成为双语和双文化背景方面的专家。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口译员需要熟悉不同的文化背景，以便在口译过程中使文化负载的词汇和短语为听众所理解。这就是口译员在口译过程中扮演的文化协调者的角色。“文化协调者”这一理论主张口译员更多地参与到交流过程中。社交调控者体现在口译员“不仅仅负责翻译”[7]。“口译调停”也是互动集中的“各种社交、文化和次文化场合的一部分”，“翻译和协调在口译过程中是同时存在的，并不相互排斥”[8]。也就是说，除了传递信息，口译员还能运用他们的文化背景知识和特定的翻译策略，协调双方，促进社交活动顺畅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个口译员角色之间并不是后者取代前者的关系，口译员应在不同应用场景中进行角色切换。就本文主要研究的社区口译而言，社区口译受口译活动发生场所(医院、法庭、学校等)影响，注定具有文化多样性的底色，不同语言使用者文化背景各异，口译员在其中要担任协调者的角色，并在必要时对口译活动中弱势方进行援助。
3. 社区口译与翻译社会学
3.1. 社区口译中的“场域”
与成熟机构相比，社区口译没有固定的场所、成熟的职业规范和所属机构，稳定性较差。关于社区口译是否能构建场域，学术界仍存在一定争议。口译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实践行为，独特的翻译实践过程使口译成为各种场域、惯习和资源的聚集地。社区口译通常依附于某种专业机构体系(医院、警局、监狱等)，这些专业机构具有比口译更为成熟的场域，且口译场域也会受到专业机构场域及其原有惯习的影响。因此，英格莱莉将口译视为场域之间的“不确定地带”[9]，而伍尔芙则提出用霍来·巴巴(Homi Bhabha)的“第三空间”(third space)来补充完善布迪厄场域概念在翻译领域应用中的不足[10]。社区口译场景要求口译员在跨文化交流中发挥协调作用，保障机构内进行的对话在译员的介入下顺利进行，赋予了社区口译在社会结构中的独特位置，随着社区口译职业化的推进，社区口译职业规范不断完善，相关专业组织日益成熟，社区口译的稳定性将不断提升，有望成为一个拥有自身规则的自治领域，类似于其他成熟健全的职业体系，如医生、律师等。
3.2. 社区口译中的“惯习”
社区口译活动的参与者(包括机构代表、发言人和口译员)在口译活动发生前已经具备一定的惯习，如医生这些惯习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的行为。以社区口译场域存在为前提，各参与者会结合社区口译场域内的惯习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尽管这些惯习目前并不稳定。各机构代表的惯习来源于他们所在的原始机构领域，例如医院中的医生、学校中的老师、法庭中的狱警等。由于社区口译活动发生在机构代表的“地盘”，机构代表们自然成为强势一方，他们往往会试图主导口译活动，以符合其所属机构的惯习。而在社区口译中受服务者(或发言人)通常来自社会弱势群体，他们原先的活动领域相对于机构代表的领域地位较低，权力较小，不具备在口译活动中指导口译行为过程的强有力惯习，在接受口译服务时往往显得消极、被动。口译员的惯习来源于其语言能力、跨文化知识、过往口译服务经历以及经过口译培训所得专业技能与规范。多文化多语言背景使得口译员很难在口译活动中完全保持中立，容易与拥有相同母语和(亚)文化背景的一方结成“同盟”[11]。
3.3. 社区口译中的“资本”
上文提到，社区口译的参与者包括口译员、机构代表、发言人(弱势方)，三方所形成的权力格局与其各自所持“资本”密切相关。为了巩固其在场域中的地位，三方参与者都力图在场域中通过竞争来获取资本。
首先是机构代表，一般来说，机构代表所属职业社会地位较高、行业体系完善，例如律师、医生、教师等。他们会积累各种形式的资本(包括社会、文化和经济资本)，以此在口译活动中获取权力和地位，与原有场域相适应。机构代表所持资本经由长年积累而来，具有稳定性和长久性。
而对于来自社会弱势群体的另一方来说，在提倡人道主义的文化环境下，社会弱势群体拥有接受社区口译服务的权利，并在口译服务过程中表达诉求，巩固地位。这是一种符号资本形式。另外，兼具译员雇佣者身份的发言人有权对口译过程的质量提出要求，从而相应地在口译场域中获得资本。
对于口译员而言，其双语能力和跨文化背景知识是一种典型的文化资本，其保证了口译员在社区口译场域中的不可替代性。译员还可在对话情景中通过一定程度地操纵来对场域中的其他参与者进行“消权”与“赋权”。但社区口译作为一种职业，目前发展仍不完善，存在职业化水平低、缺乏权威成熟机构、没有完善培训体系等不稳定因素，其职业地位在社会和市场上的认可度较低，经济收入也不及会议口译。
另外，由于特定资本与特定场域具有强对应性——一种特定的资本总是在特定的场域中发挥作用，因此，译员的文化资本主要在口译活动中发挥作用，这意味着口译员体现资本的过程对口译交际过程具有依赖性。在口译活动结束后，口译员从职业身份中脱离出来，其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便一同失去了效力；相比之下，机构代表(医院、学校、法院等)的资本即使在交际活动结束后仍然存在。口译员所属的组织(或没有组织)也并未赋予他们能够与其他机构代表相抗衡的强大资本。因此，加强社区口译的职业化建设，提高职业声望对于译员获得并增加各种资本、保存资本、利用资本具有重要意义。
4. 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学视角下的口译研究模式不仅凸显了译者的重要性，还突显了口译活动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在社区口译背景下，译员需要参与到交流过程中，因此“协调者”这一角色显然更为适合社区口译员。然而，专业机构及机构代表在社区口译中拥有更强的专业性、更成熟的场域和惯习，以及更强大的社会资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译员作为“协调与交流者”的职能发挥。为了解决社区场域中的不平衡感，译员需要努力提升自身专业知识，增强象征资本，加强与实际接轨的职业培训，充分了解目标领域基本知识，做好译前准备，缓解自身和客户在机构代表面前的“弱势地位”，提高译员的社会和市场认可度，促进社区口译作为社会活动的职业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