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现实性”(Wirklichkeit)是理解马克思思想的重要概念，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正是在认识现实，解决现实问题中产生的。关于马克思早期的思想如何理解现实，人们尤其关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当前学界对于《导言》的普遍认识在于它标志着马克思思想实现“两个转变”，如果不结合德意志之前的历史现实和具体文本语境，这样的解读范式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马克思思想的历史感。这突出表现在“将一般原理与经验实存对立起来的理解定向中”[1]，因而对《导言》中马克思的思想的认识只能停留在简单的唯心和唯物的对立。分析马克思思想现实性的发展，不能只通过抽象的唯心论和形而上的分析方法，必须结合历史唯物主义诞生的历史背景，用历史的眼光和发展的观点，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进行全面的考察。这样看来，马克思在《导言》中思想的现实性不是对德国古典哲学和封建专制制度的形而上学否定，而是要以思想触及社会物质经济基础，用世界哲学化促进哲学世界化，最终使思想成为理解现实存在，反映社会现实本质的时代精神，并以这种思想指导人类解放的实践。
2. 理论脱离现实：非共时性历史下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无力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被霍布斯鲍姆称作“革命的年代”，一方面法国大革命“确立了一整套政治大变动的模式和典范”[2]，而工业的迅速发展，与社会思想不断碰撞纠缠。一时间，欧洲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落后就要挨打”的时代急速展开。“从来没有一个时期，新旧时代在一切地方、一切问题上形成如此强烈的对照”[3]。德国近代历史特点正是这样，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与欧洲先发国家形成鲜明对比，这种现实的非共时性影响着德国思想界，学界一致希望改变德国落后现状，为德国实现现代化谋划方案。
2.1. 德意志历史表现出的非共时性
此时的德国社会表现出一种非共时性场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经济上非共时性。工业革命“比任何其他一种革命都更广泛，更有深远影响”([4]: p. 87)，它使新兴资产阶级逐渐摆脱封建制度的束缚，给欧洲注入新的发展活力。而同期的德意志是西欧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封建的小农经济为其主要经济形式，落后的生产力导致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弱势地位。德意志内部经济发展也很不均衡，除了先发展工业的莱茵兰省份，其他地区存在不同程度的关税壁垒，阻碍对外贸易的发展。第二，政治上的非共时性。18、19世纪欧洲的“双元革命”推动英、法内部建立起了统一的资产阶级政权。而莱茵大地却一直不太平，拿破仑战争之后，“维也纳体系”推动建立由39个主权邦国组成的德意志邦联，各邦国之间独立分治、勾心斗角。第三，文化上的共时性与非共时性。德国是欧洲的精神战场，几乎所有近代西方思想史的重大事件都在德国发生，正如海涅的评价：“德国哲学是一项重大的、关系到全人类的事件。”[5]从路德的新教改革开始，德意志便率先定下了精神自由的发展基调，引领欧洲思想的发展，直到古典哲学时期达到了高峰。从康德的“物自体”到黑格尔的“纯粹存在”，德国哲学还没摆脱神秘主义和思辨主义的阴影，所以在这个层面上德国文化又是非共时性的。德意志近代发展的这种“半现代化”特征，“非共时性”状态下德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各种矛盾相互交织，深深形塑着德意志意识形态。
2.2. 谋划德国现代化的思想道路
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6]，面对德国复杂且落后的社会现实，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家纷纷出谋划策，探索德国现代化的道路。
18世纪以来，法国大革命树立的自由、平等、人权等启蒙价值原则得以欧洲广泛传播，与社会现实产生了强烈的化学反应。黑格尔的思考正是从后法国大革命的社会现实开始的，他指出法国大革命的“绝对自由”仍是一种“异化了的精神”。这种现象并不是由于法国大革命才出现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用虚伪的普遍性去追逐自己的利益，国家现代化进程必然面临个人和公共利益的冲突。黑格尔认为只有通过“理性国家”，才能弥合普鲁士实体和自我意识的矛盾。黑格尔将国家看作“行走在地上的神”，认为国家制度是神物，将基督教的精神认同运用到国家认同去，促进个体的政治情绪契合现实中的国家普遍精神，最终实现个体独立性和普遍实体性的巨大统一([6]: p. 33)。
黑格尔对国家与宗教的认识是复杂的，这也成为黑格尔学派内部分裂的焦点。老年黑格尔派坚持黑格尔哲学是理性的基督教神学，认为现实世界最终会达到黑格尔哲学的最高理念，本质是维护德国封建专制制度。青年黑格尔派则反对黑格尔体系的保守倾向，指认只有合理的才是现实的，要求改革宗教和哲学。施特劳斯通过《耶稣传》指出福音故事是早期人类无意识的创作，表明宗教与人类精神的发展阶段息息相关，不存在超越人类认识规律的宗教。他率先撼动了老年黑格尔派打下的基督教理性化地基，开辟出宗教的现实化解释路径。而鲍威尔认为自我意识才是历史的动力，自我意识要求批判一切不符合它的本质规定的“实体”，包括各种福音故事。鲍威尔既看到基督教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也发现基督教内部自我异化阻碍现实发展，指出需要通过批判宗教实现自我意识的自我克服。激烈争辩中，青年黑格尔派的卢格创办了《德意志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为德国学界提供了发表宗教和政治论点的平台。费尔巴哈在《哈雷年鉴》发表的《黑格尔哲学批判》揭示了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秘密则是神学——思辨神学”[7]。通过《基督教的本质》，费尔巴哈进一步阐明一切宗教、包括基督教的本质其实都是人的本质的抽象的形式，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在恢复唯物主义的权威的同时，动摇了当时的封建统治，表达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革命的诉求。
随着批判逐渐深入，德意志思想家变革的理论与方案愈发多元与极端，例如卢格主张民族主义政治改革，施蒂纳主张无政府主义，青年马克思、赫斯主张社会革命。总的来看，19世纪德意志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在哲学层面集中体现为黑格尔哲学的解体，从中生发出的青年黑格尔运动，实际上是新兴资产阶级用“哲学的反叛”来对抗封建宗教神学的政治运动，对于打破黑格尔哲学的统治地位，反对宗教和宣传无神论，传播激进政治观点，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舆论环境提供了一定作用。正如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派的评价：“对一切宗教信仰给予严酷的批评，使基督教的古老建筑根本动摇，同时又提出了德国人从未听到过的大胆的政治原则，并且企图恢复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的已故的英雄们的应有的荣誉”[8]。
2.3. 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方案的无力
德意志的所谓意识形态家们是思想的巨人，他们的哲学经由现实语境检验后，却没有动摇现实的根基。一方面，封建旧势力的强大造成了这种哲学的无力，突出表现在青年黑格尔派要求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场域集中在宗教与文化。这是由德国的哲学现状决定的，“在当时的德国，有实践意义的首先是两种东西：宗教和政治”[9]。面对“荆棘丛生的”德国现实，黑格尔哲学保守主义部分被当局利用，被推崇为普鲁士“国家哲学”。另一方面，德意志意识形态家的哲学还没走出唯心主义的泥潭。黑格尔“用宗教理性化和理性宗教化完成了德国哲学与宗教、理性与神秘的终极和解，‘和解’的代价就是宗教的理性化和理性的宗教化”[10]，德国哲学的神秘主义和思辨主义在黑格尔这里发展到了高峰，不断影响着后发的德意志哲学家们。青年黑格尔派看似革命激进，却也没有跳出唯心主义的圈子，鲍威尔、施蒂纳等人从客观唯心主义走向主观唯心主义，费尔巴哈等人则只在自然中达到了唯物主义，没有将唯物观念贯彻到社会现实。随着青年黑格尔派内部各派别的对立和分裂，“到1844年末，青年黑格尔派运动作为一支首尾一致的力量已经不复存在了”[11]。
在旧德意志意识形态思想的影响下，青年马克思形成了一种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倾向的“自我意识哲学”，推崇理性主义的国家观，将改造社会的重任寄托于理性国家。直到马克思担任《莱茵报》编辑时，莱茵省议会将一无所有的穷人捡拾枯枝落叶的行为定义为“盗窃”，这样看来国家也并非理性的、正义的代名词。不切实际的国家理性和现实人民的艰难处境在马克思脑海里碰撞，形成了“苦恼的疑问”，使马克思“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12]: p. 588)于是，马克思对德国现实展开了切身考察，他发现青年黑格尔派们所依靠的理性王国实际是由非理性的利益驱使的，当思想和现实的裂痕不断扩大时，马克思对“利益”的认识开始脱离黑格尔派的理解方式，他必须找到一种不同于黑格尔思辨法哲学的新的解释原则，这种原则能够厘清思想与现实的关系。于是马克思开始走出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视野，将流行的宗教批判拓展到社会现实。
3. 思想生成现实：通过现实批判走向人类解放道路
以往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没有走出宗教批判的局限性，不具有改变现实的力量。马克思透过“物质利益难题”看到了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并经过克罗茨纳赫时期的研究与思考后，马克思拓展了批判的现实尺度，将宗教批判推进到现实层面，颠覆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和思想方法，实现哲学批判的现实化，蕴含着人类解放的光芒。
3.1. “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马克思对于德国现实的重新解剖
在《导言》开头，马克思沿着费尔巴哈的哲学理论，对宗教进行批判。宗教从世俗世界的“现实的苦难”中异化而来，体现着人们对不合理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抗议，人们困于现实，却又依赖于从现实生产生的宗教。另外，马克思又指出，“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4]: p. 3)。第一，在德国，实行宗教批判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是真实的人的自我觉醒，发扬主体性的重要条件。第二，这表明了宗教批判不是终点，而是其他一切批判的起点。宗教批判始终只是局限于意识形态里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是为了更好唤醒德国大众。只有清除意识形态的阻碍，才能为政治变革铺路。于是宗教批判消逝了“真理的彼岸世界”，揭穿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对传统形而上学造成了沉重打击，下一步就应该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和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4]: p. 4)，马克思由此把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推进到对德国现实的批判。
3.2. 从“副本批判”深入到“原本批判”，阐明批判必须超出德国现状
针对德国现实政治状况的批判，马克思指出“首先不是联系原本，而是联系副本即联系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来进行的”([4]: p. 3)。这正是马克思深入德国历史做出的步骤安排：法国大革命时，德国没有跟上民主自由的潮流；法国大革命失败后，德国又和神圣同盟一起恢复欧洲的封建统治，德国的政治就是“历史废旧物品堆藏室中布满灰尘的史实”([4]: p. 4)，是一种时代的错乱。马克思即使否定“敷粉的发辫”，即封建专制制度，“还是要同没有敷粉的发辫打交道”([4]: pp. 4-5)，即面对现代国家的一系列现代问题。德国现实没有给马克思否定“敷粉的发辫”的机会，社会充斥着德国历史法学派和复古派等反动历史观的观点，因此，马克思指出一定“向德国制度开火”，批判德国旧制度，进行原本批判。这种制度是狭隘的，但是通过批判狭隘的制度，至少可以唤起人们对现存制度的憎恨和斗争。同时，这样的批判是一面镜子，映照出英法等先进国家残存着的旧制度余孽，促进国家现存的问题的解决。因为，“德国现状是旧制度[ancien régime]的公开的完成，而旧制度是现代国家的隐蔽的缺陷”([4]: p. 7)。随着社会的发展，对德国制度的批判会越来越深入，批判也逐渐脱离狭隘和表面，当人们不再沉迷于德国自身的历史，将批判的对象由政治制度扩展为“政治社会现实本身”时，批判的指向就会转向现代世界历史乃至人的解放等更为宏大的命题。
同时，马克思再一次点明了深入批判原本的前提是厘清副本对现实的遮蔽。“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al pari]的德国历史”([4]: p. 9)。马克思看到了哲学在德国的特殊性，这是唯一与当代现实接轨的事物，批判德国哲学“恰恰接触到了当代所谓的问题之所在[that is the question]的那些问题的中心”([4]: p. 9)。一言以蔽之，副本批判必须要深入到原本批判中去。正是因为德国的国家哲学、法哲学及其宗教的复杂特点，马克思看到副本以思辨或想象的虚幻方式对现代政治国家不平等现状的掩饰，揭示这种落后思想观念对旧制度的维护，进而破除理性形而上学对现实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遮蔽，才能抵达对市民社会现实的经济形态的批判，还原被思想观念颠倒、隐蔽的现实关系。批判副本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达到彻底原本批判的手段。“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既然是对德国迄今为止政治意识形式的坚决反抗，它就不会专注于自身，而会专注于课题，这种课题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实践”([4]: p. 11)。
3.3. “思想的闪电”击中“人民的园地”，实现人的解放的现实力量
“试问：德国能不能实现有原则高度的[àla hauteur des principes]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4]: p. 16)掷地有声的发问之后，马克思综合德国现实情况分析，指出德国还是存在“解放的实际可能性”的路径：德国要么不解放，如果要解放，必须越过政治解放的中间阶梯直接越到人的解放的高度去，开创人的解放。德国要实现人的解放，关键是要形成一个全新的阶级，它具有“被戴上彻底的锁链”“并非市民社会阶级”“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4]: pp. 16-17)等特点。德国市民社会正好孕育着这样一个阶级，他们被工业革命浪潮抛到与现存阶级对立的一边，失去所拥有的一切，地位降低的个体农民和被解放的农奴也加入这个新的群体中……这个缓慢发展起来的阶级就是无产阶级。马克思指出这是“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4]: p. 17)，这个阶级与现存的社会利益、宗教的束缚绝不相容，必须是一个与现存的一切完全不一样或者关系较少的阶级，同时他们必须具有改造社会的使命感以及完成革命的长远目光和现代性，这也是无产阶级使自己解放的条件。“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4]: p. 17)。无产阶级是一无所有的，他们产生于私有财产之中，所存在的秘密就是对私有财产的否定。因此，他们实现自我解放的目标就是变革束缚社会上束缚自己发展的一切关系，消灭私有制，这个过程同时也完成了对自身的超越。“无产阶级解放不仅是德国的解放，而且是人的解放和哲学的实现”[13]。哲学一方面唤醒了大众人民，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解放过程中也被赋予实践的力量，“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4]: pp. 17-18)。哲学与无产阶级相互结合，无产阶级就可以将自己头脑中的无产阶级自我意识转化为建构新社会的原理，并通过革命的实践形成物质力量在现实中推翻一切奴役制。
4. 思想理解现实：《导言》马克思思想现实性三维分析
《导言》是马克思思想从思辨走向现实的重要转折点，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思想理解现实的重要线索。一方面，思想的现实关怀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不断强调和体现。马克思站在时代高度，从广阔的历史视野去理解历史现实，对德国和欧洲的现实有了总括性认识，进而才能够敏锐发现无产阶级在德国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马克思思想的现实性体现为思想最终变成一种现实力量。无产阶级只有通过哲学的现实性改造，才能改造现实，明确实现自身解放的首要目标是“否定私有财产”，破除物质关系对自身的束缚。
4.1. 站在时代高度理解现实
马克思在《导言》中对历史现实的分析，为他以后的历史理论提供方向。首先，马克思没有局限于德国当时的历史，他从纵向的历史维度入手，站在整个欧洲的高度，俯视德国现实，诊断出德国历史的现实特点是“时代错乱”。黑格尔的学说论证了国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是统一于闭环的历史发展逻辑，历史的思维定式深深影响着当时的德国意识形态家们：历史法学派认为现存的政治秩序是合理的，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不能随意改变；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认为德国有自由的传统，德国人应该享有更多的权利……而马克思看到了德国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历史进路，指出历史的发展不会是整齐划一的，这就是历史生发出来的复杂性。沿着这个研究路向，马克思深刻认识到这是由不同地区物质生产发达程度和社会政治条件决定的。其次，马克思意识到只有把握住了“时代错乱”这个鲜明的特点，才能切中德国的现实。以往的哲学家沉浸于宗教层面的探索，而马克思的研究立足历史的发展变迁中，他意识到当法国和英国普遍用国民财富这一现代资本主义维度来理解现实经济活动时，德国才开始调整关税制度去维护统治阶级的地位。马克思也就把握到德国现实状况最大的特点就是“时代错乱”，用现实的立场精准切入德国现实问题的关键，这才有了研究的重心——把握何谓“现代国家的未完成”。又因为“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的德国历史”([4]: p. 9)，明确批判德国古典哲学的巅峰——黑格尔哲学才能触及现代问题的核心，才是真正触碰到社会现实。最后，马克思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去认识历史，没有把历史当作证明某种意识形态的工具。这与当时德国现存阶级形成了鲜明对比，譬如封建阶级希望走专制统治的老路，新兴资产阶级希望效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经由资产阶级革命逐步实现解放的道路。
4.2. 塑造无产阶级变革现实
“总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4]: p. 17)。在《导言》中，马克思正式提出了“无产阶级”概念，无产者作为实践指向的阶级出场。马克思在分析德国实现彻底解放的可能性中，通过历史维度的考究，得出德国的无产阶级才是德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阶级，他们是“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无产阶级不像德国的其他阶级一样分裂，他们“最具公共性、最不偏狭”。无产阶级是“丧失财产的人们和直接劳动的即具体劳动的等级，与其说是市民社会中的一个等级，还不如说是市民社会各集团赖以安身和活动的基础”[14]，马克思深入市民社会看到了国家理性保障的法权只是实现了有产阶级的自由，而这是以无产阶级的普遍不自由为代价的，无产阶级具备彻底的革命性。另外，黑格尔的哲学理论以绝对精神为主体，人归结为“抽象的人”，费尔巴哈则将宗教还原为人的本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将人归结于绝对精神的理念。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对人的认识脱离了现实生活，脱离了真实的历史，只是从抽象的、个别的人去分析。与此不同，马克思在《导言》探索的全新哲学方法论主体是现实世界中受到普遍压迫的无产阶级，并用哲学赋予无产阶级在思想中主动把握时代的精神能力。因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4]: p. 11)。哲学与无产阶级的结合最终能形成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使得无产阶级获得实践的自觉性和理解现实的科学性，最终变革现实来实现自身解放的目标。
4.3. 重视物质利益走近现实
《导言》将“否定私有财产”作为无产阶级的重要使命，无产阶级随着私有财产的产生，又受到私有财产的压迫，因而具备着否定私有财产的现实力量。马克思得出这样的结论，直接来源于对现实问题的观照：国家利益代表者将穷苦人民捡拾枯枝落叶的行为定义为砍伐偷盗，他们将社会中的无产者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统治者的个别利益已经掩盖了绝大部分人的普遍利益。理性国家的反叛证明，抽象的理论思辨并没有触及现象的本质。直面物质利益现实，并经过现实改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最终揭示出 “在德国，问题却是国民经济学，或私有财产对国民的统治”([4]: p. 8)。后续研究中，马克思不断深化思想对现实的理解，他将物质利益上升到家庭和市民社会特殊利益与国家普遍利益之间的关系，探寻物质利益、市民社会和私有财产之间的关系，这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得到了初步体现。《导言》里马克思更进一步阐明应通过无产阶级消灭私有财产，逐渐开辟在政治经济学中找寻人的解放答案的道路。马克思内蕴物质利益的研究视角还体现在《论犹太人问题》，他揭示出以金钱崇拜为核心的犹太教统治着市民社会，已实现政治解放的国家的人们过着二重生活，应该从市民社会的经济因素入手去剖析其中的秘密。“‘私有财产’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驻足的地方，自然也是《巴黎笔记》开始的地方”[15]，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物质利益的理解扩展到私有财产。直至《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从从事现实物质生产的“现实的人”出发，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全新历史观。正如马克思在回顾自己思想发展历程时所说的：“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2]: p. 591)以《导言》为起点，马克思最终在《资本论》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分析和实质性批判，透过商品这个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深究其本质，确证了资本主义的命运和实现人类解放的方式。
5. 结语
需要承认，马克思思想走向现实的过程中，《导言》的发表起到了重要里程碑的作用，但对《导言》的认识不能停留在孤立的原理归纳、纯粹的哲学分析，只有从思想如何把握现实这个角度出发，才能深刻地理解马克思思想所达到的高度。
一方面，马克思此时的思想距离达到历史唯物主义还有很长一段距离。首先，《导言》是马克思用世界视野看待历史问题的初显，但这种视野还没有上升到各国之间的经济交往方式。其次，马克思关注无产阶级失去一切财产的境遇，肯定无产阶级是改变现实的力量，但对他们的认识还没有深入到处于一定生产关系的现实人。最后，马克思看到了资产阶级占有私有财产、剥削无产阶级的表面现象，但缺少对私有财产形成和消灭的政治经济学学理分析。《导言》中复杂的思想发展脉络，导致许多学者夸大该书的历史地位，体现为将马克思后期成熟的理论套用到他前期的思想中去。实际上把马克思思想简单化，没有看到此时思想真正的现实性体现在“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的合一。另一方面，通过深入探讨《导言》时期马克思思想现实性的形成过程，不仅是看到马克思思想转变的线索，更重要的是揭示马克思最终形成转变的关键动因，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成过程做出客观的认识，确证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这样才能深刻理解《导言》在马克思思想史上的重大意义，全面认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成论。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二十大精神研究专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个性研究”(SK2022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