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因自然主义认识论探析
An Analysis of Quine’s Naturalistic Epistemology
DOI: 10.12677/acpp.2024.139359, PDF, HTML, XML,   
作者: 罗莹玲: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南宁
关键词: 蒯因自然主义认识论Quine Naturalism Epistemology
摘要: 蒯因将哲学视为科学的延伸部分,认为哲学研究对象均要依赖科学研究对象。蒯因哲学的核心要义即哲学科学化,他不再将经验主义看作是凌驾于科学之上的哲学原理,而是一条毋庸置疑、内在于科学的科学原理。蒯因认为,感官刺激能为科学理论的建立提供唯一及最终支撑,故而认识论研究应当聚焦于感觉证据对科学理论的支持关系。蒯因将目光放置于认识的实际发生过程,借助科学与哲学的相关性,运用经验科学的手段,走向了自然化认识论。但其自然主义认识论也遭到了普特南、金在权、斯特劳德等人的诘难,他们对蒯因自然主义认识论的规范性与可靠性提出了质疑。
Abstract: Quine regarded philosophy as an extension of science, believing that the objects of philosophical research all rely on scientific research objects. The core essence of Quine’s philosophy is the scientification of philosophy, where he no longer views empiricism as a principle above science, but rather an unquestionable and inherent scientific principle. Quine believes that sensory stimuli can provide the sole and ultimate support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scientific theories, so the research of epistemology should focus on the support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sensory evidence and scientific theories. Quine placed his gaze on the actual process of cognition, utiliz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philosophy and the means of empirical science to move towards naturalized epistemology. But his naturalistic epistemology was also questioned by Putnam, Jaegwon Kim, Stroud, and others, who questioned the normativity and reliability of Quine’s naturalistic epistemology.
文章引用:罗莹玲. 蒯因自然主义认识论探析[J]. 哲学进展, 2024, 13(9): 2422-2430.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9359

1. 引言

认识论以科学的基础问题作为中心问题,其中笛卡尔及其后继者则选择拥戴还原论(蒯因将其称为学说上的还原论)。笛卡尔为厘清混沌的科学界状况,将哲学视为科学大厦的地基,并要求该地基具有某种绝对稳固、可靠的确实性,从而使从该地基逻辑演绎出的分支能分有哲学的确实性,但这种观点遭到了休谟的猛烈抨击。休谟提出,普遍原理归纳自诸多个别素材,囊括所有分支的确定性而达到绝对稳固是不可能的。

19世纪末降临的科学危机更是加速了此种学说还原论的破灭,概念性的还原论取而代之成为认识论的主导倾向。卡尔纳普为此以还原主义为基调,提出现象主义与物理主义,试图以规定的指称纯粹感觉材料的术语来改写全部科学,为科学提供统一方案。奎因将科学看作“根据过去经验来预测未来经验的工具”,并对现象主义展开了猛烈抨击,他认为感觉材料无法超越时空确保自身成为自足的体系,过去的感觉材料留下的只有记忆,并且我们通过记忆只能了解到部分记录,还需要借助对物理对象的设定才能较为完整地通达已逝去的感觉材料。至于物理主义,他并不作彻底反对,而是倡导已摈弃还原论的物理主义(又称不规则的一元论),即只将物理学视为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但并不将科学统一于物理学语言。蒯因虽然反对物理主义中附加的还原论,但他仍然是一位经验主义者,认为感官刺激无论在何种场合下,均能为科学理论的建立提供唯一及最终支撑。因此,蒯因认为认识论研究应当聚焦于感觉证据对科学理论的支持关系,他将目光放置于认识的实际发生过程,走向了自然化认识论。

2. 蒯因哲学的关键——自然主义

蒯因继承发展罗素、卡尔纳普等人的哲学科学化理想,将哲学视为科学的延伸部分,甚至是科学的一部分,哲学研究对象无一不依赖于科学研究对象,因此他认为他对科学哲学的阐述亦属于科学。蒯因哲学的核心要义即是哲学科学化,他不再将经验主义看作是凌驾于科学之上的哲学原理,而是一条毋庸置疑、内在于科学的科学原理。蒯因运用经验科学的手段,达到了使认识论走向自然化的研究目的。翟玉章认为,“奎因用自然主义称呼他的哲学,这是对逻辑经验主义者哲学科学化纲领的进一步发展”[1]。自然主义反对以怀疑一切的笛卡尔式态度来对待现有理论,毕竟科学在开始研究的阶段只能从现有的不完满结论出发,否则将永远无法开始。因此,自然主义认为对科学结论的怀疑应基于具体的、正当的理由,而不是如同怀疑主义一般,人为构造一些模糊虚假的怀疑。认识论和本体论在蒯因哲学体系中均走向自然化,对自然主义的理解也成为了理解蒯因哲学的关键。

2.1. 自然主义概念

自然主义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建立在科学实证认识之上,它强调经验性与科学性。“经验”与“超验”、“科学”与“宗教”这两种对立观点,使自然主义有了两个对立性内涵。自然主义将注意力放在客观存在的物理特性与自然现象上,坚持科学意义上的世界可知性。它主张自然即是所有存在,上帝等非自然现象是不存在的,它同经验主义一样,否认形而上学或神秘主义当中的一切非经验性存在。自然主义思想在古希腊哲学时期已有雏形,泰勒斯、德谟克利特等哲学家们结合自然界的结构思考世界的本质问题,试图理解世界万物的自然归因。自然主义思想在中世纪基督神学兴盛时期有所衰弱,而进入到理性年代,自然科学研究的专门化、规范化,使其有了“唯物主义”的同义词,推动了物理学的兴起并带来“物理主义”理念的诞生,为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奠定了认识基础。

自然主义有一对比较重要的分类,“形而上学自然主义”与“方法论自然主义”。“形而上学自然主义”亦称之为“本体自然主义”或“哲学自然主义”,其关注思辨自然主义思想,主张以数理逻辑推理的方式认识自然界,轻观察与实验而追求数学模型式的理想观念。这种自然主义思想因研究人类认知中的一切存在而显得较为宽泛,它的研究范围同时涵盖具象客体与抽象客体,如精神、意识等,因此它具有既能兼顾科学又能与宗教产生一定契合的倾向。“方法论自然主义”则遵循经验主义的传统,因其与“哲学自然主义”相对,又衍生出“科学自然主义”的概念。不同于形而上学的思辨模式,“方法论自然主义”以客观现实为依据,以实证主义方法探寻自然过程发生的因果,认为自然主义就是以最自然的解释来回答自然界是什么。

自然主义在内涵与外延上虽相当宽泛,但从哲学意义上看,它致力于使哲学从严谨的教条中解放,拥抱经验与科学范畴。自然主义理念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的繁荣如牛顿力学体系、达尔文进化论等,也给予了自然主义一个合法的认识地位。在自然主义信仰高扬的背景下,经验论的出场宣称一切真知都源于经验事实的可证实性,观察与实验的认识方式亦使得哲学逐步摆脱中世纪经院哲学体系,不断向自然化推动、向自然科学靠近。

2.2. 蒯因的科学自然主义

蒯因对逻辑、语言等多个问题进行了哲学研究与探讨,他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自然化认识论与本体相对论两个方面。他力图实现哲学自然主义与科学自然主义的自洽,因此他的自然主义思想既兼有以形式化研究为主的哲学自然主义,又兼顾以经验性研究为主的科学自然主义。在此基础上,蒯因认为构建新的认识论体系是哲学的使命,为此他通过挖掘哲学与科学的统一性,构建自然化认识论,将哲学自然化推向极致,将自然主义思想推向高峰。奎因以自然的眼光看待世界,其理论体系与自然科学相契合,在践行自然主义的基础上进行哲学研究。

蒯因科学自然主义作为哲学自然主义与科学自然主义的结合体,注重于认识过程的完整性,强调客体针对不同语境与观察者角度有着一定可变性,因此人的主观心理与认识对象的交互十分重要。例如,人在对“北海”这一旅游城市进行实质性接触之前,只有一个模糊的心理意象与假想,这种认知来自于抽象化与理想化的间接知识,当人实地进入北海辖区,以实质物理接触来认识“北海”,心理和物理的体验才形成一个完整的体验,构成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因此,哲学自然主义作为心理范畴以获取正确知识和真理为目的,科学自然主义则在物理范畴层面提供心理性判断的现实依据,二者在认识论体系的构建中缺一不可。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蒯因科学自然主义有别于“科学自然主义”,因其为哲学自然主义与科学自然主义的融合,故而在外延上大于“科学自然主义”。

2.3. 自然主义哲学观——哲学科学化

“奎因的自然主义,简单来说,就是主张哲学应该科学化,哲学应被看成是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1]科学系统相对于观察证据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带来了两个问题——描述性问题与规范性问题,这两种问题惯常为哲学家所关心的问题。描述性问题在于不充分的观察证据如何使科学系统确定?规范性问题在于,如何从多种调整科学系统的方案中作出正确选择?两个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处理好描述性问题,即当我们对事物生成的实际过程拥有一定的了解时,这种了解与认知就对我们在采取行动时的行为与目的提供了一定规范。这两个问题不单是典型的认识论问题,实则也和一般科学问题无本质不同,我们研究的对象为物理世界中的“人”,以及一种特殊的物理活动机制——“人的认识”,因此这两个问题也是科学问题,亦可运用科学中已确定的原理来进行研究。

“第一哲学”将哲学看作科学的先天基础,此种方法束缚了哲学问题研究的进展,而使用科学原理解释哲学原理又会导致循环论证,因此人们应当选择拥护自然主义的哲学观。蒯因正是这种自然主义哲学观的践行者,他认为哲学与科学同处在一艘船上,只有二者同时待在这艘航行于海上的船时,才能对其进行修补,一切科学发现与猜测同样可以在哲学领域得到合理利用。

3. 蒯因自然化认识论

认识论以知识为研究对象,相对于认识对象,它更关注大脑等人体器官产生认识活动的过程,把握心理结构处理外部信息的有效性与准确性,强调通过认识本身判定真理能否成功被界定。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因主观因素产生偏差,蒯因正是以此为认识基础,建立其自然化认识论思想。自然主义对哲学领域认识论的发展起到了极大影响,认识论判断从以往传统的形而上或形式化判断转向结合经验科学进行判断。传统认识论或是预设存在一个绝对精神或理念,以认识是否契合绝对精神或理念作为认识判断标准;或是把认识过程中的数学、逻辑奉为圭臬,知识和真理的有效性被束缚在形式化的框架内。而科学自然主义则在科学与经验的范畴内考察知识与真理,允许不同客观情况或主观因素使得认识判断产生变化,因此排斥绝对真理而强调相对真理。传统哲学认识论对知识与真理的界定仅停留于哲学内部领域,是一种基于思辨逻辑、数理知识进行内省推断的判定方法,然而大部分客观存在的认识对象却是物理性的,应当借助实体与感觉器官参与来获得对知识与真理的完整认识。因此,自然科学对哲学为知识与真理作出准确评判具有必要性,哲学认识论判断需要借鉴自然科学方法,通过自然科学与自然界产生实际联系。科学与哲学的相关性是蒯因自然化认识论得以产生的先决条件。

3.1. 对传统经验哲学的批判

蒯因作为分析哲学的代表人物,坚持经验与分析两种路径,他沿袭罗素的研究方法,研究了大量逻辑与数学问题,将逻辑和数学等先验方法用作“分析”的工具与媒介。蒯因分析哲学思想内涵集中体现在其经验主义思想上,为此他反对形而上学与第一哲学,是经验主义的倡导者和践行者,提出应在经验的指导下对认识论进行改造。由于分析哲学仍停留在思辨哲学范畴,导致“分析”对“语言”的分析指向“理想化”和“形式化”的理念,而非日常语言学派所言的实际使用语言。形式化的研究方式使得研究并不直接与客体产生实际联系,蒯因也因此产生了从传统分析方法走向科学主义的思想转变。蒯因对“经验论的两个教条”进行了批判,提出仅依靠纯逻辑判断无法明晰区分理性真理和事实真理,对真理及知识的判断应当回到客体现实本身去还原;而“还原论”式的名词词典定义仅是词典编撰经验,同样不可靠。他的批判是对传统经验哲学的反叛,试图改良以陈述为基础、指称意义为指向的“经验主义”,从而实现使用科学方法、明确指称上溯、实现客体还原的真正的经验主义。因此他提出自然化的认识论,对主观过程可靠性保持质疑,引入语言这一工具,对哲学科学化及科学方法的有效性与实用性进行论证和证实。

3.2. 自然化认识论转向

蒯因探讨的哲学问题多数建立在物理学等基础自然科学体系之上,在他执着于还原客观现实的思想体系里,科学主义发挥到了极致,他甚至希望哲学也能通过使用经验方法逐步走向经验科学。蒯因认为,以往哲学家们在认识论方面面临诸多问题,关键在于他们远离自然科学去寻求认识本质的行为,坚持自然主义的认识态度才是哲学家们需要努力的方向。蒯因的做法是在心理学背景下构建新认识论,这种认识论落在心理学之中并与自然科学互相包含。“认识论,或者某种与之类似的东西,简单地落入了作为心理学的一章、因而也是作为自然科学的一章的地位。它研究一种自然现象,即一种物理的人类主体。这种人类主体被赋予某种实验控制的输入(例如,具有适当频率的某种形式的辐射)并且在适当的时候,他又提供了关于三维外部世界及其历史的描述作为输出。贫乏的输入和汹涌的输出之间的关系,正是我们要加以研究的。”[2]因此蒯因自然主义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就在于,如何基于贫乏有限的感官刺激材料产生对世界总体进行把握的普遍科学知识理论。

理解科学理论在于理解思想的表达工具——语言,蒯因将科学理论视为错综复杂的语言关系网,因此认识论问题就变成了人的观察与理论语言之间的关系问题。为搭建感官经验和科学理论之间的联系桥梁,蒯因设置了可以避免观察中的主观因素的观察句,认识论问题又转向了观察句与理论句之间的关系问题。他采用语言学习的方法对二者关系进行诠释,并建立了行为主义的认识理论。自然科学知识的判定需要人与客观现实进行接触,自然化认识论必然要以自然科学的标准为参照,因此蒯因提出了“认识论自然化”。

蒯因致力于自然化观点,体现在自然化认识论上则是以自然科学认识评判标准为哲学打开认识判定思路,使哲学向自然科学靠拢甚至成为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对于认识论的发展走向,他坚持将认识论纳入心理学和自然科学:“我认为,在这一点上,相反这样说可能是更有益处的:认识论依然将继续存在下去,尽管它是在一种新的背景下并以一种被澄清了的身份出现的。认识论,或者某种与之类似的东西,简单地落入了作为心理学的一章、因而也是作为自然科学的一章的地位。”[2]蒯因这种做法一方面拒斥认识论,一方面剥夺了哲学最靠近科学的一块地盘,存在着削弱甚至取消认识论与哲学的可能。陈晓平、陈悦认为,蒯因提出的“自然化认识论”自相矛盾,犹如“圆的方”或“作为裁判员的运动员”,而蒯因化解该矛盾的方法是简单粗暴地进行重新定义,将“方”定义为“圆”、将“运动员”定义为“裁判员”[3]。蒯因将认识论定义为心理学、也就是自然科学,看似解决了“自然化认识论”的表层矛盾,但从本质上看也只是其自圆其说的做法。蒯因的简单归纳带来了认识论的混乱,致使他遭到了金在权、普特南等人的尖锐批判。

3.3. 自然化认识论的实现途径——语言习得

蒯因自然主义认识论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有限的“贫乏的输入”产生普遍的“汹涌的输出”,即如何从有限感官经验提取出普遍科学知识。传统哲学进入语言转向后,哲学家们普遍认为,科学理论作为一种借由语言承载及传播的复杂思想体系,需要通过语言进行把握。因而在蒯因看来,科学知识理论体系无外是一个联系紧密的语言之网,因此认识论问题就变成了人们观察理论与语言关系何如的问题。但不同主体的感觉接受器不同质,在受到感觉刺激后的反应不同,因此即使接受了相同的感觉刺激,但观察得到的结果也会因主体、环境等差异而截然不同。为此,蒯因引入了一个连接感官经验与科学理论的重要纽带——观察句。蒯因定义的观察句有两个特征,一是相对个体而言的私人特征,二是相对社会而言所具有的公共性特征[4]。观察句的个体特征在于感觉刺激的直接性,即主体在受到一定刺激后对某个语句的或真或假表示赞同;观察句的公共性特征在于一种基于主体间知觉相似性标准的“预先设定的一致性”。蒯因认为,利用观察句能够避免观察中的主观因素,从而使感官经验与科学理论相联系。经由观察句概念,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走向对观察句与理论句关系的认识,即二者之间的证据支持关系。

为准确把握观察句和理论句的关系,蒯因将认识活动视为一种语言习得的过程。为使认识论成为一种与客体产生接触的行为动作,蒯因通过“言语行为”的方式来完成转化,他把行为主义心理学引入哲学领域,以此为基础建立了行为主义的认识理论,用心理学解决认识论问题使认识论完成自然化。行为主义心理学是二十世纪初流行于美国的心理学派,它以“S (刺激)→R (反应)”为基本理论模式,主张用客观方法开展行为研究,认为人类所获知识来源于感官表面所受的语言刺激[4]。蒯因以行为主义心理学为理论基础提出其语言学习理论,将语言学习视为实现自然化认识论的方式之一。蒯因认为语言学习持续发生且可供科学研究,因而我们应以发生学的研究方式研究语言理论如何习得,从而使观察句与理论句的关系在学习行为中得以呈现。人类要掌握科学知识,就需要依靠习得语言的过程。“在心理学中,一个人可能是或可能不是行为主义者,但是在语言学中,人们别无选择。我们每一个人都观察别人的言语行为,并让别人观察和强化或改正自己磕磕巴巴的语言行为,从而学会自己的语言。我们严格依赖于可观察的情境中的明显可见的行为。……语言意义中没有什么东西超出在可观察的情况下从明显的行为应该发现的东西。”[5]

4. 对自然主义认识论的批判与辩护

4.1. 自然化认识论的规范性问题

在传统认识论中,人类的一切常识与经验科学均需要某种先验哲学的阐明和核证,此种阐明远在经验科学之前,它划定可知与不可知,划定可经验的界限与范围,阐明知识如何可能,具有极强的规范性。因此,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遭到了普特南、金在权等哲学家的诘难,他们认为自然主义哲学在实现哲学科学化之后,便如同普遍科学知识一般只能提供描述性知识,而无法提出规范认识来取代传统认识论。

金在权认为,认识论以辩护为核心概念,考虑到辩护属于规范性的概念,那么认识论也应是一种“规范性研究”。在他看来,蒯因等自然化认识论学者聚焦于感官经验与科学知识的因果联系,但却未关注两者之间的证据支持关系是否合乎规范、合乎理性。他提到,“蒯因所说的‘贫乏的输入’和‘汹涌的输出’之间的关系是因果关系,自然化认识论学者所研究的至少是准因果关系。至于是否或在什么程度上输入为输出提供了‘辩护’,主体视网膜上被给予的某种照射导致主体的某种表征性输出,这如何是‘合理的’或‘理性的’,关于此类问题的评价对于自然化认识论学者来说都是无关的”[6]。金在权不认同蒯因将认识论视同为心理学的做法,因为蒯因一方面强调感官刺激、心理现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方面却没有探究其因果关系形成过程的规范性与合理性,他在辩护职责上的缺失也导致了自然化认识论规范性的缺失。他犀利地指出:“要求我们把以辩护为中心的认识论框架搁置一边。那就是蒯因方案的新颖之处。蒯因正要求我们把用以填入那个位置的东西变成纯描述性的和因果律则的人类认知科学”[6]

普特南持有与金在权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认识论应当给出合理的认识规范与标准,并肩负着为认识与知识进行规范性辩护的使命。蒯因既然不为感官经验与科学知识的因果关系生产过程进行“辩护”,那么他也就放弃了认识论的规范性,从而放弃了认识论。普特南甚至直言这是一种“认识论取消主义”:“蒯因的立场是完全的认识论取消主义(Epistemological Eliminationism):我们应当放弃辩护的概念、好的理由、有保证的断言,并重建‘证据’的概念(以使‘证据’成为感觉刺激,它导致我们具有我们所具有的科学信念)”[7]。普特南认为即使很多哲学家在使用“自然化认识论”这一概念时,坚持认为自己做的是规范认识论,但蒯因所论述的“自然化认识论”十分混乱,实则应是对认识论的取消。在普特南看来,自然化认识论是纯粹描述性的,在放弃辩护、理性等概念之后,它根本不是认识论,反而将规范性的认识论“谋杀”、“取消”了。

蒯因驳斥了这种针对自然化认识论的规范性质疑,“认识论的自然化并非抛弃规范性并满足于对进行中的过程做不加区分的描述。对我来说,规范认识论是工程学的一个分支。它是寻求真理的技术,或者用更谨慎的认识论术语来说,是预测的技术。它跟任何技术一样,可以自由地使用适合其目的的科学发现”[8]。他强调认知规范来自以往成功的科学实践,这些科学的程序方法为我们追求效益提供了可靠指引,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指向真理,认识论的自然化并没有抛弃规范性,而是将规范性方面自然化成技术。蒯因指出,这种指摘是有失偏颇的,知识并不仅仅具有描述性功能,它同时也能兼有进行规范的功用,“在意图上,传统认识论部分地是规范性的。相比之下,自然化认识论被视为……纯粹描述性的。我不同意这一点。就像传统认识论的思辨性方面被自然化到科学(或其近亲)之中,自然化认识论的规范性方面因而被自然化成技术,科学研究的技术”[8]。例如,假设当我们知道外星文明不存在时,我们就不会大费周章、耗费精力去探索是否存在外星人,对外星文明的认识有效规范了我们的认识目的,使得天体物理学研究聚焦于宇宙物质集聚形成的各种天文研究对象。再如,经验主义哲学坚持“一切知识建立在经验之上”,我们并不似古典经验主义者把它视为科学的先天原则,但我们仍然通过将该原理自然化来坚持这一原理,我们仍是经验主义者,原因在于我们清晰地明白感官受到的刺激才使得外部信息通达我们的思维,如若我们抛弃经验主义这一原则将会导致诸多已确定原理的冲突。为此蒯因认为,经验主义这条原理在自然化之后不但具有描述性,且仍然对人的认识行为与目的产生规范性。

4.2. 对感觉经验与科学内部的质询

传统认识论都追求笛卡尔式的梦想——追求绝对确定性,但怀疑论却严重威胁此种理想追求。怀疑论一方面怀疑经验知识的可靠性,即人类无法仅仅依靠经验观察获得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另一方面,怀疑论甚至怀疑整个世界是否真实存在,即知觉之幕背后是否有另一世界。为克服怀疑论,哲学家们开启了第一哲学的传统,旨在为认识论打造一个比常识和科学方法更为坚实的基础。而回应怀疑论也成为传统认识论必须面对的挑战,需要回答诸如“知识何以可能”、“何以使知识成为可能”等问题。对于怀疑论,自然化认识论采取了与传统认识论不同的态度。

根据程度划分,怀疑论又可分为全面怀疑论和局部怀疑论。全面怀疑论坚持怀疑一切的态度,质疑人类知识和信念的各个方面的合理性或合法性;局部怀疑论主张知识具有一定程度的有效性,即知识在一定地方是合理存在的,但涉及某些缘由或特定情形,它在个别领域却不再有效[9]。与全盘怀疑一切的全面怀疑论相比,局部怀疑论者只针对某些特定知识或认知方法的可靠性发起质询。蒯因决定放弃考虑全面怀疑论,认为局部怀疑论从科学内部怀疑科学,是一种“科学的怀疑”,局部怀疑论还存在着可商议的谈判空间。

蒯因试图摆脱笛卡尔式的科学确定性梦想,为此他不再使用笛卡尔的“感觉”或“感觉物”,而是用“神经感受器及其刺激”等术语取而代之,以表明他对先验哲学或第一哲学的反对,并坚持彻底的经验论立场。现实世界里存在着诸多如彩虹、海市蜃楼等错觉或幻觉现象,局部怀疑论者(即主张从科学内部对科学进行怀疑)据此提出依靠人的感觉器官获得的感觉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具有承担可靠认知的特质,感觉经验无法充当人类认知的起点。蒯因认为此种观点是局部怀疑主义者因缺乏自然科学知识而产生的过度反应,因为此类表象需要以已认识到的实物作为参照物才能被视为错觉,“这错觉仅仅相对于先前已接受的、与之形成对比的真正物体而言才是错觉。……因此,怀疑论者需要基本的物理学,即关于物体的常识来作为其跳板。”[10]局部怀疑论对感觉经验的质询,又被蒯因拉回自然科学领域内解决了。

局部怀疑论进一步怀疑,按照科学的说法,不存在超前的神秘先知,那人类认知过程中,仅依靠“贫乏”的外部世界痕迹的输入,却能拥有“汹涌”的把握总体世界情况的输出,我们如何保证其转换过程的合理可靠性?如此一来,局部怀疑论从科学内部对科学发起了挑战。蒯因认为,首先,人为自由创造使得“贫乏”输入与“汹涌”输出之间的差距得到了填补,人的输出划定了一个可储存并修正数据理论的概念领域。再则,科学对实在的探究只需观察和假说演绎法的证成即可。最后,蒯因认为他们用科学成果来质疑科学的方法是可行的,因为这恰恰表明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第一哲学不存在,合理的科学发现与猜测在何处都可以被运用起来。因此,蒯因赞同循着怀疑论者的思想进路,自由运用科学来给予科学一个合法的地位:“……我做哲学,只是从我们自己当下的概念图式以及所处科学时代的优势地位出发,这是真的;但我知道没有更好的办法”[10]

但著名怀疑论研究者斯特劳德(Barry Stroud)认为蒯因并没有正面回应怀疑论,甚至还有走向怀疑论的风险。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持有这样一种观点,经验观察与科学理论并非一对一的关系,即经验观察对于科学理论的核证具有未决定性,我们能够运用多种科学理论来满足观察所提供的那些证据。在他看来,人们所实际持有的理论既不是与其它已认知理论相符,也不是符合对外部世界的客观观察,而仅是因为自身某些特质。这样的观点与怀疑论有些不谋而合的意味,因为怀疑论正是秉持着人类的感官经验与科学知识之间存在鸿沟的根本观点,从而怀疑经验知识的可靠性、怀疑外部世界的真实性,甚至怀疑一切。斯特劳德认为,蒯因仅仅批评怀疑论者是“过度反应”,并且他频繁强调感官经验“贫乏的输入”带来科学知识“汹涌的输出”,这种做法无疑是对怀疑论的有力支撑。但自然化认识论并非必然导向怀疑论,而是持有一种修正倾向,斯特劳德的解读误解了蒯因的原意。蒯因补充说到:“我们对世界的思考依然要遵循规范和训条,只是它们源自我们所习得的科学本身。比如,科学成果告诉我们的一个事实是……关于世界的信息只能通过作用于我们的神经末梢到达我们,这一发现具有规范性力量:它能警示我们,因为它与关于心灵感应和第六感洞察的那些说法不相容。随着科学的发展进步,这些规范还会发生改变”[11]。在蒯因看来,自然化认识论依然坚持认识论的规范性研究,但同时也随着科学发展进步而不断调整。同时,蒯因将科学视为一项发展中的、有容错空间、可修正的事业,而并非追求彻底的、绝对的确定性。怀疑论否认经验科学能够提供知识,实则是预设知识要以绝对确定性为必要条件。自然主义者当然可以选择拒斥该预设,转而追求科学的不断发展、修正、进步。

5. 结语

蒯因出身于分析哲学但却敏锐地发现了分析哲学存在的形式化思辨倾向,分析哲学对于语言的分析仍停留在句子语法的完善度、语义是否符合逻辑等形式化研究。因此,他希望走出分析哲学传统解决哲学遗留问题,其中对传统认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使他逐步构建自然主义认识论。蒯因对分析哲学的影响与贡献无疑是巨大的,“特别是他促成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语言学转向,让曾被逻辑经验主义错误丢失的重要领域重新回到分析哲学的怀抱之中”[3]。但也因为其自然主义与早期分析哲学具有不同哲学态度与立场,使得其自然主义认识论遭到了诸多驳斥与指责。譬如金在权、普特南等学者认为蒯因自然主义认识论仅仅是一种描述性认识,因缺乏规范性而与传统认识论相差甚远,更不能取而代之。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将认识论简单纳入心理学、自然科学之中,在众多学者看来,自然化认识论是矛盾、混乱的。一方面,他坚持经验主义的立场,从这个角度可将自然化认识论视为规范性研究;另一方面,他又循着局部怀疑论者的视角,认为经验证据对于科学理论的核证具有不确定性,如此又可将其自然化认识论视为非规范性研究。总体而言,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在学界引起了争议,虽与重视逻辑规范的分析哲学逐渐背道而驰,但它既提供了面对传统认识论所面临问题的契机,也试图超越纯思辨的研究方式,为哲学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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