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的局限与当代文化建设启示
The Limitations of the Frankfurt School’s Critical Theoretical Study of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Revelation of Contemporary Cultural Construction
DOI: 10.12677/acpp.2024.139362, PDF, HTML, XML,   
作者: 邱 霞: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北京
关键词: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文化建设Frankfurt School Popular Culture Cultural Construction
摘要: 作为马克思主义在文化批判领域的开拓者,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具有不可否认的先导性和深远的影响力。该批判理论依托于激烈动荡的社会背景和多样的学术思潮,主要从经济、审美、意识形态三个维度对西方大众文化的虚假面目进行了揭露。深入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内核及其局限,可以为我国的大众文化理论研究提供一种可能的批判模式,为反思中国当代纷繁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补充特别的思考角度,并最终对我国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推进起到一定的启示和指导作用。
Abstract: As the pioneer of Marxism in the field of cultural criticism, the Frankfurt School’s critical theory of popular culture has undeniable precedence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 Relying on the turbulent social background and diverse academic trends, the critical theory exposes the false face of Western popular culture mainly from three dimensions: economic, aesthetic, and ideological.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kernel of the Frankfurt School’s critical theory of popular culture and its limitations can provide a possible critical model for the study of popular culture theory in China, add a special angle of reflection on the complex social and cultural phenomena of contemporary China, and ultimately serve as a certain revelation and guidanc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China’s new era.
文章引用:邱霞.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的局限与当代文化建设启示[J]. 哲学进展, 2024, 13(9): 2443-2448.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9362

1. 引言

伴随着现代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大众文化正在以破竹之势进入到人们的日常文化生活。不可否认我国大众文化发展至今不仅普遍提高了大众的文化水平和审美能力,同时还造就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了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但与此同时,大众文化的繁荣也带来了诸多弊端,如人们的独立思考能力的降低和“快餐文化”现象的泛滥等。在新时代背景下,文化建设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如今重新审视与研究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国大众文化摆脱西方现代性枷锁,穿越文化发展中的迷障。最终探索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文化建设新路径,实现新时代下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2.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产生渊源

深受时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以霍克海默、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受尽流离于德、美两国之苦,在对马克思、卢卡奇等思想家的理论资源进行批判吸收后发展出了极具时代特征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2.1. 时代背景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诞生于他们从德国流离到文化工业盛行的美国之后。由于当时德国处于法西斯极权统治之下,学派理论家们失去了正常理论研究的环境。于是他们辗转到了美国,在那里他们发现不同于德国的直接暴力统治,这里存在着一种具有更为隐蔽的、全面的操纵性文化以实现资本主义的统治。

在世界大战中败北的德国,在经济上也陷入泥潭。德国民众对于政府的软弱无能早已不满,适时强有力的纳粹政府进入民众视野。但是这样的政府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都实行高度集权和暴力控制,用马尔库塞的话说,“该时代是一个充满集权恐怖的时代”[1]。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根本无法在这种国情环境下从事自由的理论研究,于是开启了在欧洲多国的流亡之旅,并最终在当时的美国建立了该学派的研究所。

初来乍到的学者们认为不同于德国纳粹主义的高度控制和暴力压迫,美国简直是“自由”之邦。但不久他们洞察到在美国高度发展的工业化生产下,广泛存在着一种工业化的大众文化。这种大众文化几乎遍布美国每个场景和每个时刻,以一种悄无声息但强有力的方式操纵着民众的思想。大量的大众文化产品就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产品一样,被机械地生产和兜售,成为资本主义盈利的工具的同时也沦为资本主义的统治工具。法兰克福学派敏锐地意识到批判大众文化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2.2. 思想渊源

在学术源流上,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主要是批判吸收和发展了非理性主义思潮、马克思异化理论、卢卡奇物质化观点等思想。

首先是非理性主义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启示。与理性主义相对立的非理性主义盛行于19世纪末的西方,该思潮的学者看来人是非理性的存在。在世界本质问题上,非理性主义者否定实体或客观世界,而肯定人的存在。在认识论问题上,非理性主义否定人的认识能力,认为人不具有认识客观世界的可能,从而拒斥人的主观能动性。显然这是带有唯心主义和悲观主义色彩的论断。在科学问题上,非理性主义显然也就呈现出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在这一学术思潮影响下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科学技术及其带来的社会高度工业化只会加强资本主义社会对大众的异化和控制。可以说,非理性主义思潮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思想的重要基础。

其次,法兰克福学派延续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2]。这是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经典表述。马克思揭示出了在资本主义统治下,人在劳动中创造价值的同时如何异化的过程,并开辟性总结出四种异化现象和对应的劳动异化概念体系。延续马克思劳动异化观点的法兰克福学派,披露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的异化现象,痛斥其对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否定精神的剥夺,试图通过大众文化批判来引导人们自觉地重返真正自由幸福的生活状态。

最后,法兰克福学派融合了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卢卡奇指出“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沉浸进入人的意识里”[3]。资本主义下的物化现象不再局限于商品世界,还深入到了人的意识等诸多领域。卢卡奇还认为资本主义机械的生产方式已经对人的日常生活产生严重的损害,压制了人的主体能动性。而这正是现代人的生活困境——机器统治人,而人被物化为无生命和无人格的存在。深受该观点影响的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大众文化也具有物化人的现象。法兰克福学派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大众文化已经同化于其生产方式中,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反思性都荡然无存。

综上,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不仅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更具有丰富的学理基础。经过与上述文化思潮的融合和对话,该学派深入地审视20世纪西方社会面临的文化挑战,从而使其文化批判理论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为后来的大众文化理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学术资源。

3.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主要内容

资本主义深入发展的同时不仅是经济危机,还有文化危机。法兰克福学派致力于从经济、审美、意识形态三个主要维度对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大众文化进行深刻地批判。

首先是经济维度,法兰克福学派提出大众文化是商品化的大众文化。尤其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大众文化借助科学技术手段,实现了大批量的大众文化产品的工业生产和销售。而这种文化及其衍生产品又继而生成了虚假、物化的文化——带着标准化和伪个性化的特征以一种悄无声息的方式无时无刻不在操纵着民众的意识。过去独立的艺术领域已遭到商业化的荼毒,现在的艺术行业已经沦为了生产体系的一个子部门。大众文化从生产到消费的整个过程,都呈现出商品化的特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人受到了技术和机器对人的压制,快节奏和量产化的娱乐文化使得身心疲惫的他们获得了情感抚慰和即时刺激。大众文化通过建构出一个幻想的世界,使得现代人不自觉地沉溺于资本主义编织的谎言中了。简言之,大众文化的商业本质导致人们陷入一种新型的异化状态。

其次是审美维度,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指向了艺术本质的丧失,造成了一种普遍的娱乐至上的无思状态。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吸收了康德的美学思想,认为美是一种摆脱功利性的、无目的性的和超越现实的存在。但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影响下生长出来的大众文化却变成了资本家赚钱的工具,不再具有艺术美的特征。标准化的复制和传播致使大众文化从根本上丧失了文化艺术应有的独立性、超越性和创造性。“在文化工业中,个性就是一种幻象,这不仅是因为生产方式已经被标准化。个人只有与普遍性完全达成一致,他才能得到容忍,才是没有问题的”([4]: p. 140)。大众文化的标准化一方面取缔了艺术本身的创新和多元的本质,削弱了艺术本身应该有的创造力和超越性。另一方面,使大众文化的受众沉溺于即时的娱乐,丧失独立思考能力和品鉴艺术的主观能动性。

最后是意识形态方面,大众文化具备了一种政治统治功能,是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形式,极其隐蔽地操纵了人们的思想,成为资本主义维护自身统治的新工具。“文化工业不断在向消费者许诺,又不断在欺骗消费者。它许诺说,要用情节和表演使人们快乐,而这个承诺却从没有兑现;实际上,所有的诺言都不过是一种幻觉”([4]: p. 126)。区别于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的有组织地灌输,大众文化的传播与渗透是极其隐蔽和无意识的。一方面,人们在消遣大众文化产品的同时,就无意识地接收到了文化产品所搭载着的意识形态理念。因为这种物化的虚假的文化,是文化与商业的“完美”统一,通过满足了人们被动且虚假的个人需要,资本主义社会也就实现了对个人的控制,而人们丧失了对社会的反抗意识和否定精神。另一方面,这种大众文化在工业化的传播过程中早已受到统治阶级的操纵,人们所能接触到的大众传媒也沦为统治阶级有意图的传播工具,大众很难从中辨识出虚假信息。实际上有损统治阶级利益的信息几乎早被剔除干净了。在这种隐匿性极高和无孔不入的大众文化攻势下,人们能接触到的信息和文化产品都是统治阶级精心包装过的,统治阶级成功将大众变成心甘情愿臣服于自己的顺民。

商品化也好,审美丧失也好,大众文化最终呈现的效果是资产阶级在人们消费工业化的大众文化商品之际,剥夺后者独立思考的能力、反抗社会的意识和否定现实的精神,商品化的大众文化可以说已经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手段。法兰克福学派从商品经济、审美艺术和意识形态等维度对大众文化展开了多方位的批判,揭示了大众文化的真实面纱——现代资本主义欺诈和操纵大众的新型统治工具。而法兰克福学派的目的则是通过批判大众文化,解救大众文化下本质异化的人们,使人们最终能够重返自由和自觉的生存状态。

4.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局限与启示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因其自身所处的时代语境以及该学派的悲观主义立场难免具有局限性。故对于该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研究,应当做到辩证地剖析其理论的思想内核并取长补短,为我国新时代文化建设发展所用。

4.1.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局限性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是缺乏辩证性的。总的来说是过分夸大了其消极影响,没能真正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运用唯物史观来客观分析其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积极作用。实际上大众文化自身不具备固有性质,它一方面确实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统治功能,另一方面也发挥着文化普及、精神生产以及一定情况下解构政治意识形态的革命作用。法兰克福学派痛斥的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问题,不在于文化自身,仍然在于其背后所维护的资本生产方式,这是必须明确的一点。法兰克福学派所看到的文化工业现象被资本生产方式规定,而他们所谓的文化问题,本质上是时代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于资本的批判态度也应该是辩证的。即不应主张全盘否定资本逻辑,而应该客观看待工业化给社会发展带来的进步性一面。作为生产力的资本在物质资源乃至文化资源配置效率上具有巨大优势,这是不可否认的。所以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的功过评价上,既要肯定其对资本主义下全新文化模式本质的披露具有重大贡献,也要承认其文化理论批判存在一定的局限。

而造成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局限的原因,可大致归结为该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的误读和对传统精英文化的过度拥护两点。

首先,该学派将大众文化视为意识形态,又把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片面地理解为“虚假的意识”,从否定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概念,这是不科学的。面对20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盛行的“意识形态终结”思潮,法兰克福学派坚持意识形态概念依旧存在,并根据现代资本主义的新特点对其展开了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成为其典型话语模式。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著作中,“意识形态”实质上呈现出两种用法,是一个中性概念。根据杨生平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首先是作为观念上层建筑这一哲学范畴使用的,其次是指既往历史所有具体的意识形态理论。前者说明意识形态概念的认识论根源,后者指向其阶级根源[5]。法兰克福学派片面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概念,只将既往历史上的具体的意识形态理论视为“虚假的意识形态”,最终走向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即使是“虚假的意识形态”也在特定历史阶段的阶级社会中客观存在并起作用,并发挥出实践作用,可以说它们又是“真实的意识”。所以仅仅是从思想上、理论上驳倒具体的意识形态是不够的,还需要诉诸现实的革命行动。而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沉迷,最终只能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不痛不痒地指责。

其次,法兰克福学派对于精英文化的过度捍卫,导致了他们总是以一种傲慢态度审视和批判大众文化。受到所谓高雅的精英文化培养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认为文化本该是遗世独立的,不受世俗沾染的高雅文化,而文化产品应当是具备审美性、艺术性、创造性的超越之物。而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生产的文化商品以是否迎合大众为标准,并非以是否满足、提高人们的审美为导向。这样的大众文化根本无从培养人们的反抗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可以看到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在精英文化上自恃高贵的态度,导致他们对大众文化持有一种否定、悲观的倾向。从而他们很任意地判定,大众文化下的个体已完全丧失能动性和自我意识,这是有失偏颇的。他们无视工业文明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无视大众文化对于加速文化普及的现实,更没看见大众文化下有了全新的生产领域的开拓。大众文化具有进步性的一面,我们不可否认更不能忽视。

总的来说,法兰克福学派由于所处历史环境和自身教育的影响,一方面使得他们总带着一种贵族式的傲慢态度看待大众文化的价值,另一方面也使得他们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仅仅是停留于理论之上而非实践上。他们保守又强硬的精英文化立场没能帮助他们找到实现马克思主义理想的现实道路,他们的批判最后也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批判。

4.2.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对当代文化建设的启示

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化相关理论,只是基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特征的一种局部的、有限的描述和反思。但世界各国、各区域之间现代化建设进程总是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和规律性,加之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交流也愈加活跃,我国的文化发展早已经不能完全独立于世界其他文化而不受干扰。因此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和思考是有必要的。当然我们不是要照搬硬套他国的理论,而是应当结合实际国情,从他国经验获取有益且有效的参考,为我国文化建设事业和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一定程度上的创新思考和有益指导。

首先,要继续坚持大力发展我国新时代文化事业,走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在党的领导下,国家和人民经过不懈努力和艰苦奋斗,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得到了迅猛发展。但经济的繁荣是不够的,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强大,往往需要建立在文化繁荣基础之上,文化兴则国运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只讲看得见、摸得着的硬实力,也一定要谈国家文化软实力,努力提升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

其次,在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积极发展我国文化事业的同时,还需要处理好以下重要问题。第一,必须以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目标,协调发展大众文化。任何时候,都要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在我国文化建设中的领导地位,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谨防掉进资本逻辑的个人享乐陷阱中去。鼓励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础上,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大众文化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使人民在大众文化产品上既能获得感官愉悦,又能感受民族智慧与文化魅力。还要科学引导大众文化,使大众文化在发挥娱乐人民生活作用的同时,还能够起到文化普及、推动文化创新等积极作用。

第二,大众文化建设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重视其人文指向性。首先必须充分尊重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以及他们的精神需求。得益于现代新媒体的应用,大众文化为人民构建了普遍的话语环境,个体在这样平等轻松的文化氛围中获取到更多的文化教育和对话交流的机会。一定程度上这也体现了与马克思主义力图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的一致性。大众文化建设中人民始终处于主体地位,体现为人民既是大众文化的消费者,更是其创造者。在日益发达的大众文化中,一定要坚持以人民为核心的发展意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注入足够的人文关怀。

5. 结语

虽然法兰克福学派精英主义的批判模式使其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具有片面性、悲观性,甚至是一定程度上的不科学性,但该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仍具有其独特的理论魅力和可吸收的有益部分,对于我国文化事业的全面、健康、综合及有序发展无疑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们要坚持经济发展的同时推动文化事业的繁荣,同时还应当关注社会主义文化对大众文化的科学引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大众文化发展路径。如此务实态度或能有效激发我中华民族文化创新活力,助力我国文化建设由大到强的发展进程,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1] 马尔库塞. 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9: 1.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57.
[3]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M]. 杜章智, 任立, 燕宏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156.
[4] 霍克海默, 阿多诺. 启蒙辩证法[M]. 渠敬东, 曹卫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5] 杨生平. 评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理论[J]. 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7(1): 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