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20世纪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波兰尼分析批判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市场神话。他指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标榜自我运行、自我调节的能力，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和规模，将劳动力和土地商品化，会产生巨大的负面效果。资本主义的市场社会的历史，不是市场自发、自然地演化和扩张的历史，而是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与自发的社会保护运动之间的矛盾和博弈的历史。在波兰尼看来，资本主义所谓自发调节的自律性市场才是乌托邦的幻想，而生态社会主义用社会制度限制自由市场，恢复前市场社会市场经济嵌入社会制度的工业文明的理想，不是乌托邦，是自然与社会和谐相处的必要条件。
商业化时代的生态问题，是生态哲学和生态建设绕不开的背景难题，人与自然环境的双重异化，问题根源正在于逐利与家计、市场与社会的分离、脱嵌。波兰尼关于市场社会的论述这一学术传统还没有受到生态哲学界的足够重视，以至于还有人以为其所讲述的只是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但市场与社会的双向运动不仅符合20世纪的历史，更指向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对于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问题，对于生态社会主义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 市场社会的诞生
波兰尼最早提出了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以定位经济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他主张市场经济嵌入于社会关系才是人类历史的本质和普遍逻辑，并追溯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社会诞生和发展的历史，市场经济并非可以完全脱嵌于社会关系的独立自主的自律存在。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如此描述市场社会诞生的历史：文明社会的人是理性的经济人，人的自然本性即是物物交换，人们为了谋求利益而交换，由此必然诞生劳动分工和市场，最后产生了贸易以及成规模的远距离贸易的必然性，市场作为文明不言自明的逻辑前提，交换和贸易则是人性中的原始本能，市场经济的形成是历史上市场演化和扩张的自发、自然的结果。而波兰尼与经济学家所设想截然不同，在他看来，人类的经济浸没于社会关系之中，人类的普遍本性是不变的社会本性，而不是交换贸易的经济人本性，“他的行为动机并不在于维护占有物质财物的个人利益；而在于维护他的社会地位，他的社会权利，他的社会资产……不管是生产的过程还是分配的过程，都不曾与维系于财物占有的特定经济利益相联系；相反，这种过程的每一步都链合于一类特定的社会利益，是这些社会利益最终保证了必要的行动步骤被采取”([1]: p. 40)，市场社会最早诞生于地域加工的社会关系和交往活动，“真实的起点是远距离贸易，它是货物的地理分布以及据此形成的地域加工的结果……贸易的起源存在于同经济体的内部组织无关的外部领域之中”([1]: p. 51)。
早期人类社会的市场不同于近现代的市场社会，尽管，早期的人类社会受地理位置局限，市场作为人类社会存续发展而不可缺少的交换空间，私有制和劳动分工也必须要依赖市场空间，朴素的贸易交换使人类得以互通有无，但市场并非以逐利交易的经济属性为优先，而是不可分离地嵌入于早期人类社会的社会生活背景这一复杂整体，“所谓的经济动机是源自社会生活的背景。……没有逐利动机；没有为报酬而劳动的原则；没有省力的原则；以及尤其是，没有任何单独的和明确的以经济动机为基础的制度”([1]: p. 41)。
波兰尼分析人类历史上与经济功能相关的行为原则和社会的制度安排：早期人类社会的贸易行为，还没有形成近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社会，行为原则还不是以经济理性为根本，波兰尼将其总结为互惠(reciprocity)、再分配(redistribution)和家计(householding)。互惠原则在家庭亲属之间运行，目的是供养家庭，向家庭提供收成是符合当时社会美德的行为，并非为了获得直接的物质利益，而互惠原则既有助于家庭生计，也有助于维护生产，沟通了家庭与社会关系。再分配则是部落群体狩猎采集后，部落首领储藏之后再集体分配猎物，依赖于中心化的集体社会组织模式。总之，互惠和再分配都是依存于家庭或集体的社会关系之下，是将经济制度、交换贸易融入到社会关系当中。家计则是人为自己的需要而生产，波兰尼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对家计与获利的区分，家计是为了自给自足的使用面向社会关系而生产，获利是为了逐利面向市场而生产。历史上曾自然存在的市场并不是以价格来自行调节供需的竞争性市场，远距离贸易市场服务于生产的地域分工，地方性的小市场局限于当地货物的交易，交换更多的是一种互补性的交换，而不是逐利，市场的供需力求稳定，受社会文化习俗而牢牢地固定在地方中，没有自然地发展和扩张的基础。
市场社会以前的早期社会形态，贸易交换依赖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互惠、再分配、家计三个原则没有明显的图利动机，不是为经济制度而是为社会组织交往发挥着社会功能，市场作为经济交往空间，内嵌(embedded)于社会习俗或规范。近现代的市场社会诞生的大转型，不是市场自身随着生产力膨胀的自然而然的结果，而是经济动机分离出来、逐步脱嵌(disembeded)于社会之外的历史进程，“一个在所有具体的社会关系中受到种种自然限制的经济动机已经从中分离出来了”([1]: p. 47)。
波兰尼强调这一历史进程不能缺少政府社会的强力干预，不能忽视社会机体与市场经济的互动，“诸市场之链合为一个具有无穷力量的自发调节的体系，并不是它们要发生癌变的内在倾向所产生的自然结果，而是被植入社会机体的高度人为的刺激物所产生的效应”([1]: p. 50)。15、16世纪地理大发现、新航路开辟催促落后于农业时代的欧洲人民组织起来从事商业和贸易，当时的英法王权强势，当权者用圈地运动集中土地和释放农民，有利于打破城镇和公国制度下浓厚的贸易保护主义壁垒，有助于实施重商主义政策，进一步优化集中权力，更高效地统一和优化国家资源，统一国内市场，但这个市场并不是放任的、脱嵌的经济领域，中央政府至多只能在更大的全国范围上复制城镇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这个时候，围绕着市场形成的经济体系也并不是整个社会的基础，真正的基础仍然是农民自给自足的家计。而当时的德国意大利，迟迟无法完成统一，割据现象严重，就导致了国内市场社会发展的滞后，最终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总之，资本主义兴盛的过程，现代市场社会的发展，不是自发的自然而然的，倘若缺少政府必要的设计干预和保护，市场社会难以达到全国性甚至更进一步的全球性的鼎盛。当自律性市场经济假定市场能够不受政府管制干涉而自发独立运行，市场经济不容许价格、供给、需求受外在管制，获利是经济人行动的唯一目标，所有商品在市场中买进卖出，商品生产和资源配置由价值规律自发调节，市场经济以为市场经济体制可以只受市场控制调节和指导，自发自然扩大，并试图把一切秩序委托给所谓自发调节的机制，致力于将劳动力、土地和自然商品化，控制一切生产要素，丝毫不顾从来都没有分离过的复杂社会整体，就将越来越暴露出反社会的本质。
随着资本主义越发繁荣，所谓自由自发的市场社会，却将市场的法则抬升为自然规律，统摄社会生存、自然和人，人类社会从“社会市场”变成了“市场社会”，导致了人类社会文化和自然等诸多方面的崩溃，促使社会毁灭性的自我保护，如20世纪的世界规模战争。市场社会的诞生与鼎盛，是一个复杂的双向运动，既是经济组织形式反过来操纵社会体制的过程，经济活动反过来用获利的逻辑调节人的社会关系和交往活动，操纵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吞并吸纳社会而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经济体系与社会制度设计、自由市场与外在管制的双向运动，“市场组织在真实商品方面的扩张伴随着它在虚拟商品方面受到的限制”([1]: p. 66)。
3. 自然商品化的双向运动
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劳动力、土地与货币似乎都被商品化，纳入市场交易的范畴，营造出一切生产活动均以销售为目的的表象，人类本身和自然环境都不例外。然而，这种将所有要素视为商品的观念实质上是一种理想化的市场模型，只是虚构商品[2]。在现实经济运作中，尽管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在很大程度上遵循市场机制进行配置，但它们与传统商品存在本质差异，尤其是劳动力，它与人的自由意志、尊严和社会关系紧密相连，不能简单地归类为可买卖的商品。这种理想化的商品形象忽略了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在社会经济中的复杂角色和价值，以及它们与社会结构、文化观念和伦理标准的深刻联系。因此，尽管市场经济在表面上呈现出一切皆可交易的特性，但实际上这些要素的市场行为永远要受到法律、道德和政策框架的约束，以确保市场的公平性、效率和对人的尊重，“劳动力仅仅是与生俱来的人类活动的另一个名称而已，……并且这种活动也不能分离于生活的其他部分而被转移或储存；土地不过是自然的另一个名称，它并非人类的创造；最后，实际的货币，仅仅是购买力的象征”([1]: p. 63)。劳动力与土地都不能被推卸忽视，或者不加辨识地使用，否则就会不可避免地影响人类的生活。市场经济自以为随意买卖、转移和储存固定的东西，其实从来都没有成为某种真的分离出来的产品，劳动力、土地和货币从来都不是为了出售而被生产制造，人与土地即自然，永远是复杂联动不可分割的一体。
对于市场社会来说，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市场化是必需的，但正如波兰尼所追溯的市场社会的历史，对于人类社会的本来样态来说却不是如此，如在封建主义和行会制度下，土地和劳动力形成社会组织本身的一部分。圈地运动使土地与劳动力分离，是资本主义商品化土地与劳动力的开始，其结果是土地的自由买卖，劳动力从封建领主中解放却进入市场机制的控制之中。市场机制对三者的掌控，意味着将人的命运、人的自然环境、人的购买力的数量和用途让渡给了一个混乱的未知的阴影。波兰尼强调，自然商品化现象，不仅仅是人和自然被市场社会单向度操纵的经济现象，还是人类社会的社会构造和社会环境被破坏的社会危机和文化失落现象，市场的扩张激发着社会的自我保护，社会保护运动也层出不穷。
斯品汉姆兰法令(Speenhamland Law)的诞生与废除，在波兰尼看来，体现了社会关系和社会体制对市场经济的反向运动，也体现了市场经济与社会的关系的变化。法令持续时间是1795到1834年，具体规定如下：工人的“工资之外的津贴应该通过与面包价格挂钩的方式予以确定，以便保证穷人能够得到一个最低收入，而不论他们实际挣得的钱有多少”([1]: p. 68)。这一法令不是某种经济规则，而像是“倾向于大力强化劳动组织的家长制制度”([1]: p. 68)，体现了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的双重要素，即工人工资津贴的经济要素和生活基本保障的社会要素。
表面上贫苦者拿到了津贴，其实是通过公共手段补贴了雇用贫困者的雇主，为了利润，雇主只雇佣赤贫者，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越来越与赤贫者补贴持平，最后导致有劳动能力的人与赤贫者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结果，劳动者被剥离开土地，被强迫进入市场，出卖劳动为生，又相应地被剥夺了他们劳动的价值。人现在生存于否定他作为人的生活的市场社会之中，否定他为命运而奋斗的生而为人的尊严，原本“只要一个人拥有一个他可以坚守的社会地位，一个由他的亲属或者同伴所设定的行为模式，他就可以为之斗争，并由此重获自己的灵魂。但对于劳动者来说，这只能以一种方式发生，通过使自己成为一个新阶级的一员。除非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谋生，否则他就不是一个工人，而是一个赤贫者”([1]: pp. 85-86)。劳动者在剧烈的阵痛中重新认识了这一法令，绝不是某种保护的经济规则，，以英国工人阶级为代表的下议院议员废除了斯品汉姆兰法令，要与受救助者这个身份划清界限。一般认为，这一法令的废除象征着英国资本主义排除阻碍正式形成了普遍流动的劳动力市场，被当成现代资本主义的起点。但是必须认识到的是，英国工人力争的不仅仅是经济利益，人们对法令的反抗，首先应被理解为一种近现代市场社会独特的文化和社会现象，其次才是经济活动。英国工人阶级的反抗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被剥削，更是因为他们的社会环境、传统文化遭到了破坏。
斯品汉姆兰法令实施的失败，济贫法成为现代法律的重大难题，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越来越繁荣，人们却发现贫困化这一问题越来越尖锐，无法摆脱，市场经济的财富增长与大量的穷人似乎形成了正比，启发经济学家声称市场经济的贫困现象是自然的无情法则的产物，只有饥饿和生存危机才能驱使穷人永无止境地劳动，慈善家的努力都是徒劳的。经济学家局限于经济理性以研究经济本质，单纯从市场社会出发分析现代社会的贫困化问题，忽视了市场经济与社会的复杂联动，得出贫穷现象出自人的自然本性的结论，“自我调节的市场现在被视作自然的无情法则的产物”([1]: p. 109)。经济学家假设人的逐利本性，无法摆脱的生物性基础即饥饿迫使人们劳动和工作，资产阶级基于他们对利润普遍性、逐利自然本性的信念，导向了一个奇特的结论，现代人的贫困化与不自由，是自然天性使然，而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而不能通过社会运动再次大转型，资本主义获得了永恒的胜利。
波兰尼反对这样的结论，他认为，贫困不是单纯的经济现象，而是由于无节制的市场经济机制脱嵌于社会，现代市场社会依据经济原则将自然、劳动力商品化，破坏了前市场社会、市场嵌入的同自然和人的关系，造成了一系列复杂联动的社会混乱和冲突现象，“对工人体力的剥削，对家庭生活的破坏，对邻里关系的破坏，滥伐植被，污染河流，败坏行业规范，损坏社会风气，使包括居住环境和艺术在内的生存状态以及不影响利润的无数私人与公共生活方式普遍堕落”([1]: p. 114)。要解决这一系列问题，“除非市场制度的内在倾向能被立法所体现的有意识的社会引导所阻遏。……除非通过立法的干预和法律导向平抑这些毁灭性的力量”([1]: p. 111)。
4. 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启示
波兰尼的思想对许多生态主义者带来了直接的影响，如约翰·格雷多次在著作中直接表达对波兰尼思想的崇敬。许多年来，波兰尼主义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也一直保持着频繁地对话，包括詹姆斯·奥康纳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和新葛兰西学派等学者发表的一系列论文([3]: p.299)。生态社会主义一般被认为是把生态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结合在一起的一种社会思潮，随着21世纪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进一步深化发展，以卢卡奇学生阿格尼丝·赫勒为代表的思想家反复严申生态学是一个真正的生命政治问题，生态自然与生命身心不是生态生物治理技术问题，而是复杂的社会政治文化难题，而波兰尼对于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关系的考察，则是生态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参考维度。
自然生态环境与人类命运都在市场阴影的笼罩之下，波兰尼的应对方式是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关系的重构与协同。第一，波兰尼采用了嵌入理论说明市场与社会的有机关系，经济不是自足的，在19世纪以前从属于政治宗教与社会关系，随着资本主义的繁荣，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观念和制度方才凸显并成为主流，即市场脱嵌出社会，这期间伴随着波兰尼所说的“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市场扩张运动”，和市场遭遇的反向运动也就是“社会保护运动”[4]，市场经济的无限制扩张撕裂了人类社会的整体性结构和各种社会关系，加速了社会震荡、人的贫穷和自然环境的恶化，以至于社会和国家被迫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试图稳定市场经济与社会。第二，波兰尼将国家引入市场与社会的关系中，分析了国家在市场、社会关系中的作用和角色，市场的诞生与发展都是国家干预的结果，自由放任本身也受国家的推行和保护，因而真正的和谐市场社会不可缺少国家自觉的角色登场，政府行为市场化和企业化、过度热衷经济效益，将在社会建设和环境治理造成大量隐患。最后，尽管波兰尼没有直接就生态建设的具体问题发表论述，但他严肃地讨论了土地商品化的重要难题。
波兰尼对国家、市民与社会三者关系的分析批判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不谋而合，马克思批判莱茵省林木盗窃法案，法政当权者被物质利益所支配，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造成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裂、对立[5]。
波兰尼的思想是对资本主义信念的有力批判：面对现已无法遏制的人对自然前所未有的影响和控制，资本主义的本性决定了它既无法处理社会对市场经济的反扑，也无力应对利润指导原则下、人与自然真正的和谐共生。工业文明应当顺从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逻辑，而非自由市场的逐利逻辑，社会的进步需要良好的制度保障，需要国家积极正确地干预经济活动和市场机制。
波兰尼相信，只有人类社会真正地成为合作性的共同体(commonwealth)，才能不仅解放人，而且解放自然。真正的生态社会主义必须综合考量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必然要终结市场脱嵌社会，要让劳动力和土地摆脱商品化的命运，要以合作性共同体的形式，根据人类真实的需要而不是利润，规划生产社会活动。因此，只有生态社会主义者能实现真正的自由，无产阶级“对社会现实毫无怨言的接受给予了人们不屈不挠的勇气和力量来消除所有能被消除的不公正和不自由。只要他是真诚地试图为所有人创造更多的自由，他就无须惧怕权力或计划会转而与他作对，并破坏他以它们为工具正在建立的自由”([1]: p. 220)。
波兰尼深刻分析了个人自由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嵌入于复杂社会结构与互动之中，自由的实现依赖于社会的多元联系和制度安排。他抱有一种乐观的愿景，即在复杂社会中，人们的自由能够得到充分的保护和促进。复杂社会的客观实存，不是限制了自由必须通过各种理想型来强加规划并摆脱变革的存在，而反过来，是人们应当谨慎或者说珍惜的一切实在。然而，波兰尼的理论也显露出一定的局限性，尤其是在如何确保复杂社会的内在强制力被合理引导，以真正服务于大多数人的自由这一问题上缺乏具体阐述。尽管波兰尼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但他仍然没有提出确切的政治行为主张，没有继续分析社会保护运动应当如何走上社会主义，没有给出具体的运动规划。但无论如何，波兰尼的深刻思想，对全世界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精神遗产，他的自由理念立足于复杂社会的实际需要，根植于他对社会经济史的深刻追溯，他对社会与市场之间的矛盾关系的分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