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儒家经典，共三百零五篇。多为周初及春秋中叶的作品，分为“风”“雅”“颂”三大类。反映了当时社会治乱、风土人情，及西周上层统治者祀神祭祖等情况。《诗经》语言朴素优美，声调自然和谐，是我国诗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对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奈达在从事《圣经》翻译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翻译理论。奈达及其翻译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末传入我国后，对我国译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奈达语用翻译学角度分析《诗经》的翻译，能为《诗经》俄译保留意义、传递文化打开新的视角。
2. 奈达语用翻译思想
语用学兴起之初，很多学者将其比喻为“杂物箱”(ragbag)或者“废纸篓”(waste-paper basket)，它接纳人们因语义学容纳不下而要抛弃的内容，凡是不能以明确的句法和语义探讨的问题都可以放到它里面。到20世纪70年代末，语用学跃升为语言学中的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1]。关于语用学这门“杂学”的定义历来莫衷一是。比利时国际语用学会秘书长、著名的“顺应论”提出者维索尔伦(Verschueren)认为：语用学讲语言的使用，语言的使用是一系列选择的过程，而选择则是从语境、语言结构等方面，动态地根据不同的心理意识程度做出的某种顺应[2]。美国莫里斯在提出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区分时，认为语用学是对指号和解释者的关系的研究，即研究指号在它出现于其中的行为范围内的起源、用法和效果。卡尔纳普认为，如果一种研究明确地涉及说话者或语言作用者，我们便把这种研究归诸于语用学的领域。国内学者何兆熊认为，意义和语境是语用学研究的两个基本概念。何自然在其专著《新编语用学概述》中阐述道，语用学是关于语言使用及理解的学科，最终目的在于交际。
透过国内外学者关于语用的思索，我们可以认为，语用学是语言学各分支中的一个新兴学科，专门研究语言的使用和语言使用者，以意义和语境为研究对象，研究在特定情景中的特定话语，研究如何通过语境来理解和使用语言。语用学的研究领域表明，它聚焦的是实际使用中的语言和语言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已经跨出传统的语言学理论框架，对语言开始进行动态的、更具实际价值的研究。
同样，翻译作为“杂学”，也在不断借助各个独立学科的知识，构建起自己丰富多彩的理论框架，这其中就包含语用学。语用翻译或曰语用翻译观指的是从语用或语用学的角度阐释翻译，注重口头语言、修辞性和艺术性语言的翻译，解决翻译中的理解与重构、语用与文化以及原作的语用意义的传达及其在译作中的得失等问题[3]。
奈达自从事《圣经》翻译之始，他的翻译活动就具有明显的语用目的：美国圣经公会希望通过奈达的翻译推动《圣经》在全世界的理解、表达和接受，而这些恰恰就是语用研究的重要议题。奈达本人也对自己的翻译事业总结到：“自己是一名语用翻译学家。”[4]奈达认为“翻译就是交际”([5], p. 86)，语用翻译观研究的就是语言的理解和重构，研究语言和语言的使用者，交际离不开交际者、离不开语言的理解和重构。因此，“‘理解’和‘交际’这两个关键词自然成为了奈达翻译思想与语用研究或语用学研究共同的纽带，使得两者走到一起，确立了不可割舍的亲缘关系。”[6]我国学者何自然在1997出版的一书中谈到语用语言等效翻译近似于奈达提倡的“动态对等翻译”，侯国金在2008年出版的书中也提出奈达的等效论就是“语用等效”。
前文我们提到语用翻译观研究的问题之一包括语用意义的传达，奈达本人也认为“翻译就是翻译意义”，那何为语用意义？语用意义通过何种方式展现？奈达认为：“语用学指的是语言符号与行为者之间的关系。人们逐渐意识到意义这种语用元素很重要，因为，在交际的过程中，任何信息的有效意义在于能被受众所理解。因此人们对语言符号的反应是分析任何意义的关键所在。”[7]虽然，奈达本人没有对语用意义下过明确的定义，但奈达对于联想意义进行了界说：他认为一个词的联想意义主要由于三大因素构成——词语的使用者、词语所使用的场合以及词语特有的语言环境。可见，语用意义与语言的使用者有关，指的是语言符号对人所产生的影响。学者杨司桂在综合相关学者和奈达本人对于语用意义问题的间接阐述，在其论著中总结道：语用意义就是奈达所说的情感意义或联想意义([6], pp. 82-83)。
3. 奈达功能对等论的语用翻译思想
奈达的功能对等论是交际翻译理论应用于翻译过程的结果。功能对等论的实现手段是使用目标语中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物。换言之，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是实现翻译的功能对等的前提条件，也是奈达功能对等论整个理论体系的固有部分([6], p. 98)。我们从对等语、意图性、读者反应三个角度切入，分别论述奈达功能对等理论包含的语用思想，及如何运用功能对等理论的语用翻译思想分析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优秀传统文化作品——《诗经》的俄译。
“世界上的语言虽然千差万别，但也有共同点即普遍性”，奈达指出，语言中至少90%基本结构是相似的，语言的相似性远远大于差异性。不同语言之所以能够进行交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类语言的同构现象。基于此，实现“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是具有理论根据的。奈达对“自然性”的特征如此定义到：“使用不违背一种语言通常模式的语法结构和词汇结构。”[8]因此，译文的自然性是指译文表达要符合接受语的语法规范及词语组合模式，理想的译文是不带任何翻译腔的译文。在翻译《圣经》时，奈达认为不能使译文听起来好像临近城镇上十年前发生的事情，因为《圣经》所蕴含的历史文化语境至关重要。同样如此，在翻译这部涵盖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这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时，也不能使用过于现代的语言。例如，我们不能将周南、召南、邶风等地名脱胎换骨，变成现代的地名。但也不能仅仅依托古老的地名而将其译为晦涩不明的词语，显露出生硬的痕迹，而应该译为能让现代人读懂的译文。著名的汉学家施图金(А.А. ШТУКИН)将周南、召南、邶风分别译为ПЕСНИ ЦАРСТВА ЧЖОУ И СТРАН, ЛЕЖАЩИХ К ЮГУ ОТ НЕГО、ПЕСНИ ЦАРСТВА ШАО И СТРАН, ЛЕЖАЩИХ К ЮГУ ОТ НЕГО、ПЕСНИ ЦАРСТВА БЭЙ。译名运用符合现代人语言表达和理解，显示出这三个地名是诸王侯的封地，并分别加之注释，阐明周国与召国、邶国之间的强弱依附关系，说明三国的现代地理位置。这样翻译，不仅符合了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更保留了《诗经》古老的文化意涵，这也吻合奈达提倡的“源语中重要的文化信息必须保留”。
“最切近”指的是语用意义上的切近，体现在奈达所提出的“翻译就是翻译意义”以及功能对等这两大目标之上。《诗经·国风》中，一首《桃夭》预祝出嫁女子家庭生活美满。灿灿桃花，以喻新娘的适龄风华；硕大果实，表示对于婚后的祝愿，子女满堂；蓁蓁其叶，福禄成荫，象征新娘在未来的日子里为家庭带来丰饶，家族兴旺发达。全诗三章，每章都以桃花起兴，桃花已不再单单是桃，更是新娘的化身，从花开到结果，再由果落到叶盛，新娘与桃花的生长相适应，自然浑成，融为一体。
诗经·国风·周南〔先秦〕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施图金(А.А. ШТУКИН)将标题“桃夭”二字，译为ПЕСНЬ О НЕВЕСТЕ，开头即说明此诗的语用意义——献给新娘的诗歌。阿布拉缅科(В.П. Абраменко)将“桃夭”二字翻译为Нежный персик，并添加注释：персик (тао 桃) – символ женской красоты и благопристойности，也阐明此诗以桃喻人的手法，说明新娘的美丽和美好品质。首章起兴之后一句：“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朱熹《诗集传》释云：“宜者，和顺之意。室谓夫妇所居，家谓一门之内”，本句意指这位姑娘嫁过门，夫妻美满又和顺。施图金将这句译为：Девушка, в дом ты вступаешь женой—Дом убираешь и горницу ты. (女子嫁做人妇，清扫房屋)，阿布拉缅科将这句译为：В мужа дом ты вступаешь хозяйкою юной, Радость светлую, счастье несёшь всей семье. (你嫁做人妇，给家庭带来快乐幸福。)虽然施版译文准确翻译了“家、室”二字，但并没有捕捉到原文最切近的意义，应在认识该句的逻辑语义的基础之上，再结合上下文，找出它的语用意义——新婚时的快乐与美好祝愿。阿布拉缅科准确捕捉到了与原文最切近的对等语，未按照表面意义进行翻译，传递了原诗的语用意图，从而实现了最切近的语用意义对等。
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化，研究内容不断扩展，越来越多的翻译学者发现翻译中的问题并非来自语言的对抗，而是来自于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碰撞。奥利加·彼得罗夫娜(Ольга Петрова)在她的《翻译理论和实践概论》一书中指出：除了纯粹的语言困难外，翻译还涵盖了许多由许多语言外因素引起的问题[9]。德国语言学家和翻译家朱利安·豪斯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翻译既是一种语言活动，也是一种文化活动，涉及文化之间的交流。迄今为止，翻译主要被视为一个跨文化交流的过程，而不是语言的代替[10]。这意味着翻译的过程不仅仅是用译语的词和短语替换源语的词和结构，而是译者对转换的巧妙使用。翻译更多的是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接受者之间的交流行为。在这个多交际过程中，原文的意图能否被发现、理解及传译是功能对等得以实现的最终标志。译者需要从知识及情感上了解原作者的意图，并尽力把这种意图恰如其分地转译给译文读者。不仅如此，奈达还反复强调原文意图正确传译的重要性，“如果第二语言中的接受者在阅读时总是误解原文信息的意图，显然，这不算一篇合适的翻译。”[11]按照学界一直以来比较流行的观点，《诗经》作品的题目是作者或编者在《诗经》成书时，统一给添加上的，《诗经》中各篇作品的题目大多是作者或编者从诗的首句中选取而来。通过标题我们很难看出诗歌叙述的主题，或者叙述发生的时间、背景、人物等，比如《鹿鸣》出自首句“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四牡》出自首句“四牡騑騑，周道倭迟”，《皇皇者华》出自首句“皇皇者华，于彼原隰”，《常棣》出自首句“常棣之华，鄂不韡韡”，《伐木》出自首句“伐木丁丁，鸟鸣嘤嘤”，《采薇》出自首句“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施图金在翻译时，并未用直译，或者直译加注的方式，而是直接将此诗歌的主题展现在诗歌标题上，如《鹿鸣》是周天子宴群臣嘉宾之歌，表达礼贤之意，施图金译为“ВСТРЕЧА ГОСТЕЙ”。《四牡》《皇皇者华》两首诗歌均为使臣在途中自咏，施图金均译为“НА СЛУЖБЕ ЦАРЮ”，点明是诗歌的叙事主人公。《常棣》是宴请兄弟之歌，赞美兄弟和睦协力，可以抵御危机，施图金译为“БРАТСКАЯ ЛЮБОВЬ”。《伐木》是宴请朋友故旧之歌，施图金译为“О ДРУЖБЕ”。《采薇》是描述戍边战士服役思念家乡，既忠于国亦恋其家的复杂心情，译为“В ПОХОДЕ НА ГУННОВ”，意为在征讨匈奴的行军中，点明叙事的背景。通过这样的翻译方式，施图金的译本很好地掌握了诗歌的主题，洞悉原诗的意图，通过恰当的表达方式展示原诗主题，不会在译文读者中引起不解或歧义。
奈达自始至终都注重读者因素的研究，尤其关注原文读者对原文信息的反应与译文读者对译文信息的反应基本对应。奈达本人也曾谈到：“在动态对等的翻译中，我们要求译文应使读者所做出的反应与原文读者对原文所做出的反应基本一致，而不求完全一致”([5], p. 92)。在原作者眼中，一些语用预设对于原文读者是显而易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该语用预设对使用和浸润在另一种语言和文化中的译文读者仍然有效[12]。在翻译的过程中，原文读者与原文所呈现的“世界图景”、文化背景是一脉相承的；而当原文转化为译文，由于存在语符和文化的差异，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通过文本阅读获得感受也就不大一样。因此，许多对原文使用者来说可以理解的部分，对译文读者来说是不清楚或根本无法理解的。功能对等是否实现要通过“读者反应”进行对比来判断。首先要实现交际效果的功能对等，这意味着译文读者必须获得与原文读者相似的意义理解、语义连贯以及交际效率。其次，要实现审美效果的功能对等。这意味着译者必须尊重原文的文化和修辞手法，译文读者必须获得与原文读者相似的想象空间、阅读乐趣和艺术审美[13]。“对于译文读者来说不熟悉外语文化的要素……可能需要在翻译文本中引入额外的信息、参考资料和注释，以解释未知的名称、现象和事实。在翻译理论中，这种转换被称为‘语用适应’，‘即对原文接受者和译文接受者之间的社会文化、心理和其他差异进行某些修正’”[14]语用适应不仅是指文化上的适应，也包括语法和词汇等方面调整。语法调整受制于译语和语法结构和语法习惯，比如说改变词序、动词取代名词、形容词取代动词等。《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施图金译为“Помню время, когда уходили в поход, Был на ивах зеленый, зеленый наряд; Ныне мы возвращаемся к дому назад—Только снежные хлопья летят и летят…”。“依依”为形容词，形容柳丝轻柔、随风摇曳的样子，翻译为了名词短语：зеленый, зеленый наряд，在俄语文化中，有这样一个短语——осенний нарядные леса，形容森林秋季的盛装，在此进行语用适应，更贴切俄语读者的文化心理。“霏霏”为形容词，形容雪花纷落的样子，译为动词短语“летят и летят”。至于词汇调整，如果在两种语言中都有着一样的能指符号和所指对象，那么进行翻译时则非常通畅；如果存在不同或者空缺，就需要进行语用调整。在《诗经·小雅·鹿鸣》中有诗“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施图金译为“Прекрасных гостей я сегодня встречаю—На гуслях играют и шэны звучат”，“瑟”这种乐器，在俄语中没有对应的单词，施图金翻译为гусли，古斯里琴是俄国古代的一种多弦的弦乐器，外形上类似于中国的瑟，通过用译入语类似的物品代替来接受和解读原文，从而获得类似的感受。这样译入语读者就会很“自然”地接受这种表达，吸收该表达所蕴含的语用意义。
4.《蒹葭》《氓》的俄译
在这一章，选取施图金和阿布拉缅科夫所译《蒹葭》《氓》的俄译本进行对比分析，基于语用翻译学视角下，从对等语、意图性、读者反应三角度切入，深入体会两位汉学大家的翻译方法和翻译思想。
4.1.《蒹葭》的俄译
王国维说“《诗·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所谓蒹葭，即是指芦苇。“蒹”意指没有长穗的芦苇。“葭”意为初生的芦苇。“蒹葭”两字采用双声叠韵的手法，读来音感轻盈柔美。原诗通过大片苍茫的芦苇起兴，通过描绘芦苇苍苍，碧水茫茫的景色。“蒹葭”一词也在诗中反复出现，“比、兴”的写作手法，借蒹葭来引起所咏之物，由此可见，“蒹葭”是本诗最为重要的一个意象。施图金将“蒹葭苍苍”译为“Тростники с осокой сини, сини”(回译：“芦苇和苔草蓝茫茫”)，“Тростник”是指(植)芦苇，芦苇属。“Осока”是指(植)苔草，苔草属[莎草科]。在“芦苇”的基础上，译者还添加了一个“苔草”的形象，符合诗中描写水边芦苇苍苍水面白茫茫的诗境，在补足音节的同时，更具画面感，更贴近俄罗斯读者。“蒹葭苍苍”被译者处理为“Тростники с осокой сини, сини”即“芦苇和苔草蓝茫茫”。在俄罗斯文化习俗中，蓝色是代表忧郁的颜色，俄罗斯诗人通过蓝色来表达忧郁的心情[14]，通过文化层面的语用适应，实现“最自然最切近的对等语”。译者通过两个形容词短尾“сини”的重复来重现原诗中的“苍苍”，符合原诗忧郁空灵的意象，施图金在重构过程中结合译入语的文化背景知识和读者的推理习惯来重构原作诗人的意图，契合了俄罗斯读者的文化习惯，翻译地非常出色。
阿布拉缅科夫将“蒹葭苍苍”译为“Камыш разросся, не пройти сквозь жёсткую листву”(回译：芦苇繁茂，无法从那坚硬的簇叶中走过)。由于地域的不同，语言所展现出的“世界图景”也不尽相同，会对译者的理解和表达产生阻碍。“苍苍”，是鲜明、茂盛貌。Абраменко通过разросся一词，将芦苇茫茫的景象展现给读者。但加词“не пройти сквозь жёсткую листву”，与全诗的基调是不相符合的，景为情抒，译者未完全未掌握到《蒹葭》一诗的意图。“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为读者展现的是一处秋色茫茫、水波渺渺的空灵境界。“芦苇”一词，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下，呈现的是这样一种景象：随风而动，飘飘然之感，柔且韧。“жёсткая листва”，“坚硬”之意，打破了景象的朦胧感。“蒹葭”在中国文化语境下，已经成为一种常见意象，具有一定含义的文化规约性。因此，在理解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结合交际情景和原文的文化背景、语用预设来理解原文意图。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蒹葭萋萋，白露未晞。蒹葭采采，白露未已。”
“蒹葭苍苍；蒹葭萋萋；蒹葭采采”，“苍苍、萋萋、采采”都为同义词，形容鲜明、茂盛的样子。采用了错综修辞的手法，形成了“一唱三叹”的修辞效果，错综辞格的抽换词面法，即改变反复句式中的某个词，使语句的词面发生变化，又使语句意思不变。这样不仅避免了单调呆板，还达到了参差不齐、错落有致的效果。
Штукин А.А. 译本：
Тростники с осокой сини, сини,
Белая роса сгустилась в иней
...
Синь тростник и зелена осока --
Не обсохли от росы глубокою
...
Блекнет зелень в сини тростниковой.
Белая роса сверкает снова. [15]
回译：芦苇和苔草蓝茫茫，
白露变成霜。
芦苇蓝澄澄，苔草绿幽幽，
白露深深还没干。
蓝色芦苇深处绿意消散，
白露又来照亮。)
Абраменко В.П. 译本：
Камыш разросся, не пройти сквозь жёсткую листву
Как иней белая, роса упала на траву.
...
Камыш разросся, зелен, густ, открыл свою красу
Ещё не тронул солнца луч жемчужную росу.
...
Камыш разросся, зелен, густ, сплошная полоса.
Ещё не высохла в траве рассветная роса. [16]
回译：芦苇繁茂，无法从那坚硬的簇叶中走过，
露珠落入草地成了白色的霜。
芦苇繁茂、嫩绿，展露美妙
阳光还未触碰到那珍珠般的露珠
芦苇繁茂、嫩绿，连绵一片，
黎明时草地上的露珠还未晒干。
两位译者，都意识到错综修辞格的问题，在翻译时，虽然意义相同，但是词面发生变换。在翻译时，为了展现出原诗的语用效果，两位译者都进行了词汇层面的语用调整，运用联想的方法，采用加词法，加入自己的理解。对于“蒹葭”意象的塑造，从诗歌的明示意义看，施版的译文，未展现出芦苇的茂盛，着重在诗歌意境的塑造上，“蓝色、绿色”，为读者呈现出视觉上的效果。相比之下，Абраменко译文则直接展现了芦苇的茂密之状。
在对于每章第二句的翻译时，“白露为霜，白露未晞，白露未已”，明示意义为露珠的各种形态，暗示意义是时间的流逝，主人公追寻之久。施版译文遵循原诗，加词较少，因为白露的意象是中俄两国文化都熟悉的意象，对于译文接受者而言，接受难度较小，语用再现更为容易，所以施采取的是直译的方式。阿版译文，将原诗的意图展现地更为显性，采取加词的译法，加入“травуа, солнца луч, жемчужная, рассветная”更为直观地再现了从黎明到日出的时间流逝，时间的转换，更展现出“伊人”可望而不可即的意境。
所谓伊人，……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Штукин А.А. 译本
Тот, о ком рассказываю вам я,
...
По теченью я за ним спускаюсь—
Он средь вод—такой далекий ныне. [15]
回译：我说的那个人啊，
……
我顺着河的下游找，
他在那么远的水的那边。
Абраменко В.П. 译本
О ком мечтаю и грущу, о ком слова мои,
...
Вниз по течению за ним иду, лишь поворот
До встречи с ним, но вдаль несёт его стремнина вод. [16]
回译：我所思念、忧伤、念念不忘的那个人，
……
我顺着河的下游去找他，
湍急的河水将他带向远处。
《蒹葭》的主题，众说纷纭，或说其追求佳人，或说其探索真理，或说其求贤招隐，或说其祭祀女神。从原始民俗文化的解释看，蒹葭是一首恋歌，“伊人”所指是一位女性而非贤者或者隐士，这也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理解。
通过对于“伊人”的翻译，我们可以探讨译者如何理解原诗的意图，通过怎样的语言手段再现原诗，在译文读者中产生怎样的反应，在何种程度上达到语用上的对等。
施图金在翻译诗经时，参见了朱熹对于《诗经》的注解《诗集传》，朱熹就此诗曾云：“言秋水方盛之时，所谓彼人者，乃在水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明其何所指也。”[17]施图金将“伊人”翻译为он，可见他接受朱熹的注解，未将此诗看作一首爱情诗。
在阿版的翻译中，“所谓伊人”相比于施版的直译“Тот, о ком рассказываю вам я”(我所说的那个人)，阿布拉缅科夫将原诗的意图更为显性地展现给译文读者，思念、求之不得的诗歌意图更为明显，采取“加词”的方法，“мечтать, грутить”“我所思念、另我忧伤的人”，在俄语读者中引起的反应也与中文读者相似。但在下文中，在“伊人”的翻译中，阿仍旧处理为он，没有翻译为она，因此，阿布拉缅科夫是否将《蒹葭》看为一首爱情诗仍待商榷。
4.2. 《氓》的翻译
“氓之蚩蚩”
氓的形象是《氓》这首诗歌的重点，氓从痴情到负心，在叙述女主角的口吻中慢慢地转变，牵动着读者的心。从译文中，我们可以看见两位汉学大家对于氓形象的塑造。在《说文》：“氓，民也。”本义为外来的百姓，这里指自彼来此之民，男子之代称。“氓之蚩蚩”一句，施图金翻译为“Ты юношей простым пришел весной”(回译：春天，一个单纯老实的青年来了)；阿布拉缅科夫翻译为“Ты парнем простодушным к нам вошёл”(一个忠厚老实的小伙子来我们这里)。“蚩蚩”，憨厚、老实的样子。两位译者对于氓的形象的理解是相似的，“氓”这一词，在俄语中是没有的，在把握全诗内涵之后，通过词汇语用调整，在俄语中找到另外一个相似的能指，将氓的年龄定义为“青年”，译为парень，更贴近俄语读者，达到语用对等。在施图金的译本中，通过对全诗意图性的把握，增加了时间意象“春季”，春季相恋，春天是万物复苏之季节，诗句开篇为读者塑造了一种欢欣雀跃之感，给人以爱情萌芽的感觉。
“乘彼垝垣，以望复关”
Штукин А.А. 译本
Взойду ль на обветшалый палисад,
Спешишь ли ты обратно—брошу взгляд... [15]
回译：登上破败的篱墙，
你匆匆往回赶，我也急切地寻找你的身影
注：Спешишь ли ты обратно—брошу взгляд.—Чжу Си朱熹 трактует слова “фу гуань” ( ЩЩ ) как название местности, в которой проживает возлюбленный девушки. Тогда перевод будет: “чтобы поглядеть на Фугуань”. И далее—если я не вижу Фугуань, то слезы катятся... и т. д. Искусственность этой версии очевидна. Мы должны были предпочесть объяснение ученого II в. до н. э. Чжэн Сюаня (Чжэн Кан-чэна)郑玄(郑康成), берущего эти слова в их обычном значении: “фу” (Щ)—“возвращаться” и “гуань” (Щ)—”застава”. В таком случае вся фраза значит: “чтобы взглянуть, идешь ли ты обратно к заставе [нашего города]”. Это и отражено в нашем переводе.
Абраменко В.П. 译本
На старую я крепость восхожу,
Не рядом ли с заставой ты – гляжу. [16]
回译：我登上古旧的城墙
只见城关，不见你。
施版在注释中，解释了南宋朱熹和东汉末年经学家郑玄对“复关”的注解。朱熹将“复关”注解为：氓居住的地方，按照这一理解，译本是这样的：чтобы поглядеть на Фугуань, если я не вижу Фугуань, то слезы катятся...施图金认为这样翻译，诗歌的艺术性是显而易见的。然后，施图金还是倾向于郑玄的注解，在通常意义上来解释“复关”：复—返回之意；关—城门口的关卡，这样这句诗的意义就变为：你为了再看我一眼，急急忙忙往回走，往我所居住的城门口走。这样翻译，达成了两方面的语用效果，一是，展现了相恋时氓的“痴情”形象，二是，展现了陷入爱情的女主人公的痴迷。为读者描绘了一幅生动的画面，氓和女子相恋时分的难舍难分，不由自主。使译文读者感触更深，与原诗读者有着更为相近的体验，从读者反应角度达到语用效果等效。在阿版翻译时，未将“复关”当作一个地名，将其理解为“关卡”。гляжу比之于брошу взгляд少了一份急迫；在阿版的译本中，氓的视角缺失。信息的传递实现了，语言语用等效达到了，但交际语用等效未达到，读者难以感受到相恋之时，氓和女主人公双方不由自主，离别时双方的难舍难分，对于引起读者的感情共鸣效果较弱。
“将子无怒，秋以为期”
Так не сердись же, милый, на меня,
Срок будет осенью—не я виной...
亲爱的，不要生气，
成亲的日子定在秋天
Не гневайся, любимый, на меня,
Тебя та осень выбрала в мужья.
不要生气，亲爱的
你秋天就能成为我的丈夫了
《诗经》宾语前置是上古汉语倒装表达的典型，使用语序手段，凸显提前的焦点信息。“秋以为期”即“以秋为期”，女主怕男主失望，急切地说“把秋天作为我们的婚期”，将“秋”提到介词“以”的前面达到了凸显强调的效果[18]。奈达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中提出：翻译时不要轻易牺牲原文本的形式风格，因为形式风格也有意义。在施图金译本中，适应俄语的语序，进行语法语用调整，将осень放于词组的末尾，作为主位，起到了强调作用。阿版翻译中将осень作为主语，“就是秋天选择你作为我的丈夫”，同样也起到了强调的效果，达到了应有的语用效果。二者都是通过语法的调整，将汉语中的宾语前置句，在俄语中通过切近的对等语再现，使得译文读者也能够获得和原文读者类似的反应。
“于嗟鸠兮，无食桑葚！”
Штукин А.А. 译本
Но ягодой его, голубка, ты.
Не лакомься, хоть ягода сладка. [15]
回译：你呀，小鸽子
即使果子甜，也别贪嘴
注解：Но ягодой его [тутового дерева], голубка, ты Не лакомься, хоть ягода сладка.—Так как ягоды тута, по словам комментаторов, одурманивают голубей, охотно эти ягоды поедающих. Любовь юноши, так же как ягоды тута для голубки, может привести к печальным для девушк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
Абраменко В.П. 译本
Ах, горлица! Не слушай звоны струй,
Ты тутовые ягоды не клюй! [16]
回译：啊，斑鸠！不要听泉水的丁当声
不要啄食桑葚！
“鸠”指“斑鸠”，голубка，(常用作呼语)〈口〉小鸽子，亲爱的(对女性的爱称)。“鸠，鹘鸠也。似山雀而小。短尾青黑色。多声。葚，桑实也。鸠食葚多，则致醉。”(朱熹《诗集传》)在对中俄两国文化现象做出评估后，通过译本可以看出，施图金认为，译文读者对于“斑鸠”这一形象并不熟悉，因此采用了译文读者熟悉的意象代替原文的意象，采用了“最自然最切近的对等语”实现翻译。译句本身阐明明示意义“不要多吃那果实”，在注解中，增加了暗示意义和联想意义。补充说明果实是桑葚的果实，吃多了会使鸽子晕头转向。将男子的爱比作桑葚，沉溺于男子的爱，最终会给女子带来悲剧。诗句加之以注解，辅助读者理解诗句的深层含义，译者深刻理解了原诗的意图，采取切近的方式实现翻译对等，在译文读者群体中引起了相似的反应，达到了语言语用等效和交际语用等效。阿版译文中，Горлица，意为斑鸠，但其后加词的Не слушай звоны струй，对于原诗的理解没有帮助，属于译者本人的推理。第二句，“不要啄食桑葚！”直译，再现原诗的明示意义。但诗经善用“赋比兴”的手法，比是“以彼物比此物”，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的《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此句诗歌，斑鸠喻女子，桑葚喻男子的爱情，是女主人公在借“无食桑葚”劝告不要沉溺于男子的爱情，阿没有在译文中展现出桑葚的文化规约意义，译文读者也难以引起共鸣，很难引起与原诗读者类似的反应，没有达到交际等效。
5. 结语
本文基于功能对等论的语用学角度，从对等语、意图性、读者反应三个方面出发，分析了《诗经》中《蒹葭》《氓》的俄译。对比分析施图金和阿布拉缅科夫的译文，施图金对于原诗的意图性掌握更加深刻，对于原诗语用意义的传达也更有体会，善于通过注释、意译等方式传递原诗主题。两位汉学家在对等语的表达和读者反应角度都进行了动态顺应和协调，进行了语法和词汇调整，更契合俄语的表达；在文化缺省的地方，也通过注释或文化语用适应进行调整，顺应了俄语读者的认知和文化，使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获得相近的阅读反应。总之，奈达语用翻译观角度下的《诗经》研究，能够较好地分析《诗经》中中国文化的保留和传递，同时兼顾译文读者反应，更好地介绍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俄语世界读者对《诗经》的理解和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