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无论是赏读《西厢记》,还是品阅《牡丹亭》,我们都能清晰地发现,这两部作品与“梦”有着千头万绪的联系。《西厢记》第四本《草桥店梦莺莺》所写的是张生与莺莺长亭一别之后,莺莺无法承受相思之苦,“顾不得迢递”[1]私奔来客店处寻找张生,愿与他一同前去赴考,以求形影相随。《牡丹亭》讲述的是杜丽娘与柳梦梅在梦中邂逅,因梦生情,因梦生病,由病而死,死而复苏的故事。在这两部作品中,作者不约而同地以“梦”的形式来作为男女主人公情感增进的契机,可以说是以一种缥缈的、对现实的脱离的形式来塑造这种不合礼教的,不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男女之情,给人一种忽远忽近、若隐若现的感觉。本文以两部作品中“梦”的情节为重点,从审美内涵、情感表达以及对礼教的叛逆三个维度进行对比探讨。
2. 《西厢记》《牡丹亭》之“梦”与美
在中国古代漫长的美学发展过程中,“梦”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具有特殊审美内涵的存在。作为一种感性体验的审美表达,梦意象借助于其超越性、神秘性、不可知性、短暂性等特点,使作家们可以不受限制地塑造形象、叙述故事、抒发情感。因而,文学作品中的也具有了独特的审美价值。
(一) 现实与虚幻结合的浪漫美
在《草桥店梦莺莺》中,王实甫对梦的描写既富有梦的神奇、变幻莫测,又巧妙地隐含了合乎生活逻辑的真实叙述,既哀婉伤感,令人肠断,又悲壮激昂,使人愤懑。作者写梦并没有违反生活之真实,将现实主义手法融汇于奇情的浪漫主义之中。王实甫把梦安排在一个非常典型的环境中。昨夜张生尚且还享受着“翠被香浓熏兰廓,欹珊枕把身躯儿趄。脸儿厮掇者”[1]的快活,而今夜却由于“可憎的别”而住在“纸窗儿风裂”的旅馆中,行途困顿,一个人单枕孤眠,孤独冷清,描写得真实细致。再看那崔莺莺,也因离别而哭得痴呆,愁得消瘦。由此,王实甫为梦会创设了一个合理的情景,水到渠成。莺莺一上场便趁着夜色私奔出城。现实和梦境之间的切换没有任何痕迹,让读者自然而然地滑入张生的梦中。梦中的描绘以莺莺为主体,有“走荒郊旷野”、“喘吁吁难将两气接”的动作描写,有“他把我心肠扯”的内心刻画,入情入理,真实可信。
而在汤显祖这位浪漫主义大师的手笔之下,梦已经溢出了客观世界的范围,舍弃了对于生活所依赖的那种表层真实,而极尽变幻多姿。杜丽娘在梦中遇到柳梦梅,云雨交欢之际,作者创造性地塑造了一位“专掌怜玉惜香”[2]的花神形象。“崔花御史惜花天,检点春工又一年。”[2]花神实际是“情”的化身,她给大地带来春光,给人间以爱情和幸福。汤显祖避开了对“情”、“欲”的直接描绘,借花神之手侧面表现两人的恩爱,奇幻浪漫,含蓄深情。丽娘死后,柳梦梅投宿在梅花庵,拾得杜丽娘自画像,日思夜想,神魂颠倒,唤出丽娘魂魄,与他相会。剧末柳梦梅挖开坟墓,丽娘起死复生,二人结为夫妻。汤显祖让女主人公自由地在爱情的驱使下来往于天地、生死之间。如:在《冥判》《魂游》《幽媾》《冥誓》几出中,写了杜丽娘对爱情的追求,甚至敢于与神对抗,超越时间、跨越空间、不拘生死,这是多么大胆的幻想,是多么无拘无束的理想描写。虽然剧中由生而死、由死而生看似荒诞,但是它们的出现皆在情理之中,并不使人感觉突兀。
同样是描写梦,王实甫敘梦在奇幻的色彩之上又覆盖着一层现实的色调,从梦前、入梦、梦中、梦惊、梦后,依次写来,十分符合逻辑常理,而不让读者感到跳跃、荒诞。而汤显祖绘梦则更显浪漫离奇,别开生面。特别善于通过梦象建构和梦境描写,突破现实障碍、时空局限,而展示主人公的情感和自己的理想世界。究其原因,不外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二分。
可见,“梦”也是有分化的。既有《西厢记》这样真实的梦,也有《牡丹亭》这样虚幻迤逦的梦。但是作为浪漫主义色彩的重要代表,梦的加入都会使得这些描绘梦的作品蒙上了一层奇幻的色彩,具体表现为灵感、主观、激情、想象、虚构、夸张等文学的浪漫主义精神。
(二) 诗性与剧性结合的典范美
说到《西厢记》的语言,明代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的评价最为经典:“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3]《西厢记》第四本《草桥店梦莺莺》的语言秾丽华美、深情自然,主要表现在善用叠音迭词,语言情味十足。第四折张生从梦中惊醒后的一段描写:
【雁儿落】绿依依墙高柳半遮,静悄悄门掩清秋夜。疏剌剌林梢落叶风,昏惨惨云际穿窗月。[1]
【得胜令】惊觉我的是颤巍巍竹影走龙蛇,虚飘飘庄周梦蝴蝶,絮叨叨促织儿无休歇,韵悠悠砧声儿不断绝。痛煞煞伤别,急剪剪好梦儿应难舍;冷清清的咨嗟,娇嘀嘀玉人儿何处也![1]
这一连串的叠音词绘色如生、象声逼真、状貌传神,感情色彩强烈,音调铿锵,将梦醒后张生的惘然、无措、恍惚、冷清、痛苦、依恋……多种繁杂的别情离绪一无遮拦地释放而出,描写得绘声绘色,读来让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感其情。由于曲词的优美,而使整个的梦境富于诗情画意。
《牡丹亭》的语言押韵严格、注重节奏,典雅含蓄而又绮丽柔婉,表现出诗性的特点。《惊梦》作为《牡丹亭》中最重要的一折,语言也达到了取得了极致。首先体现在戏剧的曲调格律深受诗词的影响。从押韵、平仄上看,整出戏文的韵脚全部都落在“an”上,其中出现“啭”、“阑”、“娟”、“烟”、“兰”、“缘”、“天”、“遍”、“怜”、“垣”、“残”、“断”、“乱”、“怨”、“倦”、“喧”、“颤”等,押韵频繁而且齐整,是诗化的戏曲语言,长句、短句交错出现,彼此贯连又强弱穿插,形成了强烈的声韵效果,构成这出唱词的鲜明而又强烈的节奏感。其次,戏剧语言雅俗兼备,婉约蕴藉也受到唐宋以来诗词,尤其是宋代婉约派的影响。如《惊梦》中最有名的〔皂罗袍〕一段:
【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恁般景致,我老爷和奶奶再不提起。(合)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贴)是花都放了,那牡丹还早。[2]
这一段完全是诗词的语言,风格偏向婉约柔美一派,文词优美,婉转典雅、对仗工稳、情景交融、意味深长,作者把日常口语诗歌化,成为了一种夹杂方言、俗语的“口语韵文”,俗中求雅,达到雅俗之极的境地。
在描写梦境所用的语言上,王实甫与汤显祖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蕴藉婉丽的语言风格,王实甫用叠音迭词来描写清冷的环境和人物内心的痛苦,汤显祖一韵到底、雅俗兼收来展示春的悸动和人物的多情。虽然是不同的方式,但都异曲同工,达到了“摹欢则令人神荡,写怨则令人断肠”[4]的境界,将景和情描绘得淋漓尽致。
可见,描写梦的语言千变万化,而优秀的典范性的剧本,往往能够兼顾文学性、音乐性,创作出“词格俱妙”的,最属本色行当的作品。《西厢记》《牡丹亭》无疑是这类兼顾“案头”与“场上”的剧作,属于“文采与本色相生”、诗性与剧性结合的典范。
3. 《西厢记》《牡丹亭》之“梦”与情
青年男女的相思爱恋,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西厢记》《牡丹亭》两部戏剧正是立足于爱情婚姻本体的,因此“情”是其表现的一个重点内容。
(一) 情动成梦,因情为梦
王实甫《西厢记》作为中国古代戏剧史上第一部以“有情”作为婚姻基础的剧作,并不像元初其他杂剧作品那样,把爱情的描写当作是表现现实状况之悲苦的背景呈现出来,而是把表现爱情作为整部作品的主体。在王实甫笔下,张生和莺莺的结合并非仅仅因为这对才子佳人的才貌相契合,更在于这一对青年男女一见倾心,“情”一发难收。正是由于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情”,两人才冲破了家族利益的束缚,最终获得老夫人的认可。从男女主人公的相见、相思、相恋、相爱,到最终修成正果的整个过程都是作者浓墨重彩的描绘对象。作者一层层地叙写、描绘,将张生和莺莺之间的感情一步步推向高潮。于是,在张生进京考取功名的途中,张生对莺莺分外相思,情感也集中爆发出来。这相思之情便是张生夜寐成梦的缘由。
在《牡丹亭》中,汤显祖更是将“情”与“梦”紧紧纠缠在一起。在丽娘的梦中,一秀才折柳一枝邀她作诗,流连婉转,甚是多情,“他若傍蟾宫客,不是梅边是柳边”[2]的句子便成了杜丽娘和柳梦梅的定情之作。这一梦后,丽娘便相思成疾,一病不起,暮色而亡。为了追寻梦中之人,丽娘化为游魂,与此时投宿梅花观的柳梦梅数度幽会,最后起死回生。无论是花园之梦,还是魂游寻情,丽娘种种行为的缘起都在“情”这一字。花园之梦是春情作祟,此时的丽娘还未认识柳梦梅,她怀着惜春情思游赏后花园,春意闹人,在后花园中小憩,在梦里杜丽娘第一次享受到美好的爱情,这梦境寄寓着杜丽娘全身心的憧憬和追求。而在现实生活中杜丽娘是不可能找到爱人的,因此,她感梦而亡。魂游寻情则是因对书生柳梦梅的恋和思而起,化为游魂的杜丽娘终于找到了她梦中的书生,她终于又因情而起死回生。
在两部作品中,张生因为思念之情梦见莺莺千里奔赴;丽娘因为伤春思春之情梦见柳梦梅邀她作诗;柳梦梅因为爱慕之情唤出杜丽娘魂魄。同样是“因情为梦”却表现为不同的形式。究其原因,《西厢记》中梦是发生在张生和莺莺相爱之后,是他们情感的一次升华,而在《牡丹亭》中的“梦”是男女主人公的相遇相识之地。丽娘怀着春情在梦中邂逅柳梦梅,柳梦梅拾到丽娘画像后也才生发出爱慕之情。两段情感处于不同的阶段,自然也就表现为不同的“因情为梦”。
可见,情感在“梦”的形成过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人的情感既是极为繁杂的,又是自觉生发出来的。正因如此,人们在清醒状况下的言行带有情感倾向,在梦中也会不自觉地受情感支配。正如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所体现的哲学观、美学观:“梦而病,病而死,死而生,皆情至所致。”[5]
(二) 梦承其情,因梦动人
《西厢记》第四本《草桥店梦莺莺》中,虽描绘的是张生梦境,但梦中的主要行为发出者却是莺莺。所以,这梦不仅仅是张生对莺莺的思念,更是莺莺对张生的牵挂。正如梦中莺莺唱到的:
【甜水令】想着你废寝忘餐,香消玉减,花开花谢,犹自觉争些;便枕冷衾寒,凤只鸾孤,月圆云遮,寻思来有甚伤嗟。[1]
梦作为张生和莺莺思念的连接点,两人在梦中相会,互诉衷肠。莺莺哀叹“想着他临上马痛伤嗟,哭得我也似痴呆”[1],情感至深,感人至极。梦醒之后张生痛煞煞、茫茫然的无措也让人为之触动。
《牡丹亭》中,丽娘在本能激发下,由情入梦。这一梦承载了丽娘的种种希望与理想,她渴望爱情却只能被禁锢在深闺之中,她伤春感怀却只能偷偷溜进后花园游赏。在花园里她欣赏了“遍青山啼红了杜鹃,荼䕷外烟丝醉软”[2]的春景,在梦中她邂逅了与柳梦梅的爱情。她的花园一梦惊动了天上花神,更惊醒了自己的人间至情。正如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所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6]这种贯通生与死、实与虚之间的“至情”正是该剧着重赞扬的对象。
由于两部戏剧中的“梦”是因主人公们之间的深情至情而产生的,所以《西厢记》和《牡丹亭》的“梦”便成了莺莺和张生、丽娘和梦梅的拳拳真情的载体。爱恋、思念、伤春、思春、爱慕……各色复杂的情感都能在梦中探寻一二。两个剧本尽管在情节设置上有所差异,但都是通过“梦”的协助达成了情感表达的愿望。
可见,自由的、无所顾忌的“梦”承载着主人公们充沛、赤诚的情感,给同时代的以及后世的人们都带来了一种别样的体验,因此具有一种独特的打动人的气质,达到了一种“动人”的审美效果。正如汤显祖在《焚香记总评》中论及:作品的精神命脉就是要令后世之听者泪,无情者心动,有情者肠裂。只有将人物的感情描写得强烈而又宛转,才能产生荡人心腑、感人泪下的戏剧效果,剧中人物的感情才能深深地打动读者和观众。
4. 《西厢记》《牡丹亭》之“梦”与理
从《周礼》中的“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开始,中国妇女就受到了严苛的道德规范。此后一系列关于妇女言行教化的内容、婚姻家庭的规范不断提出,并且不断得到强化。在元、明时期,更有程朱理学大行其道,以严厉地禁锢女性的“欲”;有贞节牌坊压榨着广大妇女们痛苦不堪的灵魂。一方面封建统治势力极力打压和禁锢人们的思想,另外一方面市民思想又不可遏制地发展起来,冲破“理”的束缚便成为了诸多文学作品的重要内容。
(一) 以梦反理
在《草桥店梦莺莺》一本中,王实甫让崔莺莺“私奔追爱”。但“私奔”在封建时代是被视为大逆不道之事的,因此这一切只能是化作一场梦境。《牡丹亭》中,丽娘在《关雎》熏染下产生的怀春之情在现实一直隐忍,而只有在梦中才会展露无遗,化为春风一度。化为游魂之后,丽娘也大胆地摒弃“理”地束缚,与柳梦梅数度幽会,情定终身,并在柳梦梅的帮助下幽契重生。莺莺和丽娘的这些“敢”,与她们前后的言语和行为表现出巨大的反差。在现实中不敢说的话、不敢做的事,在梦中、在死后都敢肆无忌惮地表现出来。梦境俨然已经成为了女主人公们反抗封建礼教和理学的有力武器,它使女主人公们深藏于内心的感情立体化、可感化,把现实与理想、身体与心灵,和谐完美地体现于女主人公身上。这就是所谓的以梦的形式来表现不为世人所容之举,以梦的形式来承载不为礼教所赞之情,以梦反理。
作者们为何都要借助梦境来表现女主人公的情感和欲望呢?究其缘由,当时社会处在“宋明理学”的大背景下,尽管市民思想、解放意识逐渐生根发芽,元、明时期的文学作品也都企图冲破“理”的桎梏,但是作家们仍然不能够直接冲撞父系社会几千年来形成的桎梏,而往往只能以虚幻的梦来寄托其理想。
可见,“梦”作为一种虚无的存在,凭借着其虚幻性、超越性,而成为了作家们常用的一种超越世俗的手段。正由于梦的虚、假、妄、幻,所以文人们在虚构梦境的时候,能够随心所欲、不受羁绊,既能超越物理世界的局限,也能超越世俗观念的束缚,可以无拘无束地表达自己的情意,任性而为。
(二) 以情抗理
在《草桥店梦莺莺》中,王实甫借曲笔托梦语,让崔莺莺倾诉对张生的思念之情,并且唱出当时青年男女的心声:“不恋豪杰,不美骄奢,自愿的生则同衾,死则同穴。”[1]如此执着而真诚,足以让同情者落泪,令封建守旧者发颤。从当时日益萌芽的反叛封建礼教的情苗来看,正是在这种“情”和“志”的驱使下,崔莺莺和张生才能勇敢地挣脱“祖宗家谱”、“旧府门第”的桎梏,冲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窠臼,最终结合在一起,而没有空负良缘。作家这样大胆地歌颂,并用戏曲舞台加以表现,在第五本第四折的〔清江引〕一曲中唱出“永志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1]的时代强音。作品主人公的背叛宗教礼法的行为可谓逸怀浩气,超乎尘埃。
《牡丹亭》集中体现了汤显祖的“至情论”。作为全剧中最经典的唱段——《惊梦》,这出戏向观众展现了最惊世骇俗、最庄严神圣的一幕,集中体现了汤显祖“以情抗理”的创作思想。梦境呈现了杜丽娘对自然花草的热爱,展现了她对“折桂之夫”、“蟾宫之客”的极度渴望,显示出她对男欢女爱的自由结合的理想,更暴露了她对青春生命的自由与狂欢的期望。在梦中,杜丽娘是大胆无畏的,对柳梦梅的仰慕和温存做出了热烈的回应。在情欲的催使下,丽娘在睡梦中与柳梦梅完成了结合。但由于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这个美丽的梦想,杜丽娘因抑郁而死。但她死后为了自己的梦想和自由的爱情,在地狱里拼命挣扎,并真心实意地感化了判官,让她死后继续活下去。在克服了各种封建的束缚和桎梏之后,终于与柳梦梅结婚了。这个“有情”之人经过惊梦、寻梦、死亡、魂游、复活,也逐渐变成了“至情”之人。从情节上看,《牡丹亭》始终围绕着“情”与“理”之间的矛盾展开,在现实与梦境的交替中,生与死的纠葛下,汤显祖用“情”批判“理”,用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杜丽娘突破自身的心理防线,跨过封建家庭的层层阻碍,穿越人世间、鬼门关的厚重蔽障,唱出了千万女性内心深处最纯最真的渴望。四百多年来,杜丽娘情真意切的形象感动和死生不渝的爱情,如清风吹拂过重重山岗,感动了许多闺阁女性,鼓舞她们为自己命运去斗争。
无论是《西厢记》还是《牡丹亭》,作家们都不约而同地用“情”来作为反抗封建礼教和理学的有力武器,戏曲中的女主人公不管是为人、做梦、还是当鬼都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爱情和婚姻。究其原因,与当时民间文学的盛行、市民意识的萌芽密不可分。比起厚重的历史,深奥的哲学,市民大众更偏爱通俗易懂的题材。具有自然生理基础的爱情题材、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便轻易地在广大的市民和大众中间取得社会性的意义,自由自主的、相互尊重的、相互了解的男女之情,便成为了冲破封建礼教去争取自由的价值的代言体。王实甫和汤显祖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社会本质特点,用人们普遍接受地“情”作为与礼教抗争的武器,“以情反理”。
5. 结语
从审美上讲,“梦”作为现实性与虚幻性相结合的审美方式,承载着中国古典梦文化的浪漫主义精神。从梦的形成和作用上讲,人类复杂的情感既是梦形成的原因,也是梦中所承载的主要内容,诚挚而又纯洁的情感,使戏剧如清风般拨人心弦;梦中思想行为的“敢”,成为打破封建礼教和理学之桎梏的金石。借助于当代的理论和科学视角对《西厢记》和《牡丹亭》中梦的内容进行对比分析和探索,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梦意象在文学审美中的作用有着积极的意义,对当今的文学创作和其他审美实践也具有借鉴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