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与《牡丹亭》之“梦”的研究
A Study on “Dream” in The Romance of the Western Chamber and The Peony Pavilion
摘要: 根据中国古典梦文化中“魂梦”的概念来梳理《西厢记》和《牡丹亭》中的“梦”的内容。从“梦”与审美的层面研究浪漫主义精神的呈现、诗性与剧性结合的特质;从“梦”与情感表达的角度探究两部戏剧中“梦”在主人公相识相爱过程中的作用以及梦因情而动人的效果;从“梦”与理学的角度探究两部戏剧之中“梦”对礼教和理学的叛逆和突破。由对比分析中,看出“梦”在戏剧创作和文学审美中的重要作用,为当今的文学创作和其他审美实践提供借鉴。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oncept of “soul dream” in Chinese classical dream culture, this paper combs the content of “dream” in The Romance of the Western Chamber and The Peony Pavil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ream” and aesthetics, it studies the presentation of romantic spirit and the combination of poetry and dram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ream”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ole of “dream” in the process of the protagonists’ acquaintance and love and the touching effect of the dream due to lo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ream” and “Neo-Confucianism”,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bellion and breakthrough of “dream” against ethics and Neo-Confucianism in the two dramas.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drea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rama creation and literary aesthetic, 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for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eation and other aesthetic practices.
文章引用:丁佳观. 《西厢记》与《牡丹亭》之“梦”的研究[J]. 国学, 2024, 12(5): 880-886.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4.125134

1. 引言

无论是赏读《西厢记》,还是品阅《牡丹亭》,我们都能清晰地发现,这两部作品与“梦”有着千头万绪的联系。《西厢记》第四本《草桥店梦莺莺》所写的是张生与莺莺长亭一别之后,莺莺无法承受相思之苦,“顾不得迢递”[1]私奔来客店处寻找张生,愿与他一同前去赴考,以求形影相随。《牡丹亭》讲述的是杜丽娘与柳梦梅在梦中邂逅,因梦生情,因梦生病,由病而死,死而复苏的故事。在这两部作品中,作者不约而同地以“梦”的形式来作为男女主人公情感增进的契机,可以说是以一种缥缈的、对现实的脱离的形式来塑造这种不合礼教的,不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男女之情,给人一种忽远忽近、若隐若现的感觉。本文以两部作品中“梦”的情节为重点,从审美内涵、情感表达以及对礼教的叛逆三个维度进行对比探讨。

2. 《西厢记》《牡丹亭》之“梦”与美

在中国古代漫长的美学发展过程中,“梦”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具有特殊审美内涵的存在。作为一种感性体验的审美表达,梦意象借助于其超越性、神秘性、不可知性、短暂性等特点,使作家们可以不受限制地塑造形象、叙述故事、抒发情感。因而,文学作品中的也具有了独特的审美价值。

() 现实与虚幻结合的浪漫美

在《草桥店梦莺莺》中,王实甫对梦的描写既富有梦的神奇、变幻莫测,又巧妙地隐含了合乎生活逻辑的真实叙述,既哀婉伤感,令人肠断,又悲壮激昂,使人愤懑。作者写梦并没有违反生活之真实,将现实主义手法融汇于奇情的浪漫主义之中。王实甫把梦安排在一个非常典型的环境中。昨夜张生尚且还享受着“翠被香浓熏兰廓,欹珊枕把身躯儿趄。脸儿厮掇者”[1]的快活,而今夜却由于“可憎的别”而住在“纸窗儿风裂”的旅馆中,行途困顿,一个人单枕孤眠,孤独冷清,描写得真实细致。再看那崔莺莺,也因离别而哭得痴呆,愁得消瘦。由此,王实甫为梦会创设了一个合理的情景,水到渠成。莺莺一上场便趁着夜色私奔出城。现实和梦境之间的切换没有任何痕迹,让读者自然而然地滑入张生的梦中。梦中的描绘以莺莺为主体,有“走荒郊旷野”、“喘吁吁难将两气接”的动作描写,有“他把我心肠扯”的内心刻画,入情入理,真实可信。

而在汤显祖这位浪漫主义大师的手笔之下,梦已经溢出了客观世界的范围,舍弃了对于生活所依赖的那种表层真实,而极尽变幻多姿。杜丽娘在梦中遇到柳梦梅,云雨交欢之际,作者创造性地塑造了一位“专掌怜玉惜香”[2]的花神形象。“崔花御史惜花天,检点春工又一年。”[2]花神实际是“情”的化身,她给大地带来春光,给人间以爱情和幸福。汤显祖避开了对“情”、“欲”的直接描绘,借花神之手侧面表现两人的恩爱,奇幻浪漫,含蓄深情。丽娘死后,柳梦梅投宿在梅花庵,拾得杜丽娘自画像,日思夜想,神魂颠倒,唤出丽娘魂魄,与他相会。剧末柳梦梅挖开坟墓,丽娘起死复生,二人结为夫妻。汤显祖让女主人公自由地在爱情的驱使下来往于天地、生死之间。如:在《冥判》《魂游》《幽媾》《冥誓》几出中,写了杜丽娘对爱情的追求,甚至敢于与神对抗,超越时间、跨越空间、不拘生死,这是多么大胆的幻想,是多么无拘无束的理想描写。虽然剧中由生而死、由死而生看似荒诞,但是它们的出现皆在情理之中,并不使人感觉突兀。

同样是描写梦,王实甫敘梦在奇幻的色彩之上又覆盖着一层现实的色调,从梦前、入梦、梦中、梦惊、梦后,依次写来,十分符合逻辑常理,而不让读者感到跳跃、荒诞。而汤显祖绘梦则更显浪漫离奇,别开生面。特别善于通过梦象建构和梦境描写,突破现实障碍、时空局限,而展示主人公的情感和自己的理想世界。究其原因,不外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二分。

可见,“梦”也是有分化的。既有《西厢记》这样真实的梦,也有《牡丹亭》这样虚幻迤逦的梦。但是作为浪漫主义色彩的重要代表,梦的加入都会使得这些描绘梦的作品蒙上了一层奇幻的色彩,具体表现为灵感、主观、激情、想象、虚构、夸张等文学的浪漫主义精神。

() 诗性与剧性结合的典范美

说到《西厢记》的语言,明代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的评价最为经典:“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3]《西厢记》第四本《草桥店梦莺莺》的语言秾丽华美、深情自然,主要表现在善用叠音迭词,语言情味十足。第四折张生从梦中惊醒后的一段描写:

【雁儿落】绿依依墙高柳半遮,静悄悄门掩清秋夜。疏剌剌林梢落叶风,昏惨惨云际穿窗月。[1]

【得胜令】惊觉我的是颤巍巍竹影走龙蛇,虚飘飘庄周梦蝴蝶,絮叨叨促织儿无休歇,韵悠悠砧声儿不断绝。痛煞煞伤别,急剪剪好梦儿应难舍;冷清清的咨嗟,娇嘀嘀玉人儿何处也![1]

这一连串的叠音词绘色如生、象声逼真、状貌传神,感情色彩强烈,音调铿锵,将梦醒后张生的惘然、无措、恍惚、冷清、痛苦、依恋……多种繁杂的别情离绪一无遮拦地释放而出,描写得绘声绘色,读来让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感其情。由于曲词的优美,而使整个的梦境富于诗情画意。

《牡丹亭》的语言押韵严格、注重节奏,典雅含蓄而又绮丽柔婉,表现出诗性的特点。《惊梦》作为《牡丹亭》中最重要的一折,语言也达到了取得了极致。首先体现在戏剧的曲调格律深受诗词的影响。从押韵、平仄上看,整出戏文的韵脚全部都落在“an”上,其中出现“啭”、“阑”、“娟”、“烟”、“兰”、“缘”、“天”、“遍”、“怜”、“垣”、“残”、“断”、“乱”、“怨”、“倦”、“喧”、“颤”等,押韵频繁而且齐整,是诗化的戏曲语言,长句、短句交错出现,彼此贯连又强弱穿插,形成了强烈的声韵效果,构成这出唱词的鲜明而又强烈的节奏感。其次,戏剧语言雅俗兼备,婉约蕴藉也受到唐宋以来诗词,尤其是宋代婉约派的影响。如《惊梦》中最有名的〔皂罗袍〕一段:

【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恁般景致,我老爷和奶奶再不提起。(合)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贴)是花都放了,那牡丹还早。[2]

这一段完全是诗词的语言,风格偏向婉约柔美一派,文词优美,婉转典雅、对仗工稳、情景交融、意味深长,作者把日常口语诗歌化,成为了一种夹杂方言、俗语的“口语韵文”,俗中求雅,达到雅俗之极的境地。

在描写梦境所用的语言上,王实甫与汤显祖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蕴藉婉丽的语言风格,王实甫用叠音迭词来描写清冷的环境和人物内心的痛苦,汤显祖一韵到底、雅俗兼收来展示春的悸动和人物的多情。虽然是不同的方式,但都异曲同工,达到了“摹欢则令人神荡,写怨则令人断肠”[4]的境界,将景和情描绘得淋漓尽致。

可见,描写梦的语言千变万化,而优秀的典范性的剧本,往往能够兼顾文学性、音乐性,创作出“词格俱妙”的,最属本色行当的作品。《西厢记》《牡丹亭》无疑是这类兼顾“案头”与“场上”的剧作,属于“文采与本色相生”、诗性与剧性结合的典范。

3. 《西厢记》《牡丹亭》之“梦”与情

青年男女的相思爱恋,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西厢记》《牡丹亭》两部戏剧正是立足于爱情婚姻本体的,因此“情”是其表现的一个重点内容。

() 情动成梦,因情为梦

王实甫《西厢记》作为中国古代戏剧史上第一部以“有情”作为婚姻基础的剧作,并不像元初其他杂剧作品那样,把爱情的描写当作是表现现实状况之悲苦的背景呈现出来,而是把表现爱情作为整部作品的主体。在王实甫笔下,张生和莺莺的结合并非仅仅因为这对才子佳人的才貌相契合,更在于这一对青年男女一见倾心,“情”一发难收。正是由于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情”,两人才冲破了家族利益的束缚,最终获得老夫人的认可。从男女主人公的相见、相思、相恋、相爱,到最终修成正果的整个过程都是作者浓墨重彩的描绘对象。作者一层层地叙写、描绘,将张生和莺莺之间的感情一步步推向高潮。于是,在张生进京考取功名的途中,张生对莺莺分外相思,情感也集中爆发出来。这相思之情便是张生夜寐成梦的缘由。

在《牡丹亭》中,汤显祖更是将“情”与“梦”紧紧纠缠在一起。在丽娘的梦中,一秀才折柳一枝邀她作诗,流连婉转,甚是多情,“他若傍蟾宫客,不是梅边是柳边”[2]的句子便成了杜丽娘和柳梦梅的定情之作。这一梦后,丽娘便相思成疾,一病不起,暮色而亡。为了追寻梦中之人,丽娘化为游魂,与此时投宿梅花观的柳梦梅数度幽会,最后起死回生。无论是花园之梦,还是魂游寻情,丽娘种种行为的缘起都在“情”这一字。花园之梦是春情作祟,此时的丽娘还未认识柳梦梅,她怀着惜春情思游赏后花园,春意闹人,在后花园中小憩,在梦里杜丽娘第一次享受到美好的爱情,这梦境寄寓着杜丽娘全身心的憧憬和追求。而在现实生活中杜丽娘是不可能找到爱人的,因此,她感梦而亡。魂游寻情则是因对书生柳梦梅的恋和思而起,化为游魂的杜丽娘终于找到了她梦中的书生,她终于又因情而起死回生。

在两部作品中,张生因为思念之情梦见莺莺千里奔赴;丽娘因为伤春思春之情梦见柳梦梅邀她作诗;柳梦梅因为爱慕之情唤出杜丽娘魂魄。同样是“因情为梦”却表现为不同的形式。究其原因,《西厢记》中梦是发生在张生和莺莺相爱之后,是他们情感的一次升华,而在《牡丹亭》中的“梦”是男女主人公的相遇相识之地。丽娘怀着春情在梦中邂逅柳梦梅,柳梦梅拾到丽娘画像后也才生发出爱慕之情。两段情感处于不同的阶段,自然也就表现为不同的“因情为梦”。

可见,情感在“梦”的形成过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人的情感既是极为繁杂的,又是自觉生发出来的。正因如此,人们在清醒状况下的言行带有情感倾向,在梦中也会不自觉地受情感支配。正如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所体现的哲学观、美学观:“梦而病,病而死,死而生,皆情至所致。”[5]

() 梦承其情,因梦动人

《西厢记》第四本《草桥店梦莺莺》中,虽描绘的是张生梦境,但梦中的主要行为发出者却是莺莺。所以,这梦不仅仅是张生对莺莺的思念,更是莺莺对张生的牵挂。正如梦中莺莺唱到的:

【甜水令】想着你废寝忘餐,香消玉减,花开花谢,犹自觉争些;便枕冷衾寒,凤只鸾孤,月圆云遮,寻思来有甚伤嗟。[1]

梦作为张生和莺莺思念的连接点,两人在梦中相会,互诉衷肠。莺莺哀叹“想着他临上马痛伤嗟,哭得我也似痴呆”[1],情感至深,感人至极。梦醒之后张生痛煞煞、茫茫然的无措也让人为之触动。

《牡丹亭》中,丽娘在本能激发下,由情入梦。这一梦承载了丽娘的种种希望与理想,她渴望爱情却只能被禁锢在深闺之中,她伤春感怀却只能偷偷溜进后花园游赏。在花园里她欣赏了“遍青山啼红了杜鹃,荼䕷外烟丝醉软”[2]的春景,在梦中她邂逅了与柳梦梅的爱情。她的花园一梦惊动了天上花神,更惊醒了自己的人间至情。正如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所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6]这种贯通生与死、实与虚之间的“至情”正是该剧着重赞扬的对象。

由于两部戏剧中的“梦”是因主人公们之间的深情至情而产生的,所以《西厢记》和《牡丹亭》的“梦”便成了莺莺和张生、丽娘和梦梅的拳拳真情的载体。爱恋、思念、伤春、思春、爱慕……各色复杂的情感都能在梦中探寻一二。两个剧本尽管在情节设置上有所差异,但都是通过“梦”的协助达成了情感表达的愿望。

可见,自由的、无所顾忌的“梦”承载着主人公们充沛、赤诚的情感,给同时代的以及后世的人们都带来了一种别样的体验,因此具有一种独特的打动人的气质,达到了一种“动人”的审美效果。正如汤显祖在《焚香记总评》中论及:作品的精神命脉就是要令后世之听者泪,无情者心动,有情者肠裂。只有将人物的感情描写得强烈而又宛转,才能产生荡人心腑、感人泪下的戏剧效果,剧中人物的感情才能深深地打动读者和观众。

4. 《西厢记》《牡丹亭》之“梦”与理

从《周礼》中的“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开始,中国妇女就受到了严苛的道德规范。此后一系列关于妇女言行教化的内容、婚姻家庭的规范不断提出,并且不断得到强化。在元、明时期,更有程朱理学大行其道,以严厉地禁锢女性的“欲”;有贞节牌坊压榨着广大妇女们痛苦不堪的灵魂。一方面封建统治势力极力打压和禁锢人们的思想,另外一方面市民思想又不可遏制地发展起来,冲破“理”的束缚便成为了诸多文学作品的重要内容。

() 以梦反理

在《草桥店梦莺莺》一本中,王实甫让崔莺莺“私奔追爱”。但“私奔”在封建时代是被视为大逆不道之事的,因此这一切只能是化作一场梦境。《牡丹亭》中,丽娘在《关雎》熏染下产生的怀春之情在现实一直隐忍,而只有在梦中才会展露无遗,化为春风一度。化为游魂之后,丽娘也大胆地摒弃“理”地束缚,与柳梦梅数度幽会,情定终身,并在柳梦梅的帮助下幽契重生。莺莺和丽娘的这些“敢”,与她们前后的言语和行为表现出巨大的反差。在现实中不敢说的话、不敢做的事,在梦中、在死后都敢肆无忌惮地表现出来。梦境俨然已经成为了女主人公们反抗封建礼教和理学的有力武器,它使女主人公们深藏于内心的感情立体化、可感化,把现实与理想、身体与心灵,和谐完美地体现于女主人公身上。这就是所谓的以梦的形式来表现不为世人所容之举,以梦的形式来承载不为礼教所赞之情,以梦反理。

作者们为何都要借助梦境来表现女主人公的情感和欲望呢?究其缘由,当时社会处在“宋明理学”的大背景下,尽管市民思想、解放意识逐渐生根发芽,元、明时期的文学作品也都企图冲破“理”的桎梏,但是作家们仍然不能够直接冲撞父系社会几千年来形成的桎梏,而往往只能以虚幻的梦来寄托其理想。

可见,“梦”作为一种虚无的存在,凭借着其虚幻性、超越性,而成为了作家们常用的一种超越世俗的手段。正由于梦的虚、假、妄、幻,所以文人们在虚构梦境的时候,能够随心所欲、不受羁绊,既能超越物理世界的局限,也能超越世俗观念的束缚,可以无拘无束地表达自己的情意,任性而为。

() 以情抗理

在《草桥店梦莺莺》中,王实甫借曲笔托梦语,让崔莺莺倾诉对张生的思念之情,并且唱出当时青年男女的心声:“不恋豪杰,不美骄奢,自愿的生则同衾,死则同穴。”[1]如此执着而真诚,足以让同情者落泪,令封建守旧者发颤。从当时日益萌芽的反叛封建礼教的情苗来看,正是在这种“情”和“志”的驱使下,崔莺莺和张生才能勇敢地挣脱“祖宗家谱”、“旧府门第”的桎梏,冲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窠臼,最终结合在一起,而没有空负良缘。作家这样大胆地歌颂,并用戏曲舞台加以表现,在第五本第四折的〔清江引〕一曲中唱出“永志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1]的时代强音。作品主人公的背叛宗教礼法的行为可谓逸怀浩气,超乎尘埃。

《牡丹亭》集中体现了汤显祖的“至情论”。作为全剧中最经典的唱段——《惊梦》,这出戏向观众展现了最惊世骇俗、最庄严神圣的一幕,集中体现了汤显祖“以情抗理”的创作思想。梦境呈现了杜丽娘对自然花草的热爱,展现了她对“折桂之夫”、“蟾宫之客”的极度渴望,显示出她对男欢女爱的自由结合的理想,更暴露了她对青春生命的自由与狂欢的期望。在梦中,杜丽娘是大胆无畏的,对柳梦梅的仰慕和温存做出了热烈的回应。在情欲的催使下,丽娘在睡梦中与柳梦梅完成了结合。但由于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这个美丽的梦想,杜丽娘因抑郁而死。但她死后为了自己的梦想和自由的爱情,在地狱里拼命挣扎,并真心实意地感化了判官,让她死后继续活下去。在克服了各种封建的束缚和桎梏之后,终于与柳梦梅结婚了。这个“有情”之人经过惊梦、寻梦、死亡、魂游、复活,也逐渐变成了“至情”之人。从情节上看,《牡丹亭》始终围绕着“情”与“理”之间的矛盾展开,在现实与梦境的交替中,生与死的纠葛下,汤显祖用“情”批判“理”,用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杜丽娘突破自身的心理防线,跨过封建家庭的层层阻碍,穿越人世间、鬼门关的厚重蔽障,唱出了千万女性内心深处最纯最真的渴望。四百多年来,杜丽娘情真意切的形象感动和死生不渝的爱情,如清风吹拂过重重山岗,感动了许多闺阁女性,鼓舞她们为自己命运去斗争。

无论是《西厢记》还是《牡丹亭》,作家们都不约而同地用“情”来作为反抗封建礼教和理学的有力武器,戏曲中的女主人公不管是为人、做梦、还是当鬼都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爱情和婚姻。究其原因,与当时民间文学的盛行、市民意识的萌芽密不可分。比起厚重的历史,深奥的哲学,市民大众更偏爱通俗易懂的题材。具有自然生理基础的爱情题材、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便轻易地在广大的市民和大众中间取得社会性的意义,自由自主的、相互尊重的、相互了解的男女之情,便成为了冲破封建礼教去争取自由的价值的代言体。王实甫和汤显祖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社会本质特点,用人们普遍接受地“情”作为与礼教抗争的武器,“以情反理”。

5. 结语

从审美上讲,“梦”作为现实性与虚幻性相结合的审美方式,承载着中国古典梦文化的浪漫主义精神。从梦的形成和作用上讲,人类复杂的情感既是梦形成的原因,也是梦中所承载的主要内容,诚挚而又纯洁的情感,使戏剧如清风般拨人心弦;梦中思想行为的“敢”,成为打破封建礼教和理学之桎梏的金石。借助于当代的理论和科学视角对《西厢记》和《牡丹亭》中梦的内容进行对比分析和探索,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梦意象在文学审美中的作用有着积极的意义,对当今的文学创作和其他审美实践也具有借鉴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1] [元]王实甫. 西厢记[M]. 周巩平, 注.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0: 10.
[2] [明]汤显祖. 牡丹亭[M]. 徐朔方, 杨笑梅, 校注.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3] 中国戏曲研究院.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 [M].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20.
[4] [明]王骥德. 曲律注释[M]. 陈多, 叶长海, 注释.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5] 傅正谷. 中国梦文化[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6] 徐扶明. 牡丹亭研究资料考释[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