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云南吞口是一种由巫觋面具演变而来，与宗教和巫术密切相关的一种文化形态，是为辟邪保平安的神物。吞口作为云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历史的见证，又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20世纪末期以来，吞口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着重从民俗学视野、美学视野、与其他面具文化比较视野和吞口的缘起及传承保护四个方面，对学界关于吞口文化的研究概况进行综述，以期对当代云南吞口文化研究趋势有一个总体把握。
Abstract: Yunnan Tun Kou is a kind of cultural form that evolved from witch masks 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religion and witchcraft. It is a divine object to ward off evil and keep peace. As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Yunnan, Tun Kou is not only the witness of history, but also the crystallization of Chinese wisdom and civilization. Since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gradually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un Kou. By combing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research on the Tun Kou culture in the academic circle from four aspects, namely, the perspective of folklore, aesthetics, comparison with other mask cultures, and the origin and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Tun Kou culture, in order to have a general grasp of the research trend of contemporary Yunnan Tun Kou culture.
1. 引言
云南吞口，由巫觋面具演变而来，又称为兽牌、虎头牌、吞口，是为辟邪保平安的神物。它在造型、功能还有文化意义等方面都与傩戏面具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吞口面具隶属于静态面具的范畴，多于房屋门楣、窗楹上悬挂，目的在于镇宅、纳吉、辟邪和装饰。吞口作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历史的见证，又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在琳琅的面具之林中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存在。它特殊的外在形式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为学术界所重视。
国内关于云南吞口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始有学者研究。20世纪末期至21世纪初期是吞口文化研究的初始期，此阶段的研究以介绍性和描述性为主，还没有进入学理性的探讨。对吞口文化进行系统的科学研究是在21世纪后，在吞口文化的历史渊源、工艺分类和审美特征上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但同时也存在对吞口艺术形态中所沉淀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理想不够深入、吞口的阐释缺乏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极具特色的族群生活结合的实证研究等问题。
本文基于学术类期刊公开发表的论文，对近30年来云南吞口文化研究的民俗学、美学、比较研究的学科视角和缘起与保护传承研究视角四个方面进行爬梳，以期对当代云南吞口文化研究趋势有一个总体把握。
2. 民俗学视野下的云南吞口文化研究
研究少数民族文化从民俗学角度着手最为常见，其偏重于直观的视角研究本土文化，吞口是聚集在云南省富源县较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产物，在云南吞口文化研究的初始阶段基本遵循这一路径。张佐的《富源水族地区吞口文化》(1995) [1]概述了吞口有关的民俗，是最早对吞口的缘起和造型做介绍的文章，透视出“富有反抗精神的水族人民与自然的斗争”和对人间正义的朴素追求。起国庆的《云南民间面具的文化艺术特色》(1998) [2]提纲挈领，对面具类型进行细致归纳，阐释云南民间面具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勾勒出了云南面具的发展轨迹，也为探讨吞口的演变历史提供了依据。杨晓的《彝家住宅的护佑者》(1999) [3]和施文丽的《云南民族民间工艺美术的分类及其初步研究》(2005) [4]与张佐有异曲同工之意，但仅根据吞口表征作简单罗列式表述，较为疏浅。李靖寰的《云南民族民间工艺美术概述》(2002) [5]则对云南吞口与彝族虎图腾崇拜一脉相承的关系进行解读。段有琼的《富源水族“吞口”》(2005) [6]言简意赅，重在考查吞口滥觞和总体摹状。毛一山、吴尧的《中国镇宅吞口面具艺术探微》(2021) [7]纲举目张，从吞口的起源发展、造型元素与艺术特性出发，分析其内在蕴含的符号含义，并借助与傩戏活动相关联的元素，分析两者之间的文化联系，探讨吞口面具存在的艺术价值。
以上对云南吞口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吞口的民俗事象层面，风俗习惯、生活文化仍是学者们进行考察的重心。虽研究方向较为集中，但也不是一味延续浅层的描述性研究，而是呈发散态势。张佐的《富源水族地区吞口文化》(1995) [1]要而言之，文章的介绍属性明显，稍显粗糙，至起国庆的《云南民间面具的文化艺术特色》(1998) [2]束广就狭，对云南吞口面具的审美意识也有浅尝辄止的研究，提到吞口的质料、功能载有云南初民朦胧的审美意识，直至近年毛一山、吴尧的《中国镇宅吞口面具艺术探微》(2021) [7]选取更前沿的文学理论对云南吞口的研究广度进行拓展。这些研究的出现证明云南吞口是经得起研究、值得去分析的。
3. 美学视野下的云南吞口文化研究
吞口作为一种原始的宗教仪式，指代的是一种古老的习俗文化，吞口面具和吞口舞是它独特的表现形式，其间体现了水族无畏、勇敢的民族品格。面具和舞蹈同为视觉艺术，兼具审美意味和审美情感。20世纪初期以来，以云南吞口的民俗学特质为基础，学者陆续从美学视角解读吞口所蕴含的审美意识，更深入地探讨审美和吞口艺术之间的关系。
(一) 吞口面具
吞口的造型设计、颜色选取和工艺制作是众学者审美分析的切入点。李喜景的《从宗教到艺术——云南木瓢工艺》(2001) [8]以木瓢吞口工艺为切入点，对“吞口”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审美心理世俗化倾向进行溯源，梳理了被视为云南民间宗教器具的吞口与云南木瓢工艺品一脉相承的联系，读解吞口由古至今的变化趋势。臧国书的《图腾、巫术、艺术——论富源水族“吞口”的审美演变》(2013) [9]对吞口集中地区云南富源水族特有的文化心理有较深切的了解和体悟，将吞口看作是图腾、巫术和艺术的产物，赋予吞口粗犷、威猛、典雅、坚韧的审美意味，其中展现出的诡奇、古朴和浪漫体现出水族艺人卓越的艺术想象力和具有民族特色的独特的风格魅力。曾钰雯的《富源水族吞口的色彩内涵》(2014) [10]另辟蹊径，落脚于云南“吞口”的色彩体系，以中国传统色彩观为引，阐明富源水族先民所传承下来的无意识的喜好保留了原始色彩心理，以色彩阐释吞口审美意蕴，对拓宽研究思路是一种尝试。张瑞等人的《吞口视野下水族原始宗教的自然和谐审美意识》(2020) [11]沉思瀚藻，试图从宗教自然观解读吞口自然和谐的审美表现形式，确认水族吞口是基于原始宗教和谐共生的意识而创作的，是水族审美意识的产物，也是一种民族艺术创造。对吞口的跨学科研究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傅雅莉的《西南地区木雕吞口的艺术艺匠》(2022) [12]鞭辟入里，认为云南吞口的审美内涵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学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重新界定云南吞口当今的文化属性——转型成为被接纳、认可及发扬的工艺衍生品。
(二) 吞口舞
舞台艺术的民族歌舞吞口舞的产生基于水族的吞口崇拜习俗，既是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需求，同时也是作为一个民族历史文化、民俗艺术与现代文明结合的有效途径。以富源古敢水族民间吞口崇拜和祭吞口仪式为基础和结构载体再创作的吞口舞被正式搬上舞台。对吞口舞的研究除少部分学者从体育、人文、社会学入手外，吞口舞的审美特性仍是关注的焦点。余晖的《大型水族风情歌舞〈吞口〉创作背后的文化思考》(2008) [13]足履实地，追寻吞口舞依托的艺术母体。水族，顾名思义，生活在水边的民族，具有水的特质——“轻柔委婉的典雅之美，坚韧不屈的力量之美”，典雅与坚韧形成了吞口舞的主旨基调。荀利波的《古敢水族“吞口”崇拜与〈吞口舞〉创作研究》[14]《古敢水族〈吞口〉舞民俗文化内涵解读》(2011) [15]条分缕析，从美学角度审视艺术表达与民俗信仰的结合中，找寻到吞口傩舞文化与粗犷热烈审美的契合点，深化了吞口民族性和神秘性的艺术内涵。肖渊实的《云南省水族“吞口舞”的文化特质解析》(2012) [16]下马看花，透过吞口舞的表现形式，指出吞口舞节奏明显、神威勇武的审美特性充分体现了吞口舞娱人和娱神兼顾自娱和娱众的统一。
以上从美学角度出发的研究，在继承20世纪末民俗学研究的相关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发展，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云南吞口的审美和文化特征，对其中的审美形式和审美情感作了描述与阐发。但现有的研究多停留在现象层面的简单归纳，实证和理论融合的多维度研究较为缺乏。
4. 与其他面具文化的比较研究
中国面具历史悠久、种类多样，它是远古时代产生并传承下来的一种原始的文化形态，与宗教和巫术密切相关，又称为傩面具。中国民间自古就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说法，吞口面具作为西南地区巫傩文化的一枝独秀，与其他同属民间辟邪物的面具进行比较研究是近年来的研究新视角。通过深入分析，比较这些傩面艺术性的异同，发现这种古老“艺术”的装饰趣味，并阐释傩面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在增加对傩面(傩戏)的了解的同时，寻求傩面(傩戏)的传承和发展方式。魏雄辉的《闽南剑狮与西南吞口造型及内涵之异同》(2021) [17]采用比较研究的方式对具有代表性的傩戏面具闽南剑狮和西南吞口进行艺术性分析及比较，关注到闽南剑狮和西南吞口归属民族和地区虽不同，且孕育于各自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但却具有或相似或差异的造型特征和文化内涵，确认了二者具有中华民族历史、人文、宗教的共性。
上述研究成果承接了上世纪民俗学和21世纪初至今的美学研究方法，更广阔更深入地进行比较研究，打开了云南吞口文化的研究视野，也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但也可见出，采用定性研究方法进行个案研究是吞口文化研究最常见的形式，比较视野下的吞口文化研究成果较为缺失。
5. 云南吞口文化的缘起与保护传承研究
(一) 缘起
作为云南26个少数民族之一的富源水族，在云南的民族文化研究中较为缺失，因而着手能够彰显水族历史人文的研究显得十分必须。一个民族的精神特质、物质生活、内心世界和文化观念能够通过民族艺术得以有效传达，出于这一缘由，作为民族艺术的吞口文化吸引了众多研究者。余晖的《大型水族风情歌舞〈吞口〉创作背后的文化思考》(2008) [13]响应富源县文化局创作水族文化艺术作品的号召，创作独具民族风格的吞口舞，增强吞口艺术的民族表现力。荀利波的《古敢水族〈吞口〉舞创作的文化背景与价值研究》(2010) [18]以吞口为结构载体，通过五个贯融了水族历史人文的舞蹈篇章，希冀凸显富源吞口文化的民族性和多样性的同时，增强富源水族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方琳、李云兵等人的《云南水族文化传承及发展研究》(2021) [19]焦心热中，指出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的水族吞口面临文化因子失传、文化传承断档的问题，对水族的关注迫在眉睫。
(二) 保护传承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传入，富源水族传统民俗信仰日渐式微，吞口的文化语境和社区功能越来越弱，研究者的目光也开始落到吞口文化的保护传承上。肖渊实的《云南省水族“吞口”舞体育文化价值和传承动力机制研究》(2009) [20]着眼于制约水族吞口舞传承的因素和动力机制，期冀对传承水族传统体育文化有所补益。王丽的《云南傩戏面具民俗文化及造型艺术研究》(2014) [21]从传承与保护、开发与运用两个方面进行探讨，试图为云南面具活态保存下来找到一条有效路径。马云才的《水族吞口：“屠龙之技”的产业化困境》(2018) [22]具有前瞻性，认为吞口功能的转变和产业化尝试对吞口摆脱传承困境行之有效。李秋蓉的《云南富源古敢水族文创产品设计研究》(2021) [23]通过吞口文创的可行性分析，得出吞口文创产品的设计原则和设计方法，力图解决传承断档和文创缺失的问题，使得文创的实用性与少数民族审美共存。
当前学术界对吞口文化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浪潮下，吞口似乎已成为一项“屠龙之技”，它已基本失去原有的宗教功能和社区功能，演变成了一个民族符号。面对被现代气息裹挟的吞口文化，积极梳理已有的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宝贵的文化传统免遭“现代文明”遮蔽，警惕民族文化的“边缘化”，保持云南民族文化独有的特色和传统，也对解决吞口继承的断层威胁和良性发展有所裨益。
6. 结语
纵观20世纪末期以来学者对吞口文化所做研究可发现，不同时期学者们的关注重点和研究旨趣有所差异，但总体呈现出在继承基础上拓宽研究视野，深化研究内容的特点，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果说初始阶段注重的是吞口文化的描述性研究，显得粗略浅薄，那么进入21世纪后，无论是研究理论还是研究视野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深化和拓展，尤其是出现了像荀利波这样从自己的学科背景出发，对吞口文化进行科学、系统研究的年轻一代，他们更加注重田野调查和理论视域的融合互证，产出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为后续的吞口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取得成就的同时，当前的研究内容也存在一些缺失。目前对吞口的研究多与民俗学和美学联系密切，研究视角比较单一，对吞口的挖掘还不够深入，当前在跨学科视野下进行研究的学术成果仍处于起步阶段。跨学科研究可促进吞口文化研究由表层的美学描述向深层的审美观念意识拓展，如正逐步酿成气候的新兴的复合型交叉学科——审美人类学，聚焦特定社会生存境况下的个人内心状态，从实证与理论融合的多维度出发，更有助于推断云南特定区域吞口面具特有的审美特征。随着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多角度多视野融合的民族文化研究也将呈现更加蓬勃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