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对于《古书疑义举例》，现今学界对其研究整体还是较少，主要集中在训诂研究、语言学研究、价值与不足研究。文献研究方面较为薄弱，几乎没有涉及，在引书方面尚有广阔的空间，所以本文从引书入手，将《古书疑义举例》的研究推向深入。
1.1. 训诂研究
对《古书疑义举例》的训诂研究，在论文方面，有渤海大学尹馨萍的《俞樾〈古书疑义举例〉训释理念研究》，将形训、声训、义训方法进行详细划分，并举例分析其在书中的应用情况，探求贯穿于《举例》中俞樾的训释理念，进而深入分析俞樾训释理念对训释用语及训诂方法的理论指导作用。[1]还有福建师范大学章佳的《〈古书疑义举例〉的训诂价值》，阐明了双声叠韵和古音通假、语法分析的角度、丰富校勘学理论三个方面，讨论了《古书疑义举例》的训诂价值。[2]
1.2. 语言学研究
对《古书疑义举例》语言学方面的研究还是有一些的，如刘冠才的《论〈古书疑义举例〉在语法、修辞学上的贡献》，周永研的《从〈古书疑义举例〉看俞樾的虚词观》，分别从副词、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五个方面揭示俞樾的虚词观及其语法思想[3]，陶垠霖的《试论〈古书疑义举例〉语法的得与失》等等。
1.3. 价值与不足研究
价值与不足的研究较为丰富一些，如刘冠才的《论〈古书疑义举例〉的成就与不足》比较全面地做出了陈述[4]，王其和的《〈古书疑义举例〉失误管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其中的语法、校勘、词汇训诂、编排体例等方面的失误进行辨正。论文方面有湖北师范学院袁辰辰的《论〈古书疑义举例〉的学术价值》[5]。
1.4.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本细读、量化分析、归纳演绎法，以引书作为切入点，对《古书疑义举例》的引书情况进行详细的考证和数据分析，对该书文本内容反复阅读，并统计引用条目，用数量加以呈现，进而归纳出俞樾该书的引书特点，对俞樾的学术倾向和治学精神进行整体性把握。
2. 俞樾生平
2.1. 经历及治学
俞樾，字荫甫，浙江德清人。道光三十年中进士，改庶吉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提督河南学政，后来因为曹登庸的弹劾而被罢职。俞樾卸任后，居住于苏州，在上海、苏州各书院担任主讲。光绪二十八年，因为乡举重逢，被召回官复原职。光绪三十二年去世，享年八十六岁。与大学士曾国藩、李鸿章，尚书彭玉麟等人都有一定交往。门下有戴望、黄以周、朱一新等后学者，同时还有日本文士在其门下学习。[6]详见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
俞樾治经以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为宗。尤以经学见长，力倡通经致用，对群经、诸子、语言、训诂及诗词、小说等皆有研究。所谓治经之道，关键在于能够疏通句读，审察字义，通晓古文假借。《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三书尤其能够体现学派的学术精神，在经籍方面有所贡献。王念孙父子所著《经义述闻》，阐明故训，在校正文字上至为精审。俞樾仿照《经义述闻》作《群经平议》三十五卷，仿照《读书杂志》而作《诸子平议》，校勘误文，阐明古义，博览群经。后又创作《古书疑义举例》，从九经、诸子中选取材料举例八十八条，每条下都广泛引证，使读者借此学习熟悉古书体例，形成基础，这对阅读古书是有极大帮助的。晚年所创作的《茶香室经说》解说深刻，自成一体。他的古文不拘于宗派，广博且有经籍之光。他的诗词风格温和典雅，书法方面擅长于篆书、隶书。[6]
2.2. 《古书疑义举例》的版本
《古书疑义举例》大约写定于晚清同光年间。主要版本有《春在堂丛书》本、《续清经解》本、清末上海石印本等，现今常见的较为通行的版本是195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古书疑义举例五种》本，本文所采用即是此本。本文分类依据于俞樾在《古书疑义举例》序言中说明“刺取九经诸子”，故先将其分为九经和诸子两部分，再根据出现频率分出小类。引用详情参见附录。
3. 《古书疑义举例》引书分析
3.1. 对九经的引用
3.1.1. 《古书疑义举例》引《礼》五类
《周礼》涉及《大宗伯》《考工记》等16篇8次。《仪礼》包括《特牲馈食礼》《士虞礼》等9篇18次。《礼记》包括《玉藻篇》《檀弓篇》等32篇87次，其中对《檀弓篇》的引用就达到12次之多。《大戴礼记》包括《夏小正》《本命篇》等20篇32次。《小戴礼记》1次。对《礼》的引用是全书中最多的，全书所列八十八例中有六十四例都引用了《礼》的相关内容，这与儒家经典本身的地位以及儒家思想的影响是离不开的，礼学对俞樾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3.1.2. 《古书疑义举例》引《诗》两类
《诗经》涉及《风》《雅》《颂》共52篇81次，其中《风》20篇，《大雅》14篇，《小雅》14篇，《颂》4篇，此外还有《韩诗外传》。对《诗》的引用特点是以《风》《雅》为主。《诗经》所有篇目共计305篇，其中《颂》占40篇，《雅》有105篇，《风》的数量最多，共160篇。可见对《诗经》的引用主要跟《诗经》本身的篇目分布有关，《雅》的总篇目最多被引用的次数也最多，第二个原因是与《风》《雅》描绘的内容有关，《风》《雅》相比于《颂》本身更贴近现实生活。
3.1.3. 《古书疑义举例》引《春秋》四类
分别有《春秋经》《左传》《公羊传》《榖梁传》《春秋》，因言简意深，后人读来不易理解，所以相继出现一些传注对其补充。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其中公羊高所作《春秋公羊传》、榖梁赤所作《春秋榖梁传》、左丘明所作《春秋左氏传》，合称为“春秋三传”。《古书疑义举例》中引用《左传》最多涉及58次，可能与春秋三传中《左传》地位较高有关，此外也跟春秋三传的侧重是有关的。《榖梁传》《公羊传》分别引了9次和10次，二者内容方面侧重阐发《春秋》中的“微言大义”，是对文本的生发，《左传》则更多是针对历史细节作适当补充。
3.1.4. 《古书疑义举例》引《书》三类
包含今文《尚书》中《尧典》《酒诰篇》等18篇51次，古文《尚书》很少提及。此外还有《逸周书》中《太子晋》《时训篇》等24篇。相传《尚书》是孔子编撰的。西汉初年有29篇，但其中一些是儒家补充的托古著作，因为它是用汉代的官方文字写成，故被称为《今文尚书》。此外，据说在汉武帝时期孔子官邸的墙壁上发现了《古文尚书》，以及东晋梅赜赠献的伪《古文尚书》。《古书疑义举例》中对书类的引用主要集中在《今文尚书》上。
3.1.5. 《古书疑义举例》引《易》一类
包含《说卦传》《系辞传》等18篇39次。《周易》被称为群经之首。是古代占筮之书。俞樾对于众多经书都有过纂述，其中以易学最深，著有《易贯》，专用于阐明圣人观象系辞之义。《玩易》五篇，有所发明，不拘泥于先儒的学说。著有《艮宦易说》《卦气值日考》《续考》等。《古书疑义举例》引《易》的特点是大部分引自《上经》《系辞传》，涉及《损》《震》《乾》《讼》等卦，引用篇幅不大，但于全书广泛分布。这也是俞樾精通易学的体现之一。
3.2. 对诸子的引用
引用情况及特点
引用特点：从俞樾对诸子的引用中，可以见得俞樾的学术体系是十分庞大的，涉及儒家、道家、法家、墨家、杂家，但主要仍是以儒家为主(如表1所示)。能从如此庞杂的典籍中广博征引，可见俞樾早已对这些典籍烂熟于心，在征引过程中往往能提出自己独特的意见，引用主要是针对文法方面，以及具体内容，较少涉及思想价值。与九经相比，对诸子的引用相对少一些，但仍然是贯通全书，数量可观。
Table 1. Citations of classics by scholars from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
表1. 对诸子类典籍的引用情况
儒家 |
道家 |
法家 |
墨家 |
杂家 |
《论语》 |
《老子》 |
《韩非子》 |
《墨子》 |
《淮南子》 |
《孟子》 |
《庄子》 |
《管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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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 |
《大学》 |
《文子》 |
《商君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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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子》 |
《列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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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 |
《抱朴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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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繁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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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子春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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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对训诂类的引用
《古书疑义举例》在研究过程中引用了很多训诂专著和一些训诂学家的研究成果。(见表2)
Table 2. Citations of exegetical works
表2. 对训诂类著作的引用情况
训诂专著 |
注疏类 |
古文字材料 |
《说文解字》 |
《诗经》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正义 |
石鼓文 |
《尔雅》 |
《尚书》郑玄注、枚颐传、孔颖达正义 |
散氏铜盘铭 |
《广雅》 |
《周礼》郑玄注、贾公彦疏 |
郑固碑 |
《读书杂志》 |
《仪礼》郑玄注、贾公彦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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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义述闻》 |
《礼记》郑玄注、孔颖达正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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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传释词》 |
《大戴礼记》卢辨注、孔广森补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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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氏家训》 |
《尔雅》郭璞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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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释文》 |
《荀子》杨倞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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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篇》 |
《庄子》郭象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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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经音义》 |
《管子》尹知章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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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 |
《周易》虞翻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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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法言》 |
《左传》杜预注、王肃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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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经古义》 |
《公羊传》何休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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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录》 |
《榖梁传》范宁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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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驾斋养新录》 |
《论语》朱熹注、刘宝楠正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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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释地》 |
《太玄经》范望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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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名》 |
《国语》韦昭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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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经平议》 |
《史记》张守节正义、司马贞索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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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经识小》 |
《吕氏春秋》高诱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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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平议》 |
《淮南子》高诱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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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李善注、薛综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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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颜师古注、卢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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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李贤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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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情况及特点
引用特点：在《古书疑义举例》当中，俞樾对训诂材料的运用可谓发挥到极致，这类引用往往比较简略，大多是作为一个例证的补充，所以也是书中分布最为广泛零散的一类引用，特点是善于从细微之处发掘问题之所在，提出创造性的见解，将一些我们在阅读时忽略掉的内容提取出来，并概括出通论以指导实践。
其他：虽说俞樾在序中只说到刺取九经诸子，但引书范围实则更广。例如史部中还涉及《史记》《晋书》《宋书》《战国策》《国语》《吴志》《明书》《魏书》《三国志》《穆天子传》等。集部中还有《潜研堂集》《东坡集》《文选》等，此外还有一些单篇，如《高邮孙氏檀弓论文》。
4. 引据的分类
4.1. 按引据的内容分类
4.1.1. 直接引用
在《古书疑义举例》中主要以直接引用为主，即不加删改直接地引用著作中的内容，并指明引用出处，这类引用一般在引书后面加上“曰”字或者“云”字。
例如：卷一·十二《以一字作两读例》：“古书遇重字，多省不书，但于本字下作二书识之；亦或并不作二书，但就本字重读之者。《考工记》辀人曰：‘辀注则利準，利準则久，和则安。’郑注曰：故书‘準’作‘水’，郑司农云：‘注则利水，谓辕脊上，雨水、注令水去利也。’玄谓利水重读，似非。”[7]这里就直接引用了《考工记》和郑注的内容，此类例子众多不再一一列举。
4.1.2. 间接引用
在《古书疑义举例》中也不乏间接引用的例子，这里的间接引用主要分两类，一类是直接引用内容而不注明出处，另一类是引书内容中涉及到对其他书的引用。
直接引用内容而不注明出处的例如：卷三·三十六《美恶同辞例》：“古者美恶不嫌同辞，如：‘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诗人之所美也；而《左传》云，‘衡而委蛇必折，’则‘委蛇’又为不美矣。”[7]这里在引用“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时就并未提其出之于《诗经·召南·羔羊》。
引书内容中涉及其他书的引用的例如：卷七·八十三《据他书而误改例》：“《礼记·坊记篇》引《诗》：‘横纵其亩’按：《毛诗》作‘衡纵其亩’。传曰‘衡猎之，纵猎之。’《释文》引《韩诗》作‘横由其亩’。东西耕曰横，南北耕曰由。此经引《诗》，上字既同《韩诗》作‘横’，下字亦比同《韩诗》作‘由’。郑君疑南北耕不可谓之由，故不从韩义而别为之说曰：‘横行治其田也。’《广雅释诂》曰：‘由，行也’。郑训‘横由’为‘横行’，其意如此。后人据《毛诗》以改《礼记》，而注义晦矣。”[7]这里就引用了《礼记·坊记篇》所引的《诗》《释文》所引的韩诗。
4.1.3. 只提著作不引内容
在《古书疑义举例》当中只提著作不引内容的例子也是很多的，一般是针对于一本书当中有很多类似的情况，不便一一列举，俞樾就言简意赅地提及一下，既充实了内容但又不显冗长乏味。
例如：卷三·三十《寓名例》：“庄、列之书多寓名，读者以为悠谬之谈，不可为典要；不知古立言者自有其体也，虽《论语》亦有之，长沮、桀溺是也。夫二子者问津且不告，岂复以姓名通于吾徒哉？特以下文各有问答，故为假设之名以别之：曰‘沮’，曰‘溺’，惜其沉沦而不返也。桀之言‘傑然’也，‘长’与‘桀’，指目其状也。以为二人之真姓名，则泥矣。”[7]这里开头就指出庄、列之书多寓名，但并未具体列举引用，只列了《论语》的一个例子。
4.2 按引据的关系分类
作为训话方法的引据，是指在解释语言时，引用现成材料来帮助说明问题的方法。本文的引据主要是指俞樾在证明语言现象条例时所引的书证。在引用这些书证中主要有两种关系，一是各个书证是平行关系，共同地证明所列的条例。二是一个书证是另一个书证的补充或者修正。
4.2.1. 平行关系
例如：卷一·十四《变文协韵例》：“古人之文，更有变文以协韵者。《诗·鄘风·柏舟篇》：‘母也天只，不谅人只。’传曰：‘天，谓父也。’正义曰：‘先母后天者，取其韵句耳。’按：‘母’则直曰‘母’，而‘父’则称之为‘天’，此变文以协韵之例也……《周易》亦多用韵之文，亦有变文协韵者。如《小蓄》：‘上九，既雨既处。’按：处者，止也。《说文·几部》：‘処，止也。’処，即处字。故毛传于《江有氾篇》《凫鹥篇》，并曰‘处，止也。’变文以协韵也。正义以‘得其处’释之，则与既雨之文不伦矣。”[7]这里所举《诗》与《周易》两处共同引证变文以协韵例。
4.2.2. 补充或修正关系
例如：卷三·三十五《以读若字代本字例》：“《吕氏春秋·古音篇》：‘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按：‘隃’本作‘仑’，涉上‘阮’字从𨸏，而加𨸏旁作‘陯’又误为‘隃’耳。阮者，昆之假字。《说文·系传·𨸏部》：‘阮，代郡五阮关也。从𨸏，元声，读若昆。’阮读若昆，故即假阮为昆，‘阮仑’即‘昆仑’也。《汉书·律历志》正作‘昆仑’可证。凡读若字，意本得通，故彼此可以假借也。”[7]这里引《说文》《汉书》即是对书证《吕氏春秋·古音篇》中“阮”是“昆”之假字的补充证明。
又如：卷五·五十三《两字形似而衍例》：“《列子·说符篇》：‘今赵氏之德行无所施于积。’按《吕氏春秋·慎大篇》无‘施’字，‘施’即‘于’字之讹而衍也。”[7]此处引《吕氏春秋》来修正《列子》当中的衍误。
5. 《古书疑义举例》的学术特色及俞樾的治学精神
5.1. 《古书疑义举例》的学术特色
5.1.1. 丰富性与总结性
从引书所见《古书疑义举例》涉及著作多达五十余本，内容涵盖经、史、子、集。共诠释古书辞例八十八例。前四卷五十一例属于训诂学范畴，主要是关于古书通假的辞例、古书词汇的特殊表达法、古书句法的通例和变例、古书字义的训诂问题、古籍中的语法问题、古书中的修辞问题。后三卷三十七例属于校勘学的范畴，主要关于古书的衍误、古书的误夺和误解、错简和错分篇章。俞樾十分重视材料的搜集和整理，每例下面都有几条或者十几条例证，既提纲挈领又援引详明。
5.1.2. 实用性与启发性
俞樾所引的著作都是学者不可避免的经典之作，对我们熟悉和理解古书起到启蒙和引领作用，且整本书的语言风格也精炼平实，对于初学者而言也是较为容易理解的，既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也为后人习得文法体例等作出了重大贡献。
5.2. 俞樾的治学精神
5.2.1. 批判精神
从俞樾引书中可以看出其治学是非常具有批判精神，虽然以高邮二王为宗，但对于他们的错误也毫不避讳地指出，不局限于一家，博采众家之长，既能够采纳前人优秀的研究成果，又不迷信权威，指出了其中众多的订误条例，例如指出6条《毛传》的错误、8条郑笺的错误。
5.2.2. 严谨科学
在训诂校勘的过程中俞樾对学术严谨的态度也展露无遗，一是在引书中大都指明出处及具体的篇章。说明引文出处是引据必须遵守的基本规则，在引书过程中核对原书原文，明其正误是十分重要的，否则整个引据都会成为无稽之谈。二是在引书中俞樾也十分注意版本，一般都引用善本，同时也会将不同的版本罗列出来供读者参考。例如在引《老子》时，列举了易州唐景龙二年石刻本和河上公本。且在自己存疑的地方不妄下论断，只陈述自己的思考。
6. 结语
俞樾乃清代经学大师，《古书疑义举例》为其一生学术研究的结晶，梁启超称之为“校勘秘诀”。由于当时学术发展水平以及材料等方面的限制，书中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和归类编排的不合理，后有学者刘师培、杨树达、马叙伦等补充俞樾未尽之处，正其失误。本文仅从引书角度初步分析其特点和价值，从引书中也可窥见俞樾广博的学识及其治学精神，由于个人学术能力限制，关于引书其他问题仍待进一步发掘和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