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作为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张謇身兼多重身份，他不仅是甲午恩科状元、后清流“帝党”重要成员，更是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清末宪政的推动者。然而张謇甲午夺魁之前的事迹，尤其是桐城派身份却隐而不彰，但张謇受业于张裕钊，是毫无疑问的桐城派后继者。一方面张謇寝馈桐城之学，“以文学鸣光宣两朝”([1]: p. 240)；另一方面以科举出身的张謇，却在甲午后开创了新式教育的新局面，最终抱定桐城派经世思想“为中国大计而贬”([2]: p. 550)，投身实业救国的浪潮。张謇逝世后，章太炎为其作挽联：“承濂亭薪火之传，能以文章弇科第；载端木胡连之器，岂因货殖损清名”([1]: p. 240)，评价可谓恰如其分。张謇与朱铭盘、范当世并称“通州三生”，是曾国藩中兴桐城派后第三代中的佼佼者。然而其他二生名列桐城派名家，张謇却在桐城派研究中名声不显。通过梳理张謇与桐城派的渊源，窥探张謇日后投身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浪潮的精神之源，还原张謇对桐城派的继承与贡献。
2. 救于水火：“冒籍案”与“桐城师”
张謇原籍通州，原本“家颇温饱”([3]: p. 987)，但到其祖父辈时父母早亡，次伯祖又不勤农业，纵情赌博乃至败尽家产。张謇祖父张朝彦不得已入赘在通州金沙经商的东台瓷商吴家，后又因嗣胤日繁，迁居海门常乐镇。海门僻处江北黄海之滨，清初裁县降格为海门乡，划归通州管辖。但随着长江主泓南滚，携带的泥沙在北岸淤积出新出土地，吸引通州、崇明等地大批农民前往垦荒。乾隆时为方便管理，遂割通州十九沙、崇明十一沙，置海门厅[4]，直隶于江苏省。海门设厅后，同知徐文灿带领民众在西北与通州夹江处补沙筑堤，南北水滩悉成良田，得地万顷[5]。徐文灿又重视修建学宫、孔庙、书院，海门文教渐趋繁荣。太平天国运动时，江南陷于战乱，江浙、皖南的地主、商人、文人纷纷逃亡江北，增进了通州、海门等地与外界的积极联系。经过祖、父在海门这片处女地的两代努力，至咸丰三年(1853)张謇出生时，张家已经是颇具资产了。
张謇父亲张彭年以经商为业，没有机会受到教育，因此在家庭经济改善后十分期望子弟能以科举出人头地。张謇天资聪慧，五岁时与其叔父对《千字文》，竟无一字讹误。彭年就将他送往邻塾邱畏之处读书，至十一岁时张謇已学完《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等启蒙读物和《学》《庸》《论》《孟》等经典([3]: p. 989)。但邱先生毕竟只是乡村塾师，教学粗陋，甚至对四声、平仄声亦不讲究。张彭年为使张謇学业精进，于是自建私塾，名“仿陶书屋”，并延请西亭宋蓬山来塾讲课。宋先生发现张謇之前所读书“音训句读多误”([3]: p. 989)，遂更换《学》《庸》《论》《孟》的新刊版本，自己重新教授。宋先生年五十八，虽然屡试不中，只有秀才功名，但也算粗知科举。在宋老先生的指点下，张謇试作五七言诗、试帖诗，短短两年间便已经能“制艺成篇”，甚至能补作完州试题了。同治七年(1868)，16岁的张謇正式应试科举。但张謇祖、父三代均无人考取功名，属于“冷籍”，需要花钱请学官或者生员为其担保才能应试[6]，加之海门属乾隆时新设之直隶厅，考生众多学额分配却极少。因此张謇没有在海门参加生员考试，而是在宋先生之侄璞斋的安排下，冒认为如皋县张驹之孙，并且化名张育才，以如皋籍考生录为如皋县生员。
尽管成功考取秀才，但张謇“冒籍”应试属于违制，张驹及其子以此为要挟不断向张謇勒取钱财，甚至串通如皋教谕、训导羁押于学宫。张謇之父“多方贷集数百金”，才赎回张謇([3]: p. 992)。“冒籍案”前后5年，张家在张驹等人的洗劫式勒索下濒临破产，而冒籍属于违法，历来受到官方严惩，几乎可以断绝张謇的前程[7]。同治十年(1871)十月，江苏学政彭久余到访通州，心灰意冷的张謇于是向学政自我检举冒籍，请求归复原籍，斥革功名。彭久余怜悯张謇，交由通州知州孙云锦“查究本末”([3]: p. 993)，彭侍郎的善心之举不仅挽救了张謇的前途，更是张謇与“桐城师”的缘分之始。
孙云锦字海岑，安徽桐城人，早年于霍山大儒吴廷栋处求问宋学，后以诸生入曾国荃幕府。与如皋学官、知县贪赃坏法，上下包庇不同，孙云锦治理通州“勤恳如老儒，果察如干吏”，是南通四十年来最贤能的知州[8]。孙云锦在明晰张驹贪得无厌，如皋官场勾连的原委后，颇为同情张謇的处境，又怜惜张謇之才，更何况“曲在张謇”。在他的疏通下，张謇不仅没有因“冒籍”之罪被革去功名，而且在礼部核准下归籍通州(而非海门)。从1871年孙云锦接手“冒籍案”，到1873终张謇最终归籍通州，孙云锦一手操办了张謇重填履历[9]。张家因为“冒籍案”早就负债千金，张謇也仅仅是一个按律将被斥革功名的秀才，孙云锦对落寞学子伸出援手，更无利益可图。孙云锦在通州知州任上曾登上狼山望海楼眺望长江，化用范仲淹诗句“一片沧桑归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10]以表心迹，笃行儒道，可谓古儒遗风。
接手“冒籍案”后不久，孙云锦便调任江宁发审局，他知道张謇因索费钩连以致家贫，于是邀请张謇担任自己的书记。张謇到达江宁后，对孙云锦执弟子礼，和他的儿子一起学习。为了使张謇不因贫困而丧志，孙云锦让他住在自己的别院，并且每月给予十金的补助，而当时孙云锦的俸禄也才不过五十金([3]: p. 993)。除了在经济上尽可能地帮助张謇，在为人和学问上，孙云锦也倾心扶掖。初至江宁的张謇难改少年逞强习性，他去参加钟山书院的官课考试，却没有被录取。自恃有才的张謇甚至负气给主持考试的韩叔起写信，要求他指出自己考卷有何疵垢。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张謇化名考取钟山书院、惜阴书院，均为第一。孙云锦得知此事后，对张謇劝诫道：“少年使气，更事少耳，需善养”([3]: p. 994)。孙云锦又带着张謇四处游学，将他引见给泾县洪汝奎，石埭杨德亨等人。洪先生也发觉张謇年少过于气盛，勉励道：“须耐烦读书，耐处苦境”([3]: p. 994)，并将藏书借予张謇。张謇曾名“吴起元”“张育才”，归籍后改名张謇。所谓“謇”者，寒其口也，有沉默不语之意。从通海狭促之地到江宁东南大都会，正是在身为长者的孙云锦耳提面命之下，张謇一改自身少年意气，转而淡薄嗜学，追求清真雅正之气了。
孙云锦出身于湘军，本就是曾国荃幕僚，对机要之事颇为熟稔。孙云锦外出巡访，包括两次前往淮河、黄河勘察水文、治理水患都带上了张謇。张謇的主要工作就是草拟公函，协助孙云锦处理军政事务，很快胜任了幕僚一职。光绪元年(1875)年底，孙云锦奉差调任河运，于是将熟悉军幕事务的张謇推荐给了驻防浦口的淮军将领吴长庆。吴长庆是安徽庐江人，他的父亲吴廷香是咸丰年间桐城派著名文人，后操办团练，殉难于庐江。继其父志的吴长庆虽然以作战果敢勇猛而闻名，但他闲暇能“以经史自娱，淡泊寡营，雅歌不辍”[11]，时有儒将的美誉，因此对张謇等文士尤为看重，幕府号称“集一时豪俊之士”。除张謇之外，幕中如泰兴朱铭盘、海门周家禄、江都束伦皆为当世名士。初出茅庐的张謇，第一次离开学堂，在军营中广泛接触军政与社会事务。目睹朝政腐败、外交失败的张謇与同僚们“以文章义理相切劘，辩难纵横，意气激发”[12]。张謇在军中屡发奏章，在伊犁危机上力主“以战定和”，又随军东渡朝鲜，平定“壬午之乱”，立有大功。正是张謇在庆军军幕的出色表现引起了翁同龢的重视，最终在翁常熟的提携下得以在甲午恩科力夺头名，大魁天下。
张謇弱岁既陷囹拘，“微公拯之植之，不能有今日”([13]: p. 114)。孙云锦救张謇于“冒籍案”，又在江宁领着张謇遍访诸贤，精进学问，磨炼锐气，堪称其“德育老师”。若非担任孙云锦机要秘书，张謇得以与江苏学政、淮系将领相亲善，也无日后激赏于耆宿，一朝腾飞终中状元了。孙云锦对张謇既有饮食教诲之德，又有枯木生华之恩，无愧“吾师桐城夫子”([13]: p. 86)。
3. 在事精勤：江宁求学与湘乡派传承
步入近代以来，面对晚清乱局，拘于考据、训诂的乾嘉汉学束手无策，败相毕露。而作为宋学代表的桐城派也在咸同兵燹后走向衰落。为中兴桐城派，同时也为了兴办洋务扫清障碍，两江总督曾国藩“出而振之”，在江宁重建桐城派。曾国藩采姚莹学说，给桐城“义理、考据、文章”三端加入“经济”之学，曾氏的“经济”之学将西方的舆图算法、步天测海、制造机器等西方科学技术的新内容纳入，是以“震荡海内，开阖风气”[14]。为纠正桐城文风阴柔之弊，曾国藩又主张汉宋调和，倡导汉代“雄奇文风”。曾国藩的“经济之学”“治世之术”使桐城派由文学转向实务，经世思想蔚然成风，服膺者众多，时称湘乡派。曾国藩在江宁广建书院、遍揽群儒，使江宁成为桐城派传播的秉轴持钧之地，也直接影响了在此求学张謇的文学风格与实业思想。
早在19岁中秀才那年，张謇便在海门训导赵鹏渊(菊泉)的督促下“尽弃向所读之文，以桐城方氏所选《四书文》及所选明正、嘉、隆、万、天、崇文授读。”([3]: p. 994)菊师对张謇颇为严苛，对张謇课艺作业常常“乙抹过半”，张謇也感极大愤苦。不过训督严甚的方式也让张謇学业益进，仅逾半年，张謇就开始学习朱熹《四书大全》及宋儒书。张謇共在海门学署求学三年有余，赵先生未收其一文费用，更是倾心相授，传其名家制艺。赵先生一直让张謇多读桐城派著书，及随孙云锦抵江宁之前，张謇就已经读完方望溪、姚惜抱的作品集了。张謇尤其钦佩方苞奉敕编撰的《钦定四书文》，认为它是“正大学之作”，不是小儒抄袭注释，窃章偷句可比的。
赵鹏渊引导张謇步入宋学之门，而张謇于桐城派学问处真正取得突破的，则是他投入张裕钊门下之后。张裕钊，字濂卿，湖北武昌人，清末教育家、书法家，是曾国藩中兴桐城派的代表人物，尤善古文，长于议论，与黎庶昌、薜福成、吴汝纶并称“曾门四学士”。张謇跟随孙云锦至江宁时，张裕钊正主讲于凤池书院。张謇二月末初至江宁稍事安顿，八月便拜访张裕钊“叩古文法”([3]: p. 994)，精于宋学的张裕钊提醒张謇欲取学韩愈，要先读王安石的作品。张謇与张裕钊师生情谊前后凡二十余年，光绪六年(1880)随吴长庆移镇山东之前，张謇在江宁求学就度过了六年光阴。张謇时常于凤池书院、钟山书院处与张裕钊、李联琇问道，系统学习桐城派学问。张裕钊极嗜学，哪怕在坐船、登舆时也作书如故，这种“悬肘凭几”的精神令张謇甚为敬佩([13]: p. 300)。而作为“刘、姚禅作，姬传尤昌。再传之盛，崒起湘乡”([13]: p. 300)的桐城派传承的张裕钊，更是给求学江宁的张謇打上了深刻的桐城派烙印。
首先是对张謇文学风格的影响。桐城派文风素以“雅洁”而著称，方苞、姚鼐都是“雅洁”之说的坚定奉行者。特别是方苞奉敕俢撰《四书文》后，“清真雅正”成为清朝官方对学子参加科考制举的硬性作文风格要求[15]。张謇幼时便接受科举知识的教授，在海门官学学习期间，又受赵彭渊影响，尤其崇拜方氏之文。张謇早期诗文创作受其影响，多“一水溶溶积，杨柳绋绋齐”([16]: p. 15)“一舟兼雨渡，四月听秋声”([16]: p. 16)等简短五言，追求清新淡雅，但缺失气魄。鸦片战争以后，事变日益纷挐，国家日益抢攘，所谓“清真雅正”的“雅洁”文风实难适应晚清乱局。洋务前后，曾国藩出而奋袂攘臂，他惜桐城派“少雄直之气，驱迈之势”[17]，批其文风“偏于阴柔”[17]，因此他主张“雄奇之文”[18]，以纠桐城虚车之饰。张裕钊作为曾国藩弟子，继承了他的文学取向，以“雅健”之说取代“雅洁”[19]，力求文章运刚劲之气。江宁求学拜入张裕钊门下后，张謇文风也出现极大转变，“绝塞长风动，高秋万里霜”([16]: p. 30)“岳势凌空碧，川光净蔚蓝”([16]: p. 36)，其势凛然，追求张裕钊“气雄且辞厉”的境界。后清廷西北用兵，张謇诗文多言兵，“壮年杀贼走燕赵，折臂断胫轻头颅”([16]: p. 39)，杀气尽显；“戈壁连兵复几年，捷书一夜奏甘泉。汉家自按榆溪地，骠骑初穷瀚海边。”([16]: p. 43)歌颂左宗棠收复新疆，意境开阔；“归犹须易岁，去直并边城。野日寒无色，河冰裂有声。风旋雕影大，雪照马头明。出塞男儿事，飞腾欲请缨。”([16]: p. 22)则颇具唐边塞诗男儿带吴钩的气魄。张謇对文学风格的变化总结道，“文章风气随时代而异”([13]: p. 547)，这显然是受到了桐城派文章“因时而变”的影响。
其次，是文字载体形式上的影响。清末桐城派(湘乡派)的文艺创作就前人来说并不突出，但讲求时事的公牍、奏章等政论性文章成为他们表达思想的重要载体。张謇将“雄奇文风”与奏疏形式相结合，成为清季清议活动浪潮中的重要一员。崇厚私定条约出卖新疆主权后，张謇以江苏学政夏同善的名义上疏，即著名的《代夏学政沥陈时事疏》。张謇在疏中以中俄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为依据，提出了“以战定和”的对外思想，以及“保边、储材”、轻徭薄赋，肃清吏治的种种原因和措施。这是张謇第一次运用奏疏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其文风刚劲，语气强烈，以“一则顾万乘之重而气衰，一则激贤臣之请而气盛故也!”([20]: p. 3)来表达士气对于国家征战的重要性；“少不审慎，堕其术中，犬羊凶逆，无所不至!”([20]: p. 4)示警西方诸国外交手段的险恶。文章直抒胸臆，文字激昂奋发，颇合曾国藩“忠义之气，雄毅不可遏抑之风，郁而发之于文”[21]的文学创作理念。甲午战争清军平壤溃败之后，恩科夺魁，初入翰林的张謇更携锐气，一纸奏疏弹劾李鸿章，《呈翰林院掌院代奏劾大学士李鸿章疏》名噪一时。张謇在疏中斥责李鸿章之败坏和局，“有先事、有临事；有事外，有事中”([20]: p. 12)，诘难他纵容手下，“言官参张、盛辈之伙卖枪炮，不问也。参马、张辈之伙济日粮，不问也；伙运开平煤，不问也。日奸口供之涉其左右，不问也。丁汝昌……其蒙蔽，不问也，反为之保奏；卫汝贵……其失律，不问也，反为之请奖”([20]: p. 14)。张謇历数李鸿章为政之误，而其放任朝鲜自立，又纵容淮军手下贪私行贿，截匿军情，是此次“朝鲜之溃，瞠目无策”([20]: p. 14)的直接原因。更是直言李鸿章没有担任北洋大臣的能力，要求“另简重臣”，重新启用奕訢。张謇当时陷于帝后党争，他一味指责贬低李鸿章并不客观，也有人认为清流党虽然议论激昂，但流于空谈，甚至掣肘了甲午战争清军的军事行动[22]。但张謇奏疏悲愤陈言，笔力雄健刚硬，很好地将桐城派“雄奇之文”和奏疏结合，与晚清清流议政活动形成了和声共振。
最后，是对实业事业的影响。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姚鼐侄孙姚莹便四处交游，讲求“经济”学说，以开桐城派经世思想之先[23]。后曾国藩为开办洋务，扩充了桐城派“经济学”的内容，将西方的近代机器工业技术囊括进来，与“中体西用”一起，成为了洋务运动的思想理论基础。曾国藩等人领导的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张謇对此尤为敬佩，他“近敬湘诸先哲之志业”([24]: p. 880)，认为湖南等省近代发展尤快是“湘有昔之巨人长德”([24]: p. 880)。张謇与曾国藩不仅仅是“神交”，而是亲身受到了曾氏之学的感染。张裕钊继承了曾国藩的经世思想，时刻“讲求时务”。张謇江宁求学六年，与张裕钊师生情谊前后二十年，受其熏陶。张裕钊夸赞张謇“力学行，治古文，而益有意于当世之务”[25]。张謇甲午恩科夺魁后放弃在宦海沉浮，而是为“中国大计而贬”([2]: p. 550)，创办了大生纱厂、轮船厂、缫丝厂、油厂等一系列近代民族工商企业，成为中国近代轻工业发展的先驱。张謇以状元的身份投身工商业，放弃仕途，亘古未有之事，“舍身喂虎”，令人动容。“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更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1]: p. 68)表露张謇心声，透露出强烈的经世思想。桐城派的经世思想，尤其是曾国藩的“经济”之学，无疑是张謇创立实业的榜样和动力。
4. 转向新学：江宁文正书院与兴办新式教育
曾国藩主政两江时，江宁书院兴起，四方文人来此讲学、游学。但是随着曾国藩调任、张裕钊等人北上直隶讲学，江宁各书院都呈凋敝之势。张之洞移督江宁之后，向张謇发出邀约，邀其担任江宁文正书院山长，此“文正”，正是张謇仰慕已久的“湘之先哲”曾文正公。光绪二十二年(1896)，张謇重返江宁，出掌文正书院，不少学子慕名而来，比较知名的有江导岷、江谦等。张謇与张之洞合作颇多，惺惺相惜。《马关条约》签署后，张謇为张之洞撰写《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20]: pp. 15-25)，全面阐述其救国方略，提出了著名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理念，并于当年在南通开办大生纱厂，以“设厂自救”。此次前来江宁，则是张謇实现其“教育救国”理念的实践。他在文正书院施行“丙庚课艺”，认为“文为道华，而学为事干”([13]: p. 282)，因此除了传统的“六艺”之外，农工商兵也是“必以学焉”([13]: p. 282)。张謇秉持桐城派一以贯之的经世传统，重视时务策论，并且广泛开设英文、翻译、测算等科目([26]: p. 5)。在张謇经世思想的熏陶下，文正书院不少学生都成为日后张謇开办实业和新式教育路途上的得力助手：江导岷日后协助张謇在盐通滩涂垦牧，江谦则创办了南京高等师范，并任首任校长。
此时的张謇依然笃守“中体西用”，反对已经隐隐出现的“扬西抑中”的倾向，认为“中学为立身始基”([26]: p. 5)，不应该弃本逐末。但随着张謇投身实业日益深入，所需人才更趋专业，他感到旧式儒学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并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他开始抨击让年幼学子念经是“全无当于生人之用”([2]: p. 153)，着手筹办新式学校。庚子国难后，局势愈发艰危，“西狩”西安的慈禧太后为安抚人心，发布诏令，宣布即将变法，实行“新政”。变法诏令发出后，清廷“广开言路”，要求内外官员向其献策。张謇等东南士子为之一振，他们围绕在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周围，磋商变法措施。在张謇、汤寿潜等人的参谋下，张之洞和刘坤一联名向清廷献策三折一片，既《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要求改革科举，并设立新学校、新军队、奖励工商。
作为《变法三折》撰写者之一的张謇，又在同年(1901年)上《变法平议》。《变法平议》相对于三折在政治上更为激进，它要求清廷开设议会，并改革中央和地方的官制([2]: pp. 35-37)，这表现出张謇已经由主张皇权至上的封建士大夫转向立宪派。在有关教育方面，张謇提出了一整套新式教育设置的具体规划，大致可以归纳为“小学教育”“师范教育”“分科教育”。首先是小学教育，根据张謇的设想，每个府州县都应该在变法第一年设置小学堂于城中。至于小学所教内容，不应该“责以尽读全经”([2]: p. 153)，而应教授“人论、身体、衣食、地理、天文、时令、动植物”等内容，这样才能培养出语言了当、计算敏捷的学生。其次，传统塾师教学“且瞢然”([2]: p. 153)，自以为所述符合孔子之义，其实相去甚远。所以要将基础教育与师范教育结合设立，从州府县学中挑选出束身自爱、文理通畅的学生，延请名师教其教育之法，三月后分配至小学堂试其学业教法，并每月设置考核([2]: p. 48)。第二年州府县的小学堂、师范教师配置齐备后，推广至乡村。第三年，先设置的小学堂升格为中学，同样并设师范，开始教授西文。同时设置高等师范学堂，是为官学。第四年，各省城设专门高等学堂。第五年，设京师大学堂。此外，设置分科设置专门学校，如农业、工艺、法理、警察、天文等学校，满足社会和商业发展的需求。并改革科举，取消捐纳官，另外如教材、书局种种建议，无不详备([2]: pp. 48-51)。
《变法平议》是张謇思想的一大突破。正如梁启超所言，清代学术思潮演进最初表现为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之争，其后为宋学(桐城派)与汉学(乾嘉学派)之争，最后为新旧之争[27]。桐城派虽然“因时而变”，主张“经世致用”，但实难挽救二十世纪国权日益沦丧的中国。庚子国难后，仰慕曾国藩，师承张裕钊的张謇也最终抛弃了“中学为体”，全面倒向了西学。他反对现行科举，反对在教授儿童儒家经文这样的根本制度；反对传统的私塾、书院这样的教学方法，要求开设新式学堂，讲授西学。就在张謇呈上《变法平议》当年，张謇辞去文正书院山长。他预料清廷所谓新政“殆无大指望”([24]: p. 1583)，决意以“海滨(南通)为基础”，与同道之士自办学堂。
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张謇召集通州及所属泰兴、如皋并静海、海门等地士绅，商议师范学校事宜，并于当年四月一日正式开学，是为我国第一所单独设立的私立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通州师范贯彻了张謇在《变法平议》中的设想，为“小学校预计”([26]: p. 40)，教授外文、算测绘、地理、理化等西学，为日后广泛开设的中小学堂培养了优秀的师范学生。同时，为了实现“父实业，母教育”，教育为实业提供人才的目的，张謇“分科设校”，倡导职业教育，设立专门的纺织学校、水利学校、水产学校、垦牧学校以为实业之供给。三年后，又设通海五属学务公所，在南通各地兴办新式中小学堂，同年设置通州小学堂，并延请桐城派后期重要文人范当世为校长，体现其“学堂虽小，居众学之先”[28]的重要性。张謇在南通、扬州、南京、上海等地大兴教育，他所创办的学校，至今仍在为社会输送各科人才。张謇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成就于清末“教育救国”的浪潮中建卓荦之功，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是不可磨灭的。
5. 结语
幼年张謇所受教育堪称粗劣，塾师不分四声、平仄。海门教导赵鹏渊令其尽弃之前所学知识，让其读方苞之文，领入桐城派的门道；桐城孙夫子孙云锦救张謇于“冒籍案”，带他访学东南文教中心的江宁，开拓了张謇视野，平静了心境；张裕钊讲求时务，教授张謇桐城“雅健”之风与“经世思想”，奠定了张謇刚劲的文风和“实业救国”的思想基础。张謇寝馈桐城之学日久，而最终秀出其派。庚子过后，张謇肇起新风，兴办新学，谋求救国新径。尽管张謇最终转向新学，但这也恰恰是桐城派“因时而变”“经世致用”的思想内涵的另一种形式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