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减负”的研究综述与未来展望——基于CNKI核心期刊文献的Cite Space可视化分析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Teacher Burden Reduction” and Its Future Prospects —A Cite Space Visual Analysis Based on CNKI’s Core Journal Literature

摘要: 笔者运用CiteSpace文献计量可视化软件并结合文献分析法，以CNKI (Chinese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中有关教师减负的核心期刊为研究材料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该领域的发文量自2019年起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研究者之间合作较少；研究热点主要包括教师负担来源的探究、教师减负面临的困境和教师减负的途径。基于此提出未来的研究展望：加大研究力度，关注相关政策；加强研究者之间的合作，形成研究团队；增加个案研究，总结个体经验。

Abstract: Using CiteSpace bibliometric visualization software and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the author took the core journals of CNKI (Chinese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on teacher burden reduction as research materia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in this field has been increasing since 2019; Less collaboration between investigators; The research hotspots mainly include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ources of teachers’ burden, the dilemma faced by teachers to reduce their burden, and the ways to reduce teachers’ burden. Based on this, the future research prospects are proposed: increase research efforts and pay attention to relevant policies; Strengthe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researchers and form research teams; Add case studies to summarize individual experiences.

1. 引言

早在20世纪50年代，学生“减负”问题就已被提及，然而尽管教师长期承受着较大的压力和负担，教师减负的议题却未引起决策者的足够重视。当前，中小学教师普遍面临超负荷的工作状态，主要表现为工作时间过长、工作内容和任务分配不合理，以及教育教学任务繁重等方面[1]。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用“减负文件”落实“减负”，但文件发布后，中小学教师负担不降反增，我国教师工作负担仍然超负荷，每周工作时长高达45.3小时，高于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的每周工作40小时[2]。

随着《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良好环境若干意见》的发布和社会舆论的持续关注，相关研究领域的文献数量显著增加。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各界和学术界对教师减负问题的重视，本文将对现有的教师减负研究进行文献综述，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和启示。

2. 研究数据与研究方法

研究数据：在中国知网以“教师减负”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得到了951条结果。经过人工筛选，剔除了会议论文和非学术类文献，仅保留了北大核心期刊和CSSCI索引的文献，最终获得了98篇相关研究。随后，将这些文献以RefWorks格式导出并转换格式，最后将数据导入CiteSpace中，以绘制知识图谱(数据检索日期为2023年12月27日)。

研究方法：为直观展示我国在“教师减负”方面的研究趋势，本研究采用了陈超美博士研发的文献可视化工具CiteSpace，结合作者、研究机构、关键词以及时间轴，绘制了与“教师减负”相关的知识图谱。在此基础上，通过文献分析法对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分析，归纳了我国教师减负的现状，并提出了未来研究的建议和展望。

3. “教师减负”研究综述

以下是运用CiteSpace从发文量、研究者和关键词并结合文献分析对教师减负的研究综述。

3.1. 发文量变化

如图1所示，我国有关教师减负的相关文献时间跨度为2000~2023年，2001年到2018年发文量平缓且每年稳定在2篇左右，2019年~2023年发文量激增，其中2022年发文量最多，达到18篇。

Figure 1. Trend chart of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图1. 发文量变化趋势

3.2. 研究者分析

通过CiteSpace生成的研究者知识图谱(如图2所示)，该图谱包含119个节点(N = 119)和53条连线(E = 53)，整体密度为0.0075 (Density = 0.0075)。节点数量反映了研究者的数量，而连线数量则表示研究者之间的合作关系。首先，从发文数量来看，张家军的发文量最多，共8篇，其次是钟景迅，发文量为5篇。在合作关系方面，张家军与韩硕、张迪、陈苗有合作；钟景迅与刘泱、张玉萍、钟怡清和王迪合作频繁。此外，周芳、蔡孝露和李祥呈三人合作关系，李祥还与迟明阳有合作关系；董辉、张海蓉和刘许也形成了三人合作关系，而崔晓楠、谢静和代薇则构成另一个三人合作组。

Figure 2. Investigator knowledge graph

图2. 研究者知识图谱

3.3. 关键词分析

如图3所示，关键词节点总数为108个(N = 108)，连线数量为180条(E = 180)，图谱的密度为0.0312 (Density = 0.0312)。图中每个节点代表一个分析对象，节点的大小与关键词的出现频率成正比。对前15个高频关键词进行了统计(见表1)。结合图3和表1的统计数据，并参考相关文献，可以得出我国教师减负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Figure 3.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图3. 关键词共现图谱

Table 1. Ranking of high-frequency keyword frequency

表1. 高频关键词频次排序

序号	高频词前15位关键词	频次
1	教师减负	26
2	教师负担	11
3	减负	9
4	英国	7
5	工作负担	6
6	中小学	4
7	减负增效	3
8	乡村教师	2
9	小学教师	2
10	减负清单	2
11	工作时间	2
12	基础教育	2
13	政策分析	2
14	教育政策	2
15	减负政策	2

3.3.1. 教师负担的来源

教师负担来源多样。从教师个人角度来看，首先，人的情感关系和互动总是交织在一起，往往能形成每个人独特的情绪地理位置，而学校就是教师活动最主要的情绪空间，当教师与学生、家长、同事、领导等利益相关主体接触时能深刻影响教师的情绪，使其产生情绪理解或情绪误解，这些误解就是教师负担产生的深层原因[3]。其次，教师的自身能力不足也导致了其工作负担的形成和难以排解[4]。从外部影响来看，(1) 教师角色被社会过度期待，社会对教师提出了较高的道德标准，被赋予过多职业责任；(2) 教师要被迫承担学校的行政压力和外援任务[5]，且部分学校管理缺乏灵活化、人性化，对各项工作要求死板，僵化的评比规则也限制了教师主体性的发挥；(3) 教师对学生的责任已远超其育人本职[4]。另外，有学者认为“双减”政策后，课后服务增加了老师的工作负担，且学生课后服务需求多元，难以满足，学生的“减”成了老师的“负”[6]。

3.3.2. 教师减负的困境

自2000年起就有舆论呼吁要给教师减负，但教师减负一直遭遇许多困境。首先，教师减负与教师、地方行政部门和家长(学生)等多方利害得失相关，因此无法单独通过某一方面达到减负目的[7]。其次，从“去专业化”和“再专业化”的角度分析教师减负的困境，教师不仅要承担教学工作，还承担着非教学的工作，如行政等，导致“去专业化”困境的出现。然而近些年来，呼吁“教师减负”和“再专业化”，即让教师回归到自己的本职工作的改革却使教师负担更重。因此，需警惕教师减负掉入“越减负，负担越重”的陷阱[8]。另外，教师减负不是简单的做减法，而是通过“减”来实现“增”，即通过教师减负来实现学校业绩增效[2]，因此学校业绩不增，老师的“负”就难减。

3.3.3. 教师减负的路径

不同的学者对减负的路径有着不同的看法。葛新斌和叶繁(2020)提出教师减负首先形成全过程共同体联动，自上而下细化减负政策；其次教育减负纳入绩效考核体系，自底向上核减教师负担[9]。另外，还有学者通过调查总结其他国家教师减负的经验，而得出适合我国教师减负的对策。李跃雪和邬志辉(2021)在研究中总结了英国小学教师减负的经验[10]，提出了对我国教师减负的几点启示：首先，建议多部门协作，以实现对教师负担过重问题的综合治理；其次，应加强对教师工作负担的动态监测与分析研究；此外，需对教师减负措施提供具体指导和微观层面的规划；最后，建议定期评估教师减负行动的效果，并总结相关经验。同样也是对英国中小学教师减负成效进行调查，李新翠(2021)提出了能有效帮助我国教师减负的对策：一是教师减负需战略布局与策略运用并重；二是加强政府、专业机构和社会多方力量协同；三是专项研究和试点推动集中攻破；四是提升教育信息化水平有助于教师减负[11]。钟景迅和刘泱(2021)从专业化本质再思考，提出首先，要重建教师专业自主性；其次，要建立合理的教师评价问责机制；最后，要明确学校和建立学校在教师“减负”中的核心作用[8]。李祥(2021)从教师自身出发，提出教师自身专业发展不足也会造成教学工作的负担，因此需要重视教师自身的专业发展，同时，各地区也许出台教师教书育人责任清单，不仅划清责任，还能督促教师完成好本职工作[12]。张家军和陈苗(2022)搭建了教师减负的分析框架，从分析教师工作失衡“症状”，再追根溯源重负来源，最后提出行动路径即创建支持体系、优化考评机制、明晰主业主责和推动家校社联动[13]。由内到外，既治理了“外部”负担；又激发了“内在”活力。教师工作负担问题治理的还存在着多元解决路径，即内生性减负(教师)、程序性减负(政府)、支援型减负(学校)和文化性减负(社会)，四者协同作用，由内到外地缓解教师负担(龙宝新，周莎，2022) [14]。

4. 结论与展望

(一) 从发文量来看，“教师减负”话题关注度不断提升，后续也应继续加大教师减负的研究力度。整体上看，教师减负的发文量按时间的推进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但该领域的核心文献不足百篇，且都集中于近三年，存在着“起步晚”的现象。此外，教师减负发文量的变化与我国教育政策的变化有紧密联系，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与2019年文献数(见图1)增多刚好吻合。鉴于此，未来需要加强对教师减负的研究。同时，研究者应密切关注这一领域的发展动态及国家相关政策的变化，以确保研究成果能够与时俱进，更有效地服务于实践需求。

(二) 从研究者来看，后续有必要强化研究者之间以及研究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协作，进而构建研究团队。当前，研究者知识图谱的密度偏低，这表明该领域中研究者之间的合作不够紧密。鉴于此，教师减负研究迫切需要更多高层次人才与研究机构携手合作，对其展开专门的研究和实践活动。

(三) 从研究热点来看，后续需拓宽研究视角，加强不同领域合作，增加个案研究，探究更具实效的途径。通过关键词图谱分析和文献分析，发现教师减负研究话题主要集中于教师负担来源、教师减负困境和教师减负路径三个方面。现有的研究已经详细地讨论了教师负担来源的内外因，教师“减负难”背后的影响因素，提出了教师减负切实有效的实施路径，但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当前，教师减负方面的研究多聚焦于教育学以及心理学领域。然而，经过深入分析不难看出，教师减负与教育政策学、社会学领域实则存在紧密关联。在后续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拓展研究视角，大力强化不同领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此外，教师减负的研究大多都聚焦于宏观层面，鲜少有个体案例的研究或个体经验的总结，后续可以通过微观层面，研究个体案例，探寻真实困境，总结更具有实践意义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