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翻译不单是文字的转换，它更是一场跨文化的对话，一种思想的传递。自上世纪90年代“文化转向”以来，翻译研究已经从传统的原作与译作的两项对立中解放出来，转向了历史、文化等宏观因素的考量，译者逐渐成为翻译活动的核心主体，其重要性和研究价值日益凸显。当代著名的翻译理论家乔治·斯坦纳，其阐释学翻译理论深化了翻译认知，强调翻译乃创造性“再创造”过程，是译者之舞台[1]。
《透明的红萝卜》是莫言代表作之一，不仅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地位显赫，且在国际文坛影响深远。凭借其独特叙事与深刻社会意涵，该书生动展现了中国乡土社会的演变及个体命运的沉浮，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文献之一。当前研究主要聚焦于作品的新历史主义叙述手法、独特的超常搭配语言现象，以及对乡土特色语言翻译的探索[2]-[4]。译本由于乡土语言、文化特色、俗语及特定文化背景等复杂性，难以完全呈现原文“乡土味”与文化内涵。尽管译者采用增译、音译+注释、意译、直译等方法弥补，但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主体性表现研究仍显不足。因此，译者在理解和再创造原文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和文化阐释力也难以深入探究，从而无法全面评估其翻译质量和主体性表现。
2. 阐释学的起源和发展
阐释学，亦称释义学、解释学或诠释学，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哲学和文化思潮，专注于文本解读与意义构建，旨在提供系统化的文本理解与解释方法。阐释学在德国备受青睐，经历了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等学者的发展，逐渐确立了以理解为核心的独立哲学地位，并提出了理解的历史性、效果历史和视界融合等核心概念[5] [6]。20世纪下半叶，斯坦纳将阐释学对理解的洞察与翻译实践相融合，开创性地提出了一个核心论点：“理解即翻译”[1]，定义了翻译的四个基本步骤：信赖、侵入、吸收和补偿，这些共同构筑了其阐释学翻译观的基础。
自20世纪80年代末，阐释学开始在中国翻译研究领域生根发芽，90年代末已成为翻译学界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国内学者们借助阐释学的理论工具，深入剖析翻译实践，提出了富有洞见的“翻译即阐释”这一观点，为翻译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杨武能是最早关注译者定位问题的学者之一，他就将文学翻译视为一个阐释、接受与创造的循环过程[7]。袁洪庚进一步探讨了阐释学与翻译的联系，强调了翻译涉及语言、文化和思维差异的解释[8]。朱献珑从阐释学角度分析了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9]，而朱益平则探讨了伽达默尔阐释学的三大原则对文学翻译的具体影响[10]。西风系统地研究了阐释学翻译观在中国的接受和发展，强调了其对翻译相对性、文本意义多解性和文化多样性的贡献，同时也指出了其面临的挑战[11]。
3. 译者主体性和翻译四步骤
3.1. 译者主体性
译者主体性指的是译者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为达到翻译目标而在翻译过程中展现的主观能动性[12]。这包括译者的文化认知、人文精神以及在文化和审美方面的创造性体现。在传统的翻译观念中，译者被赋予各种称呼，如“仆人”“媒婆”等，翻译被视为一种“被遮掩、被压制”的活动[13]。自上世纪90年代“文化转向”概念提出以来，翻译研究便开始摆脱译作与原作二元对立的静态体系，进入语境、历史和文化等宏观动态的境地，探讨影响整个过程的操控因素[14]。译者在将一种文化的语言和思想传递给另一种文化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阐释学翻译理论与译者主体性密切相关。在阐释学理论提出的“翻译四步骤”中，无论是译者对原作的“信任”，还是“侵入”和“吸收”的过程，以及最后译者在忠实原文和创新译作之间寻找平衡点时对原文进行“补偿”，译者主体性始终存在并发挥作用。
3.2. 翻译四步骤
斯坦纳在《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中强调语言是不断演变的，翻译与阐释活动始终贯穿其中。他主张“理解即翻译”，交流和交际活动都是通过阐释和翻译来实现的扩展了翻译的定义，并在书阐述了翻译的四个阶段：信任、侵入、吸收和补偿[1]。
信任，指译者对原作的尊重和认可，相信其具有翻译的价值。这种信任是翻译工作的基础，但同时也意味着译者要克服来自原文文本的抵抗，面对原文的挑战，需解决理解难题，挖掘作品的深层含义，并评估其翻译潜力。
侵入，即译者俘虏意义，满载而归。为获所需，译者须“暴力”侵入原文。翻译涉及两种语言，伴随文化差异、历史背景、心理特征等，这些差异必然导致译者与作者在多方面冲突，且冲突在语言上显现[15]。因此，这过程就像面临重重挑战，译者需运用语言的巧思、跨文化的洞察和历史的深刻理解，如同战士般穿越障碍，夺取所需。
吸收，即译者侵入原文、发掘信息后，需将之吸收，再以目标语表达。译者需用语言、文化等工具，将抢夺之物分解并按己意组装。斯坦纳认为，翻译或受原文控制、伤害，译者特质与创造力亦可能耗尽。换言之，吸收文本时，译语原始风貌难免受损，甚至影响其整体结构。
补偿，翻译关键，助译者在忠实与创新间找平衡。因抢夺内容不足，或因新内容改变译者，或因组装过程变形等步骤，译者无法完全复制原作。为维护平衡，补偿至关重要。通过补偿，译者可创既完整又具个性的译本，既忠实反映原文意图，又增添原作未显之价值。
4. 阐释学翻译理论下《透明的红萝卜》英译本的译者主体性探析
《透明的红萝卜》是莫言以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中篇小说，讲述孤儿小黑孩在乡村的孤独成长。小黑孩性格倔强，情感世界空虚，对红萝卜有特殊情感寄托。小说通过其视角，展现人性复杂、生活艰辛及对美好的渴望与追求。红萝卜成为纯洁与希望的象征，但最终的失落也反映了现实与梦想的矛盾。本研究基于乔治·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理论，聚焦其“翻译四步骤”：信任、侵入、吸收、补偿，探讨葛浩文翻译该小说时所展现的译者主体性和创造性，以及这些特点如何塑造对原作的忠实度和译作的传达力。
4.1. 信任
信任标志着阐释和翻译之旅的起点。葛浩文曾言：“我在选择作品进行翻译时，通常有两个条件：一，适合我译；二，必须是我喜欢的作品[16]”。从阐释学翻译观的角度来看，这一点揭示了葛浩文在翻译工作中极其重视与原作搭建起信任的桥梁，对其充满青睐与欣赏，对原作者怀有敬意与认可。
从阐释学视角看，葛浩文与莫言之间的信任源于多年合作与深刻共鸣。起初，葛浩文被《天堂蒜薹之歌》深深打动，主动联系莫言表达翻译愿望，莫言的积极回应奠定了双方的合作基础[17]。随后，葛浩文翻译了莫言的多部作品，如《红高粱》《生死疲劳》等，合作不断，信任加深。葛浩文对莫言的才华和思想充满敬佩，这种敬佩转化为对其作品的信任。翻译《透明的红萝卜》时，葛浩文怀着这种信任，坚信作品具有深刻的文学价值并能吸引广大读者，这种信任成为翻译之旅的起点。
4.2. 侵入
4.2.1. 译者个人理解的侵入
译者个人理解的侵入指在翻译时，译者将自身的知识、经验、文化背景和感受力带入翻译的过程。他们充分调动自身的创造力和解读能力，对原文进行细致的分析和诠释。这种“侵入”不仅仅是对原文内容的获取，更是译者在理解过程中，与原文展开的一种深刻对话和互动。
例1
原文：小铁匠用铁铲尖儿把炉中煤一戳，几缕强劲有力的暗红色的火苗蹿了出来，煤着了。
译文：He poked at the coal with his shovel, creating bright red flames. The coal was burning.
在斯坦纳“侵入”阶段，译者需突破原文的语言外壳，捕捉文本深层的意义，并在译文中以适合目标语言和文化的方式重现，更好地在目标语言中传达原文的意图和氛围。原文中的火苗是“暗红色”的，而译文中则变成了“bright red”。虽然二者在颜色描述上存在字面冲突，但“bright”一词在英文中不仅指“明亮”，还隐含了一种强烈、鲜明的意象，在某种程度上与原文中“强劲有力”的火苗相呼应。
4.2.2. 文化意识的侵入
译者在跨文化交流的翻译过程中，经常需要考虑源语言和目的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源语中的某些概念、习语或文化元素在目的语中没有直接对应的表达。为了使译文能够被目的语读者理解和接受，译者往往需要对原文进行适当的调整。这包括替换或解释特定的文化参照，以适应目的语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例如，源语中的一个节日或历史事件需要在译文中加以解释，或者用目的语中类似的事件来替代，以便读者能够产生共鸣。此外，译者还需要调整语言风格，使之符合目的语的表达习惯，同时保留原文的意境和情感色彩。
例2
原文：“黑孩儿，你这个小狗日的还活着？”队长看着孩子那凸起的瘦胸脯，说：“我寻思着你该去见阎王了。打摆子好了吗？”
译文：“I see you’re still with us, Hei-hai, you little shit!” the team leader said as he studied the boy’s jutting breast-bone. “I thought you’d gone down to meet the King of Hell. Are you over the shakes?”
从阐释学中文化意识侵入的角度看，葛浩文的译文既保留了原文中的某些文化特色，如“黑孩儿”译为“Hei-hai”的亲昵劲和“打摆子”译为“the shakes”的颤抖症状，又做出了必要的文化适应，如将“你这个小狗日的还活着？”翻译为“you little shit!”，以在英语文化中传达相似的粗犷和亲昵气息。同时，他将“我寻思着你该去见阎王了”翻译为“I thought you’d gone down to meet the King of Hell”，有效地传达了原文中粗俗和威胁感，保留了原作中对黑孩儿的蔑视与调侃，确保了翻译的准确性和表达力。
4.3. 吸收
4.3.1. 形式的吸收
形式上的吸收类似于翻译中的形式对等原则，它强调的是尽可能保持原文的字面意义、结构和风格，让译文读者能够体验到原文的直接表达和语言特色。在以阐释学为基础的翻译活动的第三个步骤中，译者追求形式上的吸收可以保持作者的原意和文本的完整性，尊重了原作者的创作，也帮助了读者理解源语言的文化和语言习惯，提供与原作类似的阅读感受。
例3
原文：他拉动钟绳，钟锤撞击钟壁，“嘡嘡嘡”响成一片。
译文：He yanked the clapper against the side of the bell, which rang out loudly-clang, clang, clang.
分析：在原文中，“嘡嘡嘡”这个词汇是用来模仿敲钟时钟锤与钟壁相撞产生的声音。译者选择了英文中的“clang”来传达相同的听觉效果，这个拟声词词用来模拟金属撞击的声音居多，特别是钟声。这个词在发音与意义上都与原文“嘡”对应，保留了原文中钟声的响亮和节奏感，使目标语读者产生与原文读者相同的声音联想。
4.3.2. 意义的吸收
意义的吸收指的是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将原文的深层含义通过自身对语言、文化和历史的理解进行转化，使之与译入语读者的认知和文化背景相契合。这要求译者不仅要准确把握原文的意图和风格，还要深刻洞察目标语言群体的语言习惯和文化特点。通过这种深层次的理解和内化，译者能够将原文的精髓以一种更加贴近目标读者、易于理解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样的翻译不单是文字的转换，更是跨文化交流的桥梁，它让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能够相互理解和欣赏，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在这一过程中，译者的作用不可或缺，他们是文化沟通桥梁的建造者和思想的诠释者，其贡献的价值和意义远远超越了单纯的语言转换范畴。
例4
原文：臭杞摆碟——凑样数。
译文：That’s like adding rotten food to a plate just to make it look full.
此处是小铁匠对刘主任派来的助手心存不满，认为黑孩身躯过于纤细，难以胜任拉动风箱的重任，怀疑他不过是被用来滥竽充数的，没有实际作用，于是说了这么一句歇后语。原文“臭杞摆碟——凑样数”是一句富有文化内涵的歇后语，其中“臭杞”指的是不起眼或质量不高的食材，“凑样数”则表达了为了形式上的完整而添加不理想的元素。这句话蕴含了中国人讲究排场、注重形式的传统观念，以及在资源有限或紧急情况下采取的权宜之计。译者深刻了理解原文背后的文化含义和社会习俗，这是“吸收”阶段的关键。他体会了“臭杞”和“凑样数”在中国文化中的特定含义以及这句话所反映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模式，其译文“adding rotten food to a plate just to make it look full”有效传达了原文核心概念，其中“rotten food”虽非直译，但在英文中引发类似联想，即黑孩在小铁匠眼中的形象——不仅无用，甚至会带来不好的影响。译文保留了原文的讽刺和自嘲风格，传达了其情感和文化内涵。
4.4. 补偿
补偿是阐释四步论的最后一个步骤，是翻译过程中的关键环节，要求译者在忠实原文和创新译作之间找到平衡点。
例5
原文：队长披着夹袄，一手里拤着一块高粱面饼子，一手里捏着一棵剥皮的大葱，慢吞吞地朝着钟下走。
译文：The production team leader, a padded jacket draped over his shoulders, ambled toward the bell, carrying a sorghum flatbread in one hand and clutching a thick-peeled leek in the other.
原文中，“队长”一词首次出现时，被翻译为“the production team leader”。这种翻译方式通过添加“production”(生产)这个词，为读者提供了一些关于队长角色的额外上下文，暗示这个队长可能与农业生产或工作队伍有关。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和人民公社时期，“队长”通常指的是一个集体农场或工作小组的负责人，他们负责组织和管理劳动队伍的日常工作，体现了当时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通过采用增译的方式，将“队长”翻译为“the production team leader”，译者试图帮助目标语读者理解这个角色在当时社会和经济结构中的位置，不仅传达了队长的职责，还向读者揭示了其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
5. 结语
本文深入探讨了乔治·斯坦纳阐释学翻译理论下的译者主体性，以莫言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的葛浩文英译本为案例，揭示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通过信任、侵入、吸收和补偿四个步骤，展现其主体性。葛浩文的翻译实践不仅体现了对原作的深刻理解和尊重，也展现了他作为译者的创造性和能动性。通过对其翻译策略的细致分析，可以看到译者如何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对文化差异进行敏感而恰当的处理，以及如何在语言转换中寻求创新和平衡。
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是翻译质量的关键，它要求译者不仅要在语言技能上炉火纯青，还要在文化理解与洞察力上表现出色。葛浩文的翻译工作证明了他不仅是一位语言的转换者，更是一位文化的传递者和思想的诠释者。他的翻译实践为翻译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也为翻译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理论为理解和分析翻译活动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理论框架。通过这一理论，读者能够更加深入地认识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他们在跨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翻译活动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愈发重要，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将对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对话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