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际力量对比和国际关系格局正处于深刻变化之中。国际舞台上，国家之间正纷纷展开“硬实力”与“软实力”的较量。国际话语权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构成部分，一直是各国之间竞争和交锋的焦点。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凭借其优势主导着国际话语权，形成了“西强东弱”的国际话语格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不仅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还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日益增强的实力。然而，中国生态话语在国际传播上仍然受到多方面的限制，缺乏强大的生态国际话语权作为支撑，往往难以摆脱困境，难以有效辩驳这些错误观点。因此，深入研究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显得尤为重要，不仅有助于增强中国在国际话语中的主动权和影响力，也能够推动国际舆论更加客观地反映世界发展趋势，以期我国在国际话语格局中获得更加公正的位置，进而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治理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当今扩大中国生态话语国际传播面临的困境
生态问题是关系到人类前途命运的共同议题，是世界各国共有的追求目标。现如今，我国生态话语国际传播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取得一些战果。但在具体的国际事务会议上，中国的话语还没有发挥关键性的作用，显然，我国的话语能力和话语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还是比较低的，在某些国际事务议题中还处于基本上靠边站的位置，依旧属于“半边缘”地区。世界各国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反映不尽一致，这也恰恰说明中国的国际社会对话机制不够完善、不够成熟，集中表现为以下几种问题。
2.1. 传媒语态因循守旧
伴随着国际传播的不断凸显以及移动互联网对生态传播的重新塑造，中国媒体在报道规模、影响范围和覆盖广度方面正在不断扩大。然而，尽管如此，中国在国际话语权方面仍处于相对弱势的局面，没有得到显著的改观。当前，中国的国际话语已呈现出明显的国际化特征。为了获得更多外界的理解、认可和共鸣，以及实现更加有效的传播，对外传播的话语模式必须转变，摒弃过去“高冷”的中国特色面孔，采用更为开放、宽广的心态和视角。然而，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传媒改革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话语方式改革的重要性。通过优化媒体传播的语态，进而改变影响力，提升话语效果，这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途径。我国的媒体语态正处在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渡阶段，受到传统表达方式的制约，这种转变并不顺利，甚至存在许多曲折。举例来说，受早期党报表述方式的影响，我国传统媒体的语态表现出严肃、权威、高调等特征，政治化倾向明显。在语言姿态上，其明显特征为严肃、权威和高调；在感情取向上，往往以官方集体意识代替叙事主体意识；在表达层面，常采用全知全能的视角进行叙述，呈现模式化和仪式化的特点。这些传统特点限制了当今对外传播的效果，使其难以在异地受众中深入人心。尽管中国媒体在国际传播方面已取得一些覆盖范围上的成就，如CCTV4、CCTV9以及凤凰卫视的全球覆盖，但这并不等同于传播的成功。覆盖只是迈出的第一步，并不代表已经取得足够的影响力。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身份，西方国家对中国存在着意识形态偏见，对中国进行了一系列妖魔化的操作，误导了国际受众对中国的认知。同时，中国的国际话语尚未找到易于国际受众接受的国际表达方式，中国形象与国际受众之间存在着误解，需要媒体不断尝试和努力。在国际公共领域，中国话语中政策性宣示居多，而充实严密的学术论证则较为缺乏。此外，我国在对外传播中的话语载体呈现出明显的官方色彩，这导致了民间和大众传媒的声音要么微不足道，要么在官方声音的冲击下瞬间被淹没，导致我国的国际影响力相对薄弱。媒体宣传中官方强势而民间弱势的特点，带来了一系列后果，其中之一是国际上关于中国的信息来源单一，传播途径有限。另一个后果是外国受众对中国声音产生了质疑和误解。
2.2.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话语体系建设尚不完备
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所取得的显著成效相比，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话语体系的构建显然尚未达到相应水平，缺乏一个系统性的话语框架来支撑中国的生态故事。这造成了在全球生态治理舞台上，我国难以用一个系统性的生态文明建设话语体系有效地传达自身的理念和主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国在这个领域内出现了“话语缺位”的现象。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曾提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1]这一现象直接影响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话语的自信心培养。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话语体系至今仍受到“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一方面，国内学界在解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问题时仍倾向于采用西方生态主义的理论和术语。然而，学者们对于谁来构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话语体系、为何构建、如何构建等问题缺乏系统性的回答，依然倾向于将西方话语应用于中国研究中，这显然是一种路径依赖。尽管有许多令人瞩目的中国生态故事，但大多数仍局限于实践层面或者仅用于验证西方生态主义理论，而未能提升至话语建构层面。另一方面，国内学界对于西方生态主义理论和术语的研究较为热衷，但忽视了本国生态文明建设话语的探讨。大多数学者热衷于解释西方生态主义边缘学者的思想，却很少关注本国生态文明建设话语体系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学者仅仅充当西方话语的诠释者和补充者，甚至出现了生搬硬套和虚浮的情况，但对于本国生态文明建设话语的设计、表达、转换和传播等方面的关注却不足。这种现象不仅缺乏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话语体系的创新动力，还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西方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话语霸权”[2]。长期以来，西方的生态理论和术语占据了中国生态研究的主要舞台，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话语体系的缺失和遗漏，影响了中国生态话语在国际传播中的表达。
2.3. 西方话语霸权阻碍传播
在当今世界权力场域中，西方以美国为首仍然保持着强大的话语霸权。这种霸权延伸至全球生态治理领域，表现为生态治理话语的垄断，其核心是西方发达国家基于“西方中心论”观念在生态话语权中的主导地位。在环境外交方面，某些西方国家在环境外交中占据话语优势，通过压制发展中国家的表达，甚至欺凌。他们依赖产业和技术优势，通过吸引外资和宽松环境法规，将污染间接转移到其他国家，实施生态殖民和转嫁。这迫使发展中国家为经济付出破坏生态的代价，甚至接受“洋垃圾”。一些西方国家在面对环境约束和联合国警告时，违反道义，例如美国抵制国际环保协定。在2008年粮食危机中，一些西方国家的无视导致粮食问题扩大。在国际贸易方面，某些西方国家控制国际贸易规则与标准，将保护环境的名义赋予国际贸易，设立所谓的“绿色壁垒”，并指责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损害环境。他们采取双重标准，以特殊性关税政策为例，在中美贸易争端中设置“绿色壁垒”，实际上是以环保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同时，西方国家鼓励跨国公司将污染生产方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导致这些国家经济和生态双重损失，违背了公平和可持续发展原则。在全球生态治理体系方面，由于全球生态治理规则多由西方国家主导制定，其意图和价值观在治理过程中影响深远且难以摆脱。这种生态治理话语霸权导致全球生态环境出现“马太效应”，“西方资本主义越来越通过对第三世界财富的掠夺来维持和‘改善’自身，使自己成为令世人仰慕的样板”[3]，进而不断积聚优良的生态资本。在财政和技术资源短缺的背景下，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因生态资本转移而进一步加深了“生态贫困”，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营造了发达国家生态环境较优的虚假印象。这情形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发达国家环境状况的向往，对中国生态话语国际影响力具有抑制作用。
3.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争论中，交往行为理论随着批判理论思潮进入国际关系领域，成为德国学者构建本国话语丰富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理论贡献。以交往行为看国际关系，国际事件、国际关系行为体和国际关系构成了国际社会中的交往行为。生态问题作为当今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在国际交往和合作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资源环境压力的不断加剧，各国之间的生态合作与交流变得愈发紧迫而复杂。生态问题的处理不仅关乎各国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还涉及到国际间的合作、协调和共同责任。因此，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国际交往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需要各国共同努力，通过积极的合作和协商，实现共同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将研究范式从意识哲学转向交往理论，构建了以交往行为为核心的社会批判理论[4]。该理论的起源源于哈贝马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深刻反思，他试图从社会系统的角度出发，深入探究社会系统的组成和社会行为的不同类别。他关注于政治体系之外的社会领域互动，以填补经济和政治领域之外主体间关系的空白，从而形成了交往行为理论的框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强调人类解放主义。他关切启蒙运动的潜力，但也指出其负面影响，特别是过度强调“手段—目的”合理性所导致的问题。然而，与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不同，哈贝马斯在担忧“系统”侵蚀“生活世界”的同时，也肯定适度的工具合理性的积极面。“在哈贝马斯看来，理性化不是单一的，而是双重的过程”[5]，将其分为“沟通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
3.1. 内在的系统性关联
在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构建中，首先确立了内在的系统性关联，对社会行为主体的行为进行了深入剖析。他将社会抽象为一个有序的系统，其组成要素包括客观世界、生活世界和主观世界。在生活世界内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形成了内在的功能区隔，而客观世界则分为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这两大基本构面。在此社会系统框架下，哈贝马斯辨析出四种社会行为类型，分别为目的行为、规范调节行为、自我表达行为和交往行为。目的行为凸显以工具理性为基础，追寻特定目标的行动，其中有效性在于其命题真实性，追求效用最大化。规范调节行为则专注于契合规范以引导行为，其有效性在于其规范的适切性，以确保共同的价值方向。自我表达行为，或戏剧性行为，着重于充分展现主体体验，有效性取决于其主体真诚地表露主观经验。最后，交往行为涵盖至少两个具备言辞与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实现信息交流和意见表达，其有效性则在于兼顾命题的真实性、规范的适切性与主体的真诚性，有助于人际关系的建立[6]。哈贝马斯的社会行为理论不仅提供了社会系统建构的架构，更强调了不同社会行为类型的特性和目标。这一理论有助于深化对社会互动本质的理解，促进人际关系的培育，同时为社会系统的协调和稳定性贡献了理论基石。
3.2. 交往行为的功能和作用
哈贝马斯基于交往理性的构建，进一步探讨了交往行为的功能和作用。他揭示了交往行为中所蕴含的交往理性，这种理性“不仅从主体以自封的标准去排斥他者的能力”转变成主体间性“以共认的规范容纳他者的能力”，它还从主观的自归能力转变成主体间的规范能力[7]。交往行为在生活世界中成为哈贝马斯研究社会互动的主要焦点，并以此为基础区分于目的行为，强调交往行为的合理性基于交往理性。相对于逻辑经验主义、批判理性主义以及方法结构主义等范式对于“理性”这一传统哲学主题的不同解释和规范价值，哈贝马斯认为社会学、政治学以及经济学等学科从各自的角度将理性拆分成特定问题，这有助于解释社会现代化的含义。哈贝马斯与韦伯对于目的行为下认知—工具理性的理解不同，他将交往行为视为受交往理性引导的社会行为。在交往理性的框架下，行为主体能够自愿地在交往中协商达成共识，超越原有认知，并且基于共识“确立客观世界的同一性和生活世界的主体间性”[6]。因此，交往行为的关键在于传递观念，促使行为体之间建立沟通并形成共识。这种行为的非意图性和表达性要求信息传递的真实性，确保他人能够获得准确信息，并在互动中实现相互意图的理解。在信息交换中，交往行为的参与者会形成共同的观念，这些共同观念激发了对彼此的认同，进一步凝聚为对人类共同体的认同。
3.3. 交往共同体
交往行为被界定为“行为体之间交往共生的关系行为”，而交往共同体则是由交往行为塑造的一种集体形态，其存在与否直接取决于交往行为的存在。交往行为中共识的达成更进一步巩固了交往共同体的存在和运行。基于交往行为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特征，以及交往行为在追求共识和协调性方面的作用，交往共同体应当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特征。一是交往共同体将共识达成作为其发展的核心目标。在交往共同体中，行为体的目的行为、自我表达行为和规范调节行为通过交往行为与其他成员建立联系，从而完成各自行为追求的目标，表达的意图以及规范的实施。交往行为为这些社会行为搭建了联系的桥梁，为行为体与外界进行有效沟通提供了平台。在这一过程中，交往行为追求的核心目标是达成共识，通过互相的协商和交流，建立在共同认可基础上的共识，以实现不同行为的协调和一致。交往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依赖于这种共识的达成，从而赋予了共同体以合理性和稳定性。在共识的形成过程中，文化传统和共同行动起到了关键作用，文化传统影响着互动的基础元素，而共同行动则塑造了互动的模式和规律。二是交往共同体将遵循规范作为其重要构成。交往行为不仅要追求共识的达成，更要拓展共识的有效范围，使得更深层次的共识能够形成，同时也让共识影响更广泛的行为体。这有助于扩大交往共同体的范围并提升其稳定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交往共同体内部需要具备规范性，这种规范性可以包括对共识认知的价值规范、共识理解的范式规范以及共识处理的机制规范。当交往行为在内部更加遵循规范，不仅有助于交往行为本身的顺畅进行，同时也将促进其他行为的协调和一致。通过规范性的交往，信息传递更加高效，行为体之间的相互理解也得以加强，从而为交往共同体的稳固运行提供了重要支持。
4. 通过交往理性提升扩大中国生态话语国际影响力
面对不断异化的交往行为和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哈贝马斯提出交往理性理论。与传统的主客二元对立结构的先验理性和工具理性不同，交往理性理论强调主体间的对称性和互动性。交往理性并非仅仅是一种个体的逻辑思维，而是建立在对话、共识和相互理解的基础之上的一种合作性理性。它强调的是通过互动和交流，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共同构建有效的沟通和协商机制，以实现共同利益和共识的形成。在交往理性的指引下，主体们不仅关注自身目的的实现，更重视在共同行动中充分表达观念、倾听他人声音，并通过开放的讨论和合作寻求共同的解决方案。
4.1. 平衡信息呈现
交往理性在语言媒介下得以显现，通过生活世界中的互动主体间的语言对话，实现人际交往的建立和人际关系的维护。不同于形而上的意识形态，交往理性融入了日常的生活世界交往，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行为连接起来。这一理性体现在交往主体之间的话语交流中。首先，话语辩论的主题真实性是交往理性的前提。哈贝马斯认为：“任何一个处于交往行为中的人，在实施任何语言行为时，必须满足若干普遍的有效性要求，并假定它们可以被验证或得到兑现”[8]。交往主体之间进行的话语辩论需要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确保讨论的主题以及相关信息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构成了交往行为的起点，为理性交往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因此，要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真相，因此，关于报道事实真相，应当采取客观公正的立场，避免陷入直接且谴责性强的表达陷阱。在西方媒体中，常见的直接谴责式的“中国环境威胁论”将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贬低为环境威胁，削弱了中国环境外交的成就。实际上，这种言论构筑了一种观念，即中国必须为全球生态问题负有责任，这种观念具有陷阱性质。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媒体应保持自信、客观和公正的态度，对近年来中国在诸如水土保持、绿化、全球气候治理、防治荒漠化、生态技术援助与合作等领域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和真实情况进行报道。这包括在媒体话语的选择中，揭示西方媒体试图通过强调中国在经济活动中的让步，以及减缓或放弃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意图。通过这种报道，可以减轻直接谴责性话语的影响，强调中国在生态领域的成就，并阐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积极角色。中国媒体在报道中应当坚持自信、客观和公正，揭示事实真相，强调中国的环保成就，同时警惕并避免陷入直接谴责式话语陷阱，从而维护国家形象和对外传播的合理性。
4.2. 搭建跨文化交流的对话平台
哈贝马斯认为，理想的话语环境应当是一种摆脱过去经验的累积和交往行为的制约，能够让交往行为的参与者在没有任何束缚的情况下进行交流的形式。在这样的环境中，交往的双方能够成为真正的谈论对象，他们的交往不受经验和行为的限制，只通过寻求真理来进行有效的辩论，而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理想的交往环境还需要满足一些条件，首先是在交往的参与者之间要有身份的平等，参与谈论的人不应受到其他外部价值的影响，没有任何人应该拥有比其他人更高的权力。其次，这个环境应该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开放的，允许所有具备交往能力的个体都能够参与话语的交流。由此而言，在当今时代，美国和西方国家因其强大的话语权以及构建的“西强东弱”话语格局，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具有影响力和实力的媒体网络。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要提升其生态文明的国际话语权，迫切需要把握融媒体发展的趋势，推动传统传媒与新兴传媒的深度融合，充分利用新兴传媒的特点和优势，开创新的国际交流平台和渠道。首先，中国应充分利用传统媒体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不断提升新闻报道的深度和广度。通过讲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故事，传播中国生态文明话语，中国可以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传统媒体的最强声音。其次，需要对中国外文媒体如CGTN、China Daily等进行改革升级，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传媒，使之成为宣传中国生态文明理念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就的重要窗口。此外，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的优势也应得到充分利用，加强监管，将其打造成中外生态文明交流的重要平台。这些平台可以让更多的外国民众了解中国的生态文明话语，扩大中国生态文明话语权的影响范围，掌握生态文明舆论场的主导权。中国还应积极构建生态文明学术国际交流平台，提升中国生态文明学术话语的影响力。目前，虽然有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等国际性高端峰会，但中国应为国内外学者提供更多的学术交流平台。通过这些平台，中外学者可以进行深入交流，促进“思想碰撞”，让国外学者更好地理解中国生态文明智慧，认识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从而提升中国生态话语的公信力。
4.3. 提供具有普遍性的生态实践方式
生活世界合理性和交往主体的平等性通过交往行为的互助性得以实现。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中，语言媒介占据着核心地位，交往行为是通过双向的语言交流来表现的。语言媒介成为生活世界主要的表达方式，使交往主体能够达成和谐互助的局面。在这一交往行为的语境下，语言媒介不再是单向的独白语言，而是交往主体之间进行对话和辩论的互助性语言。语言之间的相互作用正是交往主体之间相互理解的进程，它打破了交往主体之间沟通的壁垒，克服了沟通中的困难，实现了真正的相互理解，构筑了多方融洽互助的语言交流环境。在交流过程中，不应有外部权力条件的强制干预，交流双方在最广阔的视野下实现语言交流，达到交流的极限，并扩展其信息的传递载体。交往行为的互助性为生活世界的合理性和交往主体的平等性提供了实现的途径。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中，语言媒介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构建了平等融洽的语言对话环境，使交往主体能够更好地理解彼此、达成共识，并在共同理解的基础上建立起融洽互助的关系。
正因如此，就需设置全球所需的生态议题，提供具有普遍可操作性的生态实践方式。在当今全球性生态危机频繁爆发的背景下，只有与人类摆脱生态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诉求和伦理共识相一致，才能在国际社会获得更广泛的尊重与理解。作为例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已多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同，很大程度上在于其表达方式与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相契合。因此，设定生态建设国际议题时必须充分考虑多方面的需求和观点，既要体现自身的目标和价值观，同时还要关注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环境的承载力等自然条件。此外，还需要考虑西方国家的心理预期和关注点，关心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和实际状况。通过体现人类共同价值观的议题内容，赢得世界各国更广泛的关注和参与，最终形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