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开远旧称阿迷1，本为僻壤之地，因位于滇越铁路云南段的中心，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商旅汇集，甚为繁茂，迅速发展为一等县，1932年改称开远。同样因滇越铁路而发展的小村寨碧色寨在铁路停运后迅速衰落，而开远则发展成为滇南地区重要的城市。可见，近代开远的发展除了受滇越铁路的积极影响外，明清时期的发展与城池建设则为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开远在先秦时为古滇国领地，西汉时在今开远、建水一带设毋棳县，始有建置，其后历朝历代都在此设治所进行管辖，但并未修筑城墙。明清时期，在移民屯边与改土归流的影响下，开远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开始进入城池时代，后城墙由土城逐渐改为砖城，城池面积不断扩大，经济有所发展，文化氛围较为浓厚。
2. 开远建置沿革
开远位于云南省东南方，地处红河州中东部，东部与文山州的丘北、砚山两县相接，西部与建水县相邻，南部紧连蒙自、个旧两市，北部与弥勒县相靠([1]: p. 1)。经开远可北上昆明、南下河口出国，是滇南地区的交通要塞。
开远有着悠久的历史，在1500万~1200万年之间腊玛古猿即在小龙潭的湖沼森林中攀爬撷采；战国时期，彝族的先祖们就已在大黑山的原始森林间开拓领地；先秦时期阿宁蛮部于此繁衍生息。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在今建水、开远一带设毋棳县，隶益州郡，始有建置，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管理中。三国时为蜀汉领地称西丰县，西晋统一全国后复称毋棳县，南诏国时期为爨部地，大理国时置最宁镇，南宋宝佑五年(1257)设阿宁万户府([1]: p. 1)。彝族先民是开远境域的世居民族，在历史发展中长期处于“山宿山行、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形态，农业技术落后，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元至元十三年(1276)改设阿迷州，鉴于经开远可达昆明、广西、越南等地，地理位置相较重要，于此设驿站，“马十一匹，递送往来公文” ([1]: p. 5)。明朝平定云南统一全国后，为稳定统治，在云南建立了大量卫所，移民屯田戍边，汉族和回族、蒙古族等民族陆续进入开远，带来了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与生产经验。明洪武后期(1368~1398)，州城办学宫、兴教育、开民智、敦教化；坝区筑堰、修水利、重农耕；周边络绎设赤关哨，“地虽一隅，境实四达”([1]: p. 1)。清朝建立后沿袭旧制，仍称阿迷州，隶临安府。吴三桂镇守云南时有效压制了云南各地土司，至康熙三十年(1691)，阿迷州最后一任土官因无子继承职位，以流官彻底取代土官，最终实现了第二次“改土归流”，封建地主经济在开远落地生根，土地得到进一步开发，农业生产有所发展。民初废州改县，称阿迷县，隶蒙自道。民国十八年(1929)因经济发展，开远地位上升，直隶云南省。民国二十年(1931)十二月，时任县长的蒋子孝认为“阿迷”之称为彝语音变，是落后的象征，遂取“四面伸开，连接广远”之意，经国民政府内政部批准于1932年改称开远县。
3. 城池建设历程
城池是城市的重要标志，一般在传统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古代城池通常建有城墙和防御工事，这些建设对于保护城市免受外来侵略和自然灾害具有重要作用。元代对滇南地区的控制尚未完善，经济上也未达到修建城池的要求，这一时期滇南地区仅临安府(今建水)筑有土城。城池的建设主要受政治、经济、区位条件的影响，明朝开远的城池建设，政治因素影响居多，经济的发展也是城池建设的诱因。“阿迷州城，旧为土城，明正统间知州张安始筑”([3]: p. 2)，清进一步发展。
3.1. 明朝奠基时期
开远在元、明时期隶属于临安府，其四面多山环绕，形势较为封闭，虽有泸江河、南洞河、南盘江流经，但受农奴制土司经济限制，发展十分缓慢，至元朝末期仍未达到修建城池的要求。
流官的实行与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城池建设。明初朝廷沿袭元朝旧制，仍在开远设州，实行羁縻政策，以“土人驭土人”。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与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开始在边远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明嘉靖元年(1436)，中央王朝委派张安为开远首任流官，将开远一分为二，保留土司共管分治。与此同时，明初大量的军屯、民屯使得开远人口不断增加，土地进一步开发，经济较元朝时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建设城池保护百姓生命与财产安全迫在眉睫。为避免与当地土司发生矛盾，张安到达开远后即着手选址建设城池，“兴工筑土城，高丈余，立东(迎旭)、南(朝宗)、西(望广)、北(拱极)四门。”([1]: p. 395)据万历《云南通志》载，流官州城地址位于落蒙村，选择此处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明显的军事战略优势，土司集中于东山以东，这里远离土司势力，可隔东山与土司分而治之，避免发生直接冲突；二是自然环境优越，该地地势较为平坦，土壤肥沃，又有泸江河、南洞河流经，生产条件良好。在张安的组织下，开远城初具规模，但因生产力落后，城墙初为土墙。值得一提的是，流官治理下的开远已建有城池，而土官治理下的东山至丘北一带还未进入城池时代。
明初开远的城池建设主要受政治、经济影响，但因城墙为土砖的缘故，受雨水侵蚀易倒塌，不得不经常补修。加之开远境内不仅多寇匪，土官还时常勾结朴喇(彝族支系)作乱，土墙多因战乱毁坏。因此统治者在拓城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城墙的牢固性与军事防御功能。成华十六年(1480)境内发生暴动，“东西二门圪坏”([1]: p. 395)。嘉靖皇帝在位时，先后于1525年、1542年两次拓宽城墙，并建设了8座敌楼以加强防御功能。万历四十五年(1617)，烧窑技术的发展使得城墙得以“易以砖，周三里，共计六百余丈”([1]: p. 5)。以砖墙代土墙，不仅不易受侵蚀还更为牢固，防御功能明显增强(见表1)。
3.2. 清朝进一步发展
明中晚期开远的城墙虽由土改为砖，但仍无法避免战乱的波及。相较于明朝时期的建设，清朝对开远城的建设多出于军事考虑。因清朝统治前期，南明势力仍活跃于西南地区，加之开远境内经常发生民变，地方官不仅使用更为坚固的石头代替砖，还增建了许多具备军事防御功能的建筑。
城墙是古代城市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毎遇战事，当地官员都会加强城墙的修建与扩展，以弥补先前不足。明末清初，滇南爆发沙普之乱2，大西军李定国(明末起义军张献忠部)追剿叛乱土官沙定州途经开远，攻破州城，城垣被毁，并取“开拓荒远边疆”之意，将阿迷州改为开远州，这一次战乱对开远的城池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清统一云南后，沿袭旧称复名阿迷([1]: p. 6)。康熙九年(1670)，州守以石在原址上重建城墙，计周长675丈约2148米，高1丈2尺约4米，分设东、西、南、北四门。四门上立城楼，城墙上筑垛口，东门到南门250座，南门到西门236座，西门到北门281座，北门到东门289座([1]: p. 396)。此后，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光绪各朝陆续对城墙、门楼进行修葺(见表1)。经过不断的修整建设，州城防御工事十分坚固与壮观，保卫百姓的作用日渐凸显。
Table 1. Construction of Kaiyuan city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表1. 明清开远城修建情况
修建时间 |
城门 |
扩建 |
修筑者 |
备注 |
1437年 |
设四门，东迎旭、
南朝宗、西望广、北拱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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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州张安 |
高丈余 |
148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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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外建一教场 |
知州黄时中 |
境内发生动乱，东西二门毁坏，后修复 |
152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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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城墙 |
分巡佥事傅尚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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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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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城墙
并建敌楼八座 |
都指挥石印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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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3年 |
修东西二门；
南北二门筑以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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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州张哲、
署印州同知曹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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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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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按御史 吴应琦 |
易以砖，周三里，
共计六百余丈 |
1670年 |
仍设四门，东迎晖、
南奏凯、西来、北拱辰 |
四门上立城楼，
城楼上筑垛口 |
知州王民皡、
吏目傅国瑗 |
周长675丈，
高1丈2尺 |
乾隆朝 |
修葺城墙及门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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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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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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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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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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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开远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开远市志》第135页、(清)陈权监修，顾琳纂修《雍正阿迷州志》卷七整理而成。
总的来说，明清时期开远城城门设东西南北四门；城墙初为土城，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火药武器的使用，土墙防御能力渐弱，无法保证城内居民的安全，以砖、石取代了用泥土夯实的城墙，防御功能加强；而城池的扩建往往与军事相关，梳理史料可知，明清时期开远境内土司常勾结土著民族叛乱，城墙遭到破坏，战后地方官员除修复城墙外，还进行了加固与扩建，使其军事防御能力日益增强。
4. 城市空间建设
古代城市空间建设对于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具有深远的影响。首先，城市是经济活动的中心，合理的空间布局可以促进商业、手工业和其他经济活动的发展，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其次，城市作为人口密集的地区，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城市空间的建设有助于文化的传播和融合，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文化空间的建设还可作为教育的场所，培养人才，推动当地的教育发展。最后，宗教建筑和公共空间的建设，如寺庙、祠堂等，不仅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求，也是社会凝聚力和文化认同的重要体现。
明清时期，阿迷州城内主要有东门街和大街两条东西走向主干道，为3列长条石板路面，两边镶块石以固定。城内共有9条巷道，多为毛石板路。房屋建设多在城墙之内，民居以灰瓦土墙居多，一家一户，前屋后院；殷实之家则红墙高门，房屋众多，庭院深广。城内建筑除居民私宅外，还有官府、学校、商铺、作坊等。
4.1. 衙署的建设
衙署是除城墙外古代城池内最重要的公共建筑。衙署在中国古代是官员处理政务、审判案件、接待宾客以及举行各种仪式的场所，不仅是行政管理的中心，也是地方权力的象征。在封建社会，衙署的规模、布局和建筑形式都有严格的规定，以体现官员的等级和权威。明清时期，由于封建制度的成熟和中央集权的加强，衙署的规制变得更加标准化和制度化，体现了当时社会对秩序和等级的重视，同时也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特征。
阿迷知州府始建于明朝宣德时期，后因战乱被毁，清初重建。知州府坐北朝南，有“大门三间，土地祠三间，仪门三间(牌坊在仪门内)，大堂三间，左仓三间，右仓三间，东西书吏房各三间，川堂三间，主房三间，厢房各三间，东有轩轩前小池亭，西有箭道前书房三间。”([4]: p. 63)其中仪门是知州署的礼仪之门，象征着权威和尊严，不仅是进入知州署的主要通道，也是举行重要仪式和接待贵宾的地方。
除州署外，还有按察分司、守备司。按察分司原为土官住宅，位于州北，雍正三年(1725)，知州毛振翧将其改为迷阳书院。守备司在州北，“即灵泉寺基，王廷表有序，后故为祖师殿。”([4]: p. 64)历任官员根据所需，又陆续增设了吏目署、巡检署、训导署。康熙十年(1671)，首任吏目傅国瑗在州大门内东侧新建了吏目署。雍正二年(1724)，知州元展成将位于州治所东边傍甸乡打鱼寨李纯的旧署改设为巡检署。雍正四年(1726)，知州毛振翧在明伦堂后设训导署，“大堂三间，厢房左右各二间。”([4]: p. 63)
4.2. 教育场所的建设
古代学校建设对于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传承具有重要的意义，因而历朝历代十分重视学校教育建设。开远的学校始建于明初，但多发的民变导致其屡迁屡毁。
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建学宫于州城东，州学的出现改变了开远“声教阻绝，朴陋无文”的状况，正统年间知州张安继修。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进士王廷表等士绅捐资在城北选址另建学宫，规模更甚于前，后毁于战乱。万历二十一年(1593)重修，后因沙定州叛乱被毁。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李长庚清址重修，“大门一座，大堂三间，二堂三间，内宅三间，书房、马房、厨房各一间。”([4]: p. 64)康熙五十二年(1713)，地方官绅在文昌宫设义学，推广至布沼(今小龙潭)、大庄、马者哨等地。雍正二年(1724)，知州元展成认为以前学校的地址不好，“另择城中前明进士王廷表住宅故址，详请上书迁移新地，于雍正六年知州毛振翧鸠工，至雍正八年告成。面南，正殿五间，两庑各九间，大成门各五间。又建崇圣祠五间，于正殿后名宦祠三间，乡贤祠三间于大成门左右，其前建有棂星门三间，左右建德配天地、道冠古今二坊……规模宏伟，焕然一新。”([5]: p. 2)雍正十二年(1734)，知州陈权在学宫的右边新建了正学署，“大门一座，大堂三间，二堂三间，厢房左右各二间，书房一间。”([4]: p. 63)在此期间，毛振翧还将城内公馆改建为迷阳书院，万寿宫改建为灵泉书院。
4.3. 其他空间建设
开远在历史上一直是连接云南省与东南亚国家的重要通道，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种地理位置的优势使得开远在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商贸、文化交流以及军事防御方面。自元朝在此设驿站铺舍，驻员置马，传递公文后，明沿袭之。开远城原设有驿站，矣马驿在州治所东八十里处，罗台驿在州治所东一百八十里处，明嘉靖年间被裁撤。铺舍有市平铺、赤水铺、龙桥铺，通过这些铺舍可到达开化(今文山)，后俱废。开远原设二十八哨，各哨哨兵共580名，后裁减为十三哨，每哨哨兵有十几名([6]: pp. 58-59)。
古代由于科技不发达和人类对自然现象的认知不足，面对无法解释的现象或突发的灾难，常通过祈求自然之物、著名人物等，满足自身的精神需求，由此衍生出了祠堂、庙宇的建设。地方官府和民间士绅修建了多处庙坛寺观，遍布城乡各地。较大的寺庙祠堂有灵泉寺、善觉寺、文庙、大庄清真寺、西门龙潭庙、三台寺、云窝寺等，这一时期数量较多，但多因兵燹被毁，后人又重建，至民国时仅存43座。民间佛教信徒供佛、吃斋较为普遍，宗教活动频繁。据统计，清雍正时，各类条祀活动达24种，且不少祭祀活动由“州守统属厉条”，“居民竞往”([1]: p. 622)。
可见明清时期，开远的城市文化空间建设渐趋完善，衙署渐趋完备，学校建设虽屡建屡毁，但历任知州十分重视地方教育，不仅兴建学宫、书院，还建设祠堂等，祭祀孔子。
5. 结语
综上，明清时期开远的城池建设主要受政治、经济影响，大一统中央王朝的建立与国家实力的增强有效加强了对边远地区的管控，移民屯边政策的实施使得边远地区得到开发，经济、文化等得到发展，催动了城池的建设。一方面，元末明初的“移民潮”为开远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改变了其“蛮荒”的状态，凭借庐江、南洞河、南盘江及东、西二沟，加之先进农耕技术的传入，开远的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亟需建设城墙以保护城内居民的安全；另一方面，因“改土归流”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统治者不得不加强城墙军事功能的建设。
此外，明清时期开远城的建设，还受地理因素的影响。泸江河、南洞河、南盘江为开远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开远坝平坦的地势利于建设城市；四面环山的形势使得开远在军事上有易守难攻的优势。
在经济、政治、地理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明清时期开远经济文化不断发展。但这一时期以农业发展为主，泸江、南盘江水运危机四伏，马帮运输量小而耗时长，再加上封建王朝重农抑商的政策，开远的工商业一度处于滞缓状态，加之常发生的战乱严重阻碍了明清时期开远的整体发展。
NOTES
1开远旧称阿迷，1932年改称开远，为便于写作笔者在文中除引用的文献外其余均使用开远一名。
2沙普之乱：指在明末清初爆发于滇南的一系列土司叛乱，又称沙定洲之乱。由于滇南阿迷州土司普名声在从征“奢安之乱”后，实力大增，于明崇祯四年发动叛乱，崇祯五年普名声死后，其妻万氏仍领其众，继续为乱滇南；后万氏招安南土司沙定洲为婿，沙普合流，势力越加壮大。至清顺治二年九月，元谋土司吾必奎反，黔国公沐天波调沙定洲平叛，沙定洲乘机人省城发动叛乱， 顺治五年叛乱为大西军平定，但沙普残余势力仍然存在，后被吴三桂平定，其势力持续长达三十六年之久。因普名声和沙定洲之乱及王朔等众土司反清，其叛乱的力量都为同一势力，时间上首尾相续，事件上有所联系，所以合称为“沙普之乱”。